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孤独之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声论文,孤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爱尔兰作家弗兰克，奥康纳在他著名的讲座《孤独之声》中对于短篇小说做过这样的解释：只注意到短篇小说体式的简短是一种“本质的错误”，其根本意义在于它负载了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那些底层的发自社会边缘的“孤独之声”。借用他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对短篇小说的阅读理解为对“孤独之声”的倾听，何况在当下长篇沙文主义观念的弥漫之下，执着于短篇小说的写作者本身发出的其实也是一种“孤独之声”。 如果把年度短篇小说创作的风尚视作风向标，敏感的读者可以借此发现潮流的涌动，那2015年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年份。在我们试图提炼和整合这一年度短篇小说的情况时，发现找不到特别恰当的具有统摄意义的词语。诸如乡村/都市、当下/过去、严肃/戏谑、现实/浪漫、滞重/轻逸等这些我们习惯的二分法的切入角度都不难寻到对应的作品，但这个对应与2014年或2013年相比并未提供太多新质。换言之，2015年短篇小说延续了一种惯性。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佳作，各代际的作家有较为平稳的发挥，对短篇小说文体的敬畏感也在慢慢修复。但整体上酝酿审美新变的内力并不充沛，在小说技艺与精神畛域的突破上也显得较为平常。不过，这种波澜不惊也许是短篇小说的常态。在当下的文体格局中，短篇的突围确实要比中长篇更艰难，也更需要作者的定力。从这个意义上讲，2015年度的短篇小说还是切实参与了新世纪文学的演进，也为未来文学质变的发生做了必要的量的累积。 一 “纪念”文学的超越 2015年是富有纪念意义的一年。首先它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其次它还是1985年先锋浪潮30周年。不少刊物都推出了相关的专号或专栏，抗战叙事和先锋叙事也因此成为2015年短篇小说重要的书写向度。 在参与宏大历史、描写壮阔时代方面，短篇小说也许先天有着文体的劣势，但这反而促使了用心的作家独辟蹊径，在某一特别的切入点上持续发力。某种意义上，短篇小说的阅读效应好比点燃一枚爆竹，阅读的过程仿佛引信的燃烧般短暂而迅捷，随后的爆响和由其引发的内心的回声才是更重要的。对于书写抗战而言，短篇小说的容量决定了它不可能全景化地呈现历史，因此找到这声爆响及其回声至关重要。在这点上，麦家的《日本佬》、南翔的《特工》、裴指海的《士兵与蚯蚓》、刘照如的《蓝头巾》等不约而同地把视线拉远，重心不再是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经历了战争洗礼的人在抗战胜利后漫长岁月里无法摆脱的阴影。换言之，它们对于抗战的纪念并未停留在胜利民族的盛大狂欢，而是更深刻地写出了战争对人心难以修复的摧残和各种始料未及的伤害，整体显示出从“抗战”文学向“反战”文学的某种转变。 《日本佬》里的父亲德贵因为日军侵华时被鬼子抓去做过挑夫、会几句日本话而被村里人戏称为“日本佬”。“文革”时期政治审查的风头渐紧，给日本人做挑夫的经历成为阶级身份的隐患，后来更是被人揭发曾救过一个落水的日本儿童，父亲因此被打成了“反革命”和“坏分子”，性情刚烈的爷爷因屈辱而服毒自杀。小说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民族气节和恻隐之心在一个变异的时代里如何成为势不两立的对峙，战争种下的仇恨又如何不断发酵成民族内部甚至是家庭内部的撕裂力量，这些对于今天的读者依然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 南翔在《特工》中塑造的那位令人尊敬的大舅，命运和“日本佬”庶几相似。他放弃银行职位投身抗战烽火，做了一名共产党的特工。