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文学论纲（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90年代文学的背景
90年代是纪年的自然时序，但又不尽然，因为在90年代来临之前，出现了很多终结80年代的标志性事件，89年北京的六四风波，90年代初的“苏东波”（苏联及东欧的政治风波），都意味着90年代是一个不同寻常、难以言传的时期。20世纪最后的10年，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状态之中度过的。
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由原来的两极向多极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公开对抗走向了缓和，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水火不相容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出现了冰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共戴天的劳资矛盾在新经济模式下转化为蓝领与白领的差异，而当白领数量大于蓝领人数之后原本属于无产阶级的人数优势也已经丧失。和平、发展成为后冷战时代的主旋律，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重，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高于主义之争。90年代的巨大事件都表现了在多极格局下的暧昧政治色彩，90年代欧美列强发动的海湾战争和轰炸南联盟，在极短的时间内便匆匆收场，与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相比，实在更像一场军事演习和一次军事行动。当年不可一世的美军在朝鲜和越南碰到最顽强的阻击，战争的惨烈与漫长变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因为那是与西方阵营在交锋，那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巨人在打仗。而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及美军攻击伊拉克都算不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至于北约轰炸南联盟倒有点东西（东欧、西欧）之战的意味，但东欧诸国的旁观冷眼使原本可以成为意识形态再度交锋的世纪之战变成了北约单方面的屠戮和扫荡。
90年代世界格局的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1989年之后，喧嚣于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与保守派逐渐消解和退场，延续了近50年的党内“路线斗争”被反贪反腐的新政治风暴取代，应该说这是时代的一个进步。中国共产党在确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之后，加强自身干部的纯洁和清洗，以维护自身的光辉形象和战斗力，比那种在路线斗争名目下的权力斗争要具有现实性，更重要的是反腐风暴是非政治性的群众性运动，它不会给普通百姓带来副作用。影响90年代中国的一个巨大文本，便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南巡讲话符合邓小平的一贯作风，非高头讲章，谈的都是一些有针对性的话，比很多结构严谨、措辞精确的报告和文件都有现实意义。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解决了“姓资姓社”的问题，这就是他从整个世界格局的现实出发，决定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南巡讲话使中国从非资即无的对立思维中挣脱出来，中国社会也由此真正进入了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80年代初实际上并不能真正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80年代的主要工作还是要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施清除外围的障碍，还是要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去征服、去消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90年代世界格局的多极发展为中国实施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纲领提供了很好的外在条件和国际环境。中国可以省出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来专心致志地发展生产、发展经济，加快市场经济的步伐。由于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在中国得到确认，90年代的中国经济体制发生了一场历史性的变更，这就是在中国社会横亘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体系的唯一性受到了挑战，市场经济崭露头角，并与之抗衡，原先的一体化经济转化为多向发展的杂体经济，国营与民营，集体与个人，合资与独资，外企与国企，都能够包容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框架之中。股票市场的开放，意味着90年代经济进入了新的转型期。
