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喆[1]2001年在《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育投资是决定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物质条件作为依托，教育活动就难以开展。教育投资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再使用形式，它同一国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经济活动的运行提供了大批人才和建设者，对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由此，教育投资便成了整体经济投资结构中的一部分，正确认识教育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基本关系极其运行方式，是十分必要的现实问题。尤其在我国受教育人口基数大、教育供给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教育投资不足，投资渠道多元化格局尚未最后形成，教育投融资机制远未健全，研究和认识我国教育投资的现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对策，其意义颇为不凡。有投资，就有消费，这是经济学原理。教育投资兼具生产性和消费性的二重性，因而可以说，教育既是投资又是消费，教育投资和教育消费辩证统一在教育的过程中。由于教育投入不足因而教育供给不足，我国目前面临着一个十分巨大且又极具诱惑力的教育消费市场。然则，这“巨大”的市场只是潜在的，远未得以最大程度的开发。而教育消费对经济增长实具重大意义，尤其在内需难以大幅度启动的今天。个人和家庭对教育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的教育消费意识，也受制于家庭经济条件。一方面个人和家庭的教育消费意识在膨胀，另一方面，他们还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无偿教育”的依赖性。这些形成了我国目前教育消费的困境。接着，作者就如何引导和培养大众的教育消费意识，扩大教育消费市场，创造良好的教育消费环境，兼顾效率和公平目标提供教育支出，发表了看法；同时提出要警惕教育消费误区：教育不应当盲目高消费。文中还提出对我国教育投融资方式的思考：建立和完善教育股份制制度，健全、规范银行与学校、学生的合作方式，将市场机制引入教育，做好教育产业这块大“蛋糕”。
旷群[2]2018年在《我国普通高中学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生源国,同期学成归国人员数量增长迅猛,虽然海外文凭随之逐渐失去光环,留学的经济收益并不乐观,但留学需求仍然持续强劲。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些重要问题:人们放弃境内高等教育机会而选择出国读大学的驱动原因是什么?留学决策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什么?除了经济因素,人们的境外高等教育需求的产生是否受到其他社会文化的因素的推动?留学目的国和学校的选择受到什么影响?我国境外高等教育需求是否存在着盲目性?本研究将境外高等教育需求看做连续的发生过程,结合消费者行为理论、院校选择理论和推拉理论等重构了个人境外高等教育需求过程发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文献梳理、小样本测试等方式整理出需求发生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影响因素,按照新划分的六个维度归类建构新的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设计了调研工具以了解境外高等教育动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人们选择境外高等教育的影响因素。研究采用混合式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研究者实地走访了全国15个城市的27所公立高中和1所中外合作大学,收集问卷2500余份。问卷的发放以国际部学生为主,选择少量在同一学校的普通班级就读的学生作为比较群体样本,利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分析。选取在校学生、老师、学校管理人员、家长、已经在国外大学就读的学生、留学中介六大群体进行了访谈,访谈人数达到140人次,访谈时间超过100小时。研究发现:1)我国高中生留学意愿强烈,需求产生时间较早,高中国际教育的发展促进了境外高等教育需求的产生,但也造成了许多被动需求;2)境外高等教育满足了我国社会多元化的教育诉求,人们对留学的投资收益预期逐渐回归理性,但是对消费性收益的预期较高;3)教育国际化的推进、中外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以及人才选拔和培养模式的差异推动了高中学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海外高校的市场营销策略拉动需求,个体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的诉求构成了强烈的内部驱动力;4)中国的民族性对留学动机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根文化、孝文化、面子文化作用明显;5)经济因素对境外高等教育需求产生的影响较小但是对需求的内容(留学国家、学校)的影响较大,人们更偏好学费和生活成本较低的地方;6)对留学者安全的担忧、国内的情感因素和跨文化能力欠缺是阻碍留学的主要原因;7)国外高等教育质量是学生选择留学目的地时考虑的最重要因素,其次为国外高校的社会声望(包括雇主评价、预期收入、就业前景、社会认可),高校的市场推广策略和教育国际化的合作活动等市场因子的作用也不可小觑。研究同时发现我国高中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与非理性。决策主体缺乏对境外高等教育的正确认知,同时也缺乏对受教育者的兴趣、能力、智力的理性认知,未形成清晰的留学规划,从众跟风行为严重。境外高等教育选择过于单一与集中,在留学院校和专业选择上喜欢扎堆,过度依赖排行榜信息。信息不对称和中国社会心理导致的认知偏差是盲目留学的主要根源。需求主体的信息意识较强,但由于信息渠道不通畅、信息利用能力弱无法获得充分的、准确的信息,容易受到参照群体的影响,严重影响了认知与判断,低估留学风险,从而导致盲目的留学决策。研究认为我国普通高中生的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规模将持续增长,但学成归国发展的比例也将进一步扩大。在家庭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下,个体留学将逐渐从以家庭投资决策行为为重点转向消费决策行为为重点,需求主体将从关注留学所带来的身份职业变化转变为对自我提升自我完善的注重。因此需要政府部门、社会媒体、学校以及家庭共同合作构建一个合理的高中生出国留学保障体系,规避留学风险,提升境外高等教育消费体验满足感。由于研究者的时间、精力和经济能力有限,调研完成较为仓促。抽样样本的地区分布稍显不均匀,不留学群体的样本偏少。此外个体行为产生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本研究难免有疏漏,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够全面与深入。
