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朝鲜燕行使的“西洋印象”
——以《燕行录全集》为中心
赵 毅1 孙 琳1,2
（l.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旅游文化学院，辽宁大连116081；2.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辽宁大连116044）
摘要： 有清一代，部分朝鲜燕行使在出使中国时，接触到西方文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他们主动参观北京天主教堂，积极和西洋传教士交流对话，初步形成了关于西方的“西洋印象”。文章以《燕行录全集》为史料蓝本，重点分析燕行使对天主教堂、西洋传教士、天主教教义的认识和评价，探究其对于西洋文化的异国认知。
关键词： 《燕行录全集》；朝鲜燕行使；西洋印象
西方，对于17 世纪的“隐士之国”朝鲜而言，无疑是神秘而新奇的，正如金舜协所言“盖西洋国在西海九万里之外，航海而入焉”〔1〕。朝鲜士大夫对于西方的最初了解并不是通过亲临其国的切身体验，而是通过燕行使在中国参观天主教堂（《燕行录》中多称为“天主堂”或者“天主殿”）、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等活动。这种在“他国”形成的“西洋印象”被燕行使带回了朝鲜，并推动了西学在朝鲜的传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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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主教堂：“其制甚奇壮”
天主教究竟何时传入朝鲜，现在已经很难考证某一确切时间或者确定事件了，日本学者林泰辅认为“天主教之传来，其初不详，盖自宣祖末至光海、仁祖之际，欧洲人于中国及日本盛行宣教时，其接近之朝鲜，当亦必有宣教之事，然一无所考”〔3〕。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外国人”的燕行使，除了关注到中国的物质发达，经济昌盛，文化繁荣之外，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将目光投入到北京的天主教堂。关于燕行使所见北京天主教堂，黄时鉴在《朝鲜燕行录所记的北京天主堂》中列出11 种燕行录〔4〕；杨雨蕾在《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中列出12 种燕行录〔5〕。笔者经过爬疏整理，共统计出22 种《燕行录》记录了北京的天主教堂，见表1。
在上述22 种记载天主教堂的《燕行录》之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其一，天主教堂在北京共有四座，“天主堂有四，南北未闻，西刘鲍所居，东堂虽不及西堂，游观者或往焉”〔6〕，除了金舜协、洪大容、李在学既去了西天主教堂又去了东天主教堂外，其他燕行使只去了西天主教堂〔7〕。究其原因，首先，四堂中西堂所建最早，1605 年利玛窦就开始置业，先后建立了经堂和小堂；其次，位于宣武门内（今前门西大街）的西堂地理位置优越，距离礼部比较近，燕行使去礼部的途中一般都要经过西堂，便于前去游观。最后，西堂在四堂中名声最大，建筑、壁画、乐器、陈设等比较齐全且具有代表性。其二，虽都记录了天主教堂，但有的是燕行使亲身游历的见闻实录；有的却是未能亲入教堂，仅在室外概观其屋顶，转述他人的记录。如朴趾源由于天主堂毁于乾隆己丑年而未得进入；金景善曾路过西天主堂，然而却因为两国禁条不敢进入参观，“洋术今为两国禁条，非但不许相接，既闻其阴邪之甚，亦不欲目观而足蹑”〔8〕，只能转述老稼斋（金昌业）、湛轩（洪大容）、燕岩（朴趾源）三家的记载。
表1 燕行使参观北京天主教堂一览表
