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终结论？———项历史哲学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47(2011)03-0055-13
一、民主：时间，抑或空间？
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民主”(democracy)源于希腊文
的合成词，前者指代人民，后者意为权力，合二为一即为人民当家作主之意。如果从古雅典算起，民主概念已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而广义上的民主可以追溯至更早。尽管民主的历史源远流长，民主概念本身的历史维度似乎越来越淡化。意大利哲学家乔瓦尼·马利(Giovanni Mari)曾经感叹道：“今日之民主已成为一个空间概念，而不复存在于时间之中。”①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海纳(Alain Touraine)指出，当代社会已无人将民主看作用以取得“历史意义”的“工具”；不管是历史还是哲学，都无法为政治行动提供依据；历史意义的弱化深刻地改变了民主思想：民主不再指向一个积极的、光明的未来(future)，而成为重构个人生活空间及相关社会与政治维度的工具。②近年来，这种观点在学术界，尤其是西方学术界颇为盛行。对民主和历史的质疑实质上反映了民主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许多当代思想家看来，历史已不再具有意义和目的性；具有普世性和必然性的分阶段、分过程的历史观已不复存在，而历史不再注定迈向某种“光明的未来”。
有意思的是，半个世纪以前，从历史固有意义的缺乏开始，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令人印象深刻地在民主与历史之间建立起了联系。③在波普尔眼中，民主，或曰“开放社会”，是赋予历史以意义的最理想政治形态。换句话说，“历史主义”(historicism)④的终结是从历史过程决定论中的解放，它为有意识且民主的建构提供了前提。
而现在，不仅历史似乎没有任何意义，我们甚至无法赋予历史以任何意义。在图海纳看来，我们无法也无须在时间维度上建构意义，而应转而诉诸“空间理性”(spatial rationality)。遵循图海纳的告诫，将民主等同于空间理性，一个结论就随之产生：历史与民主是不可调和的。图海纳甚至明确指出，民主没有任何未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具有非历史性，甚至反历史性；而没有任何一个诉诸历史的民主政体能够存活。简言之，民主与历史是一对具有内在矛盾的概念。
必须指出，民主与历史的悖论并非一种单纯的理论建构。事实上，20世纪历史舞台上的一系列重大不幸事件都反映了这种矛盾。德裔美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就是一个绝佳的范例：
在对极权主义的阐释中，一切法则都成了变动的法则。……自然或历史都不再是俗世之人行动所仰赖权威的固定来源；自然和历史本身就处于变动中。纳粹分子将种族法则视为自然法则在人身上的体现，这种观念的背后是达尔文的思想，后者认为人是自然演化的产物，而这种自然演化并不止于以人类目前面貌所出现的类属；而类似地，布尔什维克人将阶级斗争视为历史法则的体现，这种观点的背后隐藏着马克思的观点，即社会是一场超级历史运动的产物，这场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止于历史时点的末端，最终自我摈弃。……在极权主义政府的政体中，这种实定法(positive laws)的位置被极权恐怖所占据，后者旨在将历史或自然的变动法则转化为现实。⑤
从这些历史性大劫难开始，我们甚至可以将图海纳的命题再推进一步：一切诉诸历史和意义的政治权力都必定是反民主的；或者说，现代社会的一切极权主义形式都是以历史的名义展开的。然而，阿伦特最终又重拾了对历史的信心：
我们时代的危机及其核心体验导致了一种全新的政府形式；⑥从现在起，作为一种潜势，一种挥之不去的危险，它将与我们如影相随，正如人类始终无法摆脱其他产生于不同历史时刻，依赖于不同根本体验的政府类型一样，即使偶有例外——这些政府类型包括君主制、共和制、专制、独裁与暴政。但另一个真理是：历史的每一段结局必然蕴含新的开端；这种开端就是承诺，就是结局唯一能传达的“信息”。在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之前，开端是人的超凡能力；在政治意义上，它等同于人的自由。“Initium ut esset homo creatus est(起初，人被造出)，”奥古斯丁这样说。每次新的诞生就是开端；这个开端其实就是每个人。⑦
最近几十年以来，民主宣言与历史终结论的结合逐渐甚嚣尘上。这种观点认为，政治进步(progress)与历史进步是无法兼容的；更具体地说，前者必须以后者为代价。美国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自豪地同时宣告西方式民主的胜利与历史的终结，⑧这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哲学来源与思考。问题是，即使在后现代主义大师笔下，例如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
