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增长期资本深化的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国经济论文,高增长论文,资本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理论界对于中国经济自1978年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源泉及机制的解释存在的一个主要分歧，就是中国在改革后的持续经济增长是否已经显示出显著的“工业化”特征？在增长经济学框架内，体现工业化特征的一个主要信息就是资本深化的趋势①。按照这一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仍然如传统的增长核算框架所描述的采自于资本深化。经济增长的历史事实表明，先行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进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后发性特征，但资本深化却贯穿于工业化过程之中，具有明显的伴生性特征，不管资本深化为何种因素诱致，它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可忽视的。“自从进入现代经济增长时代以来，经济增长中的持续资本深化是成熟经济的标志……持续的资本深化是现代经济增长时代的一个众所周知的长期特点，尽管在一个二元经济发展中已商业化的部门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短暂资本浅化的增长阶段。”②
一、中国经济高增长期的资本深化趋势
利用物质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作为测度资本深化的量标，一直到1998年，计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增长进程中的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率数值后发现，1999年以前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率呈不断上升态势，而从1999年开始到2020年，资本劳动比率增长率虽然呈现递减趋势，但年增长率仍高于6%（见表1）。
表1 不同时期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
注：a为本文作者计算值。
资料来源：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资金供求的动态分析》，《经济研究》1999年第11期。
至于中国资本深化的发生与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可能的关联性，则可以从考察中国工业部门内部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化中得到解释，基于 1980-2000年间中国工业部门内部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名义与实际物质资本——劳动比率的一项分析结构表明：80年代以来，无论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率的显著持续上升，显示资本深化确实发生了。③中国经济所经历的资本深化过程对生产率乃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所产生的影响已经引起理论界的足够关注。
表2进一步考察了1978-2004年间我国的资本劳动比率变化情况，相关数据被描绘在图1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个资本劳动比率的显著上升。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快速的资本深化过程。
表2 1978-2004年间资本劳动比率
续表
注：a、b为本文作者计算。
资料来源：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2005年第6期。
图1 1978-2004年资本劳动比率变化曲线
以上说明，中国向现代经济增长转型的工业化进程中的资本深化同样遵循先行工业化国家的资本深化规律。它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确是不可忽视的，持续的资本深化是工业化经济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
二、经济高增长期资本深化宏观方面的原因探究
（一）基于中国经济高增长期资本形成路径层面的解释。
增长因素分析法为我们理解和把握经济系统的内在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思路，虽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形成、劳动投入、科技进步乃至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相应有所变化，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进程中资本形成因素是最主要的推动力，而且其贡献度呈不断上升趋势，有预计未来10余年中，资本形成贡献度仍将持续上升并超过60%④。中国经济较长时期维持了较高的资本形成率，这种过高的资本形成率是有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作为支撑的，而较高的产出比例又被转化为资本投入，这种资本深化现象有其必然之推力。
资本存量作为产出的一种投入要素，其形成过程不仅要通过其自身增长状况来考察，更应该根据资本存量与产出水平之间关系的变化去衡量，资本——产出比率是描述资本形成变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探讨中国改革以来资本形成的路径对于理解中国的资本深化乃至资本生产率的演变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点。
中国工业化的资本形成路径在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逆转，改革前的资本形成源自于财政投资；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工业化的资本形成主要靠的是银行贷款；90年代后期，随着金融资源配置重心由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移，尽管工业化的资本形成中财政担保予以短期贷款进行长期投资的行为尚存，但工业化的资本形成更多地是以直接投资为主，特别是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与不断完善，中长期工业贷款实际上在下降⑤。这种工业化的资金来源从间接投资转向直接投资的渠道上的变化。无形中为资本深化准备了事实上的可能。
导致中国资本形成加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储蓄率持续上升，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 38%-43%。⑥与储蓄率提高相比，资本形成效率提高在导致资本形成加速方面至少同等重要。改革前每百元储蓄中扣除存货增加和投资浪费的部分，只有50.2元最后形成了固定资产（按交付使用的价值计）；改革期间则提高到62.6元，这与存货比重下降与投资效率提高密切相关。根据王小鲁的计算，改革期间，物质资本增加使经济增长增加了2.5个百分点，其中有1.2个百分点应归功于资本形成效率的提高。