中国内地第一座天主教堂是1583 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建造的仙花寺。“房子本身很小，但很中看。中国人一看它就感到很惬意：这是座欧式的建筑物和他们自己的不同，因为它多出一层楼并有砖饰，也因为它的美丽的轮廓有整齐的窗户排列作为修饰”〔9〕。迥异于传统中式建筑的天主堂几乎成为康、乾年间燕行使的必游之地，高大的建筑和耸立的十字架给人“先声夺人”之势，“至门内向东望，有一铁钟高出人家之上，此天主台，曾闻申之淳言，随洪禹鼎见之，外面扁书‘天主台’三字，门内有台，其高三四丈”〔10〕。进入堂内，开阔的空间，精美的西式装饰，甚至别样的门窗，都令人眼界大开。西方人不用一椽一梁就能够建造出高大开阔的天主教堂，这种不同于中国建造方式的风格令燕行使震惊，感叹其巧夺天工的瑰丽奇巧。“其殿之制，大异于凡他。所谓楼阁者，虽以口言之，不能形容其仿佛，况以文墨乌能写出其万一哉！虽然若其大概，则殿制狭而长，不以广为面，而以长为面。其前立大石柱而作三层，其三层石柱而长可三丈余。东西五间也，其层层连楹之际，以石雕镌为栋为础且无檐焉”〔11〕。中国建筑以木结构为主，中轴对称，围合含蓄，风格优雅，结构灵巧。早已熟悉中国建筑风格的朝鲜人在北京却亲见了完全不同于中国的异域建筑，和谐、完美、崇高、尖峭、空灵的天主教堂除了带给朝鲜人感官上的刺激，更加激起了他们探索西方异质文化的强烈好奇心。
依照清帝国的禁令，燕行使是不能够和西洋传教士随意接触的。然而，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朝鲜人常常不顾禁令，擅自到教堂和传教士交往；另一方面，以传教为目的的西洋传教士也愿意接待他们，借以传播天主教思想。于是，在中国，东来的燕行使和西来的天主教士开始了最初的接触，他们不仅笔谈，还互赠礼物，甚至还试图探讨天主教教义。笔者总结归纳了《燕行录全集》中8 处燕行使和西洋传教士的交往，进行探讨，见表2。
在中国史料中，只能找到关于西洋传教士生平事迹的记载，很少有关于其外貌、语言的详细记载。方豪在《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曾为费隐和戴进贤作传，“费隐字存诚，来华后，曾传教镇江，在各省测绘地图时，仍不忘传教。返京后，亦曾任会长”〔17〕。“戴进贤字嘉宾，日耳曼人，生于一六八〇年（或说一六八二年），一七一七年一月二日，即康熙五十五年底，应康熙之召，抵达北京，佐理历政。雍正三年补受钦天监监正。雍正九年，加礼部侍郎衔，为二品官”〔18〕。作为旁观者，燕行使通过音容笑貌的第一印象来观察西洋传教士，比如，李宜显对于费隐的外貌描写：“年今六十，碧眼、高鼻鬚髯屈盘，批髪圆顶，阔袖长衣”〔19〕；金舜协对于戴进贤等五人的描写：“其目深而碧，其眉多而黑，其鼻冣长而端揭，其鬚细屈而茂阘且紫焉，其颜貌则洁白精粹，五人之面只如一人矣”〔20〕；洪大容对于刘松龄的描写：“刘年六十二，鲍年六十四，虽鬚髪已衰白，而韶颜如童，深目晴光如射，宛是壁画中人也。皆剃头，衣帽为胡制”〔21〕。同中国史料相比，朝鲜人的记载带有更多的文学化色彩。在他们眼中，西洋人除了碧眼高鼻卷发外，还很整洁干净、目光炯炯有神、状貌奇伟、彬彬有礼，良好的外观印象吸引着燕行使进一步了解异域文化。
双方交往的形式一般是燕行使先主动去天主堂参观，西洋人再进行回访。然而，西方传教士并不是对于所有的燕行使都进行回访。比如李颐命、韩德厚等人并未提及接受回访一事，洪大容曾去天主堂参观3次，西洋人却一次也没有回访。究其原因，这些参观天主堂的燕行使基本在使团队伍中没有官职，西洋人仅仅以接见普通朝鲜人的态度对待他们。俞拓基、李在学由于和正使或者副使同去参观，所以西洋人很快就进行了回访。李宜显作为使团正使，从二品官，亲访天主堂，不仅得到了堂主费隐的热情接待，而且费隐随即回访李宜显。久居中国的西洋人似乎早已熟悉了中国礼尚往来的习惯，在回访之时还回赠礼物答谢。就双方互赠之物来看，朝鲜人向西洋人所赠多为纸、扇、墨、清心丸、棉布等；传教士向朝鲜人回赠的多为书籍、纸张、西洋画、吸毒石、苦果等。
