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孙力&孙力研究的回顾与展望_文学论文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孙力&孙力研究的回顾与展望_文学论文

说不尽的孙犁———孙犁研究的回顾与期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孙犁论文,说不尽论文,期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02)04-0050-05

本来是寂寞的孙犁,进入新时期后,突然成了文艺界的热点人物。与20世纪40年代中 期到50年代中期孙犁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不同,在新时期(也是孙犁的第二个创作高潮 期),他不仅创作和发表了大量作品,而且还主动、积极地介入文坛:追忆文苑的故人 往事,坦陈自己的文艺观念,评论老中青作家的新作,抨击社会及文坛的流弊,为旧友 新朋撰写序文,并不断接待来访,回复来信。他的仰慕者、追随者云集。可以说,孙犁 成了当时文坛的一个亮点,一面旗帜,给正在恢复并逐步走向繁荣的文坛以很大影响。 曾有“南巴(巴金)北孙(孙犁)”之说。

这一时期,对孙犁的研究与评论也大量增加。(注:参见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孙犁 作品评论集》(张学正、刘宗武编选,1982)、《孙犁作品评论续编》(滕云、张学正、 刘宗武编选,1992)及附录:1949—1988孙犁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第三集、第四集也即 将出版。)关于孙犁的传记、评传、年表、作品论集、学术专著等也有近20种面世。(注 :代表性著作有:周申明、邢怀鹏:《孙犁的艺术风格》,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冉 淮舟:《孙犁的文学道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林焕标、卢斯飞:《孙犁作品欣 赏》,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傅瑛:《孙犁年表》,《新文学史料》,1984(3—4); 郭志刚:《孙犁创作散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李永生:《孙犁小说论》,北岳 文艺出版社,1986;郭志刚、章无忌:《孙犁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周申 明、杨振喜:《孙犁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郭志刚:《孙犁评传》,重庆出 版社,1995;金梅:《孙犁的现实主义艺术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等。)面对孙 犁研究的日益广泛而深入的形势,河北省及天津市曾于1981、1988、1993、1998年先后 四次召开过由京、津、冀等地区的专家、学者参加的孙犁创作研讨会,在文艺界引起很 大反响。1994年4月2日,天津市还成立了“孙犁研究会”,几年来,开展着十分活跃的 关于孙犁及其作品的学术研讨活动;同时,在孙犁作品的出版及孙犁研究资料的搜集、 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天津日报》于2000年10月11日、11月2日、12月17日三次开 辟专版《祝福你,孙犁》、《孙犁跨世纪》、《大师孙犁》,从不同侧面介绍了孙犁的 生活与创作状况以及文学界对孙犁的研究与评价,引人瞩目。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孙犁的封笔之作《曲终集》于1995年出版后,各种选本的孙犁 作品的出版及对孙犁的研究、评论反而多起来了。据我粗略统计,1996—2000年,新出 版的各种孙犁作品单行本及作品集有17种、28册之多,评论文章近70篇。孙犁自己宣告 “退出文坛”,然而出版家、评论家及广大读者,对他的兴趣与热情不仅丝毫未减,反 而有升温之势,充分显示了孙犁的人格魅力及其作品的强大生命力。

回顾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对孙犁的研究,大致经历了这样两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文革”前17年。在一些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孙犁被定位于“文学名 家”,当时的评论,大多集中于对他的一些名篇名作(《荷花淀》、《白洋淀纪事》、 《风云初记》、《铁木前传》等)的评介和创作风格的描述。(注:可参阅方纪:《一个 有风格的作家——读孙犁同志的<白洋淀纪事>》,《新港》,1959(4);冯健男:《孙 犁的艺术(上)——<白洋淀纪事>》、《孙犁的艺术(中)——<铁木前传>》、《孙犁的艺 术(下)——<风云初记>》,《河北文学》,1962(1、2、3);黄秋耘:《关于孙犁作品 的片断感想》,《文艺报》,1962(10)。)