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经济体在趋向长期稳态增长时必然会经历一个资本深化过程 （资本深化作为经济体趋向稳态的一个必要条件）；储蓄率或投资率的上升导致经济体籍资本深化进入较高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态，但它只能短期地存在于经济转型到新稳态的过程中。也就是说，投资率的上升并不会产生长期的增长效应。由此就让人联想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一方面处于经济转轨期间，其高速增长率是由于引入市场机制带来的配置效率的改善而释放出一部分经济增长潜力；另一方面，随着市场机制带来竞争的日益加剧，基于市场竞争完全性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上述分析思路自然也可以对中国经济的进程给出部分解释：经济在趋向长期稳态的转型路径中，投资率的上升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源泉。而从分配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经济在逐渐完成了转轨任务后，也已经渐进地遵循了新古典分配补偿原则，从而经济摆脱了转型式增长而步入趋向长期稳态增长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资本深化就是必需的了。
（二）资本深化的就业与产业层面解释。
世界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使我国建立在低质量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优势正在不断丧失，同时以低质量为基础所生产的传统产品的市场相对容量在不断缩小，而世界上却有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该供给行列，造成这些产品与其他产品尤其是高技术产品间的比价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更新与产品更新，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简单的劳动力。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国内外市场的饱和与比价的日益不利，我国经济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换，制造业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例不断上升的情况尤其突出。这种资本深化型发展路径必然会降低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率，使得较高的资本投资率并不能相应地导致较高的劳动力需求增长率，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断降低（见表3），造成了社会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总量与结构的影响作用弱化⑦。这也是造成我国经济在取得较快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率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
从产业层面看，近年来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在显著提高。食品加工和制造、饮料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行业的资本密集度统计指标与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差距在明显缩小，甚至超过了后者。一大批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所使用的资本比例在大幅提高。以中国家用电器行业为例，该行业经过80-90年代的技术引进、使用及模仿阶段后，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已远高于制造业的平均值。早在1999年，家电制造业的人均资本即为32.16万元，而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为18.16万元，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为12.58万元，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25.24万元，这说明以家用电器行业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在迅速提高，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用工成本的提高。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三大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的上升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集体企业中的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上升速度更快。
表3 三次产业就业弹性及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状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各期计算得到。
从表3中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20世纪80年代，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虽然趋于下降，但下降不到0.1%，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急剧下降，这也与同期资本深化进程的加剧这一事实相吻合。相应地，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趋于下降。
就产业结构的演进来看，如果侧重于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排序这一视角，可以发现，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会依如下排序递减：资本、TFP增长率、技术与知识、劳动。在资本与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工业制造业均居第一位，其次是社会基础设施，农业居于末尾；在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排序中，服务业居第一位。产业结构的这一变化具有明显的时序性，这种产业结构变化的时序性引起劳动与资本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不仅为稀缺资本资源的密集使用提供了可能，而且提供了资本深化的低价人力资源载体。
（三）资本深化的经济转型解释。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不仅使中国向现代化大大迈进了一步，而且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高了中国经济生活的市场化程度。反过来，自1978年以采中国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也构成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因。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中国正处于两个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之中：即从乡村型农业社会向城市型工业社会的转型；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由于这两种转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配合，中国经济在15年中增长了4倍多⑧。
