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彝尊诗论的一个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论论文,朱彝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清风 译
【内容提要】 本文就朱彝尊诗论以唐诗为经否定宋诗的特点，与其晚年创作又以北宋诗为宗的矛盾展开论述，从中可以反映日本中国学学者的有关观点。国内关于朱彝尊研究的论文，绝少关于理论性的探讨，多集中于其词学方面。本文就朱彝尊诗歌理论所作的系统研究，庶几可填补学界之空白。
一、引言
同王士禛一起被称为清初诗坛的两大家，以号竹垞为世人所知的朱彝尊（1692～1709），因其博学多识而著名。与王士禛以天生的才能来作诗相对照，朱彝尊的诗最初是以学问见长的，诗才则是后来才赶上的。其诗的第一大特色，就在于以丰富的学问为根基。
但在另一方面，他却又和王士禛一起作为唐诗的尊重派而引人注目（补注1）。作为诗论家的朱彝尊，他在尊重唐诗的同时，显然也是一位时常激烈地否定着宋诗的人物。
现在使笔者感兴趣的是：否定被誉为理知之宋诗的朱彝尊的诗论，与他本人博学诗风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是否存在矛盾，或者说对人的诗歌的看法是否可以通过其它的侧面来探究呢？
笔者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拟以他给熟人文集所作的序文为主要资料，考察一下朱彝尊的诗论。在这篇小论中，笔者想从根本上对朱彝尊的诗论是尊重唐诗，否定宋诗这种通常的看法重新进行一番探讨整理。
二、关于诗风
王士禛以其天生的才能，朱彝尊以其宽广的学问，分别成为诗坛的大家。持这种说法的是比朱彝尊稍后的诗人赵执信，他在《谈龙录》中指出：
或问於余曰：“阮翁（王士禛）其大家乎？”曰：“然。”“孰匹之？”余曰：“其朱竹垞乎！王才美於朱，而学足以济之；朱学博於王，而才足以举之，是真敌国矣。他人高自位置，强颜耳。”曰：“然则两先生殆无可议乎？”余曰：“朱贪多，王爱好。”〔2〕
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不仅对两者的长处加以评论，对“可议”处即短处也作了评论。所谓：“贪多”，也即朱彝尊凭借自己的博学，从各种时代的书籍中搜寻材料，放入诗内，〔3〕所谓“王爱好”， 笔者认为是指王士禛追求语言修辞的优美。这两者作为短处而被指出，大概是因为朱、王都过份地陷入其中了。
这个《谈龙录》的说法是否妥当，从《四库提要》中也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这段文字，可以知道这确是客观的论断：
赵执信《谈龙录》论国朝（清）之诗，以彝尊及王士禛为大家。谓王之才高，而学足以副之，朱之学博，而才足以运之。及论其先，则曰：“朱贪多，王爱好。”亦公论也。〔4〕
众所周之，朱彝尊参加《明史》编著以及统考历代经书传义所成的大作《经义考》三百卷，已清楚地表明了他已不只是停留在今天的文学范畴内的人物了。此外，作为文学家，他不仅是诗坛大家，在文的方面，词的方面也很优秀。特别是他的词，作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之一，给当时的词坛带来很大影响，无愧于《清史稿》对他所作的全面评价：“当时，王士禛工诗，江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朱彝尊兼有众长。”〔5〕尤其是中年以后，他把积蓄的广博学问充分地运用了出来， 写出了独特的诗。《四库提要》中曾这样指出：
至其中岁以还，则学问愈博，风骨愈壮，长篇险韵，出奇无穷。〔6〕
此外，他自己也认为：“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7〕“凡学诗文，须以经史为根本。”〔8〕这种以学问来作诗的态度虽在清诗中是一般人习知的趋向，但笔者认为他的情况更加特别。正如“长篇险韵，出奇无穷”之评语中表明的那样，朱彝尊的这些诗作不厌其烦地运用着他那丰富的学问。
三、与诗论的矛盾
朱彝尊的诗在重视经学的同时，也以唐诗为理想。查慎行在给《曝书亭集》作序时说：
其称诗以少陵为宗，上追汉魏，而泛滥於昌黎、樊川，句酌字斟，务归典雅，不屑随俗波靡，落宋人浅易蹊径。〔9〕
朱彝尊仰慕少陵（杜甫），受昌黎（韩愈），樊川（杜牧）的影响由此可知。他对唐代诗人的追随，正如“不屑随俗波靡，落宋人浅易蹊径”，同时也表明着他对宋诗的否定。关于这个问题，不用说查慎行也曾指出过，就是朱彝尊自己也屡有阐述。〔10〕例如，在《王学士西征草序》〔11〕中，他这样写道：“学诗者，以唐人为径，此遵道而周行者也。……宋之作者不过学唐人而变之尔，非能轶出唐人之上。”从中可见明确地排斥宋诗的语气。
