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政治条件与列宁政党学说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政党论文,学说论文,条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799 （1999）04—0010—0015
列宁走上革命斗争道路时，首先着手解决的问题，是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他都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可是，列宁关于党的学说，一直不被西方学术界所理解和认同，甚至遭到种种非议。所以，有必要研究列宁政党学说的特点，研究产生它的社会政治条件，说明它产生的必然性和它的正确性。
一
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就内容而言，有以下几个特点（注：这里所提出的是列宁政党学说内容的几个“特点”，不是指内容所包括的所有方面。）：
（一）主张建立秘密的“革命家组织” 1901年秋至1902年2月， 列宁着眼于完成建党的任务，撰写了名为《怎么办？》的小册子。在这里，他系统地提出了必须建立秘密的革命家组织的思想观点。当时，俄国的一些革命组织正在领导群众进行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可是，他们的斗争没有充分地进行准备，如没有对组织内部的成员进行训练，没有同其他革命组织取得联系，没有进行发动工人群众的工作，没有制定较长时期的、有步骤的活动计划，仓促上阵，往往遭到彻底的失败。对于这种情况，列宁形象地说：“在很多场合，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装备，没有丝毫训练。他们像种地的庄稼汉那样，只操起一根木棒去作战。”（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96页。）他提出，这种斗争形式，是革命斗争中的“手工业方式”。
显然，革命斗争中的“手工业方式”不适应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发展的需要，不能够使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走向胜利。与这种斗争形式截然不同，列宁提出，必须建立秘密的革命家组织，即党内应该有革命家组织。所谓“革命家”，指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所谓“革命家组织”，指由以革命为职业的人组成的组织。列宁说：“革命家的组织应当包括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以革命活动为职业的人。”“这种组织必须是不很广泛的和尽可能秘密的组织。”（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第6卷，第107页。）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够把地球翻转过来。列宁说，应当把这句名言作一改动：“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21页。）
列宁分析和指出了革命家组织的重要作用。当时，有一名反对建立革命家组织的人，在《自由》杂志上发表题为《组织》的文章说，如果革命斗争由革命家组织即“十来个聪明人”领导和推动，不是由包括广大群众的工人组织即“百来个蠢人”来推动，那么，斗争就不能在群众中间扎下根来，群众没有学会用自己的腿走路，专靠人家扶着走，“十来个人”常常可能被敌人一网打尽，在他们的组织被破坏以后，运动就会沉寂下来，即使以后可以建立新的革命家组织，新建立的和过去的各说各的一套，过去和将来之间失去了联系。列宁指出，这个看法在政治上是非常不妥当的，因为作者并不是拒绝坏的领导者而去寻找好的领导者，而是根本拒绝任何领导者而去寻找“群众”，即崇拜群众的自发性。他以德国的例子说，德国的工人组织包括群众，一切事情都是由群众自己来干，工人运动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腿走路，可是，德国的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十分重视自己的“十来个”经过考验的政治领袖，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数十年来一直受到德国工人的拥护，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由此他指出：“德国人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政治经验的积累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经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15—116页。）有的人指出，由学生组成的“委员会”不中用，没有稳定性，不能有效地指导工人群众的斗争。列宁说，这样的说法是对的，“但由此应当得出的结论是：需要有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委员会，至于能把自己培养成职业革命家的是学生还是工人，这都一样。”（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16页。）
（二）主张党内组织严密和权力集中 1903年6月底至7月初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完成建党的任务）。可是，就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和当时的另一个革命家马尔托夫就党章草案的第一条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列宁提出的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支持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作为党员。”（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第7卷，第238页。）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是：凡承认党纲、并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的人，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第238页。）。 从字眼上看，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列宁强调，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而马尔托夫没有赞同这一点，即他认为党员可以不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可是，这个区别却体现了他们之间在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有重大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列宁强调，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在于他认为党应该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政治组织，它应该有固定的党员，应该领导和组织党员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每个党员都要服从党组织的领导，自觉地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积极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按照马尔托夫的意见，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也可以否认自己是党员。