等西方奇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促进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吸引了朝鲜人对于西洋文化——这一异质文化的关注和探究，从而推动了十七、十八世纪西学通过中国东传朝鲜。虽然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朝鲜士大夫也和当时的中国人一样，视自鸣钟等奇器为“器”的范畴，改变不了其“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但是，西方器物的巧妙工艺、复杂原理已经使燕行使中的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其背后所代表的整个西方科学技术、西方文化，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正是这些渴望通过中国了解西方并认识西方文化的燕行使，对于早期西方文化进入朝鲜半岛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西洋传教士：“诚是一种别般人物”
中国画重视写意和传神，为追求主题印象的强烈，多删除琐碎而特写其主题，所以中国画的画纸，多留出空白余地，即“留白”；西方绘画注重写实，重视对于背景的描绘，有物则必有背景，所以西洋画基本全部填图，根本不留空白。燕行使步入天主教堂，映入眼帘的就是栩栩如生的壁画。从未见识过西洋画的朝鲜人往往觉得头晕目眩，有身临其境之感，“入东天主殿见画格尤奇。大抵画其外而不能画其内，画其前而不能画其后者，乃是画之道也。而今此画也，则并画前后，兼通内外，故红帷半卷则壁间空焉，白云初起则高于空中，无物不然，而画愈大而愈妙”〔12〕。燕行使虽然完全不了解西洋画中的宗教故事，把圣母玛利亚误认为“少妇”，把耶稣误认为“小儿”，但是从他们的文字描绘中还是可以窥见其对于西洋画写实艺术的惊叹。“西壁画天主遗事，有新死小儿横置于棺上，少妇掩面而啼，其旁四五人环伏而哭之。乍见错愕，却立不忍视，真画妖也”〔13〕。
表2 燕行使和西方传教士交往一览表
身为“外国人”的燕行使，竟然在“邻居家”里遇到了同样是“外国人”的西洋传教士，这种好奇中略带惊喜的心情不言而喻。“要之，虽中国之大，若此类未必多也。大抵此国人皆形貌精悍，碧眼尖鼻，唇红而薄，鬚毛屈盘，诚是一种别般人物也”〔16〕。燕行使认识到了西洋人既不同于和自己同处于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中国人，也不同于“野蛮”的鄂（俄）罗斯人。西洋人带给燕行使的陌生、震撼、疑惑、惊奇、欣赏……各种感受混杂在一起,只能用一句话概括——“诚是一种别般人物也”。
除了建筑和绘画外，自鸣钟、西洋乐器、天文望远镜等西洋“奇器”均引起了燕行使的强烈关注。自鸣钟是一种能按时自击，以报时刻的报时工具。几乎所有参观天主教堂的燕行使都要留下关于自鸣钟的记录。洪大容在参观天主教堂时主动要求见自鸣钟，“楼北铁锤垂下，重可数十斤，机轮激转，铮铮有声，悬巨钟，一击，楼中皆震。……见其制甚奇壮，非小钟之比。轮之大者，可十数围有余，旁悬六小钟，皆具锤，所以报刻也。铁竿横出楼南外，打大圈周分时刻，竿头有物而指之，大略如此。盖自鸣钟原出于西洋，近已遍于天下，而其机轮之制，随以增减，互有意义，终不如洋产之巧”〔14〕。可见，对于西学有所了解的洪大容不仅记录了自鸣钟的外观，更加注重对其内部构造和运行机理的探究，从洪氏的记录中可以得知，乾隆年间自鸣钟虽已“遍于天下”，但是中国的自鸣钟制造“终不如洋产之巧”。李宜显对于西洋传教士赠送的吸毒石有详细记载，“西洋有一种毒蛇，其头内生一石。如扁豆仁大，能拔除各种毒气，此生成之吸毒石也”〔15〕。毋庸置疑，自鸣钟
另外一位朝鲜北学派的代表人物朴趾源对自己没能亲身参观天主教堂引以为憾，但他却特意参观了利玛窦冢，并专记《利玛窦冢》一文，作为外国人的朴趾源能够为同是外国人的利玛窦冢专记一文，足见其对于天主教的关注。然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朴趾源和洪大容一样，在儒家伦理框架的范围内评价天主教教义，“天主者，犹言天皇氏盘古氏之称也。西洋人其人善治历，以其国之制造屋以居。其术绝浮伪，贵诚信，昭事上帝为宗地，忠孝慈爱为工务，迁善改过为入门，生死大事，有备无患为究竟。盖追远溯本之学，立志过高，为说偏巧，不知返归于矫天诬人之科，而自陷于悖义伤伦之臼也”〔36〕。可以看出，朴趾源的天主教观是一分为二的，一方面并不盲目地否定天主教，甚至对天主教诚信、忠孝、慈爱、迁善改过等行为极为赞同；另一方面，朴氏批判天主教立志过高，为说偏巧，甚至还会陷入违背伦理的窠臼中。