晋高升[3]2007年在《成都市本科生家庭高等教育消费实证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两会期间国家对义务教育的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义务教育将得以普及。义务教育普及问题的解决，必将使教育消费领域高等教育问题，成为倍受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近年来高等教育学杂费、住宿费等的不断增长，所引发的报纸、网站等媒体上关于高等教育收费、家庭承受能力、贫困学生费用来源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其中，家庭因素与大学生在校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争论中的热点问题。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背景，并参考国内外学者对家庭高等教育消费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以成都市12所高校的本科生家庭为样本，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形式搜集到相关的数据和资料，并借助SPSS13.0软件对整个成都市的本科生家庭高等教育消费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结合分析的结果提出一些参考建议。本文首先在分析了研究课题的背景及其研究的必要性、综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等。其次，阐述了家庭高等教育消费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和涵义，并对本文所研究的成都市本科生家庭高等教育消费进行了研究范围的界定。从而，界定了研究对象的边界，构造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研究体系，使课题的研究具有可行性。同时，也为文章后续部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再次，本文采用了回归分析与方差分析的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了整理与分析，得到了成都市本科生家庭高等教育消费中的一些规律。该部分是本文的重点，按照以下的逻辑结构进行：(1)对本次实证研究的资料，尤其是数据的来源、获取方式等进行了详细说明；(2)对分析研究所要涉及的各个变量进行解释，并说明选用该变量的原因；(3)从本文研究思路的两条主线——回归分析和方差分析，依次建立研究所需的五个假设模型；(4)本文的核心部分，即根据建立的五个假设模型，用SPSS13.0软件对问卷调查搜集的数据资料，进行了相应的统计分析，结合分析的结果对假设进行验证和解释。本文最后部分，依据调查、分析的结果，从国家、学校等角度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同时站在大学生家庭和大学生自身的角度，就如何使家庭高等教育消费数额更小、消费更合理提出了相应的意见。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家庭的高等教育消费具有积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王纯[4]2013年在《湖南省城镇居民教育消费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些年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居民的收入与支出也随之增加，特别是居民在教育方面的支出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快速增加。居民是消费的微观主体，所以研究城镇居民的教育消费问题可以引导居民进行合理家庭消费、规范教育市场以及为国家宏观政策提供相应依据。本文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对湖南省城镇居民教育消费的相关问题进行问卷调查，基于问卷的数据基础上对湖南省城镇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消费目的、意愿、家庭教育总支出水平、家庭教育负担率及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研究表明，2012年湖南省城镇居民的平均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例为17.5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样高的教育消费比重是由于湖南省城镇居民教育消费膨胀及城镇居民的非理性行为所致。文章从教育消费宏观环境、消费者行为及教育消费影响因素等方面分析了出现教育高消费的原因。针对以上问题产生的原因，文中从教育消费者、政府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作为教育消费者，应当以正确的家庭教育消费观为指导，明确教育目的，理性的对家庭教育进行合理消费。政府一方面应积极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加大对教育的投资；重视居民家庭收入差距问题，促进教育公平。另一方面，政府完善教育理念，加强对教育消费行为及教育市场的引导和规范，使城镇居民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消费观。
王临珅[5]2014年在《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是高科技激烈竞争的时代,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因此,提高国民素质已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焦点。但是中国目前的基本国情是人力资源丰富,高质量人力资本存量却极为不足。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伴随高校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分析和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构建和完善中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多元化体制已成为高等教育持续和良性发展的最迫切需要。在借鉴国外高等教育筹资多元化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筹资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层层分析,层层建议。因此,我们应抓住机遇、振兴中国教育事业,只有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全民族总体受教育水平,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才可能推动中国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不失时机迎头赶上时代的步伐,实现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战略转变。确保高等教育的投入是办好高等教育的前提,目前单靠政府的投入办高等教育是不够的,多元化资金来源渠道是办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之一高等教育的发展依靠金融支持是一条解决高校办学经费紧张的较为行之有效的途径。通过国有商业银行的融资支持,一则可以解决金融机构的资金出路问题,取得稳定的低风险收益,减轻社会闲散资金的储蓄压力；二则可以使高等教育产业化进程中遇到的资金问题得到一定的缓解。可以通过金融支持引导教育消费和向高等学校提供中长期贷款,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增长。在教育产业化进程中金融支持的途径主要有向学校提供融资支持,向学生提供助学贷款,以及通过一些间接的途径向高等教育提供金融支持,促进教育良好快速发展。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在引入问题由来的同时阐述研究的目的、意义,介绍本研究的价值所在。通过广泛阅读国内外文献对前人研究进行梳理,了解到国内对于高等教育筹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介绍国外高校先进的筹资经验、高校多渠道筹资的必要性和意义研究、介绍高校多渠道筹资的方法与提高高校现有经费和资源使用效率研究四方面,而国外则很早就开始了教育筹资多元化问题研究,并提出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各国形成了较为相似的改革措施,其共同特征体现为经费筹措引入一定的市场机制。