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中国近代毒品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毒品论文,近十年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鸦片烟毒泛滥成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成为中国近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因而研究近代鸦片烟毒问题，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侧面透视近代中国真实发展的过程，有助于扩大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视野。关于近代中国鸦片问题和禁烟禁毒问题的研究，较早的著述是1896年刊印的李圭《鸦片事略》（上、下卷）。民国时期有关的著述主要有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1934年出版）和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1929年出版）、《中国烟禁问题》（1934年出版）、《毒品问题》（1936年出版）。1949年后陆续有一些涉及近代中国烟毒问题的成果发表。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兴起，对鸦片烟毒问题的研究有所增多。近十年来，近代毒品史研究硕果累累，成绩斐然。本文拟对目前的研究状况作一简要梳理，以期对促进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
近十年来，有十多部近代毒品史论著问世，兹将主要论著介绍如下。朱庆葆、蒋秋明、张士杰《鸦片与近代史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从社会史的角度对近代中国的烟毒问题进行了分析考察，阐明了鸦片泛滥的原因及危害，剖析了鸦片对近代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影响，从总体上揭示了鸦片问题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关系，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国鸦片问题的力作。蒋秋明、朱庆葆《中国禁毒历程》（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阐述了从清政府颁布第一部禁烟法令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禁烟禁毒工作的曲折历程。马模贞、王玥、钱自强《中国百年禁毒历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中国近现代禁毒历史进行了简略回顾，展示了中国自清朝中后期以来在禁毒斗争中的各种努力及挫折，呼吁人们提高今日的反毒意识，自觉抵制毒品侵袭。王宏斌《禁毒史鉴》（岳麓书社1997年版）对各个时期的禁毒运动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启发今人以史为鉴。此外，马模贞《毒品在中国》（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王金香《中国禁毒简史》（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苏智良《中国毒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刘志琴主编《烟毒兴灭》（民主与建设出版社1997年版）、王东林《鸦片之祸》（江西高校出版社1994年版）以总括研究的方式，概述了中国近代烟毒泛滥的历史、历届政府禁烟禁毒政策的演变及经验教训。上海禁毒委员会编写的《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和万国禁烟会》（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反映了清末民初禁烟运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1840—1940）》（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是我国第一部研究区域性鸦片问题和禁烟运动的专著。
近年来，有关禁烟禁毒史料的整理和出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马模贞主编的《中国禁毒史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浓缩了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至民国38年（公元1949年）长达221 年毒品倾销与反倾销的历史，是目前第一部最全面的禁毒史料专集。《文史精华》编辑部推出的2卷本的《近代中国烟毒写真》（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 年版），选编了全国157篇史料。
二
近十年来关于近代毒品史研究的论文发表了110多篇。 这些论文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就学者们研究较为集中的几个问题予以综述。
一、关于禁毒政策与禁毒运动研究
1.关于禁烟政策研究
近代历届政府从统治集团的利益出发，一直主张禁烟，颁行一系列禁烟政策法令。因此，禁烟政策的宏观研究成为研究近代禁烟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王宏斌《试论中国禁止鸦片烟毒的经验与教训》（《中州学刊》1995年第1 期）根据禁烟政策与立法精神的演变将近代禁毒史分为九个时期：1729年—1858年清政府实施完全禁绝鸦片烟毒政策或称“断禁政策”；1859年—1906 年是清政府采取“寓禁于征”政策时期； 1906年—1917年是中国政府对鸦片实行“渐禁政策”时期； 1918 年—1927年是各地军阀为筹措内战军费，籍“寓禁于征”为名纵烟纵毒时期；1924年—1927年广东革命政府主要为北伐筹措军费，对鸦片采取的是“寓禁于征”政策；1928年下半年—1934年春，国民政府对于鸦片采用“断禁政策”；1934年—1940年国民政府实行“渐禁政策”； 1941 年—1949年国民政府采取“断禁政策”；1948年—195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严厉禁烟禁毒时期。
宏观研究之外，学者们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禁毒举措也作了具体探索。