其三，进步派。在燕行使中不乏具有远见卓识之人，他们并没有一味地盲目批判西洋文化，而是在坚持自身文化立场的基础上，高度肯定西学的进步性，这部分人以洪大容、朴趾源为代表，是朝鲜北学派的代表人物。洪大容对于西学的评价是“盖虞夏之襄，羲和失其职，机术无传于世。自汉以来，鲜于忘人，洛下闳、张衡、唐一行之徒，相与变通之，号为精密。然如岁差之法，亦从不得其说，则由妄想億中而求之，不以其道也。今西洋之法，本之以算数，参之以仪器，度万形，窥万象，凡天下之远近高深巨细轻重，举集目前，如指诸掌，则谓汉唐以来所未有者，非妄也”〔31〕。洪氏对于西学的认识不仅在当时的李氏朝鲜是超前的，甚至在中国也远远高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在《乾净笔谈》中，洪大容向严诚和潘庭筠询问：“南边亦有为天主学者乎”？〔32〕潘庭筠的回答是：“天主教亦行于中国，此禽兽之教，士大夫皆以为非”。洪大容对于潘庭筠的回答不以为然，他在潘、严二位中国举人面前极力称赞西学：“论天及历法，西法甚高，可谓发前未发”〔33〕，这种见识和气度远远高于潘、严二人。洪大容和刘松龄间一段关于天主教教义的对话值得关注，“余曰‘天主之学与三教并行于中国，独吾东方无传，愿闻其略’。刘看毕即倩书答曰:‘天主之学，理甚奇奥，不知尊驾欲知何端’？余曰:‘儒尚五伦，佛尚空寂，老尚清静。愿闻天主所尚’？答曰:‘天主之学，教人爱天主万有之上，爱人如己’。余曰:‘天主是指上帝耶？抑别有其人耶’？答曰：‘乃孔子所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并非道家所讲玉皇上帝’。又曰:‘《诗经》注不言上帝天之主宰耶’”？〔34〕可以看出,洪大容试图从儒教、佛教、道教和天主教的对比中认识天主教教义，而刘松龄试图借用孔子之言和《诗经》中的语句解释上帝信仰，希望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某种共性帮助朝鲜人理解天主教教义，可能是由于语言不通，或是碍于礼节情面，这场关于天主教教义的争论探讨不了了之，从后文《乾净笔谈》中洪大容“但其（天主教）学则窃吾儒上帝之号，装之以佛家轮回之语，浅陋可笑”〔35〕的评价来看，洪大容并未理解刘松龄对于天主教教义的解释。毕竟一个历史人物是无法超越其所处时代的，即使才华横溢如洪大容之辈亦无法对天主教教义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倘若红琴坚决拒绝了那个男人无理的要求，或者她自己内心的欲望，世界也并不会因此更好些；反之，世界也不会因此变得更坏。她能克制自己，并不能证明她就跟动物有区别，有多高尚，反之，也不能说她不是一个人。通常真正强大的不是文化与文明，而是人性的使然，生命的本能。她终究是一个女人，也有七情六欲，她只是返璞归真，还原成了一个不被任何道德的与精神的绳索约束，有着原始情欲的本我。她成了一只振动了翅膀的蝴蝶，引起怎么样的风暴，她不敢再往下想。她的脑子里成了一片空白。
三、天主教教义：自以为高，亦一异端
对于天主教教义的认识，燕行使大致分为以下三类：其一，混淆派。在和刘松龄进行了简短的交谈后，一位不知名的朝鲜人记录，“人品敦厚，容貌精白，燕居则束发加冠，公会则被发跣足，且其为人深目大鼻，颇类鄂（俄）罗斯矣。自古至今居海外，不知儒佛，专尚道教，来往燕京者俱是道家者流。自幼时不食肉，不娶室，存心修戒而慕中国之言语文章者，去国离京，来仕中国有终身不归者”〔27〕。可见，朝鲜人受到西洋人“燕居则束发加冠，公会则被发跣足”的影响，将其误认为道家，真可谓对于天主教一无所知，妄加猜测。
其二，异端派。金舜协对天主教教义的评价是，“大抵西洋人之学，关佛廓如所宗主者，上天与正理，然亦一异端云”〔28〕。韩德厚对于西洋只尊天主而不崇儒佛道表示批判，“国俗不知尊崇儒佛道三教，只是尊天主”〔29〕。作为使团正使，从二品的李宜显不仅批判天主教自以为高，与儒佛道相背异，甚至目无尊长地批判康熙批准建立天主教堂是受到迷惑所致，“西洋之道，以事天为主。不但与儒佛道背异，亦斥仙佛二道，自以为高，康熙甚惑之，象天上，作是庙”〔30〕。纵观《燕行录》，对于天主教教义视为异端邪说加以排斥是大部分燕行使的主要观点，李氏朝鲜以儒家思想为正统，以“小中华”的文化优越感自矜，这种盲目排外的思想体现了当时李朝社会的封闭自大意识，体现了朝鲜士大夫的迂腐思想观念。