“皖南事变”时因遭到国民党审查被迫发表脱党声明以掩护身份，这却恰恰成了后来无法解释清楚的“污点”，从而备受折磨。小说中曾帮助大舅从日本人那里脱身的维持会长“在抗战胜利之际，被国民党以通敌罪名，匆匆审讯之后枪毙”；另一位清华的高材生、服务于八路军无线电技术部门的熊大缜因被怀疑为特务而遭冀中军区锄奸队的战士粗暴砸死，直到几十年后才获平反。从这些人物身上，作者焦灼地质询着以战争之名行使“粗暴正义”的正当性，也真切地把战争中卑微的人的命运还原出来，对历史之阴翳和战争本身不义一面的反思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小说中，表哥追问“我”与大舅的对谈有哪些内容可以写进“历史的教科书”，“我”的回答是“真正重要的讯息都进不了历史教科书”，而文学恰恰应该容留这些被宏大的历史叙事掩盖或遗忘的讯息。 裴指海的《士兵与蚯蚓》是又一篇反思战争中的“粗暴正义”、诘问人性的小说。八路军某独立团女兵李菊红因为被一名厌战的日本士兵释放而遭到组织怀疑，在反复审问无果后还是被决议处决，奉命执行任务的保密股长在最后关头出于良知，放了女兵生路。小说中女兵感叹想做一只蚯蚓，而那名厌战的日本士兵也想做一条蚯蚓，藏进泥土里，谁也找不到。正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战争的不仁也把人逼迫到低贱的尘埃里。别尔嘉耶夫在讨论战争的本性时曾谈到，“人的生存不是为着战争，战争的生存却是为着人”，然而“当国家和民族的强盛被奉为最高价值，即被视为比人更具有价值时，战争的准则就已确定。”①在战争的准则和人之间，股长站在了柔弱如蝼蚁蚯蚓的人的一边，在那一刻，人性的善意洞穿了战争的铁幕。 中国文学界2015年的另一项盛事是纪念30年前那场狂飙突进的先锋文学运动。当时运动的参与者如今大都已成为文坛的旗帜人物，他们对于后来者尤其是“70后”的一辈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在文学阅读的趣味上更是形成一种笼罩性的影响。在2015年，一批新锐的作者不约而同地以短篇小说致敬经典，表达自己对先锋文学的私人纪念，也为我们考察先锋这一词语在不同时代语境中内涵与外延的变化提供了样本。 “你向来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作家，你坚信一加一等于二，并这样运算了一辈子。你根本不知道这世界另外的那些面目。”这是王秀梅《见识冰块的下午》中作家王伟对另一位作家朋友的话。加西亚·马尔克斯关于冰块的预叙在这篇小说中以被郑重“命名”的方式再度登场，并开启它咒语般的魔力。小说里的王伟是马尔克斯的私淑弟子，在和搭便车的女人的对谈中，他不断用超验和玄学来对抗叙述者基于经验之谈的理解，并配合女人的叙述在槐花洲的真实和幻象中来回穿行。如果这场旅行发生在三十年前，它一定会令读者感到迷惑。不过，毕竟现在的我们早已见识过“冰块”，对真假虚实无缝切换的叙述也不再陌生。因此，小说里在旅行中被频繁提及的“时间”与“死亡”反而如行旅中的界碑一样具有了过于清晰的指示意义：这不是一篇关于槐花洲的小说，而是借槐花洲向经典叙述的内核或者说向经典叙述本身致敬的小说。 弟代着冬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死了》是又一篇以马尔克斯为由头的小说。“多年后，当她坐在窗明几净的宽大房间里梳理过往岁月，仍然很难相信，自己为何有足够的勇气，去爱国家里参加他们的聚会。”就像小说中的这个叙述段落一样，作者近乎刻意地把马尔克斯和他的作品镶嵌在故事中，使得两个痴情的单恋者不无俗套的爱情故事额外具有了一抹文学的光晕。芷兰和在结尾才正式出现的卡车司机的儿子则仿佛是《霍乱时期的爱情》里的阿里萨和费尔明娜的化身，他们对爱的等待也带着“苦巴旦杏的气味”。 《黄昏里的男孩》是余华1990年代的短篇名作，而对这个世界的荒诞有着敏锐感知的陈集益在2015年以同样的题目写下自己关于暴力的理解。六个来自吴庄的偷树孩子被山庙村的人抓住，饱受囚禁和虐待，而山庙村的偷树人也曾被吴庄人抓住凌虐甚至折磨至死，于是暴力的种子借着复仇的意志不断发酵。就在孩子们倍感恐惧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冲垮了山庙乡。小说不断渲染山庙村那座破败庙宇里骇人的神像及其威严的眼神给予孩子们的心理威慑。