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的文学及理论的产生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物质论文,理论论文,方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现代物质发展的繁荣景观，理论批评的立场常常是人文主义的本能拒斥，并认为这是理论保持自身人文主义理念和精神气质的重要基础。问题在于，市场时代物质产品及其文化生产的繁荣，已经导致文学生产的方式、方法具有了决然不同于既往的本质特征，因此，如果不直接面对物质及其生产方式的挑战，文学理论也就难以穿越物质体系所构成的思维屏障，深入其文化的内部本体，对其作出有效的分析，因此，当选择“物质”这样一个似乎“远离”文学的概念作为反省文学理论及其历史的思维原点时，理论也就开始尝试跳跃性地跨越既存文化界限而进入到最原始的思想生产空间。问题的关键首先在于，这个空间是否具有赋予理论洞察力的可能呢？
文学的物质话语系统
我们可以把文学的物质话语系统划分为三个递进的构成部分。
第一层级为“实用器物层”，包括工具体系(锄、犁、耙、刀斧、下床、锅碗瓢盆等)、建筑体系(建筑材料、样式、布局、空间设计等)和着装体系(颜色、式样、体制等)。器物是外景，器物中的人工痕迹包含着存在者的文化密码，对器物的忠诚描绘和表达是最原始的现实主义特征，诗经、荷马时代的人们就已知晓通过器物象征人性的手法，在物质和其主人的性格、爱好、情趣、喜怒哀乐、追求、梦想之间建立紧密联系，使物成为人的符号、人的表情。从器物的现当代历史存在格局看，器物的生产或消费过程、器物的拥有或失去过程、器物的创造或被掠夺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运动的过程，政治斗争首先表现为一个物质的占有和反占有斗争。更由于当代社会是一个物质再分配社会，不仅各种原来的集体财产被重新还原给它的创造者或者出卖给资本拥有者，而且既有的农民阶层、工人阶层乃至公务员阶层都面临一个物质再分配的问题，因而当代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是它的物质再分配体系，物质的分配过程也就是政治权力的再分配过程，也是文学审视文化变迁重新确立自身精神维度的过程，无论打工文学、底层概念的出现有何内在的细致区分，他们都是文学面对新物质时代的自我文化视野的调整结果。
第二层级为“社会行为实践层”，包括劳动方式(畜力耕作、手工机械动力生产、旱地水田山林工厂作业等)、人际交往方式(亲族血缘关系、地域邻里关系、借贷租赁等经济关系)、个人行为方式(成长方式、婚姻模式、人生理想设计等)。总体而言，行为实践是文化生产和发展的重要区域。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社会，其所生产出来的文化也就是高度同质性的文化，这种同质文化及其行为所形成的高度类同社会表象化地类似于意识形态时代所规范的社会，但并不能因此就可以延续既有的意识形态化文学书写，成为意识形态化的有效书写对象。萨特曾经这样说道：“在匮乏的条件下，‘人毕竟是匮乏的动物’，匮乏作为每一个人和一切人同物质的唯一关系，在最后变成物质环境的一个实现的社会结构，并在那样做时，它的惰性的指头指向每一个人，使它既成为匮乏的原因，也成为匮乏的人”①。萨特的论述最好的揭示了物质结构中第一层级和第二层级的内在关系，也就是说，不管人的行为在何种意义上形成了远离物质的人的文化和观念，它仍然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并深深地打上物质的烙印，因而，在本质上说，任何行为终究还是物质的行为，物质是社会的中心思想和意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何以当代主流作家最好的作品常常是人民物质奋斗经历和心路历程的表现，如中间人物形象的经典人物梁三老汉、亭面糊，如《白鹿原》中的白家轩，《活着》中的富贵等等，因为这样的物质人物描绘最能窥视到民间存在的核心和生存的本质。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何香港、韩国电视连续剧常常具有好的收视率？因为他们的很多连续剧特别注重底层大众追求物质的艰难历程，正是这个艰难历程的展示满足了大众对于物质不断占有的梦想，从而能够直接击中大众最敏感的心灵。