Lyotard)的《后现代状况》⑨与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的《现代性的终结》⑩，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论调。在这种理论思潮下，民主被锁定在现在(present)时态中；民主思想成了一个空间或地缘政治上的概念，而不具时间维度，没有历史意义。(11)
二、民主与历史
本文试图指出，上述关于民主与历史关系的命题误入歧途且具有误导性。考察现代民主思想的发轫与现代民主制度的起源，不难发现，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和历史这两个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互相界定、互为支持的。事实上，纵览铺垫了现代自由政体的重要民主思想，我们几乎找不到一种不具有历史视野的思想；不仅如此，正是历史视野赋予了这些民主思想以意义和正义性。这里不妨作一番有重点的考察。
作为最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之一，法国政治理论家邦雅曼·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的区分至今仍塑造着人们对自由与民主的认识。(12)贡斯当认为，民主、自由与历史三个概念是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的：
在我看来，在相互依循、驳斥、修正的诸理论中，只有一种理论能够解释个人与社会存在之谜，赋予我们的工作以意义，激励我们的研究，在我们迷惘时提供支持，在灰心时提供鼓励。这就是人类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理论……(它表现为)摧毁神权政治、奴隶制、封建制与贵族特权……。这四场革命展现出一种渐进改良的承继；它们是依次的进程，……是重塑天赋之平等的四个步骤。人类可完善性正是迈向平等的趋势。(13)
如果说，贡斯当笔下迈向“完善”的四个步骤是没有退路或不可逆转的，对于视民主之精髓为“境况平等”(14)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来说，“民主化革命”是“一场不可阻挡的革命，它已冲破重重险阻，延续数个世纪，并仍在它所摧毁的废墟上前进”。由此，人们应当认识到，“平等之渐进的、向前的发展既是他们的过去(past)，又是他们的未来”。(15)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认识(16)似乎是“民主教育”所不可或缺的。换句话说，在将政府元素引入对历史进程的讨论时，必须正视历史必然性。但如果说这场将人民凝聚在其大旗之下的“运动……强大得不可阻挡，……它却并非迅猛得无法引导”。由此，托克维尔宣告：“焕然一新的世界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17)
托克维尔对民主与历史意义之间的关联有着更为直接的表述。在下面这段话中，他显然对民主对历史意义的潜在侵蚀忧心忡忡：
宗教给人一种未来观。在这种意义上，宗教对今生和来世的幸福具有同样的促进作用，而这是宗教的一项主要政治职能。但当信仰式微时，人们的眼光就逐渐短浅起来，似乎他们越来越能够领悟自身行动的目的和意旨。人们曾经不允许自己的思想超出来生的命运，而现在他们轻而易举地陷入对未来完全的、残酷的漠不关心，这对于人类的某些习性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的社会境况变得民主，我所指出的危险就会相应增大。当每个人都在时刻试图改变他的地位——当无处不在的竞争为所有人敞开大门——当财富在民主的喧嚣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聚集或消散时，人的大脑就开始充斥着唾手可得的财富、得失俱易的财物以及各种可能的机会。社会本身的不稳定诱生了人类欲望的先天易变性。由于人的地位从不是固定的，人们就开始只考虑当前，直至完全忽略未来，再也不顾明天如何。在非宗教化与民主不幸共存的国家，哲学家和掌权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永远尽力保证人类行动的目标超越短视的功利考虑。(18)
在《正义论》中，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指出，在与他的“社会统一体”(Social union)思想和契约论相吻合的对“人类共同体”(community of humankind)概念的少数阐述中，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表述是最为清晰的。罗尔斯强调，这位德国哲学家所说的人类共同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延续”，从而赋予一个社会的历史以未来之维度。换言之，洪堡指出了“世代相继之各代人的共同贡献”对于现今境况的重要性。(19)