但是，在另一方面，关于他的诗是学宋诗的说法却早已有之了。〔12〕清洪亮吉在一首诗中，对朱彝尊是这样评论的：“晚宗北宋幼初唐。”〔13〕这里指出了他的诗晚年是以宋诗为本的。这恐怕是指他后半生的诗。努力地以学问和议论入诗，这与其说是出于感情，倒不如说是与理性的宋诗之特色相类似了。
关于朱彝尊的诗是吸收了宋诗特色的看法，现在属于一般的认识。〔14〕但是，这和他所打出的尊重唐诗，否定宋诗的旗号却是明显矛盾的，这该怎样理解呢？
作为另一种看法，有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所指出的：朱彝尊是终生否定宋诗的，从而驳斥了洪亮吉的说法，钱氏认为，表面看来，朱彝尊的诗中似乎有受宋诗影响的特色，其实是从杜甫的所谓“拗体”，以及韩愈，卢仝等人的怪奇的诗风中得来的（109～110页）。
与此同时，高建中先生的论文《朱彝尊诗论摭谈》〔15〕，则从不同的思路着手，给了我们解决疑问的启发。高氏在此文中，叙述了对朱彝尊诗论应该注意的若干见解，在此，笔者引录以下说法：
朱彝尊尊唐的实质，即对传统的诗教肯定，并不是因为他在心中预先确定了一个（或几个）唐代诗人作为模仿的对象。
这里，“传统的诗教，”是指《诗经》为理想的传统的文学观，即在朱彝尊诗论中表现出的对唐诗的尊重，这是古代文学论的延长。
笔者想进一步推进高氏的论点，暂且搁下唐诗、宋诗之类的议论，着手探讨在朱彝尊诗论中可见的传统的文学观的若干问题。
四、见于诗论中的传统文学观之一——“温柔敦厚”的尊重
作为传统的中国文学观，谁都会很容易地想到“温柔敦厚”的说法。把这作为孔子的诗教，是基于《礼记·经解》篇里这样的说法：“孔子曰：‘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这就是说，对事物之非处要体现出不直接加以指责的涵养，而应用稳妥的讽喻这样的诗歌精神。对学诗者来说，这种稳妥的方法是培养有理智的人格的方法。可是，提到《礼记·经解》篇，恐怕有人会怀疑这是出于汉儒之手而写成的，它是否真是孔子的言论尚值得怀疑。但“温柔敦厚”作为孔门的诗教，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郭绍虞所指出的那样，〔16〕这和孔子所说“《关雎》乐而不淫，悲而不伤”（《论语·八佾篇》）的言论是基本一致的。压抑感情的过激表现，推重有节度的表达这种儒家传统的文学观，可以认为是源出于这一“温柔敦厚”的理论。例如《诗经》的大序中，关于“变风”就这样写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意味着即使说“变风”，也不离正道。而这只不过是“温柔敦厚”的一种表现。〔17〕
但根据船津富彦氏的研究，这“温柔敦厚”四个字，在唐宋时期的主要文学理论著述中几乎被遗忘了，直至清代才又一下子大量涌现出来。〔18〕朱彝尊是把这一词语作为文学批评用语来使用的人物之一。船津氏的结论是，朱彝尊虽然是把这一词语作为对诗人的最高评价来考虑的，但他对这一评语所含的意义并未做太深的考虑。
的确，这样的说法也许不太过份。如朱彝尊为李元鼎而写的《石园集序》〔19〕中，先描述了该诗人的出生地即江西一带的地方文学史，之后言及了诗人的风格，评价了他的诗是致力于追求正始，温柔敦厚以至于无穷。但是，这里的“温柔敦厚”之语，与前半部论及有关江西文学的议论却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为了称赞诗人的诗作而孤立地放在那里。在《钱学士诗序》〔20〕及《张君诗序》〔21〕中，情况也相同。这些诗序中的“温柔敦厚”与整个文章的文思并没有什么关系，似乎只是为了作为称赞诗人而用的评语而已。
然而，笔者试图通过其他的诗序来考察一下另外场合的情况。
《忆雪楼诗集序》〔22〕是朱彝尊为王煐诗集所作的序。在序文中他这样写道，作者的诗歌内容很广泛，与任何时代的表现形式也都很合拍，而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仿做唐诗的则否定以后的写法，而学宋诗的人又不看看唐代，并对其诗持批判的态度：
君示予《忆雪楼诗》若干卷，上自汉、魏、六朝、唐之初、盛、中、晚，下及宋、元、明人体制，靡所不合。予每怪世之称诗者，习乎唐，则谓唐以后书不必读，心乎宋，则谓唐人不足师。一心专事规摹，则发乎性情也浅。〔22〕
从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的是，朱彝尊认为若尊重某一时代的人物，不应只是专心模仿其外在的学问。最初，我们曾谈到朱彝尊通常被认为是唐诗尊重派，那么只要看了这个诗序就可以发现，他其实是一个主张不受某一时代限制的、以自由形式为好的人。而且，他看重的是由“性情”而发的诗。“一心专事规摹，则发乎性情也浅”这一带有批判性的语言，正是他在诗中强烈追求“性情”的表现。