第三层级为“习俗观念层”，包括一系列的物质观念，如生产、储存、占有、节约、勤俭、施舍、吝啬等。适应于低生产力所能生产有限物质产品的实际，中国占主流地位的物质观念总体特征是有用即止，够用知足。过去，人们习惯于将前现代社会在低水平生产力情形中形成的物质观念恒久化为人民文化特征，从而忽视了人民对于物质繁荣昌盛的渴盼心情。事实上，作为物质的人民一向遵从物质的意志，而物质的意志就是一种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生产力所具有的通过历史性累计增加自身生产能力的特点决定物质发展具有不可逆性，物质的进步使物质的发展只能朝加速发展物质的方向前进。物质意志的这种特征决定大众的物质观念也是随物质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的，它所怀有的物质欲望使他不断冲破旧有物质观念的束缚而走向自我更新。历史表明，人民的发家致富观念不是什么人的教导才形成的，他们是出于对物质意志的直觉和物质发展规律的遵守才不断地冲击政治禁忌而寻求自我发展。因此，物质追求中总能看到人民兴致勃勃的身影，也能看见他们对于物质繁荣所保持的乐观主义精神。
物质视野中的理论背景
“反物质”是现代理论话语的突出特征。启蒙话语传统对物质的地位基本采取忽略和遗忘的态度，而在革命话语传统中，物质欲望与私有财产、保守落后、小农意识紧密相关。在革命看来，一个革命的人，首先应当是一个“脱物质的人”，只有脱离物质的限制和困扰，人才能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革命者终身都保持着一种对物质腐蚀性的高度警惕，并在革命的过程中一再告诫、教育和警醒那些对物质文化及其思想价值有兴趣的同志们。历史地看，革命是作为人民物质困境解决方案出现并得到人民拥护的。但革命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面临如何对待物质的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表现为——革命是为人民获取物质欲望满足的革命，从而革命必须在革命过程中注意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正因为如此，在革命范围内，土地改革及其物质再分配权力的赋予在人民的革命热情调动中一直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人，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的热情中很大群程度上来自于对土地、财产等物质的热情。但与此同时，革命又是以消灭蕴涵在物质情感中的私有制思想为己任的，革命的无产化和反革命的私有化思想是不共戴天的对手。革命过程中，革命政治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对私有化感情、心理、哲学、理想、制度和观念的改造，任何放松对于物质话语的改造都是极大的政治错误。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工作中心即将有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前夜，这样告诫全党：“……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的告诫虽是在特定时间发出，但事实上也是革命所一直十分注意的政治大问题。这种长期的关注源自于革命和物质之间谁改造谁、谁征服谁的原则问题。
