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企业的制度环境约束与演进路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家族企业论文,制度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6.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1—148X（2006）05—0062—03
一、引言
据最近几年对国内一些率先进行家族企业改造的情况报道来看，改造失败的企业占有相当的比重。一些引入职业经理人来管理的企业在经过一段时间后，又由于各种原因退回到家族治理。家族企业有它存在的理由，家族制治理也有它的优势，尤其在家族企业的创业初期。随着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内部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加快，竞争的日趋公平开放和激烈，许多家族企业主动或被迫进行改造。但在引入经理人的态度和行动上是谨慎的。企业在寻求一种既能将企业家能力引入企业，同时又保持对经理人控制的路径。
笔者所持的观点是：家族企业行为模式的选择并不是无条件的选择，它与其所存在的制度环境有着互相关联的关系。在完善的市场制度约束下，最佳的企业模式是现代经理制企业安排。但是在市场制度约束不完善的情况下，现代企业模式或许并不是最有效率的企业安排形式，家族式企业形式可能更适合企业的发展。所谓制度约束不完善是指既缺少政府提供的公平的竞争规则，稳定的交易秩序，公正的解决纠纷的程序；又指缺少支撑大规模交易必需的社会信用制度。
二、文献综述
马克斯·韦伯（webber,1920）关于文化传统与“经济秩序扩展”的理论分析已成为经典文献之一。在该文献中，韦伯曾明确断言：“儒家传统只顾表面的‘自制’，而对别人则是普遍不信任，这种不信任阻碍了一切信贷和商业活动的发展。”“在中国，一切信任，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石明显地建立在家族关系或家族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上面，而在西方，伦理宗教，特别是新教的伦理与禁欲教派的伟大业绩，就是挣断了宗族纽带，建立了信仰和伦理的生活方式。从而使得伦理共同体占有了对于血缘共同体的优势，同样在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对于家族的优势。”从这一分析中可以看出，韦伯认为阻碍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首要因素是儒教过于重视家族和家族关系。韦伯的论断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一直主导着西方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中华文化传统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论调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学术观点。
另一篇关于“文化差异”的经典文献是福山的《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在文中他也指出在华人社会里，企业主多半不愿为公司引进专业经理人。因为这需要跨出家族联系的圈子，而他们对外人的信任感太低。而社会交往中的信任度是国家之间繁荣和竞争能力差异的原因。他将不同的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前者的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上的社会，后者是指信任超越血亲关系的社会。而中国社会就属于信任度低的社会，如果对这样的社会信任关系不进行有效地改造，中国就无法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无法实现哈耶克意义上的“自发秩序的扩展”。
中华文化“阻碍论”的观点一直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实践动摇其主导地位。从70年代起，东南亚、台湾、香港等地的华人企业异军突起，震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界。而这些华人企业大多以家族企业的形式经营，因此，对华人家族企业的重新审视就成为经济学者的新主流。这其中，雷丁较早提出中华文化中存在积极的现代化“促进因素”，在特定条件下，家族成员及其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资源进入，家族伦理约束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这时家族企业就能成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的最大制度约束就是在体制转轨中，国家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仍占有主导地位，私营企业无法获得企业发展所需人力、物力和资本支持。在这一背景下，李路路（1995）、戴建中（2001）、储小平（2003）等学者研究指出：私营企业要获得发展必须通过已有的和后续不断编制的家族关系网络扩大交易势力与范围，通过家族联盟抵消互不信任的问题，进行有效的风险规避。