尽管罗尔斯大段征引了洪堡的《国家行为的限度》，后者并未集中讨论历史问题。但洪堡在其他著述中对历史进行了大量的直接讨论，例如《世界史沉思录》(20)与《历史学家的职责》这两篇文章中。在后文中，洪堡试图同时避免因果机制的危险与目的论的陷阱：
离开了存在于世界上的政府，我们就无法理解世界历史。……历史中的开创性力量并不拘囿于各个事件所直接显明之物。即使历史学家对这些历史事件都有过探究，包括单一事件以及事件之间的关联，例如土壤的本质和变化、气象的变动、国家的智识能力与特性、个人的禀赋、艺术与科学的影响以及社会制度深远而广泛的影响，除此之外，永远存在一条更有力的原则。尽管肉眼不可见，这条原则赋予上述开创性力量以动力和方向，它就是思想。究其本质，思想没有边界，却遍布于并主宰了世界历史的点点滴滴。……人的判断力不足以直接掌握世界上政府的计划，而只能从揭示了这些计划的思想中推断，因此，整部历史就是特定思想的实现。思想既包含动力，也具有目标。从而，只要潜心于对开创性力量的考量，我们就更为接近智识的终极动机。历史的目标只能是实现人类必须意识到的思想。(21)
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的《论自由》被许多人奉为古典自由主义集大成之作。究其一生，密尔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关注面是对民主与代议制政府从历史角度上的确认，以及它们对于个体的显著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密尔不仅是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支持者，而且寻求与托克维尔和洪堡对话。对于洪堡，密尔尤其注重他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必须遵循“最大多元化人类发展的绝对的、根本意义上的重要性”原则。事实上，在《论自由》中，密尔并未止步于宣称人“是进步的存在”，(22)他还接着说：“个体性(individuality)即为发展。”(23)尽管在其作品中找不到对历史进步的清晰表述，密尔明确提到，我们有可能在历史中发现不同的单元，即“文明的不同阶段”。(24)在《文明》一文中，密尔写道：
文明有多种多样的组成，但我们至少可以说，这些成分并非无序组合。历史与这些成分的本质告诉我们，它们从一开始就聚为一体，永远共存，并在发展过程中相生相伴。(25)
在《论自由》中，密尔更明确地阐述了这种发展的累积性所导致的历史“进步”：
一种道德或智识上的真理若要被视为根深蒂固，必须有一段时间和经历上的积累；随后的任务只是防止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从其先辈失足的同一悬崖上再坠落下去。(26)
从而，在密尔笔下，正是在“不论是对自由还是改良的热爱的进步原则”与“惯习之暴政”之间的“抗争”中，历史得以发现自己“真正之所在”。(27)
关于“高级文明”，即自由—民主政体的最主要特征，密尔与托克维尔的意见一致，认为它表现为“权力日益由个人与精英转移至大众；民众渐趋重要，而个人的影响则日渐减小”。对托克维尔和密尔来说，这一变化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这种处于进步中，并在很大程度上攀至顶峰的变化，(28)在有记载的历史社会事件中影响最为深远；它最为彻底、最富成果，最具决定性意义。……我们要问那些自封地保守主义者，当社会的“首要”权力被交接至大众的手中时，他们是否真的认为，自己有可能阻止大众将这种权力在政府中置于和其他地方一样的主导地位？民主的胜利，或曰民意政府(government of public opinion)的胜利，并不依仗它所对应的任何个人或群体的意见，而仰仗财富积累的自然法则，仰仗文化的扩散，以及人类交往的便利化。(29)
三、自由与必然
上文对古典政治哲学家的解读试图表明，自由—民主思想的起源与历史视野是不可分割的。当代思想界盛行的一种观点是，自由思想本身并不具有民主成分，甚至将现代民主与极权主义思想挂起钩来。例如，经济学中的芝加哥学派和深受奥地利学派影响的公共选择学派，就倾向于强调(至少是警醒)民主和自由的对立面。(30)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西方思想界中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托克维尔民主思想的僭用。自由主义者认为托克维尔衷心拥戴民主，保守主义者则注意到托克维尔对直接民主导致多数人暴政的担忧。(31)在笔者看来，离开了历史情境与对历史未来的视野，孤立地讨论自由和民主，甚至否认二者之间的有机关联，显然具有极大的误导性——民主是一种对历史进步的表述，而对民主的理解也必须置于历史进步的框架中。