既然是原则问题，也就是一个不可动摇的书写规则问题。在不可动摇的书写规则面前，文学的物质书写会呈现出怎样的文本形态呢？“十七年文学”以物质为文本结构中心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农村题材的领域，像《创业史》、《赖大嫂》、《三年早知道》等都是典型的代表。《三年早知道》中的赵满囤是个“脑筋灵活”，善于“耍奸使巧”的角色，因为害怕兄弟分家少了地，他勉强入社，但人入心不入。当饲养员，他把原是自家的牲口喂得“又肥又壮赛似虎”，而把其他人家的牲口喂成“皮包骨”；赶车跑运输，他动用公款为自己买小猪；他还施计拦住别人的种猪，为自己社里的猪配种，弄得别的合作社母猪不产猪仔。他小气又工于心计，身上总揣两个烟盒，其中一个烟盒里只放一支烟，别人问他要，他就把空烟盒一拍说：“没了，没了。”这是一个对物质充满不懈兴趣的人，屡遭批评和工作调换又死不改悔。它表明，以物质为中心的农民，对于物质的痴迷是非常执著的。
总之，尽管物质生活及其文化是文学不可或缺的表现对象，但拘于现代理论书写原则规定，物质书写作品虽在20世纪反复出现，但其物质书写的内在思想却绝不是肯定物质、物质话语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位置，故作品虽以“物质话语”作叙述基础或者中心，却并不注重物质本身的存在、发展逻辑，思考物质对于人性、文化的建构或解构作用，其重心都毫不例外地采用了“反物质化”的思想立场表达，因此，与其说这些文本中的“物质话语”承担着表现生活、塑造人物的文化使命，不如说它仅仅充当了社会/思想的传声筒或“污点证人”的角色，以之浇铸20世纪主流的现代性价值范型！从文本表现上看，如果是旧社会的物质话语则直奔压迫、剥削、苦难所构成的无道社会的激越控诉，如果是新社会的物质话语，则成为喜悦、光明、快乐的代名词，物质话语的“价值卑微”引出革命的强势拯救姿态；从思想层面上看，物质话语自觉指向主人公的物质个性批判，自私自利、贪小便宜、政治路线错误，构成其强烈的否定色彩。社会虽和物质话语密切相关，但社会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权力机构；思想虽和物质话语不可分割，但思想的中心始终是抽象的历史必然逻辑和理性的精神规范，故而，物质话语故事被悄然转换成存在精神和权力机制的意识形态斗争故事，物质以及生活在物质中的具体人生反倒被深深的遗忘了，这也正是当代农村题材文学难以摆脱时代局限、成就伟大中国文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物质书写的美学逻辑
物质书写的文学常常都是现实主义叙事文本，这大概源于物质生产及其存在都具有很强的现实存在属性。19世纪欧洲的经典现实主义作品中，物质及其生产方式也一直是一个文本存在的最原始动力。于连对物质贫困的耻辱式体验决定了他的奋斗悲剧，包法利大人对于逼仄生存物质环境的不满，蕴涵着一个村姑式的存在悖谬，冉阿让和一块面包的故事，以及俄罗斯所有作家作品中四处弥漫的穷苦生活景象，无不揭示出物质制度、物质秩序和物质观念对于人性存在的根本制约性、改造性和毁灭性。也就是说，在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作品中，物质话语处于一个本体的地位，人只有在和物质话语的对话中才能显现或敞开他的命运和性格。可以说，这是一个潜隐得较深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文本中的“资本”话语结构，批判现实主义受物质资本存在的总体氛围所刺激，自觉不自觉地在文学中反映出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潜结构。但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也是启蒙文化所确立的一个必然的现代性文学叙事结构，现代性叙事的“现代”就是使文学叙事脱离城市小说以来流浪汉文体那种不能和具体现实物质环境、秩序相联系的罗曼司倾向，使叙事和具体的社会物质环境相结合，达至对具体环境中具体人性的深刻认识。