最后的灾祸是神灵的诅咒还是人性暴力的征象，小说并未点明，留下供读者沉潜回味的空间。陈集益坦陈自己受惠于余华，这篇小说鲜明的表现主义气质也的确闪烁着余华前期小说的锋芒。考虑到余华本人在新世纪的转向，尤其是他的暴力书写开始更多地带有及物性因而与他曾经标榜的“虚伪的作品”拉开距离，陈集益的这种致敬方式就更凸显其执拗的一面。他笔下的男孩和他们的恐惧虽然假托于两个村庄的恩怨，但其间关于暴力的呈现和思考却是本质层面的，有着强大的隐喻力。 陈鹏近年致力倡导先锋写作，不但见于他主编的刊物，也见于他本人的创作。他的《苏童来了》是一篇颇有趣的小说，一如题目所示，1980年代的先锋代表人物成为小说情节关键的推动力。小说通篇布满后设的技巧，将苏童某年到云南活动的事实与虚构的叙事融合起来，将致敬当年的文学英雄与致青春同步并行。在不无伤感的追怀里巧妙地容留先锋文学的基本“装置”：多线叙事、空白和残缺、一面被讲述一面被拆解的故事、无明确因果链的死亡。此外还借人物之口给读者普及一番当年先锋潮起的来龙去脉，可见作者对先锋文学的拳拳之心。 在2015年致敬前人的名单上，我们还可以列出朱山坡的《旅途》，它有点像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个独自出门的孩子遭到了外围世界的言语暴力，不过结尾处父亲的出现解救了少年的困境，也扭转了小说之前凛冽的风向。再比如蔡骏的《眼泪石》和徐则臣的《摩洛哥王子》，这两篇小说情节和风格截然不同，但都有一种童话般的质地，让人想起王尔德著名的《快乐王子》。还有阿乙的《亡命鸳鸯》，让我们跨界地联想到阿瑟·佩恩的电影《邦尼和克莱德》。此外，还有值得读者致敬的残雪，她的短篇新作《菜贩易致行》写了一个进城菜贩的成长史，依旧混合着暴力、谜团和各种不可解的暗黑的悬疑。三十年多年来，她也许是唯一矢志不渝地沿着当年道路而不轻易改变的行走者。 当然，致敬经典未必一定要跟在经典之后亦步亦趋，对于先锋写作而言尤其如此。就像弗雷德里克·R·卡尔说的，“每一个先锋都是一颗用于自杀的炸弹”，因为“一旦被现在所融会，它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②对于今天的先锋写作者而言，当年最让人着迷的先锋作家的写作姿态和时代的紧张关系已经和解了。当先锋文学不但被文学史经典化，甚至成为纯文学最为倚重的文学资源和可资标榜的象征资本时，要“再度先锋”就非常有必要从被审美和意识形态体制化的新常态里激活先锋文学作为体制的异质性存在的基因。从这个层面来说，弋舟的《平行》、李浩的《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曹寇的《在县城》、赵志明的《村庄落了一场大雪》、瓦当的《织女牛郎》、魏思孝的《废物》等具有鲜明的异质锋芒的小说也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致敬先锋。 二 新时代“零余者”的自证 新文学的草创时期，在俄罗斯文学“多余的人”的启发之下，以郁达夫的《沉沦》《茑萝行》、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等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塑造了一批中国的青年“零余者”形象。他们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上都处于困窘失衡的状态，在与现实的紧张对峙中最终成为疏离于时代甚至是自绝于时代的悲剧人物。如果允许我们比附一下的话，在2015年的短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一些新的“零余者”。他们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进退失据，既不能适应资本掌控的市场逻辑，又无法抗拒这种强大逻辑对自我身份的征用；既不愿沉陷在被操纵的机械性的快适伦理之中，又找不到锚定自己情感的真正归属。他们有的犬儒，有的沉默，有的找寻，有的离去，来路依稀而前途未卜。 他们有不同的名字。在马笑泉笔下，他们被称为“荒芜者”。小说《荒芜者》探讨的正是一群对生活和事业都不再抱任何期待的人，以及他们在都市生活的碾压之下罹患的情感匮乏和职业枯竭症。