但问题并不止于此。如果在“历史的终结”或“反历史的民主”框架内谈论民主站不住脚，在19世纪古典哲学的框架下分析民主同样不能令人满意。这不仅由于上文所征引哲学家所经历的历史已经过去，而且，上文所提到的历史思想在过去的20世纪确实与许多重大政治灾难联系在一起，甚至成为许多反民主思想和行为的辩护词。一种历史进步观如果同时为民主与反民主思想所用，它的衰微也就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看到，现代历史概念的终结同样动摇了自由与必然(necessity)之间的有机联系。历史哲学的一个核心关注点就是客观历史意义与规律和人的自由意志与自觉活动之间难以调和的逻辑矛盾。(32)就其与历史的关系而言，现代民主勾勒出一幅身处危机的个人图像。一方面，现代个人对自身生存意义的求索要比前辈深刻、自觉得多；另一方面，这种求索却是在没有历史指涉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说，为了抵制已经不适用的19世纪历史观，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必须像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笔下的历史天使一样正向历史，背对未来，(33)他实质上也同时疏离了现在的一部分。如果与未来决裂，失去了未来的视角，现在将不能自行决断，也无法仅仅指涉过去，而不得不求助于一种缺乏根基、没有情境的“自创”。在这种自创中，通过“反社会的社会性”(unsociable sociability)(34)，个人的生存意义从社会中得到必要的确认。由于“在没有相应的使民主发挥作用的律法、思想、惯习和传统变化的情况下，民主化革命改变了社会的物质基础”，(35)个人不得不在社会与历史双重断层的情况下寻找意义。
换言之，19世纪被视为历史与民主的根基的个体性，在现代社会同时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以历史为名的反民主政治以及不再是“伟大社会革命”(36)的民主政治。问题在于，即使对历史的指责有其道理，亦即社会秩序的重构所遇到的困难源自线性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观，而后者阻碍了对过去的理解和对现在的重构，我们也无法推出结论：对个体性的民主重构只能采取反历史的立场。笔者认为，这种民主重构不但脱离不开历史，而且必须以未来观为核心；不仅如此，这种重构绝不能也不应当被化约为简单的空间维度。
关于历史性，民主自由主义的理论阐述者、社会学家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观点颇具启发性。达伦多夫认识到，即使历史主义已经终结，历史意义问题仍旧无法回避。他接受波普尔对历史主义的批判，重构康德提出的个人的“自然倾向”(natural tendency)，(37)并提出用以作出历史判断的“人生机遇”(life chance)概念。达伦多夫在社会进步是否可能这个问题的情境中提出这一概念，用它来表示历史进步中主体施为的角色，或曰主体促进个人自由的努力。(38)在他看来，仅仅作为先验或后验的历史都不具意义；只有人类能赋予历史以意义。由此，他提出了一个历史进步的开放版本：历史进步尽管可能，却并非不可避免或无法阻挡；个人潜能的进步是真实的；个人人生机遇的某种改善是有可能的。达伦多夫的结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自由与必然的调和：人类社会的精髓在于其“提供给人们更多人生机遇的能力”。(39)
四、历史的终结？
问题随之产生：19世纪的历史观是否真的已经终结？如果把产生于19世纪的历史哲学界定为历史哲学的古典范式(下文简称“古典范式”)，(40)它是否已经不再适用于我们对个人、民主与历史的当代思考。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应区分作为范式的古典历史哲学与它的构成元素。笔者希望上文已经传递出古典范式的基本含义，即主体与历史的二元并存性；人创造历史，但这种创造的结果不属于主体施为的范畴；历史具有意义，但它外在于人类主体，等待人去发掘。关于古典范式的元素，我们可以区分以下几点：
第一，具有自主性和进步性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永远是一个主体的过程，这个主体可以是个人、社会、国家、文明或其他单元。历史过程具有一种超越了喧嚣纷杂的历史事件表层的普遍性，而在这个过程中，主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阶段地向前迈进，并得以揭示其自身的本质意义。这种意义包含三个维度：过去、现在和未来，但只能在未来中揭示。在对未来的预期或期望中，主体穿梭于其他时间段。
第二，叙事。主体的阶段性被描述为一种起始于一个特定起点的线性递进关系，叙事则是主体对这一过程的有意识梳理。现在代表了主体对这一过程的认知顶点；现在感是叙事的基础。未来代表叙事的终结；在某种意义上，它的轨迹从现在这个认知顶点开始就被注定。
第三，自主行为。主体行动本身并不能改变历史或叙事的意义，但由于历史过程感的存在，始于现在，叙事能够影响到历史进步的内容以及历史发展的时段。
第四，哲学发现。哲学是对现在，亦即叙事顶点的自我认知。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关注主体在历史过程中的过去与未来，并由此调和“存在”与“时间”、(41)历史发展之必然及其时间和内容。和政治的相似之处在于，哲学影响行动；不同之处在于，哲学并不止于表层，而是揭示了主体的内核，并由此建立起个人与主体所经历过程之间的等时性。