多向发展的杂体经济与暧昧的世界形式慢慢消解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话语，在文化上便表现为占绝对主流的话语不在场，多种话语对峙、冲撞乃至消解。传媒成为90年代文化的“主频道”，因为所有的话语、所有的论争都要通过传媒来表达，而90年代的传媒已非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很多传媒肩负经济的使命，甚至已经企业化。传媒的商业化使得话语之争渐趋庸俗，话语经传媒的过滤也开始变味了，文化人、文化名流和文化明星几乎无不成为传媒的“刀下鬼”、“下酒菜”，传媒人在90年代便扮演了新一代文化人的角色，他们操纵着媒体实际也操纵着部分话语，他们在不断建立新的神话又在不断瓦解神话，而文学经传媒化之后很快被还原成世俗角色，昔日的文化英雄降格为文化艺人，王朔便是这一降格的符号，因为王朔的名字不是与王蒙、王安忆、王小波联系在一起，而是和冯小刚、葛优、许静蕾这些演艺圈的明星作为大众偶像一起出场的。文学在这样的情景下，自然不可能像80年代那般站在有人喝彩的舞台上高蹈，也不可能“躲进小楼成一统”，在脱离了意识形态的羁绊之后也失去了意识形态的光晕，在获得商业文化的滋润的同时又尝到了商业文化的苦涩甚至铜臭。局部的短暂的文化真空，让作家产生了自由与失控的幻觉，而对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的呼唤首先被多元、多样、多极的文化泡沫所掩盖。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和嘲弄人的。
二、90年代文学的特点
90年代文坛是一个口号林立、旗帜飘舞的年代，本人参与策划并鼓吹的就有“新写实”和“新状态”两面“酷旗”，类似的还有“新体验”、“新市民”、“人文关怀小说”、“60年代出生的作家”等等，应该说这是一种社会的进步。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90年代文学特定条件下，这种特定条件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1.文学的个体化和个人化与文学的集团化并存，一大批自由撰稿人的出现。如果90年代不出现大量的非体制内的年轻作家，没有一批人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进入文坛的话，所有的旗帜都可能落空，因为这些个性化的提法往往是非作家协会化的，而另一类作家往往都被体制化了，他们一般不会越轨操作的。而自由撰稿人的出现，为多种口号和旗帜的树立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新状态”和“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两面旗帜下“云集”了一批自由撰稿者。
2.民间策划与政府口号井水不犯河水，由于文学的个性化出现，写作者不必唯政府的马首是瞻，但是他们对政府的号召并不反感。比如“断裂”问答卷里，对“五个一工程”、对“主旋律作品”没有丝毫的不满和亵渎之意，他们抨击的只是他们认为出了故障的文学程序。他们公开表白他们对文学秩序的不满，就像很多人对中国足球充满愤怒一样。
3.文学载体由原来的刊物的一枝独秀到多头进展，出版社的畅销书、报纸副刊上的随笔、网络文学都对文学期刊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文学期刊策划出一些“旗帜”来也是为了招徕作家和读者，这实际上是期刊市场意识的觉醒。《钟山》是全国文学刊物率先打出旗号的，当时打出旗号的目的，首先是为了让这个在文学中心之外的刊物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其次是想对全国文学潮流走向作一些分析和梳理，因而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由于适逢90年代初期文坛的寂静，“新写实”极为活跃，因而后来触发了一连串的事件。刊物的这种策划实际是由于刊物自身的危机产生的。
90年代多元共存、多极发展的文化格局形成，在80年代，当文学刊物替代所有刊物时，文学是新闻，也是时尚；是娱乐，也是思想；是故事，也是艺术。这时的文学刊物已处于前媒体时代，90年代的文学进入媒体时代之后，不得不采用媒体时代的手法，对自己的刊物包装一下、策划一下。给刊物和作家贴标签等于为自己打品牌，在媒体上进行炒作实际接近于广告宣传。这些在当时引起一些人的反感，被批作商业行为，甚至视为批评的堕落。而在今天，这些批评轻如鸿毛，掉在地上，批评者自己也不好拾起来了。
有趣的是，很多命名的流传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我对“新写实”最初的命名（1988年）是“后现实主义”（据有关研究者考查，这是最早以“后”命名的概念），但广为传播的却是“新写实”，1994年我将一批新生代的作家作品命名为“新状态文学”，但后来流行的却是“新生代”这个概念。更为有趣的，“新写实”作家的作品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而“新写实”理论却不断受到质疑和批判，我提出的“情感零度”、“还原生活”、“与读者对话”作为“新写实”三项“基本原则”到现在还受到质疑和反驳。“新状态”和“新生代”的关系是一脉相承，我在“新状态”文学论纲《诗性的复活》中有详细的论述，里面论及的一些问题对今天的“新新人类作家”也有某种预见性，但很多人视而不见。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三、90年代文学的性质
