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亡”论到“危险”论：党的作风建设的语境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存亡论文,语境论文,危险论文,党的作风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2)01-0001-05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陈云反复强调，执政党的作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针对党执政作风的隐患提出高度警惕“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都表现出强烈的党建关怀和鲜明的忧党意识。从“存亡”论到“危险”论，不同时期的两种语境为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讯息：党的作风建设容不得丝毫的懈怠。
一、先进性建设的永恒性与党的作风建设话题翻新
90年党的建设历史有两条基本经验：一是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永恒的主题，先进性建设的永恒性决定了党的建设的延续性；二是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中心工作，现实任务的阶段性决定了党的建设时代性。从这两条基本经验看党的作风建设，既要警钟长鸣，又要与时俱进，根据形势变化和党的中心工作要求，赋予作风建设以新内容和新涵义。
在党的实践中，加强作风建设是一个历史传统。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的延安整风，首先就是从整顿党的作风问题入手的，毛泽东也因此将党的作风问题视为第一位重要的事情。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就是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提炼总结出来的，对党的建设起着长久的作用。党执政前夕，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告诫，成为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角色发生变化后注重作风建设的座右铭。在长期执政实践中，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坚持群众路线、提倡反腐倡廉，成为历届党中央始终如一的立场。
邓小平在将中国引上改革开放道路时就将党的作风建设提到重要的位置。由于党长期的“左”倾错误，尤其是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党的作风遭到严重的破坏。不花力气把党的作风扭转过来，党的先进性将遭到历史和人民的质疑。邓小平指出：“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从当时的实际出发，邓小平突出地强调要把两个作风重新恢复起来，一个是实事求是的作风，另一个是群众路线的作风。他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1]16,15。他还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1]1781980年11月，陈云在中纪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党风问题必须抓紧搞，永远搞。”[2]邓小平立即呼应这个说法，他指出：“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1]358这一“存亡”论的提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忧党意识的集中体现，它深刻揭示了党的作风建设具有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检验党的作风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史无前例的实践创新，使党的作风建设置于崭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之中，历史性巨变中利益格局的变化对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构成严峻的挑战。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以及国内发生深刻变动的形势发展，党的作风建设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也不断出现。虽然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意识始终十分清醒，但现实告诉我们，党的作风建设的任务不是减轻反而是加重了。20世纪90年代起，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战略任务，对党的作风建设提出明确的要求。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的工作部署，努力推进党的作风建设。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提出建设“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从作风建设上形成了具体的目标。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提出了党的建设面临的“四种危险”：即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种危险中，后两种危险涉及的就是党的作风问题，而精神懈怠的危险也与党的作风有一定的关系。由此可见，这一“危险”论显示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紧迫性。
从邓小平的“存亡”论到胡锦涛的“危险”论，基本的精神是贯通的。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关切的问题具有共同性。从党的作风建设角度看，是否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是构成“存亡”论和“危险”论最核心的内容。经验告诉我们，虽然党的建设任务总是不断在更新，但基本内容则贯穿于全过程。因此，老话重提，旧事新做，成为党的建设常规。这就需要从不断变化的形势出发，结合党的建设新情况新问题，延伸作风建设的涵义，拓展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建设任务。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邓小平关于群众路线的阐述就是这一经验的证明。他说，在党的历史上，群众路线并不是一个老问题，但“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3]。这就将群众路线的老话题放在执政条件下重新提出来加以强调。胡锦涛提出的“危险”论，揭示了改革开放向纵深阶段推进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作风建设现实形势的严峻性和任务紧迫性。
