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给经济特区吃 “定心丸 ”
曲世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 100017)
经济特区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作为新生事物，它经历了各种压力和阻力。每次风浪关头，邓小平都站出来给特区信心，推动经济特区坚定前行。
一、“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改革开放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没有现成经验可学，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创办经济特区就是探索的一个突破口。
1977年11月，邓小平到广州视察工作，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深圳地区的“逃港”情况严重时敏锐指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注]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2页。 1978年，为寻求改革突破的良方，党和国家领导人频繁出国考察，十几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0个国家。同年6月下旬，在听取谷牧汇报出访西欧考察团的情况后，邓小平提出：“形势不可错过，胆子大一点。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注]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1页。
二、“还是叫特区好”。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提出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块地方，作为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非常赞同这个富有新意的设想，并在谈到名称时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注]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36页。
数学理解意义是数学思维的根基，探索学生总是出错的原因是对等式意义理解不透，等式100x=4两边同时除以100(或乘以1/100)，学生理解等式性质的规则和意义就不会做错。笔者认为，解方程不能机械地要速度，更要侧重于理解。
同年7月15日，邓小平再次和外宾谈到特区：“深圳的发展还是很快的，但毕竟是个试验。”[注]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8页。 对会不会因此改变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回答说：“开放政策和经济改革是要坚持到底的，不会变化。变，就没有出路。”[注]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8页。 但邓小平也指出，这“中间一定会有曲折，甚至于犯大大小小的错误。那不要紧，有了错就纠正。这种办法不成功，就改一种办法。总之，要及时地、经常地总结经验教训”[注]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8-549页。 。这就坚定了把经济特区办下去的决心。
螺栓连接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工件连接方式，存在而不仅限于于绝大多数机械、桥梁、航空航天工程中。螺栓连接的健康状况易受工件振动、疲劳腐蚀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引发其松动、断裂、丢失等故障，造成进一步的损失。各地各工程因小小的螺栓松动而导致的重大事故也屡见不鲜。由此可见对螺栓连接健康状态的检测和评估显得极具重要意义。传统的检测方法是主要通通过人工判断螺栓是否拧紧来逐个判断其连接是否出现问题。而人工的方法存在各种弊端[1-3]。使得人们更为倾向于使用微系统进行监测，达到实时性高、人员安全等目的。
根据以上结论，针对以湖北为代表的内陆中部城市，更要积极践行供给侧改革政策，谋求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不是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增大环境治理和科技创新投入，以直接和间接的方式来发展绿色经济。
8月1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邓小平又分析了经济特区存在的问题。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向外向，还处于刚起步阶段。对于“深圳是个试验”引起的“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以前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是不是被否定了”的议论，邓小平作了解释：“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注]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50页。 邓小平的几次讲话及时表明了中央对经济特区的态度，许多谣言不攻而破。
2月14日，在离开特区到上海后，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现在看，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注]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89页。 24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对经济特区和上海的考察作了总结：“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注]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1页。 邓小平还提出在特区以外，开放港口城市、开发海南岛的建议。同年，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厦门全岛，还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经济特区办不下去的猜测烟消云散。
车国平[12]通过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空气源热泵系统全年运行参数分析了寒冷地区空气源热泵技术应用的可行性、环保性和经济性。结果表明，寒冷地区合理选择空气源热泵制热系统是可行的、环保的和经济的。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同年12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特区筹建的专题汇报会，正式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概念。1980年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强调继续实行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并提出“步骤和办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注]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7页。 的建议。
四、“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充分肯定了商品经济的作用。此时，特区经济蓬勃发展，吸引着全世界的关注。当时国内外有一种说法，认为深圳的经济结构是以对国内其他地方的转口贸易为主，因此特区是赚了内地的钱。对此，1984年6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试验嘛。”[注]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6页。 他对经济特区出现的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包容。
三、“办特区的路子走对了”。针对深圳建立经济特区后，特区是否在向资本主义改革的质疑，1984年1月22日，在农历春节前夕，邓小平前往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考察，这算是对经济特区成立五年后的一次“综合考试”。在几天的实地参观视察后，28日晚，邓小平在和港澳知名人士会谈时满意地表示：“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看来路子走对了。”[注] 《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88页。 之后，他为珠海、厦门、深圳三个经济特区作了题词。
此后，深圳开始了从以商贸为主向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从铺摊子、奠基础、抓投入向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大规模调整和转变。其他经济特区也根据各自情况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到1987年，我国“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开放格局已初步形成。
五、“特区姓‘社’不姓‘资’”。1991年是不太平的一年，国际社会处于激烈动荡中，西方加紧了对中国的制裁。又有人开始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关于经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再次尖锐地提到人们面前。1992年初，邓小平离开北京，前往阔别八年的深圳。也就是这次，邓小平彻底回答了一直羁绊特区发展的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2页。 ，即“三个有利于”标准。
深圳特区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邓小平开门见山地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注]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42页。 ，并有理有据地进行了说明，在深圳，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这部分外资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不要怕“三资”企业，我们的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针对一些人提出的“‘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疑虑，邓小平更是直接回应：“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注]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35页。 这句话一锤定音，持续了十多年的争议画上了句号。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经济特区不负众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历史性成就。肩负新时代的历史使命，相信经济特区的未来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责任编辑 肖雪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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