第二时期是新时期的80—90年代。在一些论著中,孙犁被定位于“文学大家”、“文 学大师”。(注:参见刘文田、周相海、郭文静主编:《当代中国文学史》,河北大学 出版社,1991;张炯编著:《新中国文学史》,海峡文艺出版社,1999;在书中,编著 者把孙犁同赵树理、柳青、周立波等文学大家相提并论。)这一时期对孙犁的研究与评 论在广度与深度上都大大超越了前一个时期。许多评论者在对孙犁“文革”前的作品继 续进行评论或作出重新评价的同时,开辟了孙犁研究的新领域。如:对孙犁新时期创作 的新追求、新风格的研究,孙犁小说、散文、诗歌、文论等的综合研究,孙犁文艺思想 (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的研究,孙犁与“荷花淀”派的研究,孙 犁的文化意识研究,孙犁对青年及业余作家的培养与在现、当代作家中的影响研究,孙 犁与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名家、大家(如鲁迅、巴金、沈从文、赵树理等)的比较研究, 老孙犁(“文革”前的孙犁)与新孙犁(“文革”后的孙犁)异同的研究,孙犁的品格与人 格研究,等等。新时期的孙犁研究已不是零散地对他的某些作品进行分析解读,也不是 孤立地对他进行个案论述,而是从综合性、整体性、宏观性上对孙犁进行研究,把他放 在现、当代文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对他进行重新评价与定位。

新时期以来对孙犁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无庸讳言,也还存在不少问题。 概括起来可以说有四多四少:一是内容重复的多,诸如白描手法、诗情画意、人物美、 人情美、语言美……不少文章辗转抄录,大同小异,具有新意者少;二是评论过去作品 的多,40—50年代的作品占评论的比例较大,对新时期作品的评论相对较少;对作家、 作品进行表层的阐释和平面描述的多,深入作家的内心世界和作品内核进行“深井作业 ”的少;四是笼而统之、大而无当的评论多,细致具体、深切著明者少。1994年4月27 日,孙犁在会见“天津市孙犁研究会”的负责人时坦率表达了他的意见,他强调说:“ 研究不能老重复过去那些东西,什么孙犁文章行云流水呀,富有诗意呀,还有荷花淀流 派等等,要拿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要求研究者“掌握第一手资料,要搜集得完全一 些。从这些东西出发,做扎实的研究工作,才能有成绩”[1]。这表明,在新世纪里, 无论是作者、评论者、还是读者,都期待着孙犁研究有新的深化和突破。

我认为,目前的孙犁研究有这样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要重视新时期孙犁新作品的研究。

文本研究是作家研究的基础。没有对作品认真地、反复地研读与阐释,作家的研究就 无从谈起。就孙犁研究而言,老作品需要“再释”——选择研究的新视角,对作品的思 想内蕴和艺术创造作出新的解读,对作品中所隐含的作家的思想、情感、人格信息有新 的发现。然而我认为,当前更需要加强对“文革”后孙犁作品的研究。(注:孙犁新时 期的作品,除合集出版的《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 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及《耕堂杂录 》外,专题结集出版的有:《耕堂序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耕堂读书记》, 百花文艺出版社,1989;《芸斋小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孙犁书话》,北京 出版社,1996;《芸斋书简》(上下),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书衣文录》,山东画 报出版社,1998;《耕堂劫后十种》,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这不仅是因为“文革 ”后孙犁作品数量大(约150万字),品种多(小说、散文、杂文、随笔、读书记、读作品 记、书信、序跋、日记等),而且,从内容到风格都有很大变化。孙犁从小说家走向散 文、杂文家,从作家走向批评家、理论家,从文学家走向思想家,风格则由早期的明丽 、欢乐转为沉郁、激愤。孙犁的创作和思想中有许多新现象、新特点值得研究。如从写 “美的极致”到写“丑的极致”的“芸斋小说”,知人论世、贯通古今的书论、文论, 忆乡土、忆童年、忆亲人、忆故旧、忆“青春遗响”的散文,“极有精致、极有分寸” 的序跋,可作为作家心灵实录的“书衣文录”,里面都包含着大量关于社会的、历史的 、人生的、文学的、艺术的、民俗的等多方面的知识与智慧,是一座值得深入开掘的思 想文化宝库。然而,这方面的评论、特别是有分量的评论,比起《荷花淀》、《白洋淀 纪事》的评论,数量太少了,期望这方面的研究能有新的扩展与深化。

其次,要加强对作家的本体研究。

过去一个长时期中,存在着只重文本研究,而忽视作家本体研究,特别是作家心路历 程研究的现象。就拿孙犁来说,他的作品所以具有撼人的艺术魅力与长久的生命力,除 了同他所处的时代有关,还同他的出身、学养、师承、经历,同他的性格、气质、心理 、人格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他的“五大情结”(童年情结、故乡情结、抗日情 结、女性情结、“文革”情结)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而且作为一种刻骨铭心的心 理烙印,作为一种挥之不去又化解不开的精神积淀几乎渗透于他所有的作品之中,有必 要一个一个地、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探讨,以揭开“孙犁文学之谜”。这方面虽已有 一些文章见诸报刊,但仍是孙犁研究方面的一个薄弱环节。