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叙事及其理论显然存在着对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叙事的有意“误读”，这种误读在于，我们虽不否认现实的物质特性，并把现实的物质环境作为人的生存前提加以重视，但本质上并不注重人和物的关系考察，物只是外在于人的一种自然体系，它可以是审美的关照对象，却不会是思想的思考本体。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中国20世纪现实主义文本明显存在着对“物质话语”的双重态度：一方面肯定物对于人性存在的前提性，对人和物的自然结合大加赞美——现实主义作家是以人格化的方式，浪漫主义则以泛神论的方式；另一方面，又对人和物的自觉结合，对痴迷于物的获得和占有的人进行思想批判。在“十七年文学”中，这种革命化的“反物质”故事成为一个基本的叙事模式，凡是中间/落后人物——《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三里湾》中的马多寿、《不能走那条路》的张栓、宋老定都有一个物质梦想，而先进人物则都有抛弃物质而一心革命的品质，物的失去过程成为一个人物人性觉醒、心灵解放、生命升华、思想纯洁的过程，在“样板戏”这样的“绝对革命”文本中，连家庭也被有意取消，所有的人都变成一个思想的符号！物质变成衡量一个人先进/落后、革命/反革命、觉悟/愚昧、好/坏的鲜明界碑，现实主义成为清教徒生活哲学的文本传达。《霓虹灯下的哨兵》通过陈喜扔掉旧袜子的细节，反映人物在城市“香风”面前品质蜕化的可能和腐化变质的危险；《年青的一代》通过林育生对城市的留恋表现年轻人贪图享受、背离艰苦创业传统的倾向；《千万不要忘记》则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份账单，如香烟、皮夹克、毛料衣服、三鲜火锅、罐头和酒等，来表现丁少纯对物质的追求和思想的腐化。也就是说，物质总是和非革命相关，并成为对革命者群体分化、瓦解、腐蚀的重要力量，面对这种非革命的物质进攻，革命化的物质书写当然是毫不迟疑地进行革命行动，这些行动通过在物质诱惑、享受面前的坚定的革命者来执行，并通过革命者对已经陷入了物质包围的非革命者的拯救而展开尖锐的斗争。这样书写当然是标准的革命现代性物质书写。物质阵营和非物质阵营的对垒突出着物质在革命生活中的堕落作用，通过这种堕落的陈示，革命现代性的物质理念获得宣扬和贯彻，非革命的物质思想得到批判和否定。问题在于，文学书写如何面对人和革命所必需的物质存在呢？如何面对共产主义所提供的丰裕的物质承诺呢？革命现代性的物质书写提供了两种应对方略。一种是将物质公共化，以排除掉物质中的私有性成分。与之相关的另一种物质革命的物质存在合法化的理由是将物质道德化，通过道德的光辉来挽救物质的颓败和腐朽。社会主义道德榜样的一个共同爱好是从废品中收集有用之物，孟泰如此、雷锋如此，勤俭节约是历代劳动者对于物质情感的一种心理—精神积淀，它其中包含着劳动者对于物质的珍惜和爱护，本质上它就是一种“物质依恋”的反映，但革命常常将之改写成为革命者的优秀道德品质体现，是革命者通过物质培养革命的道德起点，因此物质的道德化就是物质的革命化。与物质的道德评价相关，革命者物质环境是简单、朴素、实用的，绝没有超出日用范畴的物质器具，最奢侈的装饰大概就是房屋内一两幅表示他们精神境界的图片。
一旦“非物质”、“反物质”的现实主义“物质话语”叙事思想原则确定，现实主义就只能对物质采取又爱又恨的矛盾立场，并对现实、历史、世界采取主观主义的写作态度。这种现实主义当然已经严重伤害现实主义的客观性，使现实主义不能达到它应有的深刻和洞察力，更何来揭示历史真相和存在的本质力量！
80年代的文学比较注重揭示物质解放对于“左”倾政治的批判和大众心灵解放的寓言性意义和价值，比如《乡场上》中冯么爸腰杆的挺直就与物质生存的基本满足有关，但更主流的态度是通过物质揭示革命现代理论体系中物质观念对于人民的伤害，《芙蓉镇》最典型的表现了这一点——它的故事就是一个物质的不断得到、失去、得到、失去的反复过程，共和国时代的革命现代性物质体系的弊端也就在这个过程中一览无余，王秋赦这个人物的塑造，可以说是对当代文学的一大贡献，也是革命现代理论观念的畸形人物象征。