同时绪论部分还指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方法,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定性分析法和宏观分析法等方法。第二部分为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教育作为一种公益性事业,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特性。首先本部分对公共产品理论有一个系统的回顾,包括公共产品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公共产品的主要特性与内容,尤其深刻理解公共产品的消费非排他性、消费非竞争性、产权的公共性和产权的非交易性。而从教育本身更广义的角度来讲,其本质属性又包括公益性、经济性、综合性与准公共品性。公益性体现为教育的基本属性,它承担着全社会启蒙与文化传播的使命,是属于全社会的基本利益；经济性体现为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不仅仅单纯体现为知识技术的传播,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转化为生产力促进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准公共品性则体现在其广泛的正外部性上。教育的综合性则实现了对教育属性的全局把握,既包括教书育人的基本属性也包括促进生产的经济属性,既包括政治属性也包括社会属性,对教育的理解要从多角度出发。对教育这一概念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后,从其性质出发介绍其经费来源主要财政拨款、金融市场、贷款与家庭支持四部分。财政性教育经费一直是高等教育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分为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和校办产业、勤工助学和社会服务收入叁类。高等教育的发展依靠金融支持主要通过争取商业银行融资、银校合作等方式,在财政拨款有限的情况下,适度引入市场机制对解决高等教育经费紧张问题不失为一种良好途径。助学贷款主要分为国家助学贷款和一般商业性助学贷款两种,为广大贫困生提供了教育公平的机会。而根据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学费也正日益成为教育产业化后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一定程度缓解了高等教育经费难的问题。第叁章为本研究的主体部分,首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层级结构有一个初步了解,包括高等专科教育、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叁个层次。各个层次高等教育在其办学模式、教学目标等设置上有所不同,因而也会面临着不同的投入现状,如同样作为高等教育主要组成部分的专科教育,其财政投入明显低于本科教育。其次本部分对不同时期教育金融支持现状做了回顾。改革开放前教育属于计划经济范畴,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经历了八大方面的改革,主要有拨款形式、拨款内容划分、经费管理办法的完善等内容,体现了高等教育财政划拨制度在逐渐好转；教育产业化后,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添加了学费这一重要项目,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教育脱离了“纯公共品”的范畴,而学费不断攀高则又成为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的又一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本部分还具体针对几种金融形式支持高等教育的方法进行讨论,其中不乏一些较为新颖的金融领域融资方法如发行教育彩票等。最后本部分给出目前高等教育金融支持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国家财政投入不足、政策性金融支持存在问题、高等教育投资效益不高、等教育拨款依据和收费标准不合理四个方面。第四部分从实践角度介绍几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金融支持案例,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其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现状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本部分对美国案例的学习分为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公立大学较私立大学更多接受政府拨款与校友捐赠,而私立大学则更多引入市场机制,包括教学服务商品化、高新技术产业化、后勤服务社会化与捐赠管理经营化,自行解决办学经费问题。日本私立高校占据着日本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因此讨论日本私立高校金融支持具有代表性。日本私立高校虽数量众多,但其在政府资助上远不如公立院校,间接导致私立高校学费不断攀高,另外校办产业收入和捐赠收入也是私立高校经费重要来源。同时本部分还补充介绍印度、英国与韩国的案例,并简要总结几国高等教育的共性与成功之处。第五部分给出本研究的结论,提出促进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的政策建议。从政府角度来讲,需明确叁点工作方向,一是要转变政府教育职能实现高等才能治理模式,变行政控制为引导转换政府角色,将办学主动权交由高校；二是此种情况下,政府要明确自己作为责任人的使命,高等教育不由政府办但需要政府营造良好的环境、作出合理的社会导向；叁是政府需推动高校金融支持进程,促进鼓励金融支持又把好总量关,使其发挥最大的正效用。从高校角度讲,高校应从过去被动等政府养的态度转变为积极自主办学,改革措施可从增加收入来源、完善经费管理体制等方面入手,既要开源又要节流,实现高校经费合理高效运转。而从金融创新角度,本文提出一系列创新筹资机制,为高校经费筹措提供新思路。最后给出本文结论和展望,为后续研究提供指导方向。本文的创新之处：一是从“金融”角度研究高校发展的资金问题,从系统解决问题的角度提出“金融支持”这一概念,在理论界属于新的视角。在国内理论界有不少关于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财政支出问题的研究,而本文的创新在于把高等学校融资的问题从提到国家竞争力的高度,对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下的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且将理论研究与应用操作结合起来,率先从系统、全面的视角提出在21世纪新的条件下中国大学的高等教育金融支持需要政府作出政策保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高校经费问题,为中国的大学发展提供雄厚的经济基础,大幅度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经济社会竞争力。二是本文研究结合以教育经济学作为基本理论、结合金融学的理论与实践,充分借鉴其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研究具有坚实的基础,结论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所以,本文在跨学科领域运用上,将教育经济学与金融学相结合,提出了在高等教育领域要灵活、规范运用金融工具的观点也是一个创新点。