基于此，他进一步指出，长于诗者，可以把自己想要用嘴说出的东西完全用诗表达出来，因而，更进一步看，所谓诗是基于感情的表现，其实和政治是相通的。
正因他如此认为，所以，朱彝尊具体地阐述了王煐诗中所充满的怀旧情调，这表明了其诗适合他心目中理想的定义：
惟夫善诗者，畅吾意所欲言，为之不已，必有出于古人意虑之表者。且夫诗也者，缘情以为言，而可通之于政者也。君于疏果之微，不忘其亲；山水之游，惟氓是恤。而又笃于朋友。居者思其来，来者留之不去，怀旧之感，溢于言表。其用情也挚，斯温柔敦厚之教生焉。宜乎通之于政举，而政举；施之于民，而民乐，其恺悌也。
朱彝尊在这里提出了言源于情，把诗定义为通政治，显然是明确意识到了《诗经》的提法。这个定义可使人联想到“情动于中而言于外”、“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立音怨以怒，其政乖”这样的诗大序之语言。〔23〕因此，刚才所说的批判拘泥于某一时代之诗的外在字句，换言之，是一种要求回归于《诗经》之诗的想法。也即主张所谓的诗是人类感情的表露，这是诗本来就有的意义。他所提出的“其用情也挚，斯温柔敦厚之教生焉”，显然是出自他基本的文学观，把《诗经》置于心中。在这样的情况下，用了“温柔敦厚”之评语，自然不是无意义的轻视之语了。
其次，在《高舍人诗序》〔24〕中，更清楚地引用了大序《礼记·乐记》篇的词语。“温柔敦厚而不愚”，显然已成了诗人的理想追求。
诗之为教，其义风、赋、比、兴、雅、颂；其旨兴、观、群、怨；其辞嘉、美、规、诲、戒、刺；其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其效至于动天地，感鬼神。……故诵诗者，必先论其人。《记》曰：“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凡可受诗人之目者，类皆温柔敦厚而不愚者也。
引文的前半部，特别是“其事经夫妇”以后到“感鬼神”这段，几乎是照抄诗大序。只不达稍微改变了一下文字的顺序。〔25〕另外，“《记》曰”以后，则是原文引用了《礼记·乐记》篇中的一节。而且，他从中想要表明的是读诗者首先应把诗的作者当作一个问题，也即凡是被认为是诗人的人，必赋有“温柔敦厚”的人格，而且不陷于“愚”。
以后，朱彝尊又提出了《诗经》是适合这一理想的。他认为，孔子从三千篇古诗中选取现存的305篇之际， 并不是仅以字句的巧拙来决定的，大量的还是从诗的作者来考虑的。最后，朱彝尊对高舍人的诗作了如下评价：
高君工诗词，未尝蹈袭古人，发诸性情而谐于律吕，俾诵之者志意得广焉，合乎《记》之所云温柔敦厚而不愚者已。
这里，他同样把“性情”作为问题的关键。只要是出自性情之物，就是“温柔敦厚”的诗。这显然与前面所说《忆雪楼诗集序》中的议论和结果是一样的。
上述诗序，都重视作为诗的理想者的感情渲泄，并基于此而使用了“温柔敦厚”的评语。因而，笔者认为，在朱彝尊的诗论中，“温柔敦厚”这一传统的诗教，占有相当重的份量。
五、见于诗论中的传统文学观之二——动机的尊重
在朱彝尊的诗序中，显然不只是“温柔敦厚”这一定形化的东西，还有诸如“不得已”、“不容已”、“不可已”这几种说法来表明另一种诗论。这几种说法都是不得已、不由己的意思，但他在诗序中用了这一类话想要说明的则是在文学写作中动机的重要性。这也就是心中有了万不得已的动机才可以表现在诗中的一种创作势态。这一理论在一般的文学批评史中还不太系统。基于此，在这里笔者想就它的渊源和流变简单地谈一下看法。
首先，作为文学论是否成熟另作别论，它的渊源，不正是《孟子·滕文公下》的下一节话吗？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补注2）
这是被人认为好议论的孟子的反驳，自己是为了守圣人之道，防止杨朱、墨翟之学横行天下而作的不得已的发言。正因为孟子是如此回答的，因此这并不是可以称为创作论的东西。但是，孟子这一有了万不得已的动机再发言的话，可说是文学创作中不可缺少的势态。
把这一内容发展到可称为文学论地步的是唐代的韩愈。我们可从他的《送孟东野序》中读到这段有名的“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亦然”的文学理论的表白：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皆有弗平者乎。〔26〕
韩愈此论，使人读之顿感面目一新，与《孟子》那一节无法比较，这标志着它作为一种文学理论已经成熟了。此外，在《孟子》的场合，杨朱及墨翟等人的存在这一系列外部的要素是主要的动机，而韩愈的“有不得已者”，则是指更深层的内部因素，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