朱庆葆《论清代禁烟的举措与成效》（《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阐述了清代禁烟政策的演变，认为从禁烟的动机和效果看， 清朝的禁烟经历了初禁、严禁、驰禁、渐禁四个不同时期。张建辉《清代鸦片政策简述》（《历史教学》1990年第12期）指出清代的鸦片政策历经合法、非法、内禁外不禁、合法四个发展阶段。王开玺《鸦片战争前后清统治集团禁烟方针错位略论》（《安徽史学》1998年第2 期）认为清禁烟政策发生了三次错位，并就错位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作了深入的论析。王金香《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民国档案》1994年第2期）分析有关章程和条例的特点及作用， 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禁烟政策是由“寓禁于征”向以禁烟为主的过渡，这种过渡与国内民众和国际形势的推动及当局的政治经济政策有密切关系。另文《广州国民政府鸦片政策探略》（《山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4 期）指出了广州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以筹饷收税为目的，禁烟并未收到实效。吴永明《南京国民政府禁烟述略》（《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考察了1927 年—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的禁政，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对于烟毒的治理作过一定的努力，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但始终无法肃清烟毒。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禁烟禁毒政策研究开始起步。周志斌《陕甘宁边区政府禁毒政策述略》（《学海》1996年第1 期）和齐霁《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查禁烟毒政策》（《党史文汇》1998年第5 期）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严禁种贩售吸烟毒、查缉烟毒方面的政策，认为这些禁烟禁毒法令措施的颁行，基本上遏止了毒品的蔓延，保卫了边区人民的身心健康，维护了边区政府的声誉，指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禁烟禁毒政策和实践在中共的禁毒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田利军《论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禁毒斗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 期）总结了中共在禁毒斗争中完善法律制度和动员民众参与禁毒斗争的成功经验，认为中共把禁毒政策作为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政策，制定完善的禁毒法律法规，使禁毒有法可依；把禁毒斗争变成广泛的群众运动，使群众性禁毒运动深入持久，取得了巨大成绩。
2.关于禁烟运动研究
晚清时期禁烟运动研究。王金香《清代第二次禁烟运动探略》（《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阐述了20世纪初年清代第二次禁烟运动， 指出这次禁烟运动以英印鸦片停止输华为标志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力除积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王宏斌《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历史研究》1990年第4期）阐述了清末禁烟运动的背景、起因、 经过及成效，认为清末禁烟运动胜利的原因是：清除鸦片烟毒得到了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清朝各级政府重视禁烟并制定比较完备的禁烟章程；存在有利于禁烟的国际环境。王金香《近代国际禁烟会议与中国禁烟》（《史学月刊》1997年第4 期）阐述了近代国际禁烟会议与中国禁烟运动的互动影响，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关系。吴春梅《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清末的禁烟运动》（《江海学刊》1998年第4 期）认为清末禁烟运动之所以能够得到各阶层的支持与拥护，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贯穿其间的民族主义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民国时期禁烟运动研究。王宏斌《民国初年禁烟运动述论》（《民国档案》1996年第1期）阐述了民初禁烟运动的经过、 成效及其胜利原因，认为民初禁烟法令措施的颁行、全国禁烟联合会的成立、海牙国际禁烟会议的召开等因素促使民初禁烟运动取得重大胜利。王金香《二三十年代国内鸦片问题》（《民国档案》1992年第2 期）《北洋军阀时期的鸦片泛滥》《民国时期的鸦片税收》（《山西师大学报》1993 年第7期、1998年第4期）三文对军阀与鸦片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 认为军阀纵烟纵毒、收取鸦片税导致国内鸦片空前泛滥，给中国社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王金香、吴贵民《近代南洋华侨禁烟述评》（《山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探讨了鸦片祸害南洋华侨和华侨禁烟等问题， 认为30年代国内禁烟之际，海外华侨奋起响应，革除积弊，为国争光，在华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二、关于近代禁烟运动经验教训研究
进行近代毒品史研究，总结近代鸦片泛滥及禁毒运动的经验教训，为当代禁毒斗争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是史学工作者的着眼点和出发点之一。王宏斌《试论中国禁止鸦片烟毒的经验与教训》（《中州学刊》1995年第1期）指出外国侵略强盗、 不法的官僚军阀与土匪流氓团伙是破坏中国禁烟的三大邪恶势力，认为维护国家独立、防止政治腐败、严惩不法种贩售吸毒品分子、加强社会宣传、促进国际合作是中国近代禁烟禁毒斗争沉痛的经验教训。王金香《近代中国的禁毒运动》（《光明日报》1998年3月13 日）总结了许多仁人志士的禁烟主张和历届政府的禁烟措施，认为近代禁烟运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政府坚定不移的禁烟政策是革除烟毒积弊的保证；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和各国相互合作支持，才可望禁毒成功。苗长青《晚清和民国前期烟患述略》（《东岳论丛》1993年第5 期）也总结了许多有益的启示：政府的毒品政策与毒品问题的兴衰具有至关重要的联系；只有禁毒戒毒成为人民强烈的愿望和自觉的行动时，禁毒斗争的成功才会成为可能；对毒品犯罪的定刑不但要重，更重要的是要严格执法；提高执法者的素质和加强对执法者的法律监督和约束也是取得反毒品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