谢桂平[6]2015年在《中国教育资源有效供给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我国教育资源供给中的问题和教育特征为逻辑起点,以解答“教育资源由谁来供给,如何实现充足供给、公平供给以及改善供给效率”为主线,探究如何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首先构建教育资源有效供给的分析框架。从教育的内涵和功能就可以识别教育的特征。资源的稀缺性特征要求教育资源在供给总量上的充分足够和资源利用效率。而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公益性和普惠性,要求教育资源公平供给,以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因此,在明晰教育资源供给主体的前提下,充足性、公平性和效率性构成了教育资源有效供给的叁个维度。基于这一综合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中国教育资源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即我国的教育资源供给依然不足、供给主体单一和供给不合理等问题。教育资源供给主体方面。教育资源供给主体差异依赖于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强弱,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从义务教育到高中教育再到高等教育依次减弱,个人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受益者应负担的教育成本比例也就相应依次提高。同时,教育成本分摊比例也受到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在社会发展初级阶段,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弱,个人投资占很大的比重,随着社会发展水平提高,教育的外溢性越来越强,所以政府的供给力度应该加大,政府与个人之间分担比例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教育资源供给充足性方面。教育资源充足对达到教育公平与效率目标具有最基础性保障作用,而教育资源供给充足性受到经济发展阶段、政府重视程度以及教育资源供给渠道等多方面的影响。采用1998-2012年2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Panel-VAR模型对教育资源供给充足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教育资源供给渠道的多元化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对教育资源充足性都有显着的正面影响。脉冲反应和方差分解显示,经济发展阶段对教育资源充足性的影响效应更持久,教育资源供给渠道的多元化能大幅度地改善教育资源充足性,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的影响力有限、并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最后,对教育资源的充足性进行国际比较。教育资源公平供给方面。教育资源供给的公平性要求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然而,我国教育资源供给结构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引发了一系列有关教育公平的问题。本文在刻画我国教育资源供给城乡差异以及地区差异的基础上,从教育资源供给的城市化取向和精英化取向两方面论述了教育资源供给结构失衡对教育公平的影响。进一步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测算了反应教育公平的基尼系数指标,分析了教育资源供给结构中的财政因素、招生因素以及毕业生流动等因素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教育资源供给效率方面。提高教育资源供给效率是实现有效供给的重要途径,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供给效率存在差异,同时教育是一个连贯的继起的过程,对整体效率的评价也依赖于各个阶段的效率。因此,本文采用网络SBM方法,从整体和阶段(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两个方面对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教育资源供给效率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从地区经济规模、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市场化程度、地区政府行政力度等方面对教育资源供给效率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在地区间和教育不同阶段上的教育资源供给效率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化趋势,而地区的制度因素对这种差异起了显着的作用。因此,要实现我国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应根据教育的公共物品属性、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人力资本投资的外溢程度,平衡个人投资与政府供给的比例;通过市场化改革,实现教育资源供给渠道的多元化,进而改善教育资源供给的充足性;通过优化教育资源供给结构,实现教育资源公平供给;通过优化政府对各阶段教育的统筹力度,提高教育资源供给效率。
刘伟[7]2007年在《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以后，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重要主题。其中，教育和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整体和谐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分析我国教育和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的历史和现状，探讨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互动的类型和机理，并提出实现我国教育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对策和建议。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既涉及到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也涉及到它们之间的结构关系，而贯穿它们数量和结构关系的是制度在起主要作用。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源于投入和产出、生产与分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作用与反作用的地位不是凝固不变的，两者之间是“双向”的互动关系。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种互动的含义可以理解为：一方面，经济增长决定教育投资，经济增长的速度、规模、质量和方式决定国民收入的分配，从而决定教育投资的水平和方向；另一方面，教育投资也同样影响经济增长，教育投资的水平和结果决定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和质量，从而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可持续程度。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单是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而是“双向决定”的关系，并且这种“双向决定”的关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发展过程之中的。