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争锋与理论突围：韦努蒂在西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理论论文,在西方论文,韦努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5)10-0084-07 1986年，韦努蒂发表《译者的隐身》一文而进入翻译理论界。1995年，他出版同名专著《译者的隐身》，引来了美国及国际译论界及学术界的关注。之后，韦努蒂不断推出新文新著新译，进而招来欧美学界的不断“批评”。就目前已经出版的资料来看，回应他并运用、与他商榷、甚至反对他的，不下50人，如根茨勒、罗宾逊、蓝戴尔、芒迪、婷茉芷珂、皮姆、霍恩比等等，这些都是活跃在国际译论界一线十多年的学者。其中，蓝戴尔认为《译者的隐身》无疑是“近二十年来翻译理论界最为重要的作品之一”①。罗宾逊称其是最重要的当代美国译论家之一②。根茨勒认为韦努蒂是“过去十年北美最具影响力的翻译研究学者”③。此外，直接运用韦努蒂翻译思想的人，广布于人文社科的诸多分支学科中，难以估量。 这些西方译论家对韦努蒂的评论，使他在面对称赞感叹、吵吵嚷嚷、横眉冷对中快速跻身为美国以至国际译论界一线的学者。思想史家伯林说：在学者中，有些人像刺猬，专心打一个深洞；而有些人则像狐狸，到处打洞。刺猬似的学者可以卓然成家，狐狸似的学者也并非终身无成④。以此观之，韦努蒂既有刺猬性情又有狐狸性格：他是一只一直思考翻译问题的“刺猬”，并给出“狐狸”式的多元解答。 西方译论家是从厘清何为异化归化翻译、著作权版权与市场、韦努蒂译论的流派归属以及翻译伦理角度这四个方面来回应、评价、反思韦努蒂的翻译研究的。就这样，韦努蒂以自己理论本身的魅力和生命力，在多次理论论争、话语争锋中“突围”，而他本人也因此树立了重要的学术地位。 一、厘清何为异化归化翻译 1.缘起：阿斯顿会议 正逢《译者的隐身》出版并引来关注的1995年，英国阿斯顿大学举办翻译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韦努蒂的论文《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形成》进行专题论辩。在辩论会上，“异化翻译”成为焦点：异化翻译发生在何种情形中？异化翻译是译者本身的选择吗？异化翻译是策略吗？将异域具有个人特点的语言使用在翻译中是异化翻译吗？就这些关于异化翻译的质问，韦努蒂解答道，异化翻译只能由本土文化规范来测定⑤。从那时起，关于“归化异化翻译”的探讨便此起彼伏，西方译论界大有不把这一问题弄清便不罢休之势。韦努蒂拈出的这一对术语，只是他著作中的两个关键词，不料却被国际翻译理论界的同行加以放大，成为之后数年的热点话题。韦努蒂由此名声鹊起而成为了当代最具争议的译论家。 2.助澜：蓝戴尔的引介 阿斯顿会议之后，《比较文学》杂志发表《变化中的翻译》一文⑥，全面介绍、评论《译者的隐身》。文中出现关键词“foreignizing”八次，分析了异化翻译的思想来自于施莱尔马赫，经贝尔曼引介，再到韦努蒂弘扬，才掀起“异化归化”翻译的大讨论。蓝戴尔认为，当今，有的译者处于“隐身”状态，翻译似乎仍然是一项较为称心的职业，是可以逃亡的领域。这些观点显然已与韦努蒂的理论分歧重大。难道译者通过翻译活动所获得的那些成就、挣得那点微不足道的收入，真值得译者需要做出“隐身”的牺牲吗？韦努蒂在其著作中的回答是否定的。 3.“离心”：罗宾逊的批评 对异化翻译质疑最多最激烈的学者，无疑是道格拉斯·罗宾逊。他与韦努蒂一样，思维敏锐，兴趣广泛，是执着思考着翻译问题的学者。根茨勒在《何为翻译·序言》中说：“罗宾逊有关翻译的思考总是最具原创性，……他对翻译理论界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对每一位论者的作品都能提出棘手的问题，……他所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暗示并回应将来翻译研究这一领域的发展。”