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分权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曾国藩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权是高超的领导艺术，善分权者，举重若轻；不善分权者，不堪重负。诸葛亮“罚二十以上皆亲览”，大事小事亲力亲为，最后累死在五丈原。诸葛亮的这种领导方式是集权。分权则相反，它将权力分散开去，让分到权力的领导者各司其职，共同承担。曾国藩善于分权，通过权力的纵向分解，调动各级将吏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事业的成功。本文着重研究曾国藩分权的主要做法、特点、原因，希望对当今领导者有所启迪。
一、主要做法
曾国藩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组织建设，二是任用人才。前者使分权得到制度保证，后者使战略目标的实现得到保障。
1.构建分权组织。曾国藩是一个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领导者，为创建一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型军队，他大胆革除清朝旗兵与绿营兵的制度性弊病，参考戚家军“束伍操练”的方法，广泛吸收左季高、王璞山、李厚庵、胡林翼等人的做法，组建了以“事权归一”为核心的新式湘军。湘军以营为主体单位，随着形势的发展，营上设统领、分统，营下设哨，哨下陆军设队、水师设船、旗兵设棚。一个营有500人，分为作战人员与长夫(后勤人员)。营官拥有“威权”、利权。在兵制上，以募兵制替代世兵制，首先选择有忠义血性的知识分子担任营官，再由他们去挑选兵勇；所有勇丁由营官招募，士兵对营官充分信任，且有依赖性。在营官权力配置上，“每营必须择一营官，必划然分出营数，此时即将全数交付与他”，“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营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同时，一营的后勤保障也全由营官支配，所有吃喝用度都在营内解决。湘军创建之初，曾国藩还亲领军队，但随着分权制度的完善，他将军队全数交给各个“子公司”的“经理”，自己只做“道义上的统领”。
2.“复制湘军”，组织淮军。这是曾国藩构建分权组织另一高明而独特的做法，体现了曾国藩做大事的大手笔、大气魄、大胸怀。考虑到东南大局的艰巨性、持久性、复杂性，曾国藩担任两江总督后，就筹划由李鸿章组织一支军队去扬州或者镇江、上海承担镇压太平军的重任，并最后在1862年完成了淮军的组建。淮军组建之初，兵员主要来自曾国藩的湘军，如将领程学启、郭松林、黄翼升、李朝斌等为湘军名将。从湘军中划出一支淮军，建立一个新的组织，与自己分庭抗礼，与湘军共同作战，一同担当重任。这种做法，使曾国藩的权力表面上得到了分散，摆脱了常规的领导方式、指挥方式，也使曾国藩摆脱了来自清廷的猜疑、掣肘，获得了更多的信任，能够一心一意谋划围剿金陵的战略性决策。李鸿章到上海后，参照外国兵制，进一步改造淮军，使淮军增强了战斗力，成为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的主力。
3.任用人才。分权，最难做到也是最重要的是把适当的权力分给合适的人。作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曾国藩深刻懂得“任人则逸，独任则功”的道理，极力主张“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一生致力于选择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并将他们安排在众多关键性的岗位上，给予他们权力，对他们的决策不干预、不遥制。一是逐渐将水路军事指挥权分给所属军官，自己不亲自指挥作战。二是将筹饷的权力交给各地，在湖南设立了东征局，在江西、江苏、广东等地都设置有筹饷机构，由朝廷委派人员负责。三是大量任用地方官吏，确保遭到战争破坏的行政体系正常运转。他选择人才，目的只有一个：共同完成东征大业，消灭太平军、捻军。他选人的标准是唯德是用、唯才是举，选人的方式是不拘一格。左宗棠推荐于幕僚，塔齐布简拔于小官，鲍超提携于标兵，李鸿章举荐于编修。一大批优秀人才的任用，分散了权力，凝聚了力量，完成了他“内圣外王”之鹄志。
二、主要特点
做法决定特点。曾国藩分权，虽然没有现代管理理论作为指导，但是却暗合了现代管理理论的原理，可以说，其分权是管理的标本与经典。其主要特点有以下三个。
1.独立性。以事权归一为核心的独立性是曾国藩分权领导艺术的重要特征。所谓事权归一，就是所要做的事情和完成该事情所需要的权力的统一。有些上级领导者要下级去做某事，却又不给其做好该事的权力，使做事者难以适从，做不好事。湘军的特点是各级指挥官都有独立指挥、独立决策的权力。独立的优越性在于：一是使各个分立的组织能够结合实际形势作出正确的决策，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调动各级指挥者的积极性；二是消除了地域广阔、部队分散、交通通信不便等不良环境条件可能造成的高层决策失误；三是能够灵活开展各项业务，各个指挥官能够独立面对形势作出决策，或者随机应变，实现统帅的决策；四是便于裁撤，当一营“师老兵疲”，或者出现“哗变”等情况，或者营官因故离开的时候，可以立即裁撤，不会影响整体。
2.高度信任。信任是分权领导艺术的基本要求与特征。集权者往往存在对下级不信任的情况，认为凡事不亲力亲为，别人就做不好。曾国藩非常信任他的下级，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做事，不存怀疑之心。做好了事，就给他们邀功请赏。即使对李世忠那样的降将，当各种怀疑其可能反水的情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的时候，他的态度仍然是肯定其功劳，认为李世忠“于大局不为无功，不可没其劳而遽议其后”，应该“姑循其旧，不设机心”(《曾国藩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6370页)。