到了宋代，首先是王禹偁〔27〕，后来是苏洵、〔28〕苏轼〔29〕等，可以看到这种论点。但这中间笔者并没有感到有值得一提的内容变化，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就朱彝尊的状况而言，他似乎也没有把韩的论点再加以发展。就某些场合看，倒不如说他是认识到《孟子》这段话后才立论的。作为参考，可列举他的《朱文公文钞序》〔30〕。那不象是诗论，看起来倒更象是文论。
在这篇序中，他谈了对朱文公即朱熹的再评价。世人认为，仅在“道”的方面要重视朱子，而他的文过于质朴，实难评价。但是，朱子的文章扎根于“道”，其斥佛道二教，尊经术，正人心，皆来自于不得已。序文后面，引用了《孟子》的一节：
世之人重夫子以道不以文。览其文者，或以质直而病之，不知夫子之文原本乎道。其辟二氏，崇经术，正人心，皆非得已。《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夫惟不得已而为文，斯文天下之至文矣。
根据《孟子》的这段话，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正是在不得已的情景下才写作的，因此是天下最出色的文章。这不正是说，在写文章时，内部的创作冲动是十分重要的吗？
朱彝尊作为诗论，正是把它同“诗言志”（《尚书·尧典》）这一最传统的诗的定义连接起来加以论述的。这是在韩愈及宋代的文学家中所见不到的。在这方面，朱彝尊有着显著的特色。
《陈叟诗集序》〔31〕从传统的定义写起，首先用极端的状态呈现诗歌的本来做法，也即诗是言“志”的，所以才可以把心中所思，按自己的愿望尽情写入诗中，不厌其烦；反过来，当没有应该说的东西时，可以几年，几个月都不作诗：
诗以言志者也，中有欲言，纵吾意言之，连章累牍，而不厌其多。无可言，则经年、逾月，置勿作焉也可。
他在这里意识到的，也就是《诗经》的305篇诗。 这些诗皆是无论怎样都想要用语言表达渲泄的在一种不得已的欲求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强制中写出来的东西：
《诗》三百有五，为嘉、为美、为规、为刺、为诲、为戒，皆出乎人心有不容已于言者言之。本无欲言，但迫于制诏为之，故其辞多近于勉强。
朱彝尊的这种想法，虽谈不上是对《诗经》大序地深化和发展，但却在同一思路的延续中更进一步地强调了作诗时内在动机的重要性。
下面所举的《王先生言远诗序》〔32〕也同样，它从以诗大序为首的各类学说出发，然后导出自己的结论：
（彝尊）尝闻古之说诗者矣，其言曰：“诗，之也，志之所之也。言其志，谓之诗。”〔33〕又曰：“诗者，人心之操也。”〔34〕又曰：“诗，持也，自持其心也。”〔35〕又曰：“诗，性之符之。”〔36〕盖必情动乎中，不容已于言而后作诵。
这里，“盖”以下是他自己的意见，但其本上与《陈叟诗集序》的结论类似，只不过把那里的“皆出自人心”改写成了“必情动于中”。而且，这种表现方法也是借用了《诗经》大序及《礼记·乐记》篇中现成的说法。〔37〕
再研阅一下朱彝尊的书信文字，在他的《与高念祖论诗书》〔38〕中，也有大致同样的议论。这里，作为对《尚书·尧典》的补充，他引用了《礼记·孔子闲居》篇中的一节：
《书》曰：“诗言志。”《记》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欢愉悲愤之思感於中，发之为诗，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诗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乱。
这里，以《诗经》为理想，因为305 篇诗经都出自于无论如何都必须用语言表现出来的思想，所以，尽管诗中含有好色、怨恨之内容，但却不陷于淫乱。这最后部分是受了《史记·屈原传》中“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乱”（但据《楚辞补注》这是淮南王刘安之语）的影响。
从以上列举的作品可知，朱彝尊常把《诗经》置于心中。强调不得已之动机的重要性，而且，这可以说是从“温柔敦厚”的提法又向前跨进一步。“温柔敦厚”学说把用怎样的态度来写诗作为重点，与此相对，他用“不得已”这种说法强调的，毕竟还是成为创作动机的感情。即，从真挚的感情出发所作的诗，自然而然能获得洗练的表现，这就是他的想法。
下举的《钱舍人诗序》，〔39〕就很好地体现了他的这一诗论：
缘情以为诗，诗之所由作，其情之不容已者乎，夫其感春而思，遇秋而悲，蕴于中者深，斯出之也。善长言之，不见其多，约言之不见其不足。情之挚者，诗未有不工者也。
这样，诗是“情不自禁”而产生的诗论，虽与“温柔敦厚”之论不同，但朱彝尊并不是把这二者分开来考虑的。笔者认为，在“温柔敦厚”之论中，他显然也同样把“性情”作为问题，这个“性情”无论在哪种场合，都想要与《诗经》表明同样的问题。
六、见于诗论中的传统文学观之三——尊重自己的感情
最后，用“自得”这一术语来阐述一下朱彝尊的诗论。
这“自得”之语最早使用的实例，可举《孟子·离娄下》的一条：