这样党组织就会成为一个不定型的、松散的团体。所以，列宁极力反对马尔托夫提出的条文，他说：“每个党员都要对党负责，党也要对它的每个成员负责。但是，在我们目前进行政治活动的条件下，在真正的政治上的组织性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情况下，赋予非组织成员以党员的权利，让党替那些没有参加组织（也许是有意不参加组织）的人负责，那简直是危险的和有害的。一个不是党组织的成员的人，不管他如何努力工作，都没有权利在法庭上自称为党员，……如果一个并不属于任何党的组织却自称为党员的人在法庭上表现得不好，那害处就大了。要否认这样的人曾经在组织的监督和领导下工作过，是不可能的，其所以不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用语的含义模糊不清。”（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272页。）意思是说， 如果党没有严密的组织，不利于党组织自身的发展，甚至会给党组织的发展带来危害。列宁在大会上讨论党章时的发言中，强调了自己条文的意义：“组织起来！”（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269页。）意思是说， 只有党员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党才能真正组织起来，党才能真正成为组织严密的政党。
从列宁提出的关于党章草案的条文看，他强调党内权力集中。他提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由党的代表大会任命中央委员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党总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统一和指导党的全部实践活动，管理党的中央会计处以及全党的一切技术性机构。中央委员会处理党的各个组织和各个机构之间以及各机构内部的争端。”（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238页。）他还提出， 在中央委员会之上成立一个“党总委员会”，“党总委员会由代表大会从中央机关报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中任命五人组成。总委员会解决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之间在一般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方面的争论或意见分歧。党总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完全被破坏时重建中央委员会。”（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第239页。）他提出， 任何党组织都有责任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提供一切材料，让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了解该组织的全部工作和所有成员的情况。上述这些条文，特别是关于党总委员会权力的条文和中央委员会权力的条文，反映了列宁主张党内权力集中的思想和主张。
（三）主张反对党内的派别活动 1920年春以后，俄国党内出现了一个所谓“工人反对派”的派别。这是一个无政府工团主义性质的派别。在党的十大举行前夕，他们出版名为《工人反对派》的小册子，要求党和国家把管理国民经济的权力交给加入各产业工会的生产者的全俄代表大会，即全俄工会代表大会，由该工会大会选出中央机关来管理整个国民经济，各级国民经济管理机关也分别由相应的工会选举产生，党政机关不得否决工会提出的候选人。工人反对派曾一度得到部分工人的支持。与此同时，俄共（布）内还有另一个派别组织，即所谓“民主集中派”。这个派别否认党在苏维埃和工会中的领导作用，反对在工厂中实行一长制和厂长个人负责制，要求在党内有组织派别和集团的自由，并且主张人民委员会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合并，主张取消地方政权对中央政权的从属关系。根据上述情况，列宁在党的十大有关文件中指出：“目前许多情况正在加剧国内小资产阶级居民的动摇，在这个时候特别需要保持党的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保证党员相互之间的完全信任，保证在工作中真正齐心协力，真正体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78页。）他提醒说， 党内已经出现了几个具有各自的纲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成一派的集团，全体党员和全体无产者都要认识到这种派别活动的危害性。他提出：“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因为即令个别集团的代表人物满心想要保持党的统一，派别活动事实上也必然会削弱齐心协力的工作，使混进执政党内部来的敌人不断加紧活动来加深党的分裂，并利用这种分裂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 版第41卷，第78页。）
列宁在大会有关文件中提出，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这个或那个纲领组成的派别，如“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等等，并责令立即执行，凡不执行代表大会的这项决定者，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他还写道：“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则可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1卷，第83页。 ）列宁强调指出，反对党内的派别活动，不是不允许党员对党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但是进行这种批评或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时，应当以明确的形式毫不迟延地将其提交党的地方领导机关或中央领导机关讨论，而且每一个提出批评或建议的党员，必须充分注意到党处于敌人包围之中的事实，使自己的行为和言论不被敌人所利用；对党的路线的分析和经验的总结，对党的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都决不能交给按某种“纲领”组成的集团去讨论，而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去讨论。
二