对于西洋传教士的服饰，燕行使注意到西洋人的服饰竟然“与清人同”，“其言语衣服亦一胡也”〔22〕。对于中华衣冠极度自信的朝鲜人向来鄙视满族服饰，但是对西洋人颇有好感的燕行使随即为其胡冠胡服找到了入乡随俗的理由，认为这只是西洋人为了适应中国政策的无可奈何之举，因此“归国则用本国冠服”〔23〕。燕行使似乎急欲了解西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想去其寝室参观，洪大容在参观完天主堂后，“看毕下楼，洪译请见其寝室，刘托有故，牢拒之”〔24〕。金舜协也曾记，“又其内有渠辈所居之家，而家舍极妙，不使外人而轻入矣”〔25〕，这个略显无礼的请求均被西洋人拒绝了。朝鲜人不愿放弃对于西洋人隐私的了解，洪大容曾向刘松龄询问：“‘佥位有子否’？刘笑曰：‘本不娶妻，何得有子’？余曰‘天主之教不令娶妻乎’？刘曰‘不然。吾辈为传教而来，一来不复还矣，虽欲娶妻，得乎’”？〔26〕西洋传教士这种一来不返，为传教事业放弃娶妻生子的精神被朝鲜人所欣赏、赞扬。
在温度场计算时，忽略剪力件的热传导影响。不同材料之间的热传递采用建立热耦合的方法来实现。在结构计算时，剪力件选用非线性弹簧单元COMBIN39进行模拟。该单元可以进行轴向和扭转的选择，具有大位移功能。单元本身没有质量和热容量的存在。
20世纪90年代以后，Martin等人的研究（Christie&Martin 1997；Martin⋁l 1998）证实，从语法角度聚焦于“际”的人际研究需与以词汇为重心的侧重于个人情感表达、聚焦于人际的“人”的研究互为补充。
通过对朴趾源、洪大容等朝鲜北学人士天主教观的分析，不难看出，李朝士大夫在对天主教这一异质宗教的认识中，离不开其原有宗教体系，比如佛教的参照，他们认为天主教的来世之说和佛教的因果轮回之说具有共通性，天主教教义并未高明多少。由于深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李朝士大夫习惯性地用儒家思想和儒家道德构建来衡量天主教教义，因此，很难得出公正而客观的结论。
结语
西方天主教带给燕行使的感官印象，一方面是高大宏伟的建筑，惟妙惟肖的壁画，先进发达的科学仪器……；另一方面，西洋传教士温文尔雅的谈吐、彬彬有礼的态度和渊博精深的知识更是给燕行使留下了极佳的外在印象。燕行使对天主教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肯定“器”的层面，否定“理”的层面——肯定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否定天主教教义。“每一种形象的表述都必然是始于创作者的某种动机，这样的一种动机和现实的‘权力政治’（Realpolitik）勾连在一起”〔37〕。燕行使对于西方天主教的评价和认识，体现了其对西学的肯定和接纳。正是通过燕行使参观天主教堂，积极和西洋传教士交流等行为引发了朝鲜士大夫阶层对西洋文化这一异质文化的关注和深入研究，从而导致十七、十八世纪西学从中国进一步东传朝鲜，并在朝鲜掀起“西学”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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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燕行录.中的“西天主堂”是“西洋天主教堂”之意，也叫“无玷始胎圣母堂”，1605 年利玛窦始建。1723 年，意大利遣使会士德理格购置西直门内的一块土地，建成“七苦圣母堂”，因其地处城西，俗称为“西堂”。此后，原来被称为“西堂”的“无玷始胎圣母堂”才因位于城南又被俗称为“南堂”。关于北京天主堂名称的阐述，参见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409-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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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Western Impression”of the Korean Envoys in Qing Dynasty