在厘清了古典范式及其组成元素之后，我们可以说，作为一个整体的古典范式已经不再适用于21世纪的人类体验，或者说，它确实已经终结。但我们必须要问，古典范式的终结是否意味着“历史的终结”？或者说，这种范式的终结是否必然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观？为了分析这种新历史观，我们首先要讨论民主在其中的角色。如果新范式不同于托克维尔模式的世俗化特征得到确认，(42)我们就可以说，这种蕴含了民主哲学与政治学的新范式确实具有替换古典范式的潜力。
在古典范式中，历史是政治的基础，并赋予民主以正当性。在这种范式终结之际，如果承认历史曾为极权主义和其他政治灾难提供思想来源，我们就必须弄清楚，民主能否成为对历史反思和重构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这里不妨先对比、分析两种试图超越古典范式的替代方案：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英国政治哲学家W.B.加利(W.B.Gallie)的《哲学与历史之理解》。
波普尔宣称：“历史没有意义。……大多数人所谈论的‘历史’根本不存在。……尽管历史没有意义，我们可以赋予它意义。”(43)在这种意义上，他持历史终结论。波普尔同时信奉民主政体，或用他的话说，“开放社会”。在波普尔看来，科学逻辑与历史逻辑之间存在等同性，而通过发掘这种逻辑，人类能赋予自然和历史以终极意义。他主张，事实与决策具有二元并存性，同时认为事实本身没有意义，其意义必须从人类的决策中获取。在历史层面上，波普尔所说的决策是政治决策。由此，波普尔在历史与政治之间画上了等号：“历史本身——当然，我说的是权力政治的历史，而非不存在的人类发展史——既无目的也无意义，但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赋予其目的与意义。”(44)在这里，波普尔将古典范式中的历史事实置换为权力政治与决策。在他看来，历史意义不再是哲学发现的产物，而是被取决和执行的客体。换言之，波普尔对调了古典范式中历史过程和哲学发现的顺序，从自主行为中移除了历史意义所代表的形而上学基础，并以对叙事的解释置换了叙事。波普尔隐匿了历史过程的主体，将其置换为政治决策。抛开这些具体问题不谈，尽管古典范式的次序被波普尔打乱，由于相信人类能够赋予未来历史以目的，他实际上承袭了这一范式的核心结构。波普尔的立场实际上承认了意义与事实的二元并存性：只有假定看似纷杂的事实背后的恒常性，我们才能赋予事实以目的、意义与未来性。对古典范式的倒置抛开了政治所提供的历史正当性，而把问题引向历史的正当性本身，这固然为我们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思辨领域。然而，通过这种倒置，波普尔推导出的历史意义承袭了古典意义的最重要部分，即独有性。由此，民主成为一种有其自身假定与推论的循环论证。
不同于波普尔，加利完全否认恒常性的存在。在他的著述中，我们看到的是意义与未来的截然断裂。对加利来说，历史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从而，我们应当诉诸叙事，而非解释。加利指出，“要理解一件事……就必须控制(command)它”是一种谬论，是广为流传的误解，而解毒剂就是“追溯一个故事或历史叙事”，后者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哲学重要性”。在加利看来，对故事的追溯是“人类归纳思想最杰出的代表”；这种归纳并不是要控制或阻止特定历史事件，而是要对它们进行理知的尝试——“经历了所有诧异与震撼(shock)之后，这些事件终于引起了我们的注意。”(45)
波普尔与加利的观点存在重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截然相反，但又不无相近之处。对于波普尔来说，历史意义与筹划未来的决策有关；而在加利笔下，历史意义只存在于对已发生事件的叙述。如果说，波普尔所说的意义是“控制”的结果，加利理解的意义就是“震撼”的产物。但同时，这两种观点又表现出对内在的、客观的、隐含的历史意义的类似否定。波普尔坚持事实与意义的二元并存性以及解释的绝对核心性，倒置了历史主体的位置，将其从历史主义意义上的主体置换为元历史意义上的(metahistorical)(46)主体。前者源自主体通过历史来指涉自身意义的能力；后者则先在于历史及其意义。如上文所述，波普尔在这种意义上赞同古典范式的主张。在加利笔下，主体维系了自身的历史主义特性，而与波普尔的理论相反，他移置了叙事的位置——它与客观历史意义不再相关，却转而叙述在面临未来历史的不可预知性时，主体如何重新自我认识、自我定位。在这种意义上，加利笔下的历史和历史意义具有开放性。他否认了决策主体与历史事件之间的二元并存性：主体通过叙事发现自我意义，叙事为震撼主体的历史事件提供合理性。在这种意义上，加利保留了古典范式中的叙事和自主行为；和波普尔一样，否认具有自主性和进步性的历史过程；并将哲学发现与历史事件的关系从前者对后者的“掌握”转换为“接受”。
可以说，波普尔和加利都为古典范式引入了主体施为，并抛弃了主体的客观历史意义，但他们引入的主体截然不同：波普尔的主体是掌握和解释的主体，加利的主体则是叙事和接受的主体。换言之，波普尔直面未来，加利试图留存过去。波普尔试图在置换古典范式的同时维系其未来性；加利则将古典范式一分为二，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再具有一致性。波普尔试图串接现在与未来，加利则游走于过去与现在。在这种意义上，加利以一种比波普尔更激进的方式宣告了历史的终结。
五、余论：民主、古典范式与未来观
