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隋唐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继续平稳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本年度新出论著30余部，新出论文400余篇，综述如下。
本年度政治史中关于制度和法制的研究成果比较多，故下文将此二者分目单独论述。
关于政治事件与政治局势。张耐冬《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4期)通过分析太原功臣地位之确立、他们在唐朝立国后的际遇、在武德年间政争中的命运，探讨唐初政权性质的变化，并揭示出唐初政权结构的某些特色。王佺《唐人投匦与献书行为中的干谒现象研究》(《云梦学刊》1期)分析唐人投匦和献书行为的性质特点、主体身份、目的动机以及具体过程等。龙小松《神龙遭贬文人与二张关系考辨》(《西南交通大学学报》5期)认为神龙年间文人遭贬的真正原因是五王视他们为武后势力。王国尧《李德裕与泽路之役——兼论唐朝于9世纪中所处之政治困局》(《唐研究》第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唐研究》12)通过对泽路战役的讨论，分析唐中央在当时所面对的政治、军事、财政上的种种困境，以及此役所反映出来的9世纪中政治秩序上的一些情况。相关研究还有姜望来《太子勇之废黜与隋唐间政局演变》(《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二十三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以下简称《资料》23)、杜正乾《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南京师大学报》4期)。
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政治。王静《唐长安城中的节度使宅第——中晚唐中央与方镇关系的一个侧面》(《人文杂志》2期)从朝觐制度、节度使宅第、节度使家庙三个方面论述了唐代后期节度使权力的消长，以及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对长安社会的影响。金滢坤《论中晚唐河朔藩镇割据与联姻的关系——以义武军节度使陈君赏墓志铭为中心》(《学术月刊》12期)探讨藩镇割据问题和藩镇内部、强藩之间及藩镇与中央之间的联姻问题。王剑《另一种和亲——也谈中唐以后公主下嫁藩镇问题》(《山西大学学报》3期)认为，唐代公主下嫁藩镇子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和亲，和亲本身是否有效，更多地决定于政权双方的实力对比；唐朝政府对各藩镇的“和亲”政策，最终以失败告终。李青淼《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论证都督府自唐代建立至安史之乱的不同职能。郭声波《唐代前期都督府为州一级行政机构吗？——对〈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的商榷》(《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认为都督府是军政合一机构，对所督州有部分行政管理职能，也就形成了相应的上下级统属关系。在唐前期，都督并未下降为与州同级的官职，都督府也不是州一级行政机构。李方《试论唐西州高昌县的等级》(《西域研究》3期)认为，龙朔至永淳年间(661—683)高昌县应是上县，开元二十二年(734)左右高昌县可能降为下县。相关研究还有陈明光、王敏《唐朝开元天宝时期节度使权力状况析论》(《厦门大学学报》3期)，左之涛《从维州的沿革看唐代羁縻州与正州的转换》(《烟台师范学院学报》1期)。
制 度
综合考察一个时期各项制度。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书中分专题论述了五代十国的贡举制度、选官制度、考课制度、职官制度、殿阁制度、起居制度、史馆制度、俸禄制度、军事制度、立法成就与司法制度的变化、助礼钱与诸司礼钱。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对政务文书与行政运作的研究。魏斌《“伏准赦文”与晚唐行政运作》(《中国史研究》1期)考察“伏准赦文”这一公文用语出现的诸种场合，认为这是王朝政令运作的一种新模式。他的《唐代赦书内容的扩展与大赦职能的变化》(《历史研究》4期)探讨唐代赦书中出现申禁、“差遣”等内容的变化，唐代赦书内容扩展的性质、背景和原因等问题，认为大赦申禁具有“全面行政”的意义。禹成旼《唐代德音考》(《中国史研究》2期)界定唐朝德音的概念，考察了其特点与内容。刘安志《跋吐鲁番新出〈唐显庆元年(656)西州宋武欢移文〉》(《资料》23)认为，“移文”这种文书格式最先出现于南方，北方使用“移文”稍晚且与南方“移文”有较大差异，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所使用“移文”可能传自南方。