资本深化作为中国经济高增长进程中的一个特征，也可以从中国经济转型对资本劳动比率的路径变化中得到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以增量改革为特征，增量改革通过配置效率的改进会使新增资本发生转移配置效应，但缺乏持续的动态改进机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的进程，会由于市场化程度提高导致增量收益下降的约束而放缓（这种推动甚至有可能是一次性的）。所以，随着增量改革的推动作用的日益减弱，配置效率改进的空间越来越小，而且动态效率又缺乏提升空间，为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只能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深化了。也就是说，配置效率的改进在以“增量改革”为特征的经济转轨初期可能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它可能导致资本的深化过程⑨。
伴随中国经济转型的是全新的农村工业化道路。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开拓既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也析出了大量累积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富余劳动力的存在而产生的劳动力低价特征，构成了一种促使企业以加大资本投入为载体去拓展利润的竞争空间，这些劳动力低价挤入城市工业部门，为工业部门带来了远远超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剩余，推动资本以更快速的比率吸纳廉价劳动力，而资本投入增加的机会成本在现时的体制框架内又是较低的。因此，早先发端于乡镇企业的全新工业化道路为城市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准备了人力资源条件。
此外，企业选择资本深化符合配置的效率原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得对国有工业部门中由于长期分工所造成的效率低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格局伴随着市场化进程而快速转型，改善了资源配置效率，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使得工业部门相对于整体经济的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加速度提升，出现了资本深化。
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转型解释：按照新古典的要素市场理论，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中，如果生产要素的价格给定，则厂商对技术的选择必然是要素的边际产出比等于要素价格比的要素组合，此时企业的成本最小，达到利润的最佳水平。但对于一个处于转型的经济体而言，其市场结构的形成取决于既有生产部门与新兴部门进入一竞争⑩的作用方式。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进程中，由于体制刚性，既有部门国有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比较高，因此，新兴部门比较合乎理性的技术选择路径应该是资本劳动比较低的要素使用组合方式。但中国新兴部门的进入者并非真正的私人所有制企业，而是地方政府兴办或支持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特别是乡镇企业），受到产值以及地方政府目标利益驱动的影响，这些新兴部门涉猎资本劳动比率偏低的部门或行业欲望较低，但却很快进入到了国有企业较多涉猎的资本密集部门。这种进入很快就演变成为“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或者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直接竞争乃至过度竞争和过度投资，并因此迫使企业技术选择路径偏离了要素的自然结构，技术选择朝着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从而使得资本劳动比持续上升，资本深化进程也就发生了。
三、经济高增长期资本深化微观方面的原因分析
（一）基于经济主体投资行为的解释。
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态固然取决于总供给、总需求，但更有赖于与特定的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宏观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即微观经济行为人（家庭与企业）的行为方式。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除劳动力要素充裕外，其它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都存在短缺。面对如此要素禀赋，政府为了在短期内积累起一定的物质基础，就采取扭曲价格信号的办法，使工业部门实现利润，最后把工业利润转化为形成物质资本的积累基金。价格信号的扭曲使得企业失缺风险约束以及利润目标的追求，造成企业的“投资饥渴症”的产生。特别是在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各级政府在追求政绩的动机下，以更低的商务成本吸引外资，扭曲要素价格信号，尤其是劳动要素的价格信号，重复建设、产业同构，过度竞争。其结果一方面是居民收入提高有限，另一方面是居民最终消费品的供给过剩，后续的经济增长只能靠进一步的投资来推动。(11)因此，在特定的技术、体制的约束条件下，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企业、政府的投资行为为我们解释资本深化的深层次原因提供了基本的逻辑切入点。
按照传统的经济观点，如果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且没有显著上升，那么企业将充分利用相对多的劳动力资源代替相对稀缺的资本以生产出至少同样多的产出，在这个替代过程中资本劳动比和相对应的资本产出比将会下降。但是经验的观察并不符合这种理论的预测。中国劳动力价格并没有上升，而资本也没有变得更加稀缺，但是资本劳动比却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显著地上升了。下面将分不同类型的投资主体及其投资行为进行简单的分析。
首先，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如果我们关注整个1952-2004年之间的资本变化形式，那么国有企业就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焦点。国有企业对资本投资积累的饥渴，对资本使用成本 （利率）缺乏弹性，使得国有企业投资成为整个历史时期资本积累的一个主要来源。从理论上说，中国国有企业选择资本深化道路的原因可追溯到早期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型(12)。根据该模型，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在于技术进步，而这又主要包括：第一，提高资本集约化程度。即通过新的投资，以具有更高资本集约化程度的新技术设备代替旧设备。这一过程在全社会范围内是逐步实现的。资本集约化程度的提高，会带来额外的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第二，缩短设备生命周期，加速折旧和更新。第三，改善对现有生产能力的利用。这包括更为合理地组织生产过程、改善计划手段及功能、消除部门间或企业间的流动障碍、有效利用资源、改进劳动组织等。(13)