叙事者的身份是一位报社的编辑，在三十岁之后他渐渐对一切失去了兴趣，在抑郁和讽世之间，他选择以“荒芜”命名。在遇到另一位女“荒芜症”患者后，他发现隐藏在生活中的荒芜者是为数不少的存在。荒芜者们开始组织自发的聚会，他们中有副局长，有民营企业家，有银行高管。当聚会引来安全部门的注意时，那个上门调查的警察在最后确认自己找到了合适的组织。小说中的“荒芜症”有点类似萨拉马戈笔下的“失明症”，任何阶层和身份的人都可能是它寄居的对象。只是它不具备传染性，它根植在人性的倦怠之中又被这个匆促的快节奏的时代激活，即便在健康的人那里也未必不隐藏“荒芜”的病灶。 周嘉宁的《你是浪子，别泊岸》中的小元是外人眼中的“浪子”和“流浪儿”，因为她的经历在“所有人的经验之外”。小说中互文性地提到了霍桑的小说《维克菲尔德》，里面的维克菲尔德先生是一个以隐匿自我的方式抗拒被庸常生活同化的零余者，他不明所以地离家出走，二十多年来隐居在自家附近。小元和她的父亲身上都有维克菲尔德的气质。小元的多年漂泊和一直“生活在别处”的状态，与她父亲在“持续而稳定的不快乐”中出于“庄严的责任心”而认真地生活，实则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生活之岸本身也代表着一种日常化的体制力量，有其“自来的残忍”，别人安之若素，他们则对自己被预设的人生有敏感的不适。某种程度上，小元比她的父亲走得更远一些，她认真而倔强地在孤独和亲情之间小心翼翼地协调自我，虽然她并没有考虑清楚自己是拒绝了世界还是被世界所拒绝。 储福金的《棋语·靠》继续以棋语为隐喻，写了一个想要与不相干的生活保持距离、守住心性却不可得的人。小说中的张好行，下围棋喜欢“靠”住对手、贴身肉搏，为人却谦和淡然、与世无争，可是周遭变换的世界却偏偏要缠靠住他：“文革”中，因为下棋的同伴议论伟大副统帅，他莫名其妙地被关押调查；“文革”后，他因为会修理小电器而与颜姓女人产生了让人烦恼的绯闻；结了婚，妻子想收养一个孩子，为了妻子这个心愿，对人生本无所求的张好行搭上了性命。正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张好行无论如何超然物外，都不可避免地被“生活的实”如影随形地缠上。 同样充满隐喻色彩的还有邓一光的《与世界之窗的距离》，小说写了四个都市边缘人的结伴婚礼。在盛大的婚礼现场，作为主角的他们仿佛局外人，“在来宾中面无表情地游走”，听着客人们高谈阔论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关心的话题”，并且更深地感受到“人们只是感到孤独，借他人的热流驱散恐惧。”婚礼的地点是天鹅堡，据说这里的建设以意大利某小镇为蓝本，它携带着投资者看中的强蛮的文化附加值，把赤裸裸的商业行为偷换成异国风情的生活观念。天鹅堡的一湖之隔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之窗”，它代表人类占领城市的欲望，本质上又是一个赝品充斥的仿像。就这样，被构造的消费观念和虚拟的景观剥夺了现实生活的魅力，使得现实相形见绌。小说以“与世界之窗的距离”为题、以对婚礼的描述为中心的用意，也许就在告诉我们，在都市里日渐变成行为艺术的婚礼流程不也是一个幸福生活的仿像吗？四个年轻人以遵守游戏规则的方式嘲弄了规则，他们从自己的婚礼上逃逸出去，更深地拒绝了这个仿像丛生的世界，心里响起让人心碎的歌：“我们在这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守住我们的初始之心。” 房伟的《巨灵》塑造了一个有些另类的零余者。肥仔楚文杰因为肥胖的身躯、也因为父亲的早逝和母亲的抛弃而变成了一个靠出租房屋养活自己的宅男，他在色情电影和玄幻小说中过着饕餮又自足的生活，直到按摩女欢欢出现。欢欢改变了他的日常节奏，甚至让他有投入生活的念头。然而在一次偶然中他撞破欢欢另有所爱，绝望的胖子引刀砍向自己，在幻灭的最后仿佛看到他最喜欢的威风凛凛的巨灵神从天而降。这是部“重口味”的小说，情节说不上新鲜，但它借肥仔肉体的巨大和对巨灵神的崇拜，在胖仔的灵与肉之间建立了一种巧妙的关联，投射出一个被世界抛掷的人深层的焦虑和对自我的虚幻拯救。 我们都知道加缪曾经把《局外人》的主题概括为一句话：“在我们的社会里，任何在母亲下葬时不哭的人都有被判死刑的危险。”