官制与选举。刘琴丽《唐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社科文献出版社)论述了唐代武官的铨选、军功入仕、门荫入仕、科举入仕、唐代中后期方镇使府武职僚佐的辟署制等问题。罗小红《再论唐代夺情起复制度》(《西北大学学报》3期)讨论居丧官员终制与起复的比例、夺情起复的制度内涵以及制度施行的特点等问题。王勋成《初盛唐是否存在守选制说》(《兰州大学学报》5期)认为初、盛唐时及第举子的守选制是存在的。王湛《“不历州县不拟台省”选官原则在唐代的实施》(《江西社会科学》11期)通过探究“不历州县不拟台省”选官原则的发展变迁过程来考察唐宋间官僚形态变化。李方《论唐西州官吏任用的类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期)根据出土文书、墓志及传世文献，论证西州官吏有正、守、行、兼、试、摄、同、判、检校、版授十种类别，可能还有领、知等类别，从而证明唐代官员任用类别在西州大体上都存在。文中还讨论了官吏摄、判、检校等类互用的问题。陈飞《唐代明经试策形式体制考论》(《人文杂志》6期)探讨了唐代“常明经”试策之形式体制，认为其发展变化大致呈现为三个阶段：由一项制至二项制最后稳定为三项制。许友根《“重试及第”解读》(《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认为，重试是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对所有及第进士进行重新考试，并按照考试的实际情况重新录取的一种做法。
其他研究还有马志立《从三至五品官带勋者荫子孙看唐前期勋官制度的演变——读〈唐天宝年代国忌、诸令式等表〉之后》(《资料》23)，杜文玉、王凤翔《唐宋时期牢城使考述》(《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期)，勾利军《唐代东都御史台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等。
法制
就隋唐时代律令格式的法律体系而言，本年度成果集中在对唐令的研究上。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中华书局)将天一阁藏佚失千年的珍贵法律典籍《天圣令》整理刊布，包括影印本、校录本、清本和复原唐令部分。同时还有一批研究论文，由《唐研究》12集中刊出。其中，黄正建《天一阁藏〈天圣令〉的发现与整理研究》介绍了《天圣令》的发现经过、钞本概况及价值、目前的整理与研究现状等。他的《〈天圣令(附唐杂令)〉所涉唐前期诸色人杂考》探讨《天圣令·杂令》中几条《唐令》条文所涉诸色人问题，解释“诸色人”，重点考察胥吏问题并与《通典》所载作比较，并考证了“庶士”概念。李锦绣《唐开元二十五年〈仓库令〉研究》讨论《仓库令》中体现的《唐六典》的取材、仓库设置及调度征收、仓库输纳程式及杂附物等问题。孟彦弘《唐代的驿、传送与转运》考证唐代的驿与传是两套系统，驿马驴与传送马驴亦分属两套系统，传送还要承担一定的运输任务。地方组织的传送与中央组织的转运构成官方主持的运输的两个层次。程锦《唐代女医制度考释》考察唐代女医教育的设置、体系、地位等问题，以及令文内容所体现的唐代医学教育的制度性规定。赵大莹《唐宋〈假宁令〉研究》讨论唐代官员四类休假制度，对唐宋《假宁令》及休假制度变化加以考察。牛来颖《〈营缮令〉与少府将作营缮诸司职掌》讨论唐《营缮令》的价值，研究了其中所涉诸司运作、参掌及隶属关系变化等问题。吴丽娱《从〈天圣令〉对唐令的修改看唐宋制度之变迁》围绕与官员身后哀荣、葬礼待遇有关的举哀与成服、赙赠及诏葬等方面，探讨内中的变化及原因。相关的研究还有黄正建《重读汉译本〈唐令拾遗〉》(《中国史研究》3期)。何东《〈天圣令·田令〉所附唐田令荒废条“私田”的再探讨——与杨际平先生商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分析“私”与私有权概念的含义、永业和口分之外的私田问题，认为据“此谓永业、口分之外，别能垦起公私荒田者”不能得出这只能是均田制体系外的农
民私有田地的结论。此外，叶炜《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史学月刊》5期)认为，律学从创建到消亡的过程，经历了士大夫“经律双修”的瓦解和重建，也伴随着政府对普通文官法律素养要求的不断提高。独立律学的消亡是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法律基本素养的结果。相关研究还有陆离《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司法制度初探》(《中国藏学》1期)、赵旭《论唐宋时期监狱制度的滞后与徒刑执行方式的变异》(《辽宁大学学报》4期)。
经济
本年度财政史研究比较冷落，可列举者只有贾志刚《唐代军费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书从总体上把握唐代军费实际运作特征，观察唐代军费在社会转型期间如何适时而变，从地域差异方面比较军费对不同区域产生的影响，解构由此而引发的诸多社会历史现象，客观评论了唐代军费体制诸问题。