在近代文明史上，东方同西方相比较，至少落后了两个世纪。17世纪，英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法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这些国家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制度。这些国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早期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关于“人权”、“自由”、“民主”等口号，一步一步地、或多或少地有了实际的内容。可是，在东方许多国家，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仍然处于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
在俄国、中国等东方国家，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革命或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政治条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革命斗争面临着反对统治者的残酷镇压 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广大工人、农民，是这次革命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政党是这次革命的领导者。这年12月，革命的过程由政治罢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12月7日中午， 莫斯科所有的工厂发出了罢工的汽笛声，各个工厂都举行了群众大会。随后，工人们拿起了武器，整个莫斯科到处都布满了街垒。沙皇政府马上调军队进行镇压，对起义者进行炮击，使许多起义者壮烈牺牲。更有甚者，在武装起义失败以后，沙皇政府对无产阶级进行了疯狂的打击。革命斗争的参加者一批批地被处死，几万人被投入监狱，有的被流放去服苦役。据有关材料反映，从1906年至1912年，有600多个工会被查封。
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者也毫不手软地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本世纪初， 我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7年至1908年，孙中山在西南连续领导的6次武装起义， 都在反动统治者的镇压下失败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领导人民进行了28年的武装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千千万万个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为了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可以说，一部中国革命史，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一部革命者同专制制度英勇奋战的历史，是一部人民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历史。
1910年8月，朝鲜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吞并。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朝鲜实行最残暴、最野蛮的统治制度。1912年，被关进监狱的朝鲜进步人士有37000多人，1918年达到80000多人。1919年3月1日，朝鲜30万群众举行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但遭到统治者的血腥镇压，游行示威演变成为人民起义。起义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立即集中了全部殖民宪兵、警察和军队，还从日本国内调来一部分军队和警察，对起义者进行血腥镇压。据不完全统计，从3月1日至5月31日，杀害起义者7500多人， 打伤15000多人，逮捕入狱者达46000多人。东方的其他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人民无一例外地遭受殖民统治者的这种惨无人道的统治。
（二）人民没有合法斗争的权利 所谓合法斗争的权利，指人民拥有结社、罢工、游行示威、参与议会活动等方面的权利。19世纪下半期，西方一些国家的人民或多或少地获得了这些权利，但是东方国家的人民却没有这种权利，即他们不能合法地建立自己的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不能罢工和游行示威等等。
1875年，在俄国南方城市敖德萨建立了俄国第一个工人组织——“南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有200多名成员， 他们的活动只限于在工人中间进行宣传，力图使工人明确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产生解放自己的要求。可是，在这年末，这个组织就被沙皇政府摧毁了。1878年，在彼得堡成立了“俄国北方工人协会”。这个组织参与了组织工人罢工的活动，出版了俄国最初的工人报刊——《工人曙光报》。不幸的是，1880年它也被沙皇政府的警察摧毁了。
在沙皇专制制度下，人民的和平示威也是不允许的。1905年1 月上旬，彼得堡的工人准备举行一次和平示威。沙皇政府准备对和平示威进行血腥镇压。尼古拉二世把镇压和平示威的指挥权交给了军事司令部，要求彼得堡的近卫军在镇压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要求其他的部队援助近卫军。1月9日，15万工人开始了和平示威。他们从各工人区走向冬宫，许多人还举着圣像和沙皇的肖像。但是，游行示威的队伍遭到警察和骑兵的排枪射击。这一天，有1000多人被打死，几千人受伤。上述事实说明，俄国人民没有合法斗争的权利。
在黑暗的旧中国，人民也没有合法斗争的权利。中国工人运动史上著名的“二七”大罢工，目的是争取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京汉铁路的工人原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举行总工会成立大会。军阀吴佩孚给军队下达命令：“制止开会”。2月1日，郑州全城戒严。军警捣毁了会场和总工会会址，会议无法举行。于是，总工会号召全路工会举行罢工，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为争结社权而战。2月4日，在长达2000余里的京汉铁路上，3万名工人有条不紊地举行了总罢工。2月7日， 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吴佩孚调动军队镇压罢工工人，造成“二七”惨案。在这次惨案中，壮烈牺牲者52人，受伤者300多人， 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者1000余人。
