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传教士林乐知著译的本土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传教士论文,本土化论文,取向论文,林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1-0110-04
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是美国基督教南部监理会传教士，1859年被派赴华传教。其寓华四十多年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西学传播活动。先后创办《教会新报》、《万国公报》，设立中西书院及中西女塾，担任上海广方言馆的西文教习，参加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工作，参与编辑《上海新报》与《西国近事汇编》，是广学会的发起人之一。
近年来中外学者对林乐知的在华活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主要集中在他的教育和办报活动上，对其翻译编著鲜有论述。林乐知重视著书译书，如他所说“闻释耶教，介绍西方，决难囿于讲坛，徒恃口舌，必须利用文字，凭借印刷，方能广布深入，传之久远。”[1] 他意在通过著译广泛传播西学，改变中国人旧的思想体系，输入西方的思想理念、意识信仰。本文通过对林乐知著译中本土化取向的考察，剖析其西学传播的特点与策略，进而揭示他在中西文化融合与会通中的作用与贡献。
一、从林乐知著译中译名的处理上看其本土化取向
林乐知初到中国时署名“美国林乐知博士”，后不久就改为“美国进士林乐知”，所谓进士是中国科举制度下，取得文官出身的特称，非经皇帝钦授不得冒用。因而，与欧美的博士学位是两回事。他将署名由“博士”改为“美国进士”，虽然利用他曾充当清政府雇员，被授予过品级顶戴这一事实，但也利用了时人对西方制度的无知，冒用“进士”一名来赢得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好感与尊敬，提高他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使其著译传播更广、影响更大。
他将自己初到中国时起的中文名字——林约翰，改为林乐知，取“一物不知，儒者当为耻”之意，亦出于同样的考虑。后来更效仿中国士人的习惯，取字荣章，号爽目子，其它名号还有“林华书院主人”、“林华主人”、“万国公报馆主人”等。
林乐知在介绍西学的过程中，以“格致”对应西文的“science”。“格致”出自“格物致知”的古语，即“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在中国传统儒家经典中，其本意是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与基础。[2] (P20)宋代理学家讲求“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便把格致的目的浓缩为“人格全部之磨炼”[3] (P234)。因此，传统的“格致”观念并不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探求，而是对事物的道德是非的权衡与处理。林乐知以“格致”译“science”，不是因循“格致”的古义，而是在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的同时，给中国传统的“格致”赋予了近代意义。他宣传西方的“格致之学”不是传统士大夫所理解的“空谈理性”，而实际上是数学、地学、天文、电学等“实学”；他所介绍的西方国家机械制造技术等各种“格致技艺”，也不是某些学士大夫所认为的“鬼工”“幻法”，而是“随事体验，即物以穷理”，“由理而生法，因法而制器”[4] 的实际研究活动。林乐知指出中西方对于“格致之学”含义的理解“有雾壤云泥之别”[5] (P10957)，中国所谓格致家“格其外而未能格其内，知其略而不知其详”。他推崇西方人对格致之学“殚精毕虑，极深研几”的态度，指出这样“用力久而贯通一旦”，才能真正有所成就[6] (P10959)。他援引古代经书中的“格致”对应西方科学，而不是另辟新词，这种“旧瓶装新酒”式的译名处理一方面易于被守旧的知识分子接受，另一方面便于他以西方近代科学概念与中国古代经书的传统观念进行对比，愈显其科学观念的落后与弊端。其“雾壤云泥之别”的差距利于警醒开明之士，促其奋起西学。林乐知对译名的这种本土化处理有其积极和消极的作用。积极的作用是在中国古代科学没有形成西方那种系统化、理论化的科学发展结构的时候，林乐知赋予中国传统的格致之学以科学含义，注入近代科学研究态度、方法等新内容，提倡西方近代科学观，这在当时是有着打破旧观念、启迪新思想的意义的，这种传播方式也易被接受。但其消极作用亦不容忽视，中国传统的“格致之学”自然不能等同于西方近代科学研究，将两者以译名的形式联系在一起，它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人们继续为旧观念所困，妨碍人们对新事物的进一步认识。
“西学”一词的内涵也是林乐知通过其著译向中国人阐述的。他把西学归结为三个部分：“一是神理之学，即天地、万物本质之谓也；二日人生当然之理，即诚、正、修、齐、治、平之谓也；一曰物理之学，即致知格物之谓也。”[7] (13)林乐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西学，与“西学”作为西方文化体系的代名词，包括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部分的现代西学观一致。他虽然用儒家语言来阐述西学的内容，但其理解是深入全面的。而与之相比，在近代中国人眼里，“西学”的内容最初却是非常狭隘的。洋务派视西学为坚船利炮，改良派视西学为“西艺”。张之洞对“西学”的解释稍稍丰富一些，他的《劝学篇》里“西学”被命为“应世之学”，“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8] 郑观应分之为“天”、“地”、“人”，更有人分“西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直到梁启超将西学分为“政”、“教”、“学”三个部分，西学才开始初步被理解为社会科学、神学和自然科学。[9] (P448)但上述分类均以“中学”为参照，不成之为一个完整而确定的概念。在近代中国，尽管林乐知对“西学”一词的引介是清晰明确的，但其被中国人接受和认识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的，是在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的情况下而得以充实完善的。林乐知虽以儒学语言译介“西学”，但其赋予它近代西方文化体系的意义远远高出其儒学语言的表征，是引领中国人赶超其认识差距的动力。