土地、农业技术和赋税等。姜伯勤《论敦煌“守庄农作”型外庄与“合种”制经营》(《敦煌研究》6期)着重讨论“庄田”用语在敦煌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及其变革。马燕云《吐鲁番出土租佃与买卖葡萄园券契考析》(《许昌学院学报》6期)考察葡萄园土地分配方式、葡萄园的买卖、租佃等相关问题。周尚兵《唐代南方畲田耕作技术的再考察》(《农业考古》1期)是有关农耕技术的研究成果。陆离《也谈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地子”、“地税”》(《历史研究》4期)考察吐蕃和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赋税制度的发展演变，认为归义军政权赋税制度中的“地子”和“地税”是两种不同的税目。相关研究还有刘玉峰《唐代土地所有权状况及结构的演变》(《山东大学学报》2期)，刘云《论唐代前期的土地产权制度》(《厦门大学学报》1期)，谷小勇、张波《社会战乱对汉唐间农业税制嬗变影响的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6期)。
畜牧业、盐业等产业经济。乜小红《唐五代畜牧经济研究》(中华书局)较系统地研究了唐五代时期畜牧业的管理机构、政策法令、民间畜牧、畜种改良以及公私畜的盛衰变迁、牧子的身份地位等问题。薛瑞泽《唐宋时期沙苑地区的畜牧业》(《渭南师范学院学报》6期)论述唐宋时期沙苑地区畜牧业的发展情况和作用，以及唐宋王朝对沙苑地区畜牧业的管理。陈习刚《唐代葡萄酒产地考——从吐鲁番文书入手》(《古今农业》3期)认为陇右地区、河东地区是唐代葡萄酒生产的两大区域，而西域、沙州、凉州、并州、两京地区、江宁是唐代葡萄酒重要产地。
商人、商业与贸易。沈端民《韩愈〈钱重物轻状〉违背货币规律》(《广东金融学院学报》1期)认为韩愈在《钱重物轻状》中提出“在物土贡”、铜银岭分、“新旧兼用”、大减官俸等主张，究其实质是重蹈以物易物的旧辙。殷晴《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西域研究》1期)考察唐宋之际利用于阗南道的商贸往来，尤其是于阗玉石的开发和大量进入市场成为丝路贸易的特殊商品。相关研究还有郭亮《唐代专营行市及其促销方式探析》(《南华大学学报》1期)，杜文玉、周加胜《五代十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中国历史地理论丛》3期)，宋军风《唐代商人举选权利考略》(《云南社会科学》5期)。
此外，对区域经济的研究有陈勇《唐代长江下游经济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探讨了唐代长江下游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以及交通与海外贸易、人口分布与变迁等问题。徐效慧《略述唐代营州的经济》(《渤海大学学报》3期)，考察营州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等，并总结了营州经济发展的原因。
军事
军事政治。李鸿宾《隋朝的北部防务与长城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探讨隋朝修建长城的原因和背后隐藏的政治形势。穆渭生《唐蕃战争后期盐州军事地理述论》(《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期)详述盐州地理形势与交通地位、中唐以后关内道的防御布局，并以唐蕃战争后期为背景，具体述论盐州的军事地理价值。相关研究还有许辉《隋朝幽州军事防御的演变》(《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3期)、夏炎《唐代刺史的军事职掌与州级军事职能》(《南开学报》4期)、高霞《试论唐朝河东道的军事地位和军队部署》(《山西师大学报》S1期)。
兵制与军队。赵贞《回鹘归义军始末》(《西域研究》2期)探讨回鹘归义军的建立、兵源、活动、存世时间以及归义军裁撤后军士的去向等问题。程喜霖《唐代烽铺建制新证——新出烽铺文书研究之二》(《西域研究》3期)据新出文书诠释烽铺含义和建制。他的《唐代烽子上烽铺番期新证——新出烽铺文书研究之三》(《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期)考证唐代雇人上番的存在以及烽子上烽铺的番期为十五日。张国刚《唐代兵制的演变与中古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4期)分析唐代兵役制度的重要变化，探讨其制度特征和社会影响、社会意义。黎虎《汉唐时期的“军吏”》(《阴山学刊》6期)认为隋唐五代“军吏”仍为介于“军将”和“士卒”之间的一个群体。
社会