家族关系网的建立从三个方面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其一、关键岗位人员的忠诚；其二，便利、快速的企业融资渠道；其三，上级指令迅速、不折不扣地执行。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对中国家族企业的研究已经从中华文化传统究竟是“阻碍”还是“促进”现代化进程的争议，过渡到了在现有制度约束下，家族企业现在发展特点及未来发展命运的探讨。但是可以看出在已有的研究中，对制度约束下的家族企业行为的合理性分析的成果还很少，这也是目前对家族企业研究的主要缺陷之一。伦敦经济学院院长Antony.Giddens在其一系列的社会理论著作中曾经反复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风险”与“信任”关系的协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乡镇企业选择家族企业形式的核心依据在于这种企业形式是一种风险与信任关系的斟酌。因而笔者试图通过Scitovsky模型来描述在现有制度背景下，家族企业的行为选择为何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行为。
三、一个委托—代理模型的分析框架：Scitovsky模型的扩展及应用
为了刻画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是“理性”行为，可以在Scitovsky图形中，比较家庭企业、家族企业与集体企业的制度安排及其经济效率。
图1 Scitovsky图形
假定图形的纵轴表示委托人利益增加的方向，横轴表示代理人利益增加的方向，因此，在代理人可以选择的方案中，有三种是与委托人利益与代理人利益密切相关的：（1）同时增进委托人与代理人福利的方案，即上面模型所说的激励相容条件；（2）仅仅增进委托人福利的方案；（3）仅仅增进代理人福利的方案。
在这三种方案中，只有符合激励相容即方案1 才符合哈耶克所说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从而可以是自演进的。其它两种方案都不会有大范围的扩展。
在图1中，曲线U[,1]、U[,2]、U[,3]表示代理人在可供选择的方案中的无差异曲线族。曲线B[,1]、B[,2]、B[,3]表示代理人行为的约束曲线族。根据以上模型的解释，代理人努力程度所导致的委托人利润是边际增长越大，这在图中表现为曲线族B的正斜率越来越大；委托人的努力程度对监督代理人的日常行为越有效，曲线族的负斜率就越大。U族曲线并不能交在B族曲线的顶点，B族曲线的顶点与和U族曲线的交点之间的距离可以看作给定制度下委托人支付的“代理成本”。
图1中所表达的含义与上述博弈模型有共同之处， 代理人的行为模式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1）委托人的福利依赖于代理人的努力；（2）代理人的努力依赖于委托人对代理人的监督。图中的U族曲线和B族曲线之间的三个切点表明代理人的不同行为模式为他自己和为委托人生产了不同水平的福利；对委托人而言，代理人行为约束的最高点代表了最大福利，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均衡点不会在最高点。而不同的制度安排在经济效率方面的特征差异就在于他们所内含的不同“代理成本”。
曲线B[,1]、B[,2]、B[,3]分别代表了家庭企业、家族企业和集体企业三种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根据Scitovsky图形， 家庭企业由于血缘所形成利益相关性优势使得这种制度安排具有最高的代理人生产效率，即最高点与交点的距离最短，代理成本最小。但是家庭企业的生产技术缺乏规模经济效益，也就无法实现从家庭向社会的生产扩展；集体企业由于资本及制度的优势，可以形成大规模的生产；但是由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分歧造成代理成本太大，从图中可以看出B[,3]曲线的最高点与交点之间的距离是三种情况中最大的。家族企业的代理成本由于亲情和地缘的关系而大大小于集体企业，而其融资范围又突破了家庭的限制，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扩展生产规模，因而在目前缺乏制度支撑的情况下，是乡镇企业经过效率比较后的理性选择。
四、家族化、泛家族化及社会化的企业扩展形式：一条家族企业的演进道路
中国的私营企业重新发端于中国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体制松动缝隙中，因此，它一直得不到正式制度的支撑，政治制度及官方意识形态对其发展一直顾虑重重，对其经营范围和经营行为也作出种种限制。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家族企业的企业模式显示出吸引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优势，同时在代理成本上与公有制企业相比的巨大优势，共同使得它在私营企业选择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多数家族企业由于在创办和发展的初期阶段得到了家族规则的有效支撑，很多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在现有的制度背景下，家族企业是否还应该是现代经济活动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企业组织，很多学者持反对的意见，他们认为家族企业本质上是一种低效率的企业组织，家文化管理是落后的管理方式，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受到家族规则特性的约束，特别是受到企业主个人能力的约束。从发达国家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从家族企业到现代经理式企业的演变是现代企业制度形成的基本路径。然而应该清晰地看到，中国社会在本质上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也使得中国的家族企业与西方的家族企业有较大的区别。
