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20世纪中国史学（笔谈）——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唯物史观论文,笔谈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如何正确评价，事关史学工作前进的根本方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中国史学在三四十年代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从总体上做基本的估计，本来是不应当发生很大分歧的，因为事情很明显，正如十七年中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一样，史学工作虽经过严重的挫折，走过弯路，但同时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则，学术界前些年却存在这样的观点，认为十七年中教条化盛行，整个中国史变成了一部农民战争史。最近，有的研究者进而提出：近五十年的史学应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三十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时期，以农民战争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①。将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贬斥为“完全政治化”的史学，完全依附于政治，毫无学术的独立性可言，甚至将之与“文革”十年中“四人帮”疯狂践踏、摧残历史科学，蓄意制造混乱，颠倒黑白扯到一起，认为此三十年史学应划作一个历史阶段。如果这种观点确有道理，那么，十七年中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则早应宣布为过时的和非科学的，认为当前史学应当彻底地改易新说的看法，似乎也就有道理了。对十七年历史研究如何正确评价，实则直接关系到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以及怎样看待唯物史观的科学价值及其发展前景，如此关系重大的问题，不能不通过深入讨论以究明史实真相。
(--)建国初期史学界健康向上的局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教条化倾向发生和泛滥的时间，是1958～1961年和1965年至“文革”发动前夕。而在其他时期内，史学界的主流是深入探讨问题、以严肃的态度对待学术工作的。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主导地位，并不是单靠行政力量取得的。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在三四十年代，以郭沫若、范文澜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以其卓越的史识和扎实的功力赢得学术界同仁的尊敬，马克思主义史学因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建国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普及唯物史观的热潮，广大历史教师、史学研究者自觉学习马列主义，用以指导教学和科研工作。本来，人民革命的胜利证明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以及革命的任务、对象、方法、策略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运用唯物史观写成的著作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也得到了验证，这些都使史学工作者受到鼓舞和激励。新的社会、新的任务，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来指导，所以，历史教师和研究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自觉的、充满热情的。建国后史学界学风的又一特点是逐步营造自由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在建国前已取得卓著成就的老一辈学者能随着时代发展而前进，如范文澜在建国初发表文章，对自己以往论著中的失误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翦伯赞也在1952年著文作自我批评，他说：“我在解放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方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②这种诚恳的自我批评，更启发史学工作者以坦诚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史学工作。建国初期学术刊物上登载直截了当地进行批评、并且指名道姓的文章，大家都认为很正常，受批评者也能公开承认错误，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很典型的是，黎澍1951年在《学习》杂志上先后发表了批评吴泽、侯外庐两位先生的文章，被批评者迅速公开答复，表示由衷地接受，一定认真改正。
建国初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也与史学界关系很大。“百家争鸣”正式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1956年提出来的，而学术研究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则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就已经提出。这与郭沫若、范文澜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对古史分期观点不同，需要展开讨论、争鸣有很大关系。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主西周奴隶说，范文澜主西周封建说，形成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两派。毛泽东当然熟知这种情况，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最早由史学界提出，与这种背景大有关系。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提议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是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意见③。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发展文艺、繁荣学术的方针。这一时期，人民出版社等先后出版了吴晗、蒙文通、刘节、顾颉刚、李剑农、周一良、汤用彤、姚薇元、岑仲勉、戴裔煊、梁方仲、谢国桢、王锺翰、罗尔纲等多位学者撰著的基本上属于考证性的著作。