唐宋社会变革。黄正建主编《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官制、礼制、城乡经济、衣食住行制度、道教、世俗佛教信仰六个领域入手，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文化角度来探讨中晚唐发生的变化。2002年11月，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举办“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安徽出版集团、黄山书社)是会议论文的结集。谷川道雄《“唐宋变革”的世界史意义——内藤湖南的中国史构想》(《资料》23)评述了内藤湖南的中国史观及其特征、“唐宋变革”理论的内容与中国历史的结构、“唐宋变革”的世界史意义。《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期以“多元视野下的唐宋社会”为主题，刊发了一组文章：王永平《从汉学向宋学的转变看隋唐儒学的地位》认为隋唐儒学重新取得了正宗地位，并对汉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与继承，从而为宋代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宁欣《唐宋城市经济社会变迁的思考》认为应该重视唐宋城市经济社会研究的整体性。刘后滨《政治制度史视野下的唐宋变革》从政治制度变革的角度论证了唐宋之际发生的多方面深层次的变革，认为安史之乱以后的唐中期具有转折意义。李鸿宾《唐宋社会的转型与民族互动》认为唐代的民族问题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冲击，使民族关系出现了迥异的变化。王赛时《海洋探索与唐宋社会》认为唐宋时期的我国至少应被视为海陆型国家。勾利军《唐宋分司机构与社会变迁》认为唐宋分司机构设置的由实到虚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分司官员待遇的由高到低则说明这一时期贵族化官僚正在从历史舞台上逐渐淡出。《江汉论坛》3期约请五位学者对唐宋变革问题展开讨论。张国刚《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严耀中《唐宋变革中的道德至上倾向》从文化，孙继民《唐宋兵制度化与唐宋社会变化》从军事，杜文玉《唐宋时期社会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李天石《中古门阀制度的衰落与良贱体系的瓦解》从阶级(层)关系等不同视角阐明了自己的看法。谢元鲁《论唐宋社会变迁中平等和效率的历史转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期)认为唐宋社会经济和政治变迁的结果，是形成了经济和政治的潜在冲突。熊燕军《从公平优先到效率优先：“不抑兼并”与唐宋变革》(《学朮探索》6期)认为在唐宋变革的背景下，“不抑兼并”政策标志着传统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公平优先转为效率优先。贾玉英《唐宋时期“道”“路”制度区划理念变迁论略》(《中州学刊》6期)在唐宋社会变革的视野下考察唐道宋路区划理念的变迁及社会背景。另外，牟发松主编《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汉唐历史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是2004年10月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同名研讨会的论文集，30余篇论文讨论话题涵盖从汉到唐宋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变迁。
基层社会形态。马新、齐涛《汉唐村落形态略论》(《中国史研究》2期)考察汉唐时代的乡里之制与聚落形态演化的历史，并论述了乡里之制向乡村之制转化的意义、里与聚落分离的内在原因以及村落内部居民构成等问题。张安福《两税法改革对唐代农村社会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期)分析两税法后农民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两税法对农村经济生活的影响。孟宪实《国法与乡法——以吐鲁番、敦煌文书为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期)讨论在民间契约问题上的国家立场，以及乡法与国法的双向关系。冻国栋《唐五代“练塘”资料中所见的“强家”与“百姓”——隋唐五代江南地方社会个案研究之一》(《资料》23)论列练塘(湖)复、废之过程及其所反映的相关问题。陈逸平《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历史知识》(《敦煌研究》2期)认为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知识的中心是日常生活的伦理。相关研究还有屈直敏《从敦煌写本类书〈励忠节钞〉看唐代的知识、道德与政治秩序》(《兰州大学学报》2期)、杨秀清《社会生活的常识、经验与规则及其思想史意义——以唐宋时期敦煌地区为中心》(《敦煌研究》4期)、郑炳林《晚唐五代河西地区的居民结构研究》(《兰州大学学报》2期)。