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演进的路径较长，其关键的过程就是向企业中引进职业经理人，摆脱家族成员内部控制的格局，从而扩大企业交易的半径，实现诺斯意义上“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过渡”。根据里格斯生态行政理论，假设在目前法制、交易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下，家族企业的演进路径充满着掉入低效的陷阱，为了使分析更加简化，再假定掉入陷阱的收益为0，避开陷阱的收益为1。家族企业的演进道路如图2所示。
图2 家庭企业的演进道路
路径1 ：原家族式管理的信息交流较多依靠的是家族共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共识，华人企业主（当然，不仅仅是企业主，几乎任何组织中的领导者）都使自己成为信息的集中者和垄断者，企业客户状况、营销网络、竞争状况、原料采购、价格等信息企业主一般不会让经理人知道，导致经理人无法正常工作，使经济收益为0。
路径2：如果企业主对经理人是充分信任的， 由其全面掌管企业日常生产经营状况，则会避免掉入第一个陷阱。但是，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健全导致经理人的信息是无法被充分揭示的。在经理人全面掌控企业后，利用其与企业主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生代理人问题——败德行为，过分追求短期利益和在职消费，不顾企业长远发展，使企业收益为0。
路径3：企业主通过设立严格的监督程序及控制机制， 保证企业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的相互促进，避开第二个陷阱。但是在经理人掌握了企业客户资料、供货渠道等企业核心资源后，脱离原企业，建立自己的企业，利用这些资源与原企业竞争。
路径4：如果企业的核心资源如企业骨干、供货商、 销售渠道等与企业主关系紧密，忠诚度很高，就可能避开第三个陷阱。但是由于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是由经理人控制的，它有可能利用企业在治理结构上存在的问题，通过股权安排，中层经理的替换等方式全面接管企业，剔除原企业主，使企业的利益为0。
路径5：假如企业有完善的治理结构， 董事会对经理人的激励监控方式设计得当，会使经理人接管原企业的概率大幅度降低，从而避开第四个陷阱。但是原有企业由于其家族式经营方式，其主要岗位都由家族成员担任，在职业经理人全面掌管企业日常生产经营以后，由于其要实现向现代经理式企业的过渡，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在人员安排、经营方式等方面与家族成员产生矛盾。这时企业会走向两条不同的道路：其一，企业主在其家族成员的影响下，有可能对经理人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重新接管企业，回到家族式经营的模式，改革失败，企业的利益为0；其二，企业主全面整顿企业，利用强制等方式让家族成员全部退出企业，使企业排除种种陷阱，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最终完成现代经理式企业的转变，获得经济利益1。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家族式企业向现代经理式企业过渡的成功率随陷阱的增加而降低。探询陷阱存在的原因，主要是社会信用的缺乏，在企业主必须将企业的控制权重新做一分配，亦即必须将企业的一部分经营控制权让渡给职业经理时，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的保证是重中之重。
在现在的中国，由于传统的内在制度信用规则、特别是泛家族方式连结人际交往的信用规则由于“西学东渐”的冲击受到极大破坏，其融通、利用社会资本的功能大大弱化。同时在社会转型状态，法制型的外在制度信用这种社会资本远未充分建立起来，这使家族企业的演进既受传统信用资本弱化的制约，又受到法制信用资本严重稀缺的制约。要解决目前的问题，就需要加速专业资格制度的推广、规章和立法的加强、理性化科层组织的发展等，使得由法律产生信用的机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从而使企业处于更为公平的经营竞争环境，更为广泛的信用制度支持，为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奠定坚实的基础。
收稿日期：2005—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