孟子曰：“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在这里，孟子主张不要依赖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心去悟求才是最重要的。在这里，“自得”一语能用作这样的意义，但并没有把它作为文学理论来考虑。
关于这句术语作为文学评语的认识过程，笔者尚不太了解得清楚详细。但在宋代苏轼的《黄子思集书后》〔40〕的题跋中，有这样一段话：“苏（武）李（陵）天成，曹（植）、刘（桢）自得，陶（渊明）、谢（灵运）超然，盖亦至矣。”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那时“自得”工字已经是文学批评用语了。由此，笔者认为，“自得”是指不受任何制约而自然形成的诗风。
而朱彝尊也大致以同样的意义动用了这两个字。他在《秋水集序》〔41〕中，就把它和防止对古人语句的模仿连结起来加以诗论：
文之有源者，无畔于经，无窒于理，本乎自得，抒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袭古人以求同，离古人以自异也。
这就是说，即使在以六经为源的文章里，也必须回避表面上的对先祖的模仿。在这样的场合中，也不要卖弄字句，自然情感的表述是很重要的。
这虽是对文章的论述，但在诗论场合也同样适用。在《陈叟诗集序》〔42〕中，朱彝尊是这样来评价陈叟诗的：
诵其辞，莫不有欣然自得之趣，不为风格所限，盖言发乎中。
这里所说的“风格”，笔者认为是指古人诗中的韵律和字句。唯有不受它们限制的诗才是“自得”之诗。“盖言发乎中”是能创作出“自得”之诗的条件。
此外，在《钱舍人诗序》〔43〕中，朱彝尊还表明了只有出于自己感情的“自得”之诗，才能流传后世。
上述例子表明，朱彝尊反对取表面字句技巧来创作的作风，而重视能表现个性情感的创作态度：这就是“自得”。
七、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着眼于“温柔敦厚”、“不得已”、“自得”这三个词语来论述了朱彝尊的诗论。这三者中，除“温柔敦厚”外，剩下的两个并不一定是与传统的文学观相呼应的，但其中却贯通着对个人情感的重视。笔者认为， 朱彝尊在主张这一个人感情之时， 常常会联想到305篇《诗经》，因此，从这一意义上看， 它仍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文学观。
关于朱彝尊的诗论，确实常常见到对他尊重唐诗、否定宋诗的评论。唐诗也罢，宋诗也罢，久滞于这样的观点中难道不会迷失其诗论的本质？朱彝尊诗论中更重要的是“诗言志”这样的传统观念，以及把《诗经》置于心中，作为心性流露的理想的状态。因此，他从理论出发取唐诗不取宋诗，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唐诗是符合传统的诗的理想状态的，而宋诗是违背的。
与此同时，在朱彝尊的诗论中，那种强烈追求“性情”之状况，是否与他本人实际的诗歌创作也相符合，或者是其它？他本人一边否定着宋诗，但另一方面，后人却也指出他的诗和宋诗也有类似性，这不能说是矛盾的，或许又可认为是有些矛盾。
但关于这些问题以及朱彝尊诗风的考察，笔者将另文再做探讨。
注释：
〔1〕朱彝尊文集《曝书亭集》八十卷中，卷34～41《序》， 本文引自四部丛刊本。
〔2〕《清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16页。
〔3〕“贪多”能作这样的解释是基于韩愈的《进学解》中“先生口不绝吟於六艺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编。……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以及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补订本）中评朱彝尊的诗：“风格虽以唐为归，而取材则不以唐为限，旁搜远绍，取精用宏……。盖已近学人之诗，斯所以号贪多欤”。（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8页）。 （补注3）
〔4〕〔6〕《四库全书总目》卷七三集部，别集类二六《曝书亭集》条。
〔5〕《清史稿》卷四百八十四《朱彝尊传》。
〔7〕《斋中读书十二首》其十一（《曝书亭集》卷二十一）。
〔8〕见陈起敬《朱彝尊墓志铭》（《碑传集》卷四十五）。
〔9〕引自《曝书亭集》所收之序文。
〔10〕参见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第107～108页；齐治平《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四）》（北京师院学报》1981年第4 期）。