零余者形象最大的意义也许就和局外人一样，意识到人和生活的分离，意识到“世界本身所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厚度和陌生性。”③但他们并不打算顺从地和这个世界达成默契，他们的荒芜、漂泊抑或死亡也因此成为时代另类的自证。 三 故事的德性 对于今天的小说家而言，“小说在故事终结处开始”的观念几乎已经成为常识。不过，故事性毕竟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优势所在，因此，“故事终结”并非一定要在小说中放逐故事，而是指转变讲述故事的方法，既能保持故事的强度、弹性和召唤力，又能突破传统的封闭叙述的老套，使得小说更开放、更有洞穿文本的能力。 2015年以故事命名的作品集就有赵松的《抚顺故事集》、颜歌的《平乐镇伤心故事集》、宝树的《时间狂想故事集》等。此外，朱岳的《说部之乱》、冯骥才的《俗世奇人新篇》等也是由一个个的故事组成。 《抚顺故事集》是在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一部作品。几年前，这部书就在网络上被不少读者传播阅读，它在2015年正式出版并备受关注，与其说是一个文学话题，毋宁说更是一桩关乎文化记忆的事件。不过，这部小说集对文学本身而言，也自有价值。赵松用散文体的笔法和人物志的方式勾勒出抚顺这座东北老工业城市三十多年来沧桑的人事物理，仿佛中国版的“小城畸人”，散点透视却出色地链接起一个大变革时代和被其裹挟的几代人的命运，对人物既有同情之理解也有练达之批判，它是对某种近于格式化的城市记忆书写的反动。《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有类似的一面，颜歌多年致力于“平乐镇”的书写，这座小镇以她的故乡郫县为原型又被其飞扬的想象力不断建构。不过近来她更愿意以方言讲述小镇居民那些具有现实况味的故事，无论是被“奥数”梦挑起的父母虚幻的虚荣(《奥数班1995》)还是在茶社里晚景凄凉的老人的喟叹(《三一茶社》)，都显示了作者对现实经验的倚重，与她出道时热衷的“架空”叙事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如果说《抚顺故事集》和《平乐镇伤心故事集》来自于记忆和现实的辩证，那么《说部之乱》则来自于想象和智性的辩证，一个个像博尔赫斯的小说一样闪烁着奇妙光芒的短故事，让人时而脑洞大开时而目瞪口呆，它们野蛮的活力印证了朱岳的小说观念：小说不是某种价值和意义的必然载体，而是帮助人类“体会世界作为谜的一面”，这种探索是对现代汉语小说非常有益的补充。④ 大众对于短篇小说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判断，即短篇小说受制于容量最适宜写横断面，而不适宜在具有跨度的时空中纵向地表现人生。其实未必如此，很多精彩的短篇依然能在短小的篇幅中纵向地写出个人命运的跌宕沉浮。当然，短篇小说的纵向不可能像长篇那样事无巨细地徐徐展开，它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比如借助对叙事时序和角度的操控获取讲述故事的纵深感；又比如通过剪裁出几个富有情境性的断面，然后以横写纵、由点及面地串联起较为完整的人生线索。2015年，在这一点上给人留下较深刻印象的短篇小说有王蒙的《仉仉》、刘心武的《土茉莉》、黄蓓佳的《长夜暗行》和普玄的《牙齿》。 王蒙和刘心武两位作家老当益壮。《仉仉》在质地上有点类似王蒙三十年前那一系列非常有影响的“东方意识流”小说，《土茉莉》也遥指当年的“伤痕”叙事，不过二者都更有一份人至老境所赋予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洒脱。《仉仉》从某外国语学院教授李文采跟外国文学的机缘写起，在他对同学仉仉混合着爱慕与知己之感的回忆里，反思政治运动的急风暴雨中人性的高贵与卑污，以及个人无法掌控的前途和命运。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文学之遇，交织着忠贞与背叛、迷惑与同情、忏悔与遗憾，还有在垂暮之年对所有问题的了悟，这一切繁而不乱地被统摄于人物的意识之中，辅以一种可在内心与物外自由出入的叙述视点，它们在文本中协作建立的不但是历史时空的跨度，更是内在的心理跨度。