与物质的政治批判相对应的是80年代对于人民物质化精神的批判，而且多是伦理批判——《古船》就贯穿着对于物质道德的焦虑思考，正、反主角不同的物质态度决定着他们现实生活中的是非善恶，也决定着作者的伦理标准判断，90年代张炜进一步在物质的批判话语上用力，最终得出反现代化的伦理美学主义文学观念体系，成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写作重镇，张炜们的心路历程表明，物质话语的态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作家的文化立场和态度。《渴望》大规模地讴歌传统伦理美德并能火暴一时表明，在一个传统物质伦理观念依然存活的时代，伦理化的物质依然是一种具有广大市场的书写，能够满足人民对于社会转型期中大量公共财富流失的愤懑和悲怆，因为人民从中再度看到了自身的无力和被遗忘，他们似乎在重新等待社会的进一步变革，正因为如此，90年代初期盛行毛泽东热和“红色歌曲”热，怀旧的时尚中蕴藏着一点也不时尚的社会心理——“伦理—物质”关系失去平衡后的精神紧张以及由这种紧张所带来的精神困境。
90年代的物质书写呈现出多重立场和态度。新写实主义犬儒主义式的物质观念和他们对于人本身的零度情感认识是一致的，蕴涵在新写实主义中的物质观念范型揭示了底层大众穷困的生存状况以及他们在这种状况中的被动满足——他们看不到物质改观的可能，也看不到自己和物质繁荣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从他们的生存方式角度着眼，他们只能选择犬儒方式活着，并把自己的物质希望和传统的安于现状紧密联系在一起。“现实主义冲击波”中的物质话语首先是伦理性的，其次才是政治性的，“分享艰难”并不意味着文学和政治的结盟，而是一种面对现实情境中贫富分裂事实的伦理呼唤——这种伦理呼唤满足了人民的物质焦渴，也满足了政治的安定团结愿望。都市中的物质话语书写呈现出欲望化色彩，也就是说，都市的物质梦想开始失去历史权威的文化约束而以赤裸裸的方式呈现，邱华栋等人的作品表明，物质欲望正在被年轻一代书写者合法化为文化主流，并为这种文化主流的出场兴高采烈。从物质的坚硬实体书写到物质的情感心灵化取向，既反应了都市已经开始摆脱贫困走向一种更为丰富的现代性，又反映了围绕物质生产方式进行文学写作的现实主义书写方式开始破产，因为物质不再具有单一的自由、解放等现代性所指，不再和民族国家的宏大话语具有紧密的联系，不再承担人民大众政治理想合法化追求的任务，物质脱离历史文化语境而进入到一个新的时空。因此总体而言，90年代都市文学书写呈现出一个逐渐失去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物质话语表现过程，而较多出现围绕生存意义上的物质欲望展开时代动荡心灵的思想和文化写作。以“美女”为名的新生代女性作家笔下的“物质女孩”形象，蕴含着对于物质繁荣背后心灵迷茫的描写，它通过夸张性的物质环境的描摹(酒吧、歌厅、购物中心等)表达现代女孩的心灵迷宫，性和物质的关联也就是精神和生存关系的象征性思考；电视剧中满眼的豪华物质景观，成为释放人民欲望的绝好场所之一，也是他们批判社会保守落后的重要渠道：《沧浪之水》通过物质的欲望满足剖析知识分子的精神沦陷历程，这个心路历程中深刻展示了物质欲望如何逐渐占据知识分子心灵并最终把他们转变成为物质化的知识分子……诸如此类的都市文学表明，一个新时代的文学物质话语体系正在形成。
物质视域里的理论构建
纵观20世纪的物质话语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多半个世纪内，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物质话语书写充当的都是意识形态角色，文学理论阐释的中心也是物质的意识形态性，并把现实主义作为这个意识形态体系的最佳文体方式看待。20世纪后期的一二十年，物质话语出现一个缓慢的转型，即从意识形态到个体精神的转型，文学理论话语中开始较少出现物质文化思考而比较多的进行文化社会学分析。因此，提出物质的话语理论作为审视和反思历史和现实的一种理性体系是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的，具有一种理论的独特阐释能力，但值得注意的是，提倡物质的文学理论分析，绝不意味着理性对于物化现实的臣服，陷于物质的文学和物化的文学不是物质话语所倡导的。因为：
