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中国文论的回顾与展望——20世纪中国文论史建设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世纪之交论文,国文论文,中国论文,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0-5072(2001)01-0093-004
刚刚过去的20世纪，是历经动荡、变革，同时又走向复兴的一百年。在百年的沧桑中，不光是政治、经济，各种思潮、学科都在自身与外界的交融中，在内在的律动以及对他者的吸纳中向前发展。这其中，关于20世纪中国整个文论史的梳理与检讨，也渐渐走进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视野。
为了探索百年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进程，交流有关的研究经验，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博士点以及暨南大学比较诗学与比较文化研究中心于2000年7月6日至7月7日在暨南大学召开了“20世纪中国文论史建设研讨会”。所邀请的专家学者也在这一领域发表过著作，或是正在进行相关课题研究。
作为一个时间跨度为百年的文论史研究，哪些文论家们在研究中应该注重的问题，为何对本世纪以来文论发展中的古今、中外的交叉问题进行梳理，都应是与会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饶芃子教授在会议的第一天的祝词中即指出：应该从中国文学批评的研究，深化到中国自身文艺理论的本体论问题的研究，它包括了当代文艺理论中古代文论和五四以来的文论这两方面传统的研究，特别是要关注其中的关系、继承和创新问题。她认为，应该梳理出百年中产生重大影响的若干论题，对其进行研究，从而对百年来中国的文论发展有一个辨证、客观、清晰的认识。
一、研究的角度
黄曼君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导）提出，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以及文学的现代化是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如果用现代观点重读、观照，并进行新的解读，应该注意三个方面：A、要有客观视野，树立大文学史观，大历史观，大批评史观。B、要有主体精神，注意个性，以感情为中介，联系精神主体和实践主体。C、要具备多元意识，多元共生、互补交流、竞相发展。夏中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则认为应该把百年中国文论史与文学史相联系。他提出，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开启者为王国维，其著作达到了思维层面的理论形态。随后，中国文论沿两条线索向前发展：一条是左翼文论，从创造社再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直至建国后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条则是30、40年代京、沪等地作家的文论，如朱自清、周作人，然后一直到80年代刘再复等人的文艺论点。两者是连续的历史链条，又相互交汇。程文超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导）提出了“关键词”的概念。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型与西方不同，有自己的任务和问题一即寻求国家、民族的拯救。但其中却发生了偏差，从而导致了以后的一些失误，比如文革。那么，20世纪中国文论中的一些关键词就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其能折射出隐藏的哲学的、美学的、文化的话语体系。比如“革命”。它刚开始是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人道、人性；到了革命文学，则变成了阶级的解放，并驾御了以后文论发展的历史。“革命”这个词的内涵，从开始的民族解放，民族拯救变成了解放阶级，直至延安文艺讲话后，思想改造深入到文学，包括了具体的叙事之中。这无疑需要我们进入到当时状态去探穷、整理和解读。费勇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则在讨论中使用“空间”这一术语。他认为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以及五四以来文论家的产生，这后面存在一个写作空间的问题；其次，人的生活是公共行为和个人行为的交汇，但在文论发展中往往出现了个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错位。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他同时还提出要注意分析具体语词的功能。
饶芃子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导）从整体上对百年来中国文论的研究进行了把握，并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她指出文论史是对文学创作、文学发展产生影响的文艺理论思想史，而不是一般的思想史或哲学史。但过去，我们在文论研究中过于依赖政治和历史，对文学的独立性、文艺自身的律动、诗性的追寻少；对中西的嫁接多，对古今的关注少。她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注意：A、对从近代以来中外文论的相互影响，尤其中西文化交汇中中国文论对西方文论的接受、转型、特点以及动力进行研究，可以从个案做起。B、对百年文论中有关古典文论的现代继承转换问题的研究，应该着重考察五四以来传统文论的观念、概念为何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产生变化。C、要注意文论中的诗性以及美的特征，但也不能忽略革命性的一面。D、文论研究不能离开各个时期的创作。
二、理论者的立场
在百年中国文论的归纳、总结和写作中，研究者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也是各位专家学者集中讨论的问题。
殷国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导）提出了“生命体验”的主张。他论述到，理论的表述应该采取一种生动化的表达方式。长久以来，各位研究者注重于概念、逻辑、理念的创造，故不免有枯燥之感。因此，必须以理论为血肉，把感性和理性联系在一起。理论应该有诗性的因素，反映出生命状态和生命体验。同时他又指出，应该写一部纯中国的文艺理论史，寻找失去的传统，并且在前人的基础上再创造、再发展，“建立20世纪中国新血统”。对此，有学者疑问：写一部纯文学史，是否就能客观反映出中国文论发展的轨迹？殷国明教授认为，尽管文论史的写作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在美学和文学思想上要有一个支撑点，要树立写作者自身美学的追求和信念；文论史的重点是写作者本人对美的理解。