社会阶层。黄云鹤《唐宋下层士人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讨论了唐宋下层士人的出路、下层士人与政府的双向关系、下层士人的经济来源、文化贡献、社会交往、婚姻与生活、隐逸现象以及在基层社会中的作用等问题。宋军风《唐宋商人舆服演变考述》(《重庆社会科学》6期)认为商人不能称为一个独立的阶级。
社会现象、观念与心态。杨波《唐进士乞旧衣略考》(《华侨大学学报》3期)认为唐代进士乞旧衣风俗的根源更多的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游自勇《唐代长安的非常事件——以两〈唐书·五行志〉所见讹言、闯宫为中心》(《唐研究》12)解析唐代长安的讹言所透露出的特定历史情况下的群体心态和社会心理氛围，以及闯宫事件所传达的信息。张剑光、张洁《唐代城市消费的方式、水平和结构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期)认为唐代城市中各阶层与市场的联系逐渐密切。城市中的消费水平有高有低。蒋爱花《唐人寿命水平及死亡原因试探——以墓志资料为中心》(《中国史研究》4期)研究唐人寿命水平及特点、唐人的性别平均寿命，分析唐人死亡原因。赵贞《唐五代官方星占中的星官占卜》(《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分析星官占的基本过程、基本理论及思路和逻辑。他的《敦煌文书中的“七星人命属法”释证——以P.2675bis为中心》(《敦煌研究》2期)考述中晚唐五代流行于敦煌地区的七星人命占法现象及其所受到的佛教因素的影响。郝春文《再论敦煌私社的“春秋坐局席”活动》(《敦煌学辑刊》1期)论证敦煌私社的“春秋坐局席”的社会功能和象征意义与官府的“春秋二社”有明显差别，导致了此活动举行的时间不再固定在春二月和秋八月，一些私社甚至不再举行此项活动。冻国栋《麹氏高昌“遗言文书”试析》(《资料》23)就吐鲁番所出麹氏高昌时期之遗言文书特点、历史渊源以及与敦煌所出五代遗嘱类文献的异同提出了看法。相关研究还有郝春文《再论北朝至隋唐五代宋初的女人结社》(《敦煌研究》6期)、万军杰《唐代女性寿命问题探讨》(《资料》23)。
风俗与习俗。于赓哲《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史学月刊》2期)讨论割股奉亲现象出现和蔓延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儒家理论的自我矛盾与士大夫阶层对割股奉亲的不同看法。杨森《敦煌唐宋时期的“助供”》(《敦煌研究》5期)讨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寺院中僧人“为亡者助资赠赙之类”的习俗活动。相关研究还有杨娟娟《南唐党争中的文人心态转变论略》(《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期)、陈弱水《唐代的一夫多妻合葬与夫妻关系——从景云二年〈杨府君夫人韦氏墓志铭〉谈起》(《中华文史论丛》1期)。
民间信仰与巫蛊文化。余欣《神道人心——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提出“民生宗教”的概念，从社会生活实际的层面诠释唐宋之际郭煌民众的信仰世界。他的《神祗的“碎化”：唐宋敦煌社祭变迁研究》(《历史研究》3期)论述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社祭的变迁及原因。王永平《论唐代的水神崇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4期)并从国家祭祀、民间信仰两个角度来剖析水神崇拜这一现象。吴怡洁《行病之灾——唐宋之际的行病鬼王信仰》(《唐研究》12)探讨唐代行病鬼王信仰的杂糅多源及其所反映的民众的恐惧等问题。卢向前《武则天“畏猫说”与隋室“猫鬼之狱”》(《中国史研究》1期)考证武则天“畏猫说”的真相是因为一种“猫鬼”的巫蛊术。作者认为隋室的“猫鬼之狱”是杨广和杨素利用巫蛊而进行的一场政治斗争。
礼制。耿元骊《五代祀天祭祖礼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3期)考察了五代时期祀天祭祖礼的基本情况，分为昊天上帝和祖宗两个部分进行了排比分析。他的《五代嘉礼考述》(《长春师范学院学报》7期)详细考察五代时期的嘉礼，包括朝参、册命、婚、宣赦、观稼、尊师与乡饮酒等内容。吴丽娱《兼融南北：〈大唐开元礼〉的册后之源》(《资料》23)研究《开元礼》的“纳后”和“临轩册后”两种皇后婚仪、两种礼仪的仪注产生的渊源、相关内容及到《开元礼》的发展轨迹。认为它们有不同的来源和背景，是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礼仪文化的结合品。相关研究还有王美华《官方官制的庶民化倾向与唐宋礼制下移》(《济南大学学报》1期)，包铭新、崔圭顺《唐代礼官服色考——兼论〈步辇图〉的服色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