第三个重要译名是林乐知的译作《文学兴国策》题目中的“文学”一词。《文学兴国策》的英文原名是“Education in Japan”，据颜永保推断，其作者森有礼的界定是，“文学乃统赅文法学、地理志、史记、算学、格致学、动物学、保身学、地壳学、化学、万国公法、富国策、心才学、诗赋、古人著作等”。[10] 虽然林乐知选择的译词“文学”，是摘自孔子《论语·先进》，其为孔门四科之一，指的是文章学问，但其“文学”的内涵既不是儒家经典中的文章学问的文学，也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的文学，而是作为文学延伸的教育的意思。这里的“文学兴国”就是“教育兴国”。林乐知沿用孔子古语，依循当时通用语，宁可损词害义，而不另起炉灶，这也是采用了“旧瓶装新酒”的权宜之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沿用从儒家经典中摘录的“文学”一词正是用它来批判以儒家经典为金科玉律的科举制度。从他的反响巨大的《文学兴国策》一书中人们能读到：要兴国，必兴学，此学为西学；要储才，必改制，此制即科举制。“文学”(西方的教育体制)是用来替换科举制的。但是，林乐知考虑到“文学”一词为当时社会的通用语，已被普遍接受；并且，为迎合士林阶层的喜好，使他们有兴趣读此书，就以他们津津乐道的孔语为题，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另一方面，这“旧瓶”里装的“新酒”正应时而来，满足了士人救国图强的渴求，它的“酒香”格外诱人。其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一向被国人鄙为“东夷”的小国日本竟逼迫中国与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对天朝上下自视清高的君子们无疑是莫大的打击，阵痛之余，不禁叹问，日本何以以一区区小国强盛起来？而中国又何以积弱至此？中国的出路何在？林乐知正是利用了这一历史契机，适时地为中国求富求强开了一剂良药——“文学兴国”。他批判传统科举制度害人误才；他倡兴学，即以西方教育为模式在中国广开学堂、广设西学。这正迎合了改革派的变法要求，掀起了教育兴国的狂澜。如他在《文学兴国策》序中所言“吾知中国之贤士大夫得是书而读之，当亦翻然变计而知所取法矣”，“惟愿当国者俯采刍荛而施行之，是则仆所深幸也”。[11] 由此可见，“文学兴国”、“倡学”、“兴学”是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迎合了广大中国人求富求强的渴求心理。推测该译名的另一层含义，与傅兰雅倡导“时新小说”相似，[12] 林乐知亦在其著译中多次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功效：藉文学作品可以广泛传播社会变革的思想、可以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新民的目的。他以自己的实践为实例说明以著译的形式影响国人、以文学题材宣扬变法，不失为救国兴国之上策。赫赫入目的标题“文学兴国策”无疑为文学的政治功用做了宣传。其序中言：“欲变文学之旧法，以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强之国势，此《文学兴国策》之所为译也。”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所倡议的利用外国文学翻译来促进社会变革的主张，与林乐知等传教士的这种翻译观和实际示范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而“文学兴国”这一词语的提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
二、从林乐知著译的用词上看其本土化取向
其一，林乐知著译中大量使用读者所熟知的成语、俗语、谚语、诗文、名言警句等，使文章更本土化、更朗朗上口，如《文学兴国策》序中便有“精益求精”、“纷至沓来”、“意气之勃发”、“兴高而采烈”、“励精图治”、“分门别类”、“青之出于蓝而不能深于蓝”等等。其著译中四字成语与习语比比皆是。
其二，林乐知著译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与中国古书。同样以《文学兴国策》林序为例。其开篇便引用“《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知天下之势，不值其穷则不变，不变则无以通且久也。《中庸》曰：‘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是知世人之心，不启其明则不动，不动则无以变而化也。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是知治国之法，不知所变则不进，不进则无以至于道也。太强弱者势也，明昧者心也，变通者法也。”林乐知边引边证，以中国古典经书来开导国人。后又有“《书》云：‘满招损，谦受益。’《礼》云：‘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劝导国人躬行其言，以之为律。他十分注意引经据典来加强自己的论点。曾引用《中庸》的话：“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然后用他的论点来加以注释发挥：“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明而后能自主、能勇往、能忠敬富足。但愿中国从此以后，于人所读之书籍，所行之风俗，一一加以厘正。不可效《王制》所云：‘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如孩啼而予之饧，不问其食之有伤孩体否也。若必以徇民之意为美德，如神庙赐额加封之类，则依然老样已耳。”[13]