与会专家对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进而由研究者立场深入到文论史的写作之中。刘绍瑾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指出，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中，存在着大量的概念术语；因此在文论史中应该对这些现存或已经被忽略的概念术语进行清理，恢复鲜活的原初境界，研究其历史背景、阐释心态。林岗教授（深圳大学中文系）则认为，写文论史有“冷”的写法和“热”的写法。“冷”的写法指20世纪中国文论中最优秀的部分，但读来可能比较枯燥；“热”的写法则可能涵盖个人的情感、生存状态。同时他强调，在文论写作上，要尽量理解事件的复杂性。苏桂宁副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提醒讨论者，在文论史的写作中必然会涉及到历史观问题。那么历史观的定位是从官修史的角度，还是野史的角度，这都会造成文论史的不同面貌。刘锋杰教授（苏州大学中文系博导）认为，文论史的写作时，最好对已有著作书目做统计，这样就能使自己的书写建立在一个比较详尽和客观的基础上；他又强调现代性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文学的现代性和国家的现代性不是一个同一的概念，因此对现代性的界定就必不可少，并且界定以后就必须贯穿文论史的始终；另外还提出用“人的文学”来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写作。
某些学者还谈到文论史自身的特性。钱超英副教授（深圳大学中文系）就指出，文论史与文学史是不同的，有的时候文论的出现并不是完全存在于对文学作深入的探讨。他认为，从整体构建上来看，哲学史可以讲究框架，文论史则可以不同，它完全可以用人物作为推动点来写。
三、现状与问题
自90年代以来，国内理论界对20世纪中国文论进行了许多收集、整理研究工作，相继出版了一批文论史、文学思想和批评史。应该说，这些著作对于文论史的建设是有裨益的，尤其是在一些资料的重新挖掘上；同时对于整个文论史的编撰思路上作了新的尝试，比如说以问题为纲来写作。但其中也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这也就是至今没有一部可以说是获得广泛认同的文论史的原因。
吴中杰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导）即对目前文艺学界的现状感到一丝担忧。他指出目前文艺理论界存在的问题是美学理论、文艺理论、艺术评论越来越抽象，与现实的创作出现了脱节。像过去的俄国三大理论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他们纯理论的著作很少，大部分评论都深刻地影响到现实，从而对当时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指出，中国文论建设应该注意以下三个方面：对外国理论进行梳理、研究；对古代文论中的本体论、方法论和范畴论进行研究；研究现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文论必须从现实出发，面向现实。不研究实际创作，就归纳不出一个时代的文艺理论发展线索；因此研究眼光一定要宽广，突破纯理论的狭小圈子，才能真正促进文艺繁荣。刘锋杰教授认为，文论研究有其自身的范畴、特点，但国内文论界往往把文论研究变成了政治研究、文化研究。这样就失去了本身的学科意义。他强调文学理论是有文学特征的，而不是政治的简单解读。王坤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详细分析了文论自身的内涵，并以此与国内文论研究的现状作了比较。他指出20世纪中国文论包括了两个方面：对自身价值的看待，以及对过去的反思。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在价值研究领域，我们过分重视文论的社会价值，忽视了文本本身。所谓价值是文本价值、社会价值、超越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统一，忽视其中任何一方面是文论研究的遗憾，并会造成文论研究的偏差。同时，我们片面强调了文学反映社会趋势，但不重视文学是否与具体社会相符合。另外，他也指出，目前文论界在研究文本时，往往采取的是过去的标准，而作品都是反映当下和将来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错位。从审美价值入手，抓住人和人性，这才是文论研究中应该注意的地方。李新宇教授（吉林大学中文系）则提出了走回历史现场，清除历史遮蔽的主张。他认为，只有把文论的具体研究放入到其产生的特定背景后，才能清理出其真实面目，也才能防止产生新的历史遮蔽。同时，他也指出，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是相互影响的，因此在文论研究中，应该从实践出发，以创作实践来检验理论。他还指出要注重历史细节。在文论的发展中，一些关键问题就往往隐藏在历史的细节中。
与会的其他专家也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苏桂宁副教授则认为，文论研究必须重视当时的具体语境，注意政治权利话语。邵宏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则认为文艺学分为文学史、批评和理论三个分支，是比较有学科分科性的。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各高校的学者就百年中国文论中的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中有过思想的交锋，有过对历史的置疑；各位学者力图在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梳理20世纪中文论发展的的曲折过程。但是，百年中国文论毕竟是一个跨越了巨大时间和空间的论题，很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整个文论界的积极参与和努力。与会专家感到，这次会议的目的并不在于具体解决某些历史中的遮蔽，而是在于研究方向、研究原则的交流和商榷，在于唤起国内理论界的重视。
正如饶芃子教授在发言中指出的一样：“我们对百年文论的忽略太多，要从研究的荒漠中把忽略的部分找回来。也许百年文论史的写作现在有困难，但经过我们的探讨，对其发展中若干重要的‘点’、现状、问题、人和事加以探究，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新的、过去未曾注意到的东西。是让百年来的文论问题继续困绕我们，还是勇敢去面对？文学以什么为起点，为门槛走向前方，这些都需要我们在今后认真加以探究。”
（附注：文中有的根据发言或会议记录整理而成，未能征求作者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收稿日期]200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