自然灾害与应对。袁野《唐代的洪涝灾害——两〈唐书·五行志〉有关记载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期)分析各类洪涝灾害的数量、特点和发生原因，统计唐代洪涝灾害的时空分布，总结其在行政地理区域和自然地理区域中的分布规律。陈昊《汉唐间墓葬文书中的注(疰)病书写》(《唐研究》12)从书写史的角度考察汉魏镇墓文、敦煌镇墓文和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的注病书写，从而释读汉唐间的葬送仪式中所蕴含的民众对疾病传播的理解。毛阳光《唐代灾害奏报与监察制度略论》(《唐都学刊》6期)认为唐代灾情的申报和官员的检覆、监察都已形成了固定的程序，但报灾制度中一直存在着救灾与中央财政控制之间的矛盾，地方官不上奏灾情或奏报不实的情况也仍存在，为此建立了多元化的灾害监督体制。相关研究还有勾利军、彭展《唐代黄河中下游地区蝗灾分布研究》(《中州学刊》3期)，于赓哲《(新菩萨经〉、〈劝善经〉背后的疾病恐慌——试论唐五代主要疾病种类》(《南开学报》5期)。
女性、婚姻与家庭。李钊《贞观婚姻政策述评——以贞观元年与贞观十六年的婚姻诏令为例》(《中华文化论坛》3期)对贞观君臣如何解决婚姻政策在思想上与最终目的之间的联系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岳纯之《唐代法定适婚年龄考》(《历史教学》5期)认为太宗贞观元年(627)所规定的“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是劝勉结婚的年龄，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所规定的“男年十五、女年十三”才是真正的适婚年龄。陈丽萍《唐宋时期敦煌地区非正式婚姻子女现象略考》(《敦煌研究》4期)探讨唐宋时期敦煌百姓婚姻家庭中的子女构成状况、财产继承与分割原则以及家庭生活的伦理观等。朱海《读唐代家书札记二则》(《资料》23)考察唐代家庭成员关系，僧人剃度出家的原因、过程等问题，兼及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佛教信徒的复杂心态。刘蓬春《唐人蓄妓对家庭观念的影响——〈故妓人清河张氏墓志〉考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6期)认为部分唐代家妓事实上已经成为家庭中的成员，并对唐人的婚姻观和家庭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军风《唐代商人婚姻发微》(《唐都学刊》6期)认为唐代商人与社会上层联姻较难，在与娼妓通婚的同时也彰显了自身之贱，当色为婚则是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婚姻的主流。相关研究还有王美华《礼制演变与十国时期的南方社会——以个体家庭意识为研究中心》(《辽宁大学学报》1期)，严春华《承继与新变：社会转型中的中唐女子教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6期)，杨果、铁爱花《从唐宋性越轨法律看女性人身权益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期)，林梅《由大足唐宋造像内容谈妇女与宗教的关联》(《敦煌学辑刊》4期)。
民族与民族关系、中外交流
民族。杨军《靺鞨诸部与渤海建国集团》(《民族研究》2期)认为渤海建国集团当以伯咄、安车骨、拂涅、白山四部靺鞨人为主。杨军《渤海“土人”新解》(《北方文物》2期)认为“土人”是指渤海建国初期在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粟末靺鞨人。汪澎澜、姚玉成《别种定义浅析》(《白城师范学院学报》3期)支持渤海族属靺鞨说。李并成、解梅《敦煌归义军曹氏统治者果为粟特后裔吗——与荣新江、冯培红先生商榷》(《敦煌研究》6期)认为归义军曹氏为汉人而非粟特人。赵心愚《敦煌古藏文写卷中的“vjang”》(《中国藏学》3期)认为写卷中vjang是唐代割据云南一带的南诏。
民族关系。关于天宝年间唐朝与南诏关系的破裂，两《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籍认为是张虔陀等边吏无理欺压南诏所致，方铁《边吏张虔陀与唐朝、南诏关系之破裂》(《中南民族大学学报》3期)根据《南诏德化碑》等史料分析事件发生的政治背景，提出不同看法，并分析两《唐书》等史籍持有上述看法的原由。刘安志、陈国灿《唐代安西都护府对龟兹的治理》(《历史研究》1期)研究唐代龟兹的地方行政建制、安西府下的各类管理机构、龟兹地区的屯田、赋役制度、民间经济生活等问题。石冬梅《唐前期的东夷都护府》(《青海社会科学》1期)论证东夷校尉是东夷都护府的前身，并分析了东夷校尉的职责。王世丽、王世伟《突厥的叛乱与安北都护府南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4期)认为后东突厥汗国对漠北的占领迫使安北都护府南迁同城，改变了唐代北部边疆两大都护府的布局及性质。李军《晚唐(公元861—907年)凉州相关问题考察——以凉州控制权的转移为中心》(《中国史研究》4期)考察自咸通二年至唐亡，凉州在唐政府、归义军、