就词语所体现的分量而言，邓小平的“存亡”论与胡锦涛的“危险”论并无轻重之分，两种警示之言都将作风问题与党的生命紧密相连。然而，在不同的形势下，“存亡”论与“危险”论反映了两种语境。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的“存亡”论侧重通过恢复优良作风，重塑党的形象的话，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的“危险”论则侧重应对党执政面临的挑战和考验，锤炼能够克服危险的作风。显然，今天的中国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相比，情况已经大大改观。30年的光阴见证了中国快速的发展，经济腾飞、国家综合国力的跃升、人民生活的改善、社会的进步、党领导人民取得的光辉成就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巩固。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锦涛提出“危险”论的警示，意味深长。党中央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发展中还面临着各种风险，“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4]141。从党自身来说，加强建设的任务同样是艰巨、复杂、繁重的。随着时代环境的变化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党对自身建设的思想认识、方向任务和实践要求也在调整更新。从邓小平的“存亡”论到胡锦涛的“危险”论，显示了党中央领导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上思想的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党的作风建设的老话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了时代的新涵义。
二、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的战略聚焦
作风建设历来就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的探索，必须回答执政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作风，怎样建设党的作风这个具体问题。作风建设十分重要，江泽民指出：“党的作风问题，也是党的形象问题，作风不正，形象好不了，必然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切不可小看了作风问题。”[5]离开党的作风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探索就无从谈起。
作风是一个政党内在精神与外在表现的统一，党的性质、宗旨、使命规定了党的作风的价值取向。这样的有机统一，反映为党的作风构成的丰富性，就是说党的作风表现在很多方面，但其中最根本的是由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决定的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延安整风时期，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被树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江泽民两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前提下，提出必须发扬艰苦奋斗作风。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又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作为党的作风加以强调。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实践中，这些作风值得大力弘扬，而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建设则是重中之重。
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强调了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性，指出：“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使党的作风建设的任务更加突出起来了。”[6]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7]2001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并提出“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要求，强调要着力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全面规划、整体推进、突出重点、突破难点”[8]414的党建新思路，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五个方面形成了党建工作的新布局。党的十七大提出“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8]1013。从原先的“核心问题”改为“重点”，显示了党的作风建设聚焦到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根本点上。
为什么将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作为作风建设的重点？道理很简单，因为党的作风所有的表现归根到底是一个怎样对待人民群众的问题。发扬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求真务实等作风，都是为着解决党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9]14。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时期，成功和失败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党的事业发展壮大归因于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党的事业遭遇曲折总是与脱离人民群众有关。将群众路线立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不仅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得出的理论逻辑，而且是从党整个奋斗历程中形成的实践逻辑。作风问题关乎党性，“党性是作风的内在根据，作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作风和党性相互影响。党性纯洁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4]850。作风还关乎党的组织形象，关乎干部党员的人格力量，将作风建设好，党的凝聚力大、战斗力强、认同度高。在执政条件下，党的作风能否切合保持党同人民血肉联系的要求，更是关系到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稳固。
作风正则党兴业盛，作风歪则亡党毁业。苏联解体震惊世界。苏共为什么会垮台？20年来人们从很多方面进行了研究。一个具有悠久建党历史、执政时间长达74年的大党，说垮就垮了，肯定是它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出了问题。在笔者看来，就苏共而言，最致命的地方有两个，一是自毁长城，二是自绝人民。前者的意思说明问题出在苏共自身，后者的意思说明苏共脱离群众。苏联人民曾历史地选择了苏共，最后却现实地抛弃了苏共。从某种意义上说，胡锦涛提出的“四种危险”是以苏共垮台为训诫的。我们不能不看到苏联辉煌之下的崩溃解体，不能不看到苏共强大之时的沉落谢幕，不能不看到人民不满之中的信念动摇。因此，忧党之心不可无，兴党之责不可丢。盛世需要危言，辉煌需要冷静，执政需要审慎，避免重蹈苏共失败覆辙成为悬在中国共产党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魔剑”。解除这把“魔剑”的法宝就是必须从保持党同人民血肉联系中汲取力量。