ZHAO Yi1 SUN Lin1,2
（1.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81, China;2.School of Han Development,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116044, China）
Abstract: In Qing dynasty, when some envoys of Korea came to China, they came into contact with Western culture. Out of the curiosity about heterogeneous culture, they took the initiative to visit the Catholic Church in Beijing, exchanged and dialogued with western missionaries actively, forming the impression about the West preliminaril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analyses Korean envoys’understanding and evaluation of Catholic churches,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Catholic doctrines, to explore Korean envoys’understanding about Western culture.
Key Words: The Complete Works of Yan Xing; envoys of Korea; Western impression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19）06-0170-07
收稿日期： 2018-10-22
作者简介：
赵毅，男，吉林松原人，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旅游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明清史、明清社会史。
文化基础知识扎实，知识面广，专业面广；具有一定的专业设备基础知识和相当的管理维修经验；熟悉所点检设备的工作原理、性能、结构和生产工艺，以及对设备的基本要；具有一定的管理知识及能力，善于协调关联部门工作，果断处理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工作勤奋，吃苦耐劳，有强烈的工作责任心；对工作充满自信，好学上进，工作高效，思维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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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琳，女，辽宁大连人，大连外国语大学汉学院讲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旅游文化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明清史。
优先出版：DOI：10.16197/j.cnki.lnupse.20190902.002
【责任编辑 孙 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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