文章将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概括为四种类型，即良性互动、恶性互动和其他两种常规类型。其中，良性互动是指较为公平、合理的教育投资规模和结构带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改善教育投资状况，两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恶性互动是指平均主义的低水平教育投资导致经济的低增长，而经济的低增长反过来又引起教育投资的低水平、教育投资的低贡献；或者是经济增长以过大的教育投资差距、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公平为代价，而过大的教育投资差距、教育机会的严重不公平反过来又制约甚至阻碍经济增长。要实现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必须满足特定的制度体制条件、经济结构条件和政府政策条件。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文章利用1952—2004年间的统计数据，检验了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序列的平稳性以及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滞后3期的教育投资是GDP增长的原因，GDP增长也是教育投资增长的原因。而对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协整关系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协同互动的均衡关系，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91，即教育投资每增长1％，经济增长就提高0.91％。经济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文章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时期内我国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互动的历史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转型前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是一种片面追求重化工业的资源消耗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投资主体单一、投资决策高度集中、投资分配行政化、平均主义低水平的教育投资体制并存的计划强制性僵化模式。经济转型后，我国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有较好的改善效应，而经济增长对扩大教育投资规模，改善教育投资体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上固有的“城市偏好性”，转型期内城乡教育投资差距和地区教育投资差距在拉大，而且，教育投资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一定差异，教育投资的经济效应尚未得到完全发挥。针对转型期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某些恶性互动形式，文章提出了重构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良性互动机制的对策建议。从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作用而言，必须逐步完善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教育投资体制和机制。具体措施包括正确树立教育投资基本观念、有效确定我国教育投资合理水平、完善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投入的教育投资体制、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实现教育投资立法等方面；从经济增长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和作用的角度而言，必须构建有利于改善教育投资状况的经济增长方式。具体措施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除经济增长与教育投资良性互动的结构障碍、优化人力资本配置等方面。
张丽[8]2006年在《我国高等教育公平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文中提出随着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兴起,教育被认为是达到收入分配公平的有效措施之一。目前,国外已有大量地研究表明,教育水平高低与教育不均等程度对收入分配有相当的影响。劳动力中教育不均等的程度,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之间存在正相关。教育的不均等程度越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也越大。当教育的总体发展水平提高而且教育的不均等程度较小时,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因此,扩展教育并保证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性别与种族的学生接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将有助于实现更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本文基于教育与收入分配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以及由于高等教育公平性引起的低收入家庭收入分配问题进行了探讨,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人力资本理论为起点,介绍教育与收入分配的相关理论。第二部分主要对我国高等教育公平的现状作了实证性描述,这其中对高等教育成本回收后低收入家庭子女求学的公平性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结果表明,在实行成本回收的条件下,由于不同收入家庭学生选择高校与专业的倾向性不同,使低收入家庭学生在高等教育公共资助的分配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文章的第叁部分便着力于这种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分析,从家庭和政府两个角度分析了高等教育不公平对低收入家庭收入分配影响显着的市场性及制度性的因素。第四部分,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扩展中存在的公平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从财政支出的可行性与家庭决策合理性两个方面出发改善高等教育不公平的现状。