上文告诉我们，对于决策、接受、解释、叙事的立场从不同方向引致了历史终结论。尤其是，它们否认了具有自主性和进步性的历史过程的存在，并改变了哲学思想的角色：从揭示隐含结构变为赋予生存意义。通过权力政治和历史叙事，历史变迁的主体从一种随时间推移而发展、进步的实体变为一种制造、赋予意义的实体。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的位置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方面，古典范式将民主置于历史规律与历史预言之下；另一方面，它又将民主视为解决必然与自由之吊诡的历史阶段——“必然”必然产生“自由”。换言之，随着民主的到来，历史将自发地为一切人的最大自由创造条件。民主是历史的产物，并在历史中获取合法性。因此，一方面，对民主的认同就是对历史的认可；但另一方面，从民主到来这一历史时刻起，古典范式就开始展现出危机：历史必然所产生的最大程度的自由与历史必然本身互相对立。在古典范式中，由于民主所代表的历史阶段，自由—必然的矛盾与生成了民主的历史具有内在逻辑上的紧张关系，而民主也不再具有历史的约束。在20世纪的一系列历史灾难中，民主焚毁了其自身的根基与正当性来源，意义也由对真理的表述沦落为意识形态工具。在民主制度的确立、主体施为的无限开放性以及历史与政治过程脱节的背后，其实正隐含了未来观的消遁。作为结语，笔者希望本文已经阐明，古典范式的终结并不等同于其构成元素的终结，而对民主的正确理解要求新的范式必须给予未来以妥当的位置。
注释：
①Giovanni Mari,Postmodern,Democracy,History,Aurora,CO:Davies Group,2006,p.1.
②Alain Touraine，Can We Live Together？Equality and Differenc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中译本参见阿兰·图海纳：《我们能否共同生存？——既彼此平等又互有差异》，狄玉明、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另参见Alain Touraine，Critique of Modernity，Malden，MA：Blackwell，1995；Alain Touraine，What is Democracy？Boulder，CO：Westview，1997。本文引文均由笔者据英文原文或英译本译成，与现有中译本不完全一致。
③Karl Raimund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ume One:The Spell of Plato，New York:Routledge，2003；Karl Raimund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ume Two:Hegel and Marx，New York:Routledge，2003；Karl Raimund 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New York:Routledge，1991.中译本分别参见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一卷)，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贫困论》，何林、赵平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所征引的许多著述存在不同的外文和中译版本，笔者尽可能择优选取。
④也有人译为“历史决定论”，参见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⑤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court，1951，pp.463-464.中译本参见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⑥即极权主义。
⑦Hannah Arendt，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pp.478-479.阿伦特这里可能是误读了奥古斯丁，抑或借题发挥：奥古斯丁原意指上帝的超凡能力，而阿伦特将上帝置换为人。
⑧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Avon，1992.中译本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Jean- Lyotard，The Postmodern Condition：A Report on Knowledge，Minneapolis，M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中译本参见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⑩Gianni Vattimo,The End of Modernity: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8.