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及次年先后发表陈寅恪的《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和《论韩愈》两文。对以考证为主要方法的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充分尊重，对于从旧中国过来的、只熟悉考证方法的学者是很大的鼓舞。“百家争鸣”的新高潮是因重新评价曹操问题引起的。1959年1月25日，郭沫若首先在《光明日报》发表《读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一文，从对民族贡献的角度对曹操作了高度评价，指出以往把他当成坏人“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首次提出重新评价曹操的问题。翦伯赞于同年2月19日也在《光明日报》发表《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同样认为曹操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应该为曹操恢复名誉。同年3月23日，郭沫若又在《人民日报》发表《替曹操翻案》一文，如同巨石激浪，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不仅史学界，而且文学界、戏剧界以至一般文史爱好者都纷纷撰文，展开热烈讨论。许多知名学者如吴晗、刘大杰、王昆仑、谭其骧、周一良等争相发表文章，各抒己见。郭沫若、吴晗又提出对武则天和其他一些历史人物重新评价的问题。因而，讨论更加广泛深入，涉及到以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标准等。据统计，仅有关重新评价曹操的文章，截至6月底就达140篇以上，“对我国学术界的繁荣产生了特殊的影响”④。史学界在数年中展开的关于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性质作用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被称为“五朵金花”，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的确是认真讨论学术问题，并不是靠行政命令发动布置的。进行热烈讨论的还有历史人物评价、中国近代史分期、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等问题。这些讨论对推动历史研究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史学工作坚持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在自由讨论、热烈争鸣的学术气氛下，一批具有卓识的学者对于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有两点很自觉的认识：(1)更加明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及提出的原理主要是依据西欧各国历史写出来的，其中既有适用于研究其他国家、民族历史的共同性，又有西欧国家本身的特殊性。中国学者的责任，是认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研究中国历史的共同性和特殊性，阐明中国历史的规律和特点。(2)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有丰富的史料，研究中国历史的规律和特点，将是对唯物史观宝库的重要贡献。笔者认为，就正常的学术研究来说，正是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代表着十七年历史研究的前进方向。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和坚持以唯物史观原理探索中国历史特点的理论指导，促使十七年中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研究领域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史学著作。
其中，通史的撰著难度最大，最能反映学术水准的高低。中国古代历史悠久，史料汗牛充栋，撰成好的通史，不仅需要在搜集、考核和分析史料上具有深厚的功力，尤其需要对中国历史演进的全局和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有自成体系的把握和贯穿全书的史识，更需要有处理史料、组织和再现史实的功力。在中国史学史上，能够著成受到普遍称道的通史著作、令后代传诵不衰的史家屈指可数。十七年中恰恰在通史领域产生了影响巨大的著作。首先是范文澜著成《中国通史简编》，于1953年至1964年出版。这部著作是在延安版基础上精心修订完成的，原版自远古至鸦片战争，共56万字。修订本写至五代十国，长达110万字，内容大大扩充。这部书累计印数超过百万册，成为广大干部、大学生、社会大众学习中国历史的必读著作，教育了几代人，因而在学术界被认为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通史著作，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范文澜学习马列主义，特别强调要创造性地运用，使之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通过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他对此更有深刻体会，因而会有运用唯物史观原理要做到“神似”，反对“形似”的名言，一再告诫史学工作者要彻底摒弃按唯物史观现成公式去剪裁历史事实的教条主义做法。他所论述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汉族在秦汉时就已基本形成以及中国封建社会在秦统一以前为初期、秦到元末为中期（又以隋统一划分为中期的前段和后段）、明至清鸦片战争以前为后期等观点，虽然并非全部都可作为定论，但确实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的特点，而不是生吞活剥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按照现成公式曲解中国历史。其次，该书内容丰富，认真发掘了经史子集中的材料并利用一些考古史料，详细地论述了自远古至五代这一漫长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外交等的发展历程，论述了历史上各种制度的沿革，评价、分析了众多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同时，该书在章节结构上组织严密、安排合理，文字精炼而生动，这些更增加了对读者的吸引力。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是十七年通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收获。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委托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以作为高校中国通史教材之用。主要撰写人邓广铭、邵循正、汪钱、田余庆、许大龄等都是研究各个时期历史的专家。在写作、讨论过程中，翦伯赞经常就体例、理论运用和史料鉴别等问题与编写组成员反复商讨，最后定稿时，他还字斟句酌地进行推敲（1962年至1966年，先后出版了第三、四册和第二册，包括三国两晋至近代部分。第一册的先秦部分，由翦伯赞亲自撰写，未及完成即含冤去世，“文革”结束后由吴荣曾完成。至1979年全书四册一并印行）。这部通史经过二三十年时间的考验，证明它无愧为一部成功之作，并且在中国史学史上又一次创造了集体著史、主编负责的成功经验。尤其作为大学通史教材，它具备论述全面系统，内容繁简适当的独特优点。它文字简练，条理清楚，内涵丰富，对史实的分析中肯细致而又摒除空论，重要的基本史料都向读者提供而又绝不庞杂。该书在90年代荣获首届全国高校文科教材评奖的特别奖，确实当之无愧。