第一，基于文学的物质话语意指内涵，张扬物质话语实际上是在确认一种真正现实主义的写作态度而纠偏90年代以来唯灵化、唯情化、唯理化的写作倾向，诸种倾向对生存的主体世界关注有余而对蕴藏在生存者人生中的客观世界认识不足。事实上，八九十年代的变革历史表明，物质生存中的人们在不断地创造着新经济、新政治、新思想和新文化历史，这种客观世界的改造力量是任何思想、理论也设计不出来的，是需要新的理论视角加以高度关注的。
第二，文学的物质话语是建立本土自主话语系统的前提，这种系统包括物质的基础，制度的合理化建设和精神/自由，只有这种系统才可以真正产生源自本土心灵的表达；它要摒弃的是那种看似高远、伟大，却是无视差异而普遍移植他者立场的思想感情。八九十年代现代话语到后现代话语的急遽变迁表明，我们最为缺乏的恐怕还在于对于物质现实的研究和思考而盲目追赶世界流行之风，思想变成一个追风的信标而不是沉思的精灵，主体变成一个空洞的容器而不是存在的根本所在，从而导致文学内在的空洞和贫弱，承担不起伟大时代所需要的伟大写作任务，文学只好一路萎靡不振下去并接近于“死亡”。
第三，文学的物质话语是要树立文学表达的中心方式，使文学脱离纯思想因素的牵引。文学写作虽离不开哲学思考，但它不是哲学思考，文学的中心是表现人的日常生活，通过日常生活，人们可以看见文学的思想闪光，但它不就是闪光本身。物质作为一个话语系统，它首先是对物质与人的关系进行沉思，然后是对人和人关系的沉思，最后是对人自身的存在进行观照，总之，它是“让物件和姿态首先以它们的存在去发生作用，让它们的存在凌驾于企图把它们归入任何体系的理论阐述之上，不管是感伤的、社会学、弗洛伊德主义，还是形而上学的体系”①。让物质显现自身的存在，并不排除各种主义的探索，其重点在于强调生活的整体性、自在性和生命性，与现代性作比较，它所排除的是其片面的“深刻性”。
因此说，以物质书写为中心的文学不是物化的文学，恰恰相反，它是人性的文学——尤其是本土语境里的人性的文学。针对20世纪文学的特殊语境，我们甚至可以说，最大的物本主义者就是最大的人文主义者，没有对物的认真对待，就没有现实主义文学，就没有物欲时代稀薄的文学性。因此，物质的态度成为了检验现实主义文学的最后的态度和标准。
总之，在我们看来，物质话语这个概念是文学理论返回人性生产现场、发现文学精神张力或文本核心的理论性概念。也就是说，在对文学进行人性把握的过程中，文学理论通过这个概念，所关心的是人性语法的本真呈现，而不是这些理论概念本身的永恒真理性，也不是如何去整理和寻找那些被证明为是具有真理性的理论话语的规则，文学理论所关心的是如何在不考虑人性乃至文化“对”与“错”或“是”与“非”的前提下，研究本土人性特殊话语的存在规律性以及这些话语形成所经历的历史变迁。因此，理论概念不仅仅是为人们提供研究文学地图的工具，一个复杂文学地图的简单分析工具。当文学理论带着物质话语这个理论“回到”文学的时候，文学理论发现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时代的文化表情实在是十分的丰富。拨开意识形态时代的重重迷雾，文学理论看到的是一个世纪的“中国焦虑”在文学中的全面反映！这种焦虑既有物质发展和人文理念之间的矛盾，也有个体存在和集体强势之间的矛盾，还有生活情趣和寡欲理性之间的矛盾，更有革命和民主之间的矛盾。面对这些矛盾，文学理论显然不能轻易从意识形态的“右翼”角度、从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到抛弃之批判对象的角度来看待文学及其人性。理论不是为了取消，解构的深层仍是建设科学的人性语言哲学体系。因此，通过物质概念，文学理论获得更多的是对人及其生存的理性思考，是从这个时代的文化遗产中阐释出有益于未来文学写作的精神资源。从精神资源的角度说，文学理论对物质话语研究的重中之重就是要发现文学空间中浓厚的现代性、革命、人民、文化、人性话语遗留对当代乃至未来文化生活的影响有多大、多深。
注释：
①柳呜九编：《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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