（三）统治者以阴险手段从内部瓦解革命运动 本世纪初，沙皇政府在以暴力镇压革命运动的同时， 以阴险手段从内部瓦解革命运动。1901年至1903年，俄国出现了所谓“警察社会主义”。它的炮制者和鼓吹者是沙皇宪兵上校谢·瓦·祖巴托夫。此人曾任莫斯科保安处处长和彼得堡警察司特别局局长等职务。他主张建立密探别动队，打入工人运动中，分化和瓦解工人革命运动。1901年5月， 在政府保安机关的参与下，莫斯科成立了“机械工人互助会”，这是所谓“警察社会主义”的一个尝试。该组织的头头按照祖巴托夫的旨意，以细微的物质利益笼统一部分落后的工人，操纵该组织的活动，力图达到影响整个工人运动的目的。当时，机械工人同企业主发生了利益冲突，该组织力图取得调解冲突的权力，从有利于巩固沙皇制度的角度解决问题。他们的行为，既遭到了工人的反对，又引起了莫斯科企业主的不满，并且遭到了政府财政部的抗议。这以后，该组织渐渐地在工人运动中失去了影响。
在旧中国，反动统治者总是建立各种特务组织，使他们的特务分子打入革命组织之中，达到破坏革命组织和破坏革命的目的。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在全国建立了法西斯专制政权。他为了巩固这个政权，建立和控制着两个特务组织。一个名称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另一个名称为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蒋介石政权利用这两个特务组织，一方面对国民党及其政权内部进行严密的控制，消灭与中央离心离德的分子。另一方面将特务分子打入共产党组织和其他革命组织之中，侦察和搜集情报，制造和挑起革命组织内部的矛盾，以利于消灭这些革命，组织。
（四）革命胜利初期政治形势十分严峻 由于革命胜利前社会政治条件的影响，由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政权是国际国内一切剥削阶级不能容忍的事，是帝国主义国家不能容忍的事，所以在东方国家，革命胜利以后政治形势十分严峻。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一段时间里继续存在，他们进行着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各种活动。俄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特别是小农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小资产阶级有它的政党——社会革命党。由于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社会革命党与布尔什维克党的政见不可能相同，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证明，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同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之间，就召开立宪会议的问题和是否承认苏维埃政权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同社会革命党之间，就俄国要不要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和农村政策问题，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进行了政治上的较量和斗争。
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将它扼杀在摇篮中。1918年夏至1920年，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把军队开进俄国，以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俄国国内的各种反动势力纷纷叛乱，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在这种形势下，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建立红军，英勇抗击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
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掌握政权以后，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消灭封建残余势力，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留在大陆上的残余军事力量，粉碎敌特的破坏活动。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党和政府组织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斗倒了地主、恶霸，建立和巩固了农村政权。党和政府命令人民解放军乘胜向深山老林进军，消灭了残留的国民党部队和形形色色的土匪。在城市里，党和政府则发动人民群众，同敌特的破坏活动作斗争，挖出了一个个隐蔽的敌特组织，保卫了新政权，保卫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掌握政权，也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极大恐慌。他们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支持逃往台湾的蒋介石反动政权，帮助武装蒋介石的军队，竭力推动蒋介石反攻大陆。他们还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国境线。党和政府为击破帝国主义反动派的阴谋，展开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朝鲜、越南的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以后，一方面要完成反对封建主义的任务，另一方面要展开反对敌特的破坏活动，还有一个任务而且是最重大的任务，即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斗争。
三
从前述东方社会政治条件的特点出发看列宁的政党学说，不难看出它的合理性和正确性。
在上述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是秘密斗争的党。道理十分简单，如果公开地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那么，专制统治者会马上毫不费力地破坏党的组织，逮捕党的领导者和全体共产党员。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到，某一革命者在《工人事业》上发表文章说，俄国的革命者由于“不知道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只是领会了社会民主党的一般观点，所以只能做四五个月或者五六个月的工作，接着就被捕，而他的被捕往往使整个组织或至少是一部分组织遭到破坏。既然一个团体只能存在几个月，试问它的活动能有成就和成效吗？”（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98页。）这说明，懂得革命斗争规律的一般革命者，都知道秘密工作原则对于俄国革命政党和革命运动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革命领袖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则更明确、更透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在分析过去的“手工业方式”的斗争之所以遭到失败的原因时说：“通常是这种行动一开始，立刻就会遭到彻底失败。