《土茉莉》同样是一部回返之作，小说通过两位中学老师从“反右”到“文革”再到新时期的一段交往历程，展示了政治挂帅的“极左”年代里人与人之间那些被侮辱和损害的信念、友情和善良，也展示了人性被胁迫后滋生的恶及其后果。小说里的数学老师和美术老师本都是痴迷专业、心无旁骛的人，却在“文革”中迫于压力而互相攻讦，给彼此心灵留下不可弥补的伤害。他们此后一直在混杂着惭愧和内疚的情绪中彼此密切关注，最后数学老师的潦草而死带给美术老师的心灵震撼与人生感喟，象征了三十余年来镂刻在那代人身上且时时隐隐作痛的那道伤痕。 黄蓓佳的《长夜暗行》将主人公大魏三十年的情感经历通过李玎、林娟、范金花和西贝拉等几个女性串联起来，是一篇较为典型的连接横断切片、展现纵向人生的短篇。大魏从故乡到海南掘金再到澳洲定居的人生行旅也相对完整地呈现了他那一代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人生轨迹。大魏是一个新移民，但小说并未在原乡焦虑或失根放逐等常规思路上发力，而是从性这一看似轻逸的角度将他在婚恋中的性无能和由此激发的人生进取心对照起来。他在正常情感状态中的“不能”和在异族女性面前的雄起戏剧化地放大了生命的暗点，所谓的“长夜暗行”或者说这种朝向自我出发点的努力，让人看到大魏对情感和命运韧性坚持的另一面。 普玄的《牙齿》写了一个钢铁厂老板的个人奋斗史，而这个奋斗史也是他用拔掉的牙齿征服女人的情史。牙齿成为朱南挂对付经商路上遇到的各种沟坎的撬杆，也在累积着日后工厂崩盘时被女人追讨的能量。小说本身是闭合的，情节的逻辑线索也很清晰，其人生纵向感是通过撬牙这个不断“重复”的情节来建立的。而撬牙本身又具有怪诞的艺术性，它在进一步塑造故事性的同时也促使读者去思考牙齿这个故事之核与人物命运沉浮间的隐秘和隐喻。 四 归来者、守土者与大时代的背面 曾有评论者统计过，2013年以“回乡”为题的短篇小说多达十余篇，这或许因为对故乡的返回“显示了一种深刻的思维构型与心理需要……它关乎个体的记忆与历史，成为现代人自我追溯识别、认同赋值及统一调谐的核心”。⑤在2015年，这一现象依然延续着。余一鸣的《稻草人》、田耳的《金刚四拿》、刘玉栋的《回乡记》、方如的《回峨眉》、黄咏梅的《病鱼》、甫跃辉的《乱雪》、陈再见的《回县城》、蔡东的《布衣之诗》……它们未必一定以“回乡”命名，但都隐含着一种归来者的视角与思考。只是新世纪乡土社会本质性的解体和转型之下，故土对于人们情感抚慰或焦虑纾解的功能急剧衰减，不但不能帮助那些城市的归来者追溯确证的身份，反而额外赋予他们新的挫败感。返乡者的身份不少都被设计为知识分子，但是回到故乡的他们再也不是盗火而归的普罗米修斯，面对当下的乡土，原乡/启蒙的二元视角也早已失效。 《稻草人》和《金刚四拿》是两篇可以参照对比的小说，前者关注的是农村空巢老人，后者的主人公是由城返乡的乡村青年但着力点还在农村老人身上，二者哀恸与忧戚的调性是一致的。《稻草人》里的中学校长雷风景清明返乡，同族的副乡长雷风光想让他劝说在山上老村居住的奶奶下山，雷风景却发现奶奶在山上编织了一个又一个的稻草人从而复现了记忆中的乡村世界，其中有他逝去的独子禾禾和初恋的女友小静。老村的亡灵仿佛被奶奶用稻草人招魂，在独自一人居住的老屋里，她灌注了一个村落的生息和尊严。而雷风景在儿子死后，和妻子一起早已成为另一种被掏空灵魂的稻草人。逝者仿若再生，生者如丧精魂，两种稻草人折射出失独家庭与空巢乡村之痛，无论立意还是笔法，都相当见功力。田耳的《金刚四拿》说的是罗家垭有民俗，村人死后要精选八大壮汉抬棺，是为八大金刚。青年罗四拿外出打工浪荡多年后回到故乡，在大爹的葬礼上指挥村里几乎仅有的老弱病残的男人上阵抬棺，组成十六金刚。这篇小说在语言上有着田耳一贯的劲道和幽默，但在骨子里却处处弥散着苍凉之气。四拿城市打拼的溃败在村人的回忆里影影绰绰地拼凑出他破碎的拉斯蒂涅之梦，而在做金刚的行当上找到的自信则更反衬当下农村的荒芜，一句“今天你不抬人家，明天也没人抬你”几乎道尽了一切。 刘玉栋《回乡记》里家一遭遇的是另一种乡村之惑。家一的身份是某行业报纸主编，老父在村里被撞，期望他回来能讨个公道，他却发现自己的能耐根本不能摆平乡间的新权贵，宗族的血缘与道德凝聚力在崛起的资本面前不值一提。“回乡”再一次成为知识分子无力救赎自我的梦魇或者焦虑的放大器。