其引用儒家经典与中国古书的具体做法有以下三种：一种是“以其言驳其行”，使其自觉惭愧。因为引用的古训、名句一般是中国士大夫阶层自幼就被灌输，引以为戒，并自视清高的地方。而他却偏偏用这样的古训来反诘士人，如其在《治安新策》中写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曰：‘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变通者超时者也，古圣垂训，深切著名。华人奈何读而忘之乎？”又一例是引用中国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来规劝中国人为了适应时代要求，应以今为鉴，思变求变，超越古人。[14] (P77-79)另一例是林乐知将英文“love”对应于儒家的“仁”“爱”，并与儒家道德相比拟，以此来批判中国习俗中“弃婴”、“纳妾”、“女婢”等无“仁”无“爱”的做法。
第二种是以中国古训为准绳，将其与他族或他邦的做法进行对比，以示中国人自食其言，反不若他国。如其《治安新策》中写道，“曾子论民之父母，而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孟子又曰，‘得民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弗施尔也。’之数言者，观诸国门，不能增损一字。传诸天下，亦孰敢讥其不合。然观此说，以征其事，要惟弹丸黑子之小国，始能躬行实践……”又如“圣训煌煌标于绰楔曰，‘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诚不知何等好官斯能畏而念之也。且西人之以暴虐责华官，而啧有烦言者，岂谓官之杀民身而夺民财哉。”
第三种是“以中映西”，即在介绍新鲜或陌生事物时，引用中国古章名篇作为参照，这种译介利于读者的理解与接受。例如，介绍鳄鱼的短篇中就引用了唐朝韩愈的名篇《祭鳄鱼文》，来说明鳄鱼本是自然的产物，人们不应盲目迷信而恐惧。另一篇关于青蛙的文章也拿古人的写作相对照，说明青蛙捕虫，益于除害。[15] (P130)
三、从林乐知著译的增删规避看其本土化取向
林乐知在任《西国近事汇编》主编期间，将从国外各种新闻媒体中收集到的材料进行筛选，删去了其中对中国有负面言论的所有新闻条目。[15] (P75)这种做法自然是为避免读者的反感。另外，他不论是在著译还是在其报刊上均避免出现对个别官员和士绅的批评和指责。并且，至少是在初期，他也回避对整个朝廷及整个士大夫阶层的负面评论。[15] (P101)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林乐知的评论中，政治方面所占的比例不大，而多集中在教育、经济、社会文化、风俗、道德等其他方面。为吸引变法者，他在报刊上增加科技文章的比例，因为当时的自强运动使开明人士的目光转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期望通过学习使中国富强起来。传播科学知识，恰恰满足了这些人的渴求。
林乐知在把“Education in Japan”翻译成中译本《文学兴国策》时，省去其介绍日本历史的绪言部分不译，推断其原因在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日两国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对中国人来说并不生疏，且有着一种震惊的效果；另外，林乐知选择译介《文学兴国策》的初衷是引介日本效法美国的教育体制，推动教育改革。对日本历史的介绍不是他所关注的，也不是他想选择的内容。因此，林乐知的中译本选择删去介绍日本历史的绪言部分不足为怪。
林乐知对“Education in Japan”中的13位美国名士的复函一个不漏地予以译出，而对回复森有礼的“用英语代替日语论”的复函则不予翻译。此处删减，亦是出于他翻译该书的本意——介绍美国办教育的经验，试图让中国人从日本已获得的成效来增强学习的信心而做的改动。另一方面的考虑可能是，林乐知深知中国士大夫阶层对本族语的崇尚，对外语尤其是英语的抵制，所以“用英语代替华语”的主张在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万难被中国人接受的。如果依照原文一概译出，不但不会被国人接受，还会招致抨击，甚至影响全书的推广发行。但是，对与该复函同样置于附录中的“美利坚合众国教育史概略”，林乐知却更之以鲜明有力的题目——“美国兴学成法”予以译出，这是因为该部分内容正是林乐知有意向中国宣传引进的地方。林乐知在其著译中所做的增删规避均是服务其引介目的的，基于这个特定的目的，他对经手的材料予以不同的处理。本土化取向也是服务于其引介目的，并成为其对著译进行处理的一种策略。
此外，与其英文写作相比，他的中文一般对儒家思想的评论更温和、更友善。[15] (P98)这是由于他考虑到读者受儒家思想影响，对批判的话不堪入耳、不甚接受。所以林乐知在中文著译中考虑到中国读者的接受心理作了相应的调整。另一个例子是林乐知对倡导中国“自强运动”的变法人士的求富求强的雄心抱负表现出更大的同情。尽管他本人主张渐变，而不是剧变的变革方式，他仍悉心维护这些人的热情，不忍泼其凉水，这在他著译中的语气用词上均有体现。[15] (P98)
林乐知遵循本土化的取向，究其根源在于：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历史形势下，他的著译要被世人接受并广泛流传，唯有适应中国本土文化，采取本土化的引介策略，对其作品进行有意识的调整和改动，这样才能达到他广泛传播西学、改变中国人旧的思想体系，输入西方先进的思想理念、意识信仰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