朱庆葆《近代中国鸦片泛滥的历史教训》（《光明日报》1995 年5月22日）认为鸦片泛滥给近代中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不亚于战乱、灾荒，给近代中国造成的广泛而又复杂的影响已远远超过鸦片问题本身，指出鸦片流毒的禁绝取决于国家政令的统一与政治领导的决心。傅建成《近代中国鸦片种植与农村经济的危机》（《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探讨了近代的鸦片种植及其对农村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认为普遍广泛的鸦片种植给整个农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农业基础因受到削弱而极为脆弱和不稳定。王守恩《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毒品问题》（《晋阳学刊》1998年第5 期）述及近代华北农村毒流涌动的轨迹及毒流起伏的缘由，认为毒流起伏的直接原因与社会控制的主体——行政机构对毒品问题的态度、政策及控制治理的程度有关；毒品问题存在发展的社会根源就是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和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吸毒是一种社会病态，与转型社会的精神状态、教育卫生文化事业的水平及人们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
三、关于鸦片贸易与走私研究
徐凯希《鸦片贸易与近代中国》《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的烟禁》（《湖北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河北学刊》1991年第5期）两文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把罪恶的鸦片贸易强加给中国，导致鸦片烟毒横流百年，成为对中国近代化发展进程最直接的负影响，指出鸦片贸易侵占大量社会游资，阻碍了民族资本原始积累的正常发展；同近代社会政治结构中最为反动的部分相结合，成为军阀连年混战的渊源；造成民族体质的普遍下降，毒化了社会风气；破坏农业生产力，加深了社会经济的病态发展。李明银、武树帜《鸦片贸易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瞭望》1990年第37期）指出，通过鸦片贸易榨取财富是西方老牌殖民主义国家削弱中国的主要手段，鸦片贸易给中国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鸦片贸易合法化是近代鸦片毒祸中国的重要转折点，是鸦片贸易研究中的一个焦点。傅娟《19世纪中英鸦片贸易合法化探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认为鸦片贸易合法化， 既是英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又被清政府作为一种国家政策予以接受，其最终实现是中英双方在客观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郭卫东《不平等条约与鸦片输华合法化》（《历史档案》1998年第2 期）认为清政府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作出了鸦片驰禁的重大决策，鸦片输华合法化给清王朝提供了一个重要财源，但使鸦片的贩运吸食全面合法化，刺激了中国鸦片种植的普遍化，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恶果。
我国近代烟毒泛滥与国际毒品走私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薄弱，近年来有一些文章相继发表。邓开颂《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学术研究》1990年第3 期）介绍澳门的鸦片走私状况。蓝振露《试探太平天国时期的鸦片走私入口》（《安徽史学》1 994年第2 期）阐述了在太平天国坚持禁烟政策的情况下鸦片的走私入口，分析其原因，认为应该看到太平天国辖区的有限性及其对鸦片输入影响是有限的，更要看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郭小东《鸦片战争前夕的伶仃走私基地》（《中山大学学报》1996年第6 期）对鸦片战争前夕伶仃走私基地的形成、扩展和功能进行了详尽论述。
四、关于日本毒化中国研究
这是近年兴起的一个热点。魏宏运《三、四十年代日本的鸦片侵华政策》（《档案史料与研究》1993年第4期）、 韩文宁《日本帝国主义对华鸦片侵略内幕》（《南京史志》1995年第4期）、 黄明华《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鸦片侵略》（《江苏社会科学》1997年第1 期）三文论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鸦片侵略的罪恶史，指出伴随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不断扩大，鸦片侵略亦不断加强，成为对华鸦片侵略的最大祸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鸦片侵略具有计划性和垄断性，是其侵华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对华鸦片侵略的重点在台湾、东北、华北等地区，学者们对日本毒化中国的研究也集中在上述地区。连心豪《日本据台时期对中国的毒品祸害》（《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 期）探讨了台湾鸦片专卖制度的由来、日本毒化中国政策的实施状况，认为日本据台后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统治台湾的重要工具，是日本对华鸦片侵略的张本。何忠诚《东北沦陷期间日伪推行的鸦片政策》（《辽宁师大学报》1994年第3 期）、 王祥滨《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的鸦片政策》（《北方文物》1996年第3期）阐述了日本在东北推行鸦片专卖政策， 认为日本大量种植鸦片，掠夺东北财富，并诱使民众吸食鸦片，达到既为日本侵略战争提供军饷又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双重目的。孙修福《从华北禁烟总局档案看日本帝国主义毒化政策》（《北京档案史料》1995年第4期）、 李恩涵《本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王明星《日本侵略者对山东的鸦片毒化政策》（《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3期）阐述了日本在华北各地实施的毒化政策、 毒化活动及其危害。李文认为，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前，日本在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实行毒化政策的目的，主要是籍贩毒、制毒筹集财源和籍毒品以搅乱与弱化中国社会与人力资源。在战争开始后，除上述目的外，还作为一种“软式战争手段”，与日军的屠杀掳掠、细菌战、化学战等“硬式战争手段”互为配合，作为实现日本总国策分割中国与征服中国对日本之反抗意志之下的“分国策”。王文指出这一政策是日本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行为。