赵炳坤[9]2011年在《经济学视角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家“十一五”规划当中明确提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国家“十二五”规划确立了突出科学发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目标,科学发展观逐步成为学术界倍受关注的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成为经济领域最为关注的课题。随着经济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中国高等学校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合并重组,招生规模不断扩招,在校生数量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系,高等教育受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但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进步,是联系经济发展、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桥梁,起着整合各个劳动部门的作用。由于高等教育的这种独特地位,它必将在新世纪中占有更加重要的位置；但是,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如何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了的形式,如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转变,推进教育和经济的有机结合,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如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提出应对措施和战略决策,是摆在理论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在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在合理吸收教育经济学基本理论,分析研究了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在认真研究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一五”规划期间,中国高等教育教育发展方式及发展战略进行科学的研究探讨,认真分析研究了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基本关系,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理念。以经济学的视角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供给与需求、高等教育的消费行为、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状况、中国高等教育投入产出、高等教育成本及成本核算和高等教育办学效益等涉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分析,提出了优化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的对策。以期为高等教育的科学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金芳[10]2005年在《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高等教育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世界各个国家都在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中国高等教育却存在资金短缺、机构低效的问题,这不仅制约了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更严重的是制约了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快速的发展。中国高等教育资金短缺、机构低效问题所反映出来的是众多矛盾现象的存在:社会资金闲置和高等教育资金供给不足的矛盾;经济增长对人力资本的强烈需求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现象日益严重的矛盾;高等教育经费短缺和高等教育资源浪费严重并存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现象长期困扰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并且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而加重。这些矛盾现象是内在制度缺陷的反映,表明原有的单一政府投资体制无法解决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因此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即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 本文以经济利益理论为基础,从叁个方面对高等教育投资体制进行研究:(一) 从高等教育产品的混合物品属性分析入手,分析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合理性;(二) 从利益动机和激励机制的角度,分析高等教育多元投资主体结构的效应,提出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能够提高高等教育投资效率的论题;(叁) 利用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国际比较对本文的论题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显示:(一) 高等教育产品的混合物品属性,决定了高等教育需要建立政府、个人、私人部门、教育机构等多元化投资主体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以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教育投资外部性以及市场机制中的机会主义等问题;(二) 广义的高等教育投资可以分为两种投资方式,教育机构产权投资方式和非教育机构产权投资方式,教育机构产权投资者可以通过产权制度安排激励和约束教育机构的行为,而非教育机构产权投资者则从消费选择的角度对教育机构的行为进行激励与约束,不同的投资方式对教育机构的服务效率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叁) 高等教育机构是高等教育投资主体利益实现的载体,不同的投资主体具有不同的利益追求,影响投资主体对教育机构激励与监督的动力,从而影响教育机构的效率。政府以宏观利益为主要目标,这会导致政府对教育机构的激励与监督不利,而个人和私人部门投资者投资高等教育具有直接的利益动机,这些投资主体具有对教育机构的效率进行激励与监督的动力,因此高等教育多元化投资体制改革能够提高教育机构的服务效率。 本文认为,建立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必要的,综合应用各种投资主体的激励与监督效应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投资的效率。
参考文献：
[1]. 教育投资与教育消费[D]. 伍喆. 湘潭大学. 2001
[2]. 我国普通高中学生境外高等教育升学需求研究[D]. 旷群.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3]. 成都市本科生家庭高等教育消费实证研究[D]. 晋高升. 西南交通大学. 2007
[4]. 湖南省城镇居民教育消费问题研究[D]. 王纯. 湘潭大学. 2013
[5]. 中国高等教育金融支持研究[D]. 王临珅. 武汉大学. 2014
[6]. 中国教育资源有效供给问题研究[D]. 谢桂平. 湖南大学. 2015
[7]. 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研究[D]. 刘伟. 西北大学. 2007
[8]. 我国高等教育公平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D]. 张丽. 东北师范大学. 2006
[9]. 经济学视角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式研究[D]. 赵炳坤. 武汉理工大学. 2011
[10]. 高等教育投资体制的研究[D]. 金芳. 复旦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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