孙犁的文化意识,孙犁同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也是本体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有 人提出孙犁小说中反映出的是“农民美学意识”[2],有人认为孙犁具有儒文化成分和 士文化心态[3],有人指出孙犁对现代文化的隔膜与拒斥,患有“都市文化恐惧症”[4] 等等。这些关于孙犁文化意识类型、文化心理特征的讨论,有助于人们更准确、更深刻 地去把握作家及其作品的文化内涵。

孙犁晚年的研究是孙犁本体研究中的一个新问题。孙犁晚年,既是他创作的又一辉煌 期,也是他人生中最苦闷、最忧愤,并产生虚无感、幻灭感的一个时期,充满着种种的 心理矛盾。特别是1995年后,孙犁的精神状态出现明显变化,他不再写作,不再读书, 甚至闭门谢客,断绝了与朋友的书信往来,走向了完全的自我封闭。孙犁是热爱人生的 ,最后又冷漠了人生;孙犁是执着于文学的,最后竟弃绝了文学。这是孙犁的一个悲剧 。这里深层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评价他晚年的这种矛盾心态?如何理解类似孙犁这样一些 作家的“晚年现象”?这无论对于孙犁来讲,还是对当代文学事业来讲,都是值得深入 研讨的一个大题目。[5]

总之,我们既要知其文,又要知其人;既要知其然(作家写了什么,做了什么),而且 要知其所以然(为何写,为何做)。应当把对孙犁的文本研究同对作家的本体研究结合起 来。

再其次,关于孙犁的文学个性与文学定位问题。对此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 就是越来越多的论者对孙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文革”前许多现、当代文学史把孙犁作为“解放区的作家”。滕云则认为,“孙犁 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很独特”,他不仅与鲁迅、巴金、冰心等不同,与许多在解放区 成长起来的同辈作家也不同。“孙犁有农民的气质,又有文人的气质,书卷气很浓。他 不是纯文人型作家,不是纯战士型作家,不是纯学者型作家,他兼而有之。”[6]杨联 芬指出:“孙犁是主流作家中极少的能同时为艺术论者和政治功利论者都接受的作家, 也是主流作家中少有的艺术生命能超越‘解放区’和主流政治文化,并能在新时期继续 与当代读者对话的作家。”由此,她认为,“孙犁在主流文学中的地位一直具有某种‘ 边缘’性”,是“革命文学中的‘多余人’”。[7]这都是很新鲜的见解。

关于孙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地位,滕云认为,孙犁“文革”前是“名家”, 新时期以来是“大家”,现在,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历史性的作家”来研究。[6]贾平 凹说:“长期以来,我是把孙犁称为大师的。”[8]从维熙称孙犁“是一代文学宗师”[ 8]。严家炎评价孙犁是“深谙文学之道的一位真正的大师”[8]。曾镇南认为:孙犁的 晚年,“登到了几欲摩鲁迅项背的高度,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革命的、进步的、具有社 会主义倾向的文学的又一个标志性的伟大人物”[8]。

我认为一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与价值,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所以,所谓定位,不 是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对作家进行随意的吹捧或贬抑,而是根据已存在的作家作品 及其在文学界、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的客观事实,对他的价值和地位给予一种科学的文 字表述;或者说,定位就是根据客观存在的作家作品的文学现实对作家的一种命名。具 体到孙犁来说,现在不是我们要人为的给孙犁争一个什么位置,而是讨论孙犁本应当有 一个什么位置。我赞同孙犁是“文学大师”的观点。这就涉及一个“文学大师”的标准 问题。过去,推行“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强调单纯从政治功利的角度去评价作家的 功过,作品的优劣,并由此排定他们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或因此贬低或取消了一些人在 文学史上应有的位置。这显然是片面的和不公平的。正是由于强调所谓的“政治标准第 一”,孙犁曾几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最近又有人主张把“文本”,把“作品的审美价 值及文学影响”作为选择和确定文学大师的标准。(注:参见王一川编:《20世纪中国 文学大师文集》,小说作家入选的有: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 蒙、张爱玲、贾平凹。)这是另一种片面性。我理解,“文学大师”应是一个整体性的 概念,它既包括文本,又包括作家本体;既要讲作品的审美价值,又要讲作家的思想与 人格,二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文学大师应当是对作家全人的一种价值判断。根据这 样一种理解,我认为“文学大师”应有以下几方面的标准:

第一,他应有广博的文化素养与深厚的学养,具有社会、历史、哲学、文化以及文学 艺术等方面的丰富知识。这既是成为文学大师所必备的前提条件,也是文学大师应有的 文化标识。

第二,有足够数量的、堪称是艺术精品的作品。文学大师的作品应有相当的数量,但 更重要的是作品的质量。这些作品应当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完美的艺术性,多数可以传 世。

第三,大师的思想与艺术、人品与道德在文学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同代人甚 至于几代人所学习和效仿。

孙犁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战士,是一位创作了大量经过历史严格 筛选而能传世的作品的作家,是一位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的园丁,是一位在文学 理论、文学批评方面有重要建树的文学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位对哲学、史学、 美学、新闻学、文献学等有着丰硕著述的学者。像他这样集战士、作家、理论家、批评 家、学者于一身的人,在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孙犁作为20世纪中国文 学的一名大师当之无愧。

最后讲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重要的一点是孙犁研究要倾听不同的声音。既要有肯定 性研究,也要有批评性研究。一个作家的一生划分若干阶段,创作有高潮也有低潮;他 有多个侧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我们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就是说 ,对于一个作家要采取一种唯物的、辩证的、科学的态度,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对其进 行全面考察,才能对其人其文作出比较准确、公正的评价。对于文学大家、大师也不例 外。大家、大师的成就、业绩要给予充分的评价,大家、大师的不足、失误、存在问题 ,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指出,不为贤者讳。

像所有伟大的人物一样,孙犁作为一位文学大师也有他特具的思想上、艺术上的局限 和某些人性的弱点。正视这些“局限”和“弱点”,是对作家与读者负责的表现;并且 从文学发展来说,坦诚地指出这些“局限”与“弱点”,正是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 一种积极的促进与推动。

80年代以来,对孙犁的评论开始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如有人认为“缺乏大悲大喜是 孙犁美学思想的弱点”,这表现在,在继承鲁迅的文学传统时,“忽视了鲁迅对中国社 会的狠狠的鞭笞与无情的抨击。或者说孙犁对中国文化不似鲁迅那样批判大于继承”。 另外,孙犁的作品“缺乏忧患意识”,“孙犁反映解放区生活的小说确乎有点过于用美 的洋溢来包容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孙犁在写小说时,多少有些孔子的不语怪力乱 神的儒者风度”。[9]有人提出孙犁思维方式的偏执问题。如对抗日时期人与人关系的 绝对肯定,对和平时期人与人关系的过多否定;他对现代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深恶痛 绝;他把市场经济某些负面效应完全归之于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恶果,等等。不能说孙犁 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然而他的确夸大了事物的某些方面而走向了极端化、绝对化。正 是“偏执的思维方式导致了他对形势的片面认识和对现实的失望与拒绝”[10]。在2001 年孙犁研究会年会上,有人说,从战争文学的角度看,孙犁作品中反映的战争与实际的 战争有较大距离,未写出现代战争的残酷性、复杂性、深刻性;从艺术上看,孙犁作品 的诗化,给情节和人物刻画带来不少缺陷。这些论者都是力求从不同于已有评论的另一 些侧面去解读和认识孙犁,这样或许可以启动批评者的新的思路,引起学术界的争鸣, 比只有一种声音,或只是一味地“颂”和“捧”要好。

我们反对文坛上那些哗众取宠的酷评者。他们出于一种不良的动机,以歪曲的、甚至 是捏造的“史料”为炮弹,以最尖酸刻薄的语言,“横扫一切”,“骂倒一切”。在“ 打权威”、“灭名人”的喧嚣声中,对文学、文化造成严重的破坏。这是我们所不齿的 。但是我们也不主张对文学大家、大师采取一种仰视的态度,似乎他的什么都是好的, 什么都是对的,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既要尊重文学大家、大师,虚心向他们学习 、求教,又要走出大家、大师的“阴影”,以平等的、冷静的、客观的态度看待他们的 是与非,功与过,优与劣,还文学大家、大师以历史的真面目。

忠实于历史和生活,忠实于自己的艺术良心,使孙犁的作品超越了时空而不朽。孙犁 是一面不褪色的文学旗帜,他吸引、召唤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艺术家去为真、善、美 而奋斗、献身。

孙犁的作品是一座文化宝库,那里有无数思想与艺术的瑰宝等待我们去勘探、发掘。 孙犁又是一个伟大的矛盾体,需要我们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去接近他、理解他、认识他、 评价他。

孙犁是说不尽的。

收稿日期:200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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