言说阐释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前提，脱离不了对这个时代文学的整体把握，又是对这个时代文学本质的认识。但本质这一概念对于古典哲学化，90年代诸多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正是通过非本质、反本质的方式出现的，但所有的事物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本，所谓冤有源债有主，正是说明事物产生的某种关联性。90年代文学是在新时期文学的巨大基础上发展的，因而在90年代初期有几位年轻的学者曾试图把90年代的文学称之为“后新时期文学”，当时北大的谢冕教授曾经组织过几次讨论。“后新时期文学”的命名虽然没有广为流传，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同，但是在这场学术意味很浓的讨论与探讨中，却产生了一个对文学进程有影响的观念，这就是宣布新时期文学的“终结”。勿庸置疑，这种宣布显然受到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是一种模仿与套用。但在90年代结束之后，就发现当时宣布“终结”是历史性的，因为已经有人意识到“新时期文学”的巨大影响以及我们对这巨大影响抵触的必要。
尽管如此，90年代文学的发展还是离不开80年代文学这个怪圈，因为新时期文学面对的是10年封闭的文革文学，文革文学的简单化不只在于“三突出”之类的镣铐，还在于它使整个中国的文学与世隔绝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是与俄苏文学、日本文学以及西方文学的交流分不开的，白话文运动和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密切相关的。10年文革让文学陷入了死胡同，也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为文学的发展提供多种发展的可能性。新时期文学以其快捷的速度和繁密的方式追赶西方文学，就像评论家常说的那样，十年走了西方文学一百年的进程。这倒不是什么夸张之言，你只要打开新时期文学的各种文本就能找到西方近百年文学的影子。这是封闭的结果，因为与西方文学的隔绝等于贮备了大量的文学资源，一朝国门打开，这些资源便滚滚而来。因而新时期文学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盲目模仿，也给90年代文学带来意想不到的副作用，这就是资源的枯竭。80年代文学就像好多篇文章都开了很多的头，但大都没有继续下去，而西方及其他国家的文学也没有及时地为中国文学再提供新的资源和可能性。膨胀的饱和的不消化的新时期文学成了90年代文学的唯一酵母，90年代文学也势必呈现某种过剩性甚至分泌物的特征来。
说90年代的文学是“过剩文化”的产物，由于“过剩文化”是主导文化派生出来的，或者是主导文化内部分裂出来的碎片，所以美国当代著名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它意味着一个体系的普遍过剩文化的生产过剩正以新的也是传统的方式从它自身产生它的异己和它的否定成分。”（《快感：文化与政治》）90年代的文学是80年代文学这个主导文化分离出来的，它有很强的沿袭性，这种沿袭性便是对“新时期文学”这个巨型叙事的发展和延伸当然也包括反叛，虽然在1992年就有人提出“新时期文学的终结”和“后新时期”的概念，但整个90年代的文学几乎是80年代的剩余和分裂，这不仅是80年代一些重要的作家进入90年代的写作，更重要的是，80年代那些重要作家的作品依然是90年代的重要文本，王蒙、贾平凹、铁凝、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刘恒、刘震云、张抗抗等人都完成了他们的重要作品，他们都拿出令人心服的长篇力作，而这些力作都是他们在80年AI写作作的一种凝聚或裂变。90年代新出现的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则是马原、徐星这些80年代“先锋派”在新的历史情境的滋生和繁衍，像陈染、林白、卫慧、棉棉等女性实际上扩展扩大80年代张辛欣、刘索拉那种极端的情绪。作为90年代文学代表人物的王朔的“思想”在80年代亦已形成，并没有什么发展，只不过在90年代有了传播的空间和更多的受众。
这并不是说90年代的文学全盘继承了80年代的文化传统，而是因为主导文化（“新时期文学”）生产过剩势必要将90年代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学陷入某种困境。90年代文学中出现了许多的困境，也出现了许多的闪亮的碎片，都是主导文化的“异己”和否定，事实上，文学本身也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过剩部分，这种过剩是因为文学与整个意识形态脐带的脱落，而整个90年代的意识形态因为冷战的结束也日渐淡化。
将过剩的90年代文学比喻成泡沫文化或许有点过分，但比较一下就发现90年代文学确实过剩得厉害。90年代涌现的作品数量和作家人数，远远超过80年代，甚至超过了建国以来的总数，但是它能留下来的、有份量的东西决不会超过80年代，而能被视作大师级的人物也在80年代都崭露头角，奠定了位置。但90年代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过剩的文化中往往崛起着新的文化力量和文化形态，特别是90年代通过对80年代文学进行梳理，对西方文学的神话有了清醒的认识，中国作家会更加坚定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信心。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