〔11〕《曝书亭集》卷三十七。
〔12〕参见钱钟书先生《谈艺录》（补订本）第109～110页；《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年版）中钱仲联、朱则杰《朱彝尊》项，第109～110页。
〔13〕《道中无事偶作论诗截句二十首》其九，（《更生斋诗》卷二《百日赐环集》）。
〔14〕参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109 页“朱彝尊于诗早期学唐，仕清之后，即逐渐转向学宋”语；王镇远《朱彝尊诗词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他后期的诗有两种倾向， 首先表现在吸取了宋诗的特点，议论和学问的成份在他的诗中增多。”
〔15〕参见《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所收。
〔16〕《兴观群怨说剖析》，《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下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所收。
〔17〕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1页。
〔18〕《关于在清诗话中所见的“温柔敦厚诗教也”》，收入《中国诗话研究》，八云书房1977年版。
〔19〕〔20〕〔21〕〔22〕〔24〕《曝书亭集》卷三十八、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三十八。
〔23〕或者是基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这一《礼记·乐记》篇之语。
〔25〕还有“其旨兴、观、群、怨”这部分，似基于《论语·阳货》篇中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之说。
〔26〕见《昌黎先生集》卷十九。
〔27〕见《答张扶书》（《小畜集》卷十八）：“又惧乎言之易泯也，於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为之也。”
〔28〕见《仲兄字文甫说》（《嘉祜集》卷十四）：“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则天下以为口实。”
〔29〕见《江行唱和集叙》（《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五十六）：“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而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30〕〔31〕〔32〕《曝书亭集》卷三十六、三十八、三十八。
〔33〕似基于《释名·释典》大序。
〔34〕《春秋说题辞》，见《北堂书钞》卷九十五引。
〔35〕《诗含神雾》，见《（毛）诗指说》引。
〔36〕见刘歆《七略》中：“诗以言情。情者，性之符也。”（严可均《全汉文》卷四十一）。以上〔33〕～〔36〕之诗论，《经义考》卷九十八亦引之。
〔37〕“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大序）、“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礼记·乐记》篇）。
〔38〕〔39〕〔41〕〔42〕〔43〕《曝书亭集》卷三十一、三十七、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七。
〔40〕《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六十。
补注1：王士禛的尊重唐诗之说， 在肥田明启氏的《王渔洋的盛唐诗观与〈唐诗三昧集〉编篡意图》一文中，有着详尽的论述。见《学林》1989年第13号。
补注2：“不得已”语，曾经一度见于《孟子·滕文公下》。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朱彝尊的《朱文公文钞序》的某些地方即基于此。
补注3：朱彝尊《腾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版）的《出版说明》等。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内山知也先生、村山吉广先生、中村俊也先生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