其次，集体企业的投资行为。集体企业（包括乡镇企业）是除国有企业之外的又一主要经济成分。在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改革初期，新进入的乡镇企业或民营企业理所当然地选择资本、技术要求较低的行业。随着改革的推进，需求结构的提升，在位者面临着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相应的技术改造。而进入者除了需要面临新的需求结构，还要面临与在位者以及国有企业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不断提高自己的资本技术装备。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乡镇企业发展早期主要是依靠与国有企业形成的“分包合同”，使用国有企业淘汰的技术设备和农村富余劳动力，生产分包采的单一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这种分包关系并没有形成稳定的分工和契约体系。例如，无锡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中，向城市国有企业的分包所占的比重在1981年超过70%，而在1985年下降到了21%。随着这种“协作关系”的失败，乡镇企业的进入实际上成了国有企业强有力的竞争者。而这种竞争过程，实际上就是乡镇企业“不断缩小（赶超）与国有企业装备水平（资本劳动比）差距的过程”。(14)
上述两种因素，即与国有企业分工协作体系的失败和经济高速增长而致的市场需求结构的提升提高了乡镇企业乃至整个集体企业进入的门槛，导致这些企业不得不以资本深化来抗衡，从而走上了资本相对密集的道路。(15)
最后，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政绩升迁的目标驱动下，通过低价征用土地实现工业化的加速推进以便擢升当地经济实力，这种低价工业化的驱动因素的存在与低价劳动力的双低有效结合就难以避免地促进了资本深化进程。周建、汪伟(2006)的研究发现，产出增长率对公共资本增长率的影响要大于对私人资本增长率的影响，而私人资本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则要大于公共资本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这深刻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依靠政府投资驱动的特征，尤其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种特征更为明显。
（二）企业的非规模经济理性。
在中国目前存在大量适龄劳动力人口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可以在某一稳定价格下不断供应时，其边际产出可以视为产值的递增函数(16)。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取决于劳动资本合作效率，即
。由于中国是一个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后发国家，体制方面的约束导致企业发展进程的滞后，绝大多数企业缺乏规模经济理性，因而，
，即只要资本和劳动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投资者的利益就是递增的，也就能达到产出递增的效果。这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GDP高速增长与资本深化同时并行不悖的原因。
（三）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的互补效应。
增长核算的结果表明，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源泉是有形资本的积累，缺少度量的技术进步的原因之一，是资本深化过程中有形资本与反映有形资本效果的技术进步之间的互补效应的暂时缺乏。(17)换句话说，资本深化进程的发生会促进无形资本的投资，总有一天，随着有形资本水平的提高，无形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将得到增强，同时有形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递减，无形资本的投资因其可获利性的产生而吸引力增强，从而突破了有形资本与无形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临界水平，技术进步的作用就会显现。从这一点来看，相对于劳动力而言，有形资本占优势的情况下，一个阶段性的资本深化过程是后续经济增长的必要付出。
注释：
①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
②费景汉、拉尼斯：《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商务印书馆2004版，第206、253页。
③参见张军：《中目的工业改革与经济增长：问题与解释》，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④武剑：《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中国资金供求的动态分析》，《经济研究》1999年第11期。
⑤张平、张晓晶：《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的累积效应与资本形成》，《经济研究》2003年第8期。
⑥王小鲁：《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制度变革》，《经济研究》2000年第7期。
⑦杨文进：《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性分析》，《上海经济研究》2002年第9期。
⑧参见世界银行报告：《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⑨张军《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
⑩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下降的因素》，《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1卷第2期。
(11)震志刚、何樟勇：《以新的视角审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4年第7期。
(12)卡莱茨基：《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导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3)张富春编著：《资本与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参见张军：《增长、资本形成与技术选择：解释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下降的因素》，《经济学季刊》 2002年第1卷第2期。
(15)丁从明、陈仲常：《金融深化、资本深化及其互补性研究》，《财经研究》2006年第1期。
(16)靳涛、踪家峰：《中国转型期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探讨》，《改革》2005年第8期。
(17)刘遵义：《东亚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展望》，《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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