此外，近年来区域性烟祸研究逐步兴起。学者们撰写论文20余篇，就西南、华北、东北、西北等地区烟毒泛滥状况及禁烟运动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探讨，并展开了有益的学术争鸣。禁毒人物研究也是毒品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方面。在研究鸦片战争前后禁烟人物道光、林则徐、黄爵滋、邓廷桢、琦善等人的基础上，学者们拓宽研究视野，对洋务派代表人物郭嵩焘、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禁烟主张加以评述；同时对孙中山的禁烟思想进行了可贵的探究，使相关论文30余篇见诸报刊。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三
综观近十年来，关于中国近代毒品史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出版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专著；相关的论文在数量上、质量上都大大超过从前；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学术界也颇多努力。这些论著逐步摆脱长期以来把近代毒品问题研究仅仅作为鸦片战争的背景、时间主要集中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桎梏，越来越多地涉及到中国近代毒品史的总括性研究、清末及民国时期禁烟研究、日本毒祸中国研究等内容，使这一问题的研究日益趋于深入广泛，并呈方兴未艾之势。但从学术发展的需要看，中国近代毒品史的研究还存在着有待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地方，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这一领域开拓余地很大。这里就中国近代毒品史的深入研究提出几点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首先，要加强对中国近代毒品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认识。
中国近代鸦片烟毒泛滥异常深重，是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烟毒问题既然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史家就不能不加以正视。这一问题极富学术价值，它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鸦片烟毒泛滥对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民众生活等各方面产生过广泛而又复杂的影响，而且在于本身即凝结着中国近代社会的种种特殊矛盾，因而透过鸦片烟毒问题审视近代中国社会，为认识和分析近代中国提供了新的领域、新的视角。而且只有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能使近代社会史的研究真正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揭示近代中国若干发人深思的社会问题，扩大近代社会史的研究视野。从毒品史的角度去诠释中国近代史，有助于丰富近代史研究的内涵，推动诸如近代经济史、中外贸易史、军阀史的研究，而且毒品史研究提供的新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也有助于推动近代史的深入研究。近年来，近代毒品史的研究蓬勃兴起，但与近代社会史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还很不够。这说明史学界逐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学术价值，但还需深化。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近年来我国吸毒人数有所增加，毒品犯罪也有蔓延趋势，全国正在开展一场新的禁毒斗争。现实斗争对学术界提出了更为迫切的希望和要求。通过近代毒品史研究，为当前禁毒斗争提供历史借鉴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因此，无论从学术价值，还是从现实意义上讲，都应该加大对近代毒品史的研究，史学工作者更应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大力宣传近代毒品史研究的时代价值，以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其次，应不断加强薄弱环节研究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力度。目前，近代毒品史研究存在倚轻倚重的现象。研究主要集中在阐述禁烟运动中的重要事件、历届政府的禁烟政策及总结禁毒史的经验教训等方面，而其他方面的研究则寥若晨星。一些专题性研究仅限于史实的描述、考证或因缺乏关键性的资料而不够深入。今后应不断加强薄弱环节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课题。例如：“毒品走私问题研究”、“毒品与政治研究”、“毒品与近代军阀研究”、“毒品与黑社会研究”、“毒品与农村饥荒研究”、“毒品与社会心理研究”、“毒品与社会变迁研究”、“区域禁毒研究”、“中共禁毒研究”、“近代戒毒问题研究”等等，都有待于我们去深入探讨。此外，史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有待加强。中国毒品史史料内涵丰富，包括历届政府颁布的各项禁烟禁毒法令法规、禁烟措施、禁烟报告等档案；外交文档有关禁烟交涉档案；当时的官书、政书、史书、文集、杂著、方志以及各类报刊所载的禁烟内容；解放后各地政协文史资料。目前虽然一些禁毒史料已经面世，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史料已成为制约毒品史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使得今后整理出版毒品史料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中央、各省禁政史料显得尤为重要。同时，毒品史的研究是开放性的。在多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今天，毒品史研究借鉴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医学等研究理论和方法，对拓宽研究者的思路和理论视野，是大有裨益的。总之，我们期待史学界形成更为浓厚的毒品史研究的学术气氛，把近代毒品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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