以保持党同人民血肉联系为重点，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的战略聚焦。作风问题不仅是党的工作风格，更是世界观的体现。胡锦涛指出：“密切联系群众还是脱离群众，不仅是态度问题、感情问题，更是政治立场、政治本色问题。”[4]851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群众更多的是从作风上去判断党的性质、取向和作为的。群众不是从党章上也不是从领导的讲话中去感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不是从路线政策上，也不是从文件条文中去感受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具体实践中和身边干部和党员的作风才是群众真切感受的对象，才是实际判断的来源。因此，强调作风建设必须与干部和党员的世界观建设相联系。提倡怎样的作风，反对怎样的作风，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需要从思想灵魂深处打基础，就作风而讲作风，不解决问题。现实中不乏这样的现象：讲为人民服务的话滔滔不绝，做漠视人民利益的事接二连三；反腐倡廉的道理明明白白，贪污受贿的腐败屡禁不止；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要求清清楚楚，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情况经常出现。将党的作风建设聚焦在保持党同人民血肉联系的重点上，就是要从贯彻党的宗旨、体现党的性质出发，使党的作风与党的先进性相一致。胡锦涛在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获得“最广泛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来源；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这里，“最”的语境表达揭示了党的作风建设的要义。它表明，党同人民的血肉关系凝练的是党的宗旨、党的性质、党的先进性，把人民放在心中，就是把党放在心中。
三、忧党意识下增强党的作风建设路径的科学化
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高党的作风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在解决发展矛盾中寻求新的方法，在时代进步中体现新的理念，在工作创新中探索新的路径，在经验积淀中创造新的能力。
第一，真正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党的理论和实践的绝对准则，统领干部和党员的思想和行为。党的作风建设需要科学化的思想指导，缺乏科学的理念，就找不到、摸不准作风建设的正确路径。从思想理论上说，将人民利益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一再强调的基本立场。但现实实践中违背人民意愿、损害人民利益的事情却又不少发生，从理念上找原因，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思想扎根头脑还有差距。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宣传中，一些有意无意、似是而非的东西还在影响一些干部和党员的思想，比如，党群关系上，究竟说党是人民的母亲还是说人民是党的母亲？究竟是强调群众离不开党，还是强调党离不开群众？公仆关系上，究竟干部是父母还是人民是父母？究竟是人民当家作主还是官员为民做主？这些问题不弄清楚，不搞明白，很可能会把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扭曲变样。
第二，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渠道，推进决策的民主化进程。决策科学化的前提是决策民主化，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决定了一项科学的决策既要充分遵循事物的客观规律，又要充分体现民意、符合民心、代表民利。决策的过程离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就偏离了科学的轨道。当代世界民主潮流的发展是党民主执政的推动力，改革开放新时期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是决策民主化的强压力。党和政府的决策是否走民主化的路径，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党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作风贯彻执行得如何。政来自于民，需出自于民，计献自于民，依据的是相信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因此，在新历史条件下，将决策民主化的时代新要求与党的作风建设的工作新任务挂钩，构建公平公正、有效表达、便捷畅通的公民政治参与机制，创造“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9]21，是保证党克服“脱离群众的危险”的一条必由路径。
第三，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提升党的作风建设的能力。毫无疑问，党在群众工作中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历史条件的变化增大了群众工作的难度。群众构成的层次性、群众心理的复杂性、群众取向的多样性、群众需求的差异性，与历史变革和社会转型中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的特殊情况相交织，造成党开展群众工作的环境十分不利。与传统意义上的群众工作不同，现代意义上的群众工作大量涉及的是利益冲突，而不是意识形态上的思想问题。虽然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仍然必须始终坚持，但以利益协调为核心的思民生、知民情、解民忧、暖民心、帮民困、疏民怨、急民需、办民事、谋民利成为群众工作的主攻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敢于做群众工作，善于做群众工作，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新问题。创新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必须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使所有的计划筹谋、手段运用、个案处置、事件回应以及思想沟通体现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这一点上来。
第四，从改善和优化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着眼，加强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制度建设。从总体上看，新时期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呈良好发展的走势，否认这一点是错误的。但是，一些不良作风造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的事实客观存在，否认这一点也是错误的。现实中，一些领导干部，群众路线挂嘴上，事务一忙丢脑后，定计决策关屋里，工作不力怪下面，矛盾缠身脱干系，承担责任打太极，遇到麻烦“躲猫猫”。这样的状态党群关系怎么会像鱼水？怎么会成血肉？党群关系怎么会不紧张？干群关系怎么会不恶化？改善和优化党群关系、干群关系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发挥制度的刚性作用。其实，我们党不缺少联系人民群众的制度规定，问题在于制度运行过程的反馈系统比较薄弱，制度执行的人民监督、全面评估体系尚未清晰。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容易从上访、群体性事件、恶性案例中感性地评论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个别讯息，而很难从比较完善的监督评估系统中获取总体判断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一般讯息。这既可能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判断，也可能导致以偏概全的武断结论。由此而言，紧密联系人民群众的制度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使干部和党员的制度执行与人民群众监督评估的反馈制度相结合，将制度建设的重点落在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监督机制、评价指标、反馈信息等方面上，为党的作风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收稿日期：2011-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