其所以会立刻遭到彻底的失败，……是因为警察局自然差不多总是知道所有那些领导本地运动的、在学生时代已‘初露头角的’主要人物，它只是等待对它最合适的时机来围捕他们，而故意让小组充分发展和扩大，以便获得明显的犯罪构成，并且总是把自己所知道的几个人留下来‘繁殖’。”（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96—97页。）意思是说，由于没有保守秘密，警察局早就知道应该逮捕的人，它们等待时机成熟时逮捕了他们，并且还要故意放走几个人，使他们在监狱外继续从事活动，以便下一步以他们为线索进一步破坏革命组织和革命运动。由于没有实行秘密工作的原则而导致斗争的常常失败，工人群众对革命者产生了很不好的印象，有的工人甚至对于革命者失去了信任和信心。列宁指出了这个情况，他说：“在有些地方，由于我们缺乏镇静态度和不能保守秘密，竟使工人根本不相信知识分子（指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引者注）而躲开他们：工人说，知识分子太粗心大意，常常遭到破坏。”（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97页。）这说明，非秘密斗争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
在上述社会政治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是组织严密、权力集中的党。道理在于，只有这样的党，才有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才有战斗力。当时有的人提出疑问：这样一种严守秘密的党，一种权力集中的、强有力的党，也许会轻易地、过早地举行进攻，也许会轻易地使运动和斗争激化起来，而当时工人阶级的觉悟和他们对于旧制度的不满却远远没有达到非这样做不可的程度。对此，列宁回答说，不能否认强有力的革命组织可能会作轻率的战斗，可能会导致革命斗争的失败，但是，除了有组织地准备战斗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减少战斗失败的可能性。还说：“只要我们把问题提到现代俄国条件这个具体基点上，就会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正是为了使运动具有稳固性，防止轻率进攻的可能性，才绝对需要一个坚强的革命组织。”（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0页。）当时， 革命运动在缺乏革命政党领导的情况下，在“左”的和右的两个极端之间摆动，即一会儿滑到“恐怖主义”的道路上，一会儿滑到“经济主义”的道路上，只有建立组织严密的、权力集中的、有战斗力的革命政党，才能克服这样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地执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能满足所谓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0页。）显然， 他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
在上述社会政治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不可能实行“广泛民主原则”。当时，俄国的经济派提出，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应该是“广泛民主原则”。一般来说，实行“广泛民主原则”要求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条件是完全的公开性，另一个条件是一切职务经过选举产生。列宁说：“没有公开性而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并且这种公开性还要不仅限于对本组织的成员。”（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1 页。）即应该把党内的事情向全社会公开。可是，在专制制度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恰恰不能实行公开性。因为公开了党内的事情，也就等于暴露了党的秘密，这样党的组织就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由此可见，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来说，“广泛民主原则”是完全无法实现的。列宁说：“既然‘广泛民主原则’的基本条件对秘密组织来说是无法执行的，那么提出这种原则又有什么意思呢？这样，‘广泛原则’只不过是一句响亮的空话。”（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1页。 ）就选举制而言，在有政治自由的国家里，社会主义政党内实行选举制当然没有问题。然而，在专制制度的国家里，却做不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在专制制度国家里，党是秘密的党，党内的革命家秘密地进行工作，党员不了解甚至不认识党内的革命家，选举制当然无法进行。列宁说：“既然革命家为了工作，必须使‘所有的人’中的十分之九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怎么能要求所有的人来选举这些秘密革命家中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呢？”（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2页。 ）他还说：“在黑暗的专制制度下，在流行由宪兵来进行选择的情况下，党组织的‘广泛民主制’只是一种毫无意思而且有害的儿戏。”（注：《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2—133页。）列宁的这些看法，符合当时的实际。
在东方这些国家里，由于革命胜利初期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工人阶级执政党的高层领导集团必须保持稳定性，防止派别活动和分裂活动。道理在于，如果党的高层领导集团发生分裂，势必造成整个党组织的分裂；党组织的分裂，势必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的影响，甚至会使革命胜利的成果丧失殆尽。1919年3月， 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可是，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干涉匈牙利革命。在匈牙利革命领导层内部，右派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就一些重大问题意见分歧很大，不能够意志一致地领导人民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在革命最危急的时候，共产党内部又出现了妥胁分子。这样，匈牙利革命失败了。这个事实证明了革命领导层的稳定对于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列宁看到了这一事实，在逝世前夕强调保持党中央的稳定性，防止党的分裂。他的思想是十分正确的和科学的。
[收稿日期]1998—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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