（四）坚决抵制教条化错误，表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崇高风格
在我国历史步入新时期之初，由于拨乱反正、批判极“左”错误、肃清“四人帮”影射史学流毒的需要，我们曾着重地揭露极“左”路线在史学领域的种种表现，批判教条化、公式化，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将之绝对化，对马克思主义词句生搬硬套、贴标签，以及研究领域狭窄、选题重复雷同、研究方法单调等等失误，而少谈十七年中取得的成绩。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样做是有必要的。因为，其目的是引起人们对“四人帮”蓄意制造混乱和对极“左”错误严重危害性的高度重视，剖析其根源，从而使历史研究重新端正方向。通过拨乱反正，清除了教条化的错误影响，迎来了新时期史学空前繁荣的局面。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除了应当直面教条化曾使新中国史学遭遇严重曲折外，同时应当明确认识：决不能以“教条化、公式化盛行”来概括整个十七年的历史研究，更不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全国确立了主导地位，就必然造成教条化错误。恰恰相反，教条化所反对的正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唯物史观在本质上就是教条化的对立物。上述十七年史学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恰恰是由于唯物史观原理得到正确运用和坚持其正确方向而取得的。事实上，当错误倾向的潮流袭来的时候，正是坚持唯物史观指导的、成熟的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人，勇于挺身而出抵制教条化错误，捍卫历史学的科学性和尊严。郭沫若于1959年3月21日撰写了《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答〈新建设〉编辑部问》一文，明确指出，简单化地提出“打破王朝体系”一类的做法是错误的。1961年正当教条化盛行时，范文澜挺身而出，先后在纪念巴黎公社90周年学术讨论会、纪念太平天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以及纪念辛亥革命 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讲话，予以严肃批判，揭露其危害。他针对史学界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和“打倒帝王将相”的主张，强调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他说：“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⑤翦伯赞也连续发表《关于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等文章，勇敢地捍卫历史主义原则，表现出反潮流的大无畏勇气，后因此惨遭“四人帮”迫害而致死。他是为捍卫唯物史观的原则而献出生命的！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家的言论表明他们真正掌握了唯物史观的精髓，真正懂得把唯物主义普遍原理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历史实际中去，在他们身上真正代表了唯物史观的风格！这些，同样对所谓十七年史学“完全政治化”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反证。
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绩还表现在其他诸多方面：(1)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如近代史、民族史、科技史、世界史等领域，在1949年以前只有很少的人研究，建国后则迅速发展起来。(2)设立了一批专门的科研机构，出版了一批学术刊物，培养了大量人才。(3)集中了许多很有造诣的学者，进行了一系列大型整理历史文献的工作，如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共10种、62册，达3000余万字；整理、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明清史资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等。为了完成这些文化工程，专家们表现出了高度的科学精神和奉献精神。一批熟悉历史考证的学者，如谭其骧、唐长孺、徐中舒等，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指导，认识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对历史问题作宏观把握，精深分析，由表及里，探求历史变迁的真实面貌与发展演变的规律，使具有悠久传统的历史考证学达到了新的境界。所有这些为世人所共知的成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的，构成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篇章，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
注释：
①《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日。
②《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8页。
③刘潞、崔永华编《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排印本），第45页；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光荣》（《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一文，载《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93～598页。
④倪迅：《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交往纪事》，《光明日报》2001年6月26日。
⑤《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一十周年首都史学界讨论六篇学术报告》，《人民日报》1961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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