末三种势力之间几次控制权的转换。相关研究还有周保明《高仙芝的活动轨迹与开天之际战略局势的转变》(《洛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李方《怛罗斯之战与唐朝西域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陈大为《敦煌净土寺与敦煌地区胡姓居民关系探析》(《敦煌学辑刊》1期)。
中外关系。林英《唐代拂菻丛说》(中华书局)从路、僧、币、器、图五个专题着手，意在了解与拂菻相关的人员、物品、艺术风格东来的历史过程，从而认识唐代外来文明中的拜占庭文明。韩香《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西安出土文物、墓志碑铭等，结合文献史料，考察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的相互关系。王勇《井真成墓志与唐国子监》(《日本学刊》2期)考察“留学生”和“学生”的问题，并追寻井真成在唐朝可能的生活经历。马一虹《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入唐时间与在唐身份考》(《世界历史》1期)指出井真成来唐的时间当是733年而非717年；其在唐身份是具有专门技能的人才，即请益生；其所获赠官也与其专长有关。陈灿平《关于井真成墓志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5期)对井真成“赠官”和“葬地”问题进行探讨。相关文章还有许凤仪《鉴真圆寂后日本国使扬州报丧时间考辨》(《扬州大学学报》5期)。
历史地理与城市
历史地理。张可辉《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所载扬州城考补》(《敦煌学辑刊》2期)探讨了敦煌写本《诸山圣迹志》所载扬州城的规模及城门数。李勃《唐代崖州治所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期)认为，唐代崖州治故址应在今海口市琼山区东南30里龙塘镇博抚村北侧的珠崖岭上。周纪焕《杨炯曾任县令之“盈川”考辨》(《浙江社会科学》6期)认为，杨炯为令之盈川就在浙江衢州。程义《隋唐长安辖县乡里考新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期)认为，唐代的乡名基本沿用隋代之旧；唐代的乡与里分属不同的系统，无统辖关系。陆离《Tsong ka(宗喀)、khri ka(赤卡)、临蕃城考》(《资料》23)探讨了唐宋间陇右地区的Tsong ka(宗喀)、khri ka(赤卡)、临蕃城的方位和演变。
城市与建筑。最集中的成果是《唐研究》12刊发了一组“唐代都市史研究”的文章。在内容、观点和研究角度上各有创新。其他各类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这方面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尤其是对长安、洛阳的研究是重点。李健超《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修订版，三秦出版社)继续校正徐松《唐两京城坊考》的错误，改正了初版中存在的差错，增补了新的资料，增加了唐两京待考坊名和唐两京待考寺观两个附录，还编制了索引。史向军《唐长安城市文化特征探究》(《扬州大学学报》4期)从唐长安城的选址所反映的天人关系、城市建筑的主题文化概念和内涵以及内外文化交往和融合的程度来分析唐长安城市文化的主流特征。宁欣《街：城市社会的舞台——以唐长安城为中心》(《文史哲》4期)探析长安城的区划与地域空间分配以及街道在其中的政治社会功能。霍宏伟《〈大业杂记〉与隋唐洛阳城》(《中国地方志》12期)对《大业杂记》所记东都城营建、城市布局及建筑形制等问题进行探讨。程义《隋唐洛阳城不是半成品——兼论东西二京布局差异》(《唐研究》12)否定洛阳城“半成品”说，论证“礼制说”的合理，认为洛阳和长安是按封建礼制的要求而设计的两座功能不同的城市。成一农《走出坊市制研究的误区》(《唐研究》12)认为唐代的商业活动也可以存在于坊中，坊市制下限制人们自由的不是坊制而是夜禁制度。坊的形态在地方城市中也应和长安、洛阳不同。相关研究还有王惠民《唐东都敬爱寺考》和赵振华《唐东都天津桥研究》(《唐研究》12)、宁欣《唐初至宋中期城市修建扩建述略——兼论南北地区城市发展之异同》(《扬州大学学报》2期)和《转型期的唐宋都城：城市经济社会空间之拓展》(《学术月刊》5期)、罗小红《唐长安西明寺考》(《考古与文物》2期)。