小说中家一的回乡经验有着寓言性的概括力，它不但指向乡村的病态，其实也指向城市生活的病态和人性的病态。陈再见的《回县城》描写了一个“深漂”在高房价压力之下不得不带着妻儿回老家的故事。在深圳，主人公感到生活“成了一张黑色的浊气的让人厌恶而想逃离的画面”；而在县城，他又被迫“一边藏起自己的窘迫一边又制造出某种虚伪的光环”。小说并未停留在“逃离北上广”，而是进一步观察青年人逃离后的精神困境。这种困境，用黄咏梅《病鱼》中的说法，表现为归乡者需要处处倒“空间差”，处处协调分裂的身份。《病鱼》是一篇有着复杂况味的关于两代人命运的小说，其隐线姑且不论，主线中的叙述者“我”与满崽在小说里是一种互为镜鉴的关系。“我”带着一副事业有成的面目风风火火地回到老家，可是在这个看似成功的身份背后是城市打拼的辛酸和遭遇婚变的隐痛。满崽是“我”儿时的旧友，在一连串的人生变故后堕落为吸毒盗窃的混混。二人再次相逢时，“我”的“伪”和满崽的“恶”彼此刺痛着对方，也让“我”过年回家收获安稳的期待落空。 蔡东的《布衣之诗》处理的也是一个归乡、失乡的题材。孟九渊和父亲告别老屋、无乡可归，小说接下来呈现了这个痛点如何涟漪一般层层荡开，关涉起城乡失衡、拆迁、都市浮生者的落定和情感危机等一系列与我们密切相关的问题，不断将故乡“留州”河边安静的孤雁、旧家院中恋旧的疣鼻天鹅与孟九渊和赵婵夫妇在深圳生活的委屈对照。像蔡东其他的作品一样，《布衣之诗》有着内敛和诗性的品质，叙述迂缓又别具骨力。一介布衣之身的孟九渊还是在作别故乡时获得了一直找寻的救赎，只是留州已不可留，他在痛失时的顿悟也让人唏嘘感叹。 归乡者之外，还有尴尬的守土者。付秀莹的《定风波》、马金莲的《一抹晚霞》、安昌河《欢乐的芬达》都试图通过对守土者的塑造挽留故乡或故家最后一抹温暖。只是《定风波》里的团聚不能凭善良和义气从资金周转的窘境里脱困，而弟弟的欠款不还更是在家族伦理之内给他冷冷地一击；《一抹晚霞》里的回族老夫妇虔敬地坚持礼拜的仪式，也近乎仪式般地守着走空了的老宅；《欢乐的芬达》在强拆的故事外壳之下，描述老人来福旺对旧宅和故人执拗的情感，终以玉石俱焚的方式成全自己生命的诺言。日渐凋敝变异的乡村不可避免地成为城镇化进程的注脚，批评者当然可以苛责上述小说应对现实的无力，但它们可贵地站在弱势的一方，其立场本身是关情的而非去历史化的。 五 因爱之名的“非常”与“常” 爱情是文学常写常新的话题。有意思的是，2015年让人印象深刻的关于爱情的短篇小说，其人物多具有一种“痴气”或执拗。尤其是在女作家笔下，爱情混合着某种阴郁的欲念或者固执的坚持，鲁敏的《坠落美学》、陈谦的《我是欧文太太》、林白的《汉阳的蝴蝶》、周洁茹的《离婚》、盛可以的《小生命》、夏烁的《蓼湖饭店》、文珍的《觑红尘》、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祁媛《美丽的高楼》、于一爽《死亡总是发生在一切之前》、张慧雯的《夜色》等都是如此。其中《坠落美学》《我是欧文太太》和《纪念我的朋友金枝》都出现了让人始料未及的暴力甚至死亡。这样的处理固然是以某种刻意的方式增益了小说的情节，但好在其并非仅仅是解决情节危机的方便设计而是爱情在极端状态下被嫉妒和情欲催生的不可控因素，是人性中的幽暗和盲动面对“无穷无尽的恶意之洋”的过度防卫。⑥此外，作者在讲述这些非常态、超强度的故事时，都试图以叙事的控制规避主旨的猎奇化。比如陈谦的《我是欧文太太》，小说读来令人疑窦丛生，丹文怎么变成了欧文太太，她的前夫是否被她所杀，小说并无坐实的暗示，不过丹文这个敢爱敢恨的形象却非常鲜活地在文本中建立起来。与之相似的是《汉阳的蝴蝶》，小说也是大量留白，王劲风和刘铁阳、刘铁阳和刘铁阳的小姨、李小榴和王劲风，几组关系全都语焉不详，只让读者觉得大学时的懵懂情事在二三十年后再去看，似乎渺不可寻又似乎坚贞无比。 男作家笔下也有非常态的爱情，较有代表性的是张楚的《略知她一二》和葛亮的《不见》。前者写的是大三男生和宿管阿姨的不伦之恋，小说对少年混合着恋母意识的病态情欲表现得细腻又有野气，不过故事整体上并无新意，或许正因如此，作者才在“非常”上用力，阿姨冰箱里放着不明死去的女儿的心脏的细节让人惊诧，令人想到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不见》从大龄剩女杜雨洁的交友入手，以推理小说的笔法展开了一个被侮辱与损害者变态式的复仇故事。葛亮用张爱玲《茉莉香片》中性格扭曲变态的聂传庆来给小说中的变态男命名，显然有致敬的成分。