3.主帅权力意识淡薄。一般情况下，分权与主要领导者对权力的要求有关，权力欲强的领导者喜欢集权，权力欲淡的领导者不吝啬权力。曾国藩深知没有权力做不成事的道理，但也深知权力太大很危险。他常怀“临渊履冰”的惴惴心态，对高位“实深悚惧”。收复武汉后，朝廷任命他为湖北巡抚，他即刻上折辞职，具名“不用巡抚函”；担任两江总督后，朝廷让他节制浙江军务，他四次上折真心辞责，多次要求朝廷派员同办东南事务；受命剿捻，在打好基础后，“决计此后不再做官，亦不做回籍安逸之想，但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他从不想“居大位、享大名”。他以“不做官”教育子女，崇尚耕读孝友，追求道德学问。由于主帅权力欲淡薄，湘军的许多将领也把权力看得很轻。这是保证分权成功的关键。
三、分权原因
曾国藩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领导者，在集权盛行的时代，能够不计个人得失，大胆采用分权的领导艺术，是难能可贵的。形成这种领导艺术的原因，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既是实践的产物，也是对自身能力认识与反省的结果。事实证明，在当时的条件下，曾国藩唯有分权，才可以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走向事业的巅峰。
1.对客观现实的清醒认识：不分权做不成事。晚清军队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军队指挥官没有权力。总督与巡抚掌控军队用人权，用人唯亲唯钱，一遇战事就东拼西凑组合队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调度不灵，不堪一击。显然，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不能采用这种事权不一的机制。此其一。其二，曾国藩带兵的尴尬地位，让他看到分权的重要性。他是以一个乡绅的身份参与团练，并最后组建湘军出征。这个身份不伦不类，虽然早期东征顺利，但在进入江西后，事机极其不顺：先遇湖口之败，再是九江久攻不下、塔齐布和罗泽南相继战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就是曾国藩没有从清廷分到地方察吏权，办事处处被掣肘。对打了胜仗、立了功的将领，不能安排实职，军队士气受到影响；地方文武官员“势利眼”，看人办事，不配合，不支持，文件不给看，筹饷筹粮故意阻挠；关防经常变换，政令不能畅通，遭遇冷眼、讽刺，被人怀疑，办事名不正、言不顺；地方调遣他的军队，往往政出多门，朝令夕改。这样一种尴尬的境遇，使他认识到分权的重要性：“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曾国藩全集》，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5747页)于是，他向清廷要求分权。
2.对个人能力与所担任事业的准确认识：光靠自己一个人赤膊上阵不行。领导者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懂，也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好。对此，曾国藩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事之变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变化发展的局势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需要众多的人一同投身其中，因此需要分权。分权意味着有了分担责任的人，自己就会轻松；不分权，一个人担当大事，就需要很多功夫。同时，分权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团结人心的作用。“营官哨官之权过轻，则不能各行其志。危险之际，爱而从之者或有一二，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也”(蔡锷：《曾胡治兵语录》)。增强营哨的权力，就可以解决“危险之际”士卒“畏而从之者，则无其事”的问题，形成同进同退的良好局面。
3.对未来形势可能发生变化的认识：需要建立相应的权力机制。领导者要善于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并未雨绸缪，相应建立科学的预防机制。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此后必成流贼，股数甚多，吾须分股与之相逐。若平日由足下一人统带，临阵始分股逐贼，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矣。”流寇的特点是股数很多，对付的办法就是“分股与之相逐”。平时不分股，临时再分，一方面，各股领导者没有指挥经验，难以应对；另一方面，临时分股，难免出现错误，因此必须早早预筹。
曾国藩纵向分权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各级将领的权力得到保证，战斗力比当时一般的军队都要高，能够“结硬寨”、“打死仗”；能够应对各种复杂的场面，在很困难的情况下作出正确的决策；战斗意志昂扬，虽然偶有小的失败，但是总的来说，主要战役稳操胜券。特别是1857年3月到次年6月，曾国藩离开指挥位置回到湘乡这一年多时间里，湘军没有因为统帅的离去而丧失战斗力，仍然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意志，充分展现了分权的魅力。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从清廷分到地方权后，湘军节节胜利，直捣金陵，用了不到5年的时间，就攻克了太平天国的首都金陵，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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