宗教
张箭《唐武宗禁佛之经济成效探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期)重新考证唐武宗会昌禁佛籍没的寺田数、解放的奴婢所获之农田数、拆除的寺院房舍总数及其价值，并评论销铸佛像铜磬等所带来的经济成效。张箭《后周废寺汰僧数量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期)认为后周大举限佛废寺汰僧，应该是仅废去了三千余所寺庵，还俗了七万多僧尼，即沙汰了原有总数一半的寺僧。潘春辉《从戒律自身原因看唐宋敦煌僧人之违戒》(《新疆社会科学》4期)从戒律之繁复、前后矛盾以及戒律的让步等方面分析唐宋敦煌僧人违戒的原因。相关研究还有朱立峰《论唐代前期相部宗的传承及其在两京地区的发展》(《唐研究》12)，肥田路美、李静杰《唐代菩提伽耶金刚座真容像的流布》(《敦煌研究》4期)。
文化、典籍与墓志碑刻
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敦煌文书中的四部典籍为研究对象，着重从社会历史和社会文化的角度，作了整体且系统的考察。全书分儒学、佛典、道典、史地、文学、书仪、杂占、科技、藏文典籍九章。戴伟华《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中华书局)分析诗人籍贯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重点考察诗歌创作地点和地域文化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关注弱势文化区域的文学创作。书中两大数据库《唐代文人籍贯考数据库》和《唐诗歌创作地点考数据库》有补白价值。相关研究还有瞿林东《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重读〈唐会要·史馆杂录〉》(《史学集刊》4期)、钮卫星《从“〈大衍〉写〈九执〉”公案中的南宫说看中唐时期印度天文学在华的地位及其影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3期)。
卢盛江《文镜秘府论彙校彙考》(中华书局)是对唐代日僧空海所编《文镜秘府论》的全面总结性研究。郝春文主编《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四、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也于本年面世，第四卷收录英藏敦煌文献S747—997号，第五卷收录S1020—1380号的汉文非佛教文献。每件文书之后附有校记和九十多年来学界有关该文书的研究文献索引。徐建平《敦煌经籍续录》(中华书局)收录敦煌藏经洞写卷儒家13经中敦煌所存9经，以经书为纲、叙录为目进行编排，每卷有图版介绍和相关研究论著介绍。李建栋《〈文馆词林〉残篇二考》(《阜阳师范学院学报》3期)认为，《文馆词林》所存两篇残敕的作者均为唐太宗，此二敕的写作时间分别为贞观二年(528)正月、三月。相关研究还有罗勇《徐云虔〈南诏录〉佚文及其史料价值》(《楚雄师范学院学报》8期)。
另有一批新出吐鲁番文书，由北大荣新江教授主持的课题组进行整理，《考古》12期有四篇发掘简报，重要研究成果已在2007年陆续发表。
王滔韬、雷娟《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重庆交通学院学报》1期)研究唐末静南军镇的政治架构。郭茂育、赵振华《〈唐张羲之夫人阿史那氏墓志〉与胡汉联姻》(《西域研究》2期)探讨墓志內容所涉盛唐经营西域、朝廷汉人高官与突厥酋女通婚等问题。姚永霞、高明《〈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的历史文化内涵》(《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期)研究碑文内容所反映的唐初以来附祭北海的礼制传统。黄楼《〈平淮西碑〉再探讨》(《资料》23)探讨韩碑被废之缘由及后人对韩愈、段文昌二碑评价的演变等问题。严春华《论中唐碑志文之题》(《唐都学刊》6期)揭示中唐各类碑志文题式之特点。杨华山、李峻《郧县唐濮王李泰家族墓研究》(《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3期)探析濮王李泰家族墓葬均州郧乡的原因。
总的来看，2006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注重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关注新史料，注意问题的联系性以及拓展看问题的视野。其中，政治史、制度史和社会史研究成果最为丰厚，尤其是唐宋社会变革的研究视域更为宽广，对“唐宋变革”观内涵外延的认识有新的推进，显示了学界对贯通唐宋的长时段关注和研究方向。法制史的唐令研究和城市史中两京的研究引人注目。但也有一些文章相当平淡，没有什么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