(11)一个例子是美国当代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是否应向第三世界输出民主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民主本身多作为一个给定的变量，而且讨论多将民主视为目的，而非载体或工具。
(12)Benjamin Constant， "The Liberty of the Ancients Compared with that of the Moderns"，in The Political Writings of Benjamin Constant，edited by Biancamaria Fonta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p.309-329.中译本参见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3)Benjamin Constant,"On the Perfectibility of the Human Race",in Specimens of Foreign Standard Literature,Volume Ⅱ,edited by George Ripley,Boston,MA:Hilliard,Gray,1838,pp.346-361.
(14)学术界最为推崇的Authur Goldhammer英译本翻译为equality of conditions (Tocqueville，2004，p.3)，尽管托克维尔从未进行过明确的界定，这个词组所表达的含义要比国内通译的“身份平等”或“地位平等”更宽泛，故笔者主张译为“境况平等”。
(15)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New York：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United States，2004，pp.6-7.中译本参见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6)有趣的是，托克维尔在此毫不讳言他对上帝的敬畏(Ibid.，p.7)。
(17)Ibid.,p.7.
(18)Ibid.,p.640.
(19)John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 (Revised Ed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459.中译本参见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何宝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0)Wilhelm von Humboldt,"Betrachtungen über die Weltgeschichte",in Werke,edited by Andreas Flitner and Klaus Giel,Stuttgart:Cotta,1960,pp.567-577.
(21)Wilhelm von Humboldt,"On the Historian's Task",History and Theory,Vol.6,No.1,1967,pp.67-70.
(22)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New York：Cosimo，2009，p.14.中译本参见约翰·密尔：《论自由》，顾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23)Ibid.,p.77.
(24)John Stuart Mill，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10.中译本参见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25)John Stuart Mill， "Civilization"，in 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7，p.120.中译参见约翰·密尔：《文明——时代的征兆》，载约翰·密尔：《密尔论民主与社会主义》，胡勇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
(26)John Stuart Mill,On Liberty,p.98.
(27)Ibid.,p.86.
(28)意即自由与民主。
(29)John Stuart Mill,"Civilization",pp.126-127.
(30)参见Milton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 (40th Anniversary Edition)，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James M.Buchanan and Gordon Tullock，The Calculus of Consent：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62。中译本分别参见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陈光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1)在为《论美国的民主》撰写的译者导言中，美国政治学家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和夫人温思罗普(Delba Winthrop)对左、右翼政治势力对托克维尔思想的僭用进行了有趣的讨论，参见Harvey Mansfield and Delba Winthrop，"Editors' Introduction"，in Democracy in America，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pp.xvii-lxxxvi。
(32)社会科学一般将这种关系描述成外部结构(structure)与主体施为(agency)之间的悖论，参见Anthony Giddens，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中译本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
(33)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本雅明将保罗·克利(Paul Klee)的画作《新天使》阐释为一个被天堂刮来的风暴强行刮向天堂的历史天使形象。他背对天堂(即未来)，脸却仍然注视着世上的灾难(即过去)。见Walter Benjamin，"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in Illuminations：Essays and Reflections，edited by Hannah Arendt，New York：Harcourt，Brace & World，1968，pp.257-258。中译参见瓦尔特·本雅明：《历史哲学论纲》，载《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
(34)Immanuel Kant，"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from a Cosmopolitan Point of View"，in Kant：On History，edited by Lewis White Beck，Indianapolis，IN：Bobbs-Merrill，1963，p.15.中译参见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载《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5)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p.8.
(36)Ibid.,p.14.
(37)参见Immanuel Kant，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103。中译本参见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8)Ralf Dahrendorf,Life Chances:Approaches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 Ralf Dahrendorf,The Modern Social Conflict:The Politics of Liberty(Completely Revised 2nd Edition),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2007.
(39)Ralf Dahrendorf,Life Chances:Approaches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pp.13-14.
(40)Giovanni Mari,Postmodern,Democracy,History,p.16.
(41)参见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Malden，MA：Blackwell，1962。中译本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42)Karl L
with,Meaning in History:The Th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49,pp.126-127.
(43)Karl Raimund 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ume Two:Hegel and Marx,New York:Routledge,2003,p.307.
(44)Ibid.,pp.246-247.
(45)W.B.Gallie,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New York:Schocken,1964,p.31.
(46)参见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中译本参见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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