不过，跟张爱玲“反传奇”“反高潮”的艺术观念相反，《不见》中的聂传庆绑架市长女儿并囚禁为性奴等情节却分明流露着传奇式的趣味。 张爱玲说过：“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⑦耽溺于非同寻常的故事，有时未免就要为人设“力”，反而少了对平凡人生悉心体会和反复咂摸的情味。这样看来，其实非常故事好撰、常态故事难工。2015年对常态爱情的书写也有不错的作品，比如讲述都市白领女性爱情的斯继东的《西凉》、邱华栋的《降落》和东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等都较有特色。《西凉》中叫饭粒的女孩儿渴望情感的抚慰和心灵的归属但却碰不到一个合适的人，靠养猫养鱼排遣孤独。因为一次偶然，她对故乡在西凉的快递小伙产生了情感寄托，进而对西凉这个地名有了特别的牵挂。小说以“西凉”为名，在距离的遥远与情感的切近之间形成一种反差，快递员和饭粒那种萍水相逢之下的信义和爱情也因此显得坚实而又温暖。与之类似的还有邱华栋的《降落》，这篇小说是其“十三种情态”系列作品之一，同样聚焦都市女性的爱情隐痛。就像作家自己阐释的，题目“降落”就是进入这个故事的密钥，小说通过一个女白领和两个不同生活观念的男人的相处来探讨爱情的飞扬与降落的辩证。小说中的两个男性，一个是客机飞行员，一个是野外摄影师。对于薛媛而言，他们都意味着一种“在远方”的状态，不过前者是物理距离而后者是心理距离。薛媛面临的爱情选择题看似简单，却关联对生活本质的远方与苟且、诗意与日常、飞扬与安稳的多种理解。和《降落》类似，东君的《某年某月某先生》也写到一个女白领与一个摄影家的不期而遇：一个自认罹患绝症的女DJ在一座山中邂逅了一位带着亡妻骨灰盒旅行的摄影家，相处一个月后各自带着对生命和情感的领悟作别。某日，某先生在一个禅修班遇到了女DJ，听她讲述了这个故事，然后像第一个故事一样，女DJ不辞而别。相比《西凉》和《降落》，这部小说隐含着一种恍惚之感，就像题目所呈现的，不确定的时间与不确定的人带出了不确定的记忆与不确定的感情。但是唯其不确定，反而有一种更广泛的指涉性，两个相似又彼此缠绕的“艳遇”故事绕开了感官的沉溺抑或欢愉，而遥指关乎克服生命孤独的理解。 卡佛曾悲观地说过：“我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期望值很低。在这个国家里，选择当一个短篇小说家或一个诗人，基本就等于让自己生活在阴影里，不会有人注意。”他也曾自信地说过：“普通但准确的语言，去写普通的事物，并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这是可以做到的。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这是可以做到的。”⑧这是属于短篇小说的孤独和尊严。笔者也希望这篇挂一漏万的综述可以帮助读者倾听孤独者尊严的心声。 ①[俄]别尔嘉耶夫：《人的奴役与自由》，徐黎明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②[美]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1885-1925》，陈永国、傅景川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页，第14页。 ③郭宏安：《多余人抑或理性的人？——谈谈加缪的〈局外人〉》，《读书》1986年第10期。 ④朱岳：《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方所：NO.25》。 ⑤李丹梦：《2013年短篇透视：“生命”与“常人”的竞逐》，《文艺争鸣》2014年第2期。 ⑥文珍：《觑红尘》，《创作与评论》2015年第3期。 ⑦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 ⑧[美]雷蒙德·卡佛：《卡佛自话》，《大教堂·附录一》，肖铁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页，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