⑦在《何为翻译？》中，罗宾逊对韦努蒂(还有很多其他学者)发出了近100个“天问”。罗宾逊认为韦努蒂是离心式翻译思想家中最为杰出的⑧。他所使用“离心式的”(centrifugal)一词，是隐喻的说法。他认为，1980年代末，尤其是1990年代初所出现的一批翻译研究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处于核心地位”的研究家。处于核心地位的翻译研究家，思考的是忠实、语态等语言层面的问题，是以个人的翻译经验、现代语言学方式的翻译研究。而离心式的翻译研究家，是逃离中心的，是以切线朝外旋转的，如翻译的后殖民研究、翻译的女权研究、韦努蒂的翻译史研究等等。在《何为翻译·序言》的结尾，罗宾逊向推进他思想的诸位学者致谢，韦努蒂的名字也赫然在列。韦努蒂一贯细心，对常人所不关注的很多细节加以审视、记忆、理论化。这些特点感染了罗宾逊，他不得不承认，从韦努蒂那里所学甚多：韦努蒂促使他产生出新的思考。由此观之，罗宾逊的“离心时代”，当是一个理论与思想碰撞、互证、共生、互进的时代。 罗宾逊眼光独到，一针见血地看出了《译者的隐身》的主题：对抗流畅的译文、高举异化翻译的大旗；异化翻译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翻译观；韦努蒂以行云流水般“通顺”的学术书写反抗译文的“通顺”，因而他的“修辞通顺”漠视、遮蔽了不通顺的理论主张；反霸权，等等⑨。罗宾逊在《翻译与帝国》中继续批判异化翻译，认为它并不一定能给既定的现实添加多样性⑩。就此，在根茨勒看来，罗宾逊认为，韦努蒂的异化论可以回溯到古罗马文化那里去，因而“不是那么新”。《何为翻译？》第九章题为《异化通顺》，以“异化论”“精英主义”“学术话语”“历史主义”“学术话语之外”“盲目与虚伪”“流畅具体化”与“理论的精英主义”来总结韦努蒂的思想。但是，越是国际化，越是复杂化；越是复杂化，越是思想化；越是思想化，越是精英化(11)。直到今日，罗宾逊仍然是对韦努蒂异化论最完全、最精当的批评与回应。 4.范式：根茨勒与霍恩比的批评 根茨勒在《当代翻译理论》辟专章《劳伦斯·韦努蒂：再思翻译》(12)对韦努蒂进行评论。《再思翻译》称韦努蒂是过去十年北美最具影响力的翻译研究学者，体现在三大贡献上：一，韦努蒂批判了美国文学翻译的人文主义的支柱，并指出这一支柱如何强化现行的本土观念与意识形态；二，提出了大量分析翻译的新术语、新方法；三，提供了一套可供译者付诸翻译实践选择的翻译策略。根茨勒认为韦努蒂创造了两大翻译范式：通顺翻译与异化翻译，这样，他第一次将异化翻译提升到“范式”的高度。 另一位将异化归化翻译纳入“范式”讨论的学者是霍恩比。在《翻译研究的诸种转向》中，霍恩比在第四章辟专节探讨韦努蒂的异化翻译(13)。这显然是借用并深化根茨勒对韦努蒂的评价。她首先追溯异化归化翻译的德语词源，分析出它如何被转换生成了现代翻译研究惯常使用的术语异化归化翻译的。由于韦努蒂的异化归化翻译已不再是施莱尔马赫的本义，而且历史语境已经从德国浪漫主义转到了20世纪，因此不是新范式，只是从已有的概念中衍生出来的新观念，只适合于当下英语霸权的语境。这种评价略显偏颇。在韦努蒂的整个话语体系当中，异化翻译是其理论起点，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其全部思想。韦努蒂要思考的是一个系统工程，其落脚点在翻译伦理、译者及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以及走向一种翻译文化等更广更深的问题上，并非要用异化翻译解决英语霸权所带来的所有问题。 5.“误读”“误用”：其他学者的批评 罗杰与李兹在述评韦努蒂通顺、异化归化翻译的基础上，提出“游戏翻译”(playful translation)的思想(14)。在19世纪的翻译史中，“游戏翻译”相当普遍，其主要功能就是要自我指认翻译能力，邀请目的语读者通过辨认这一被埋没的译文而回忆起经典原作的语境，并将译作认为是译作。这两位学者所倡导的“游戏翻译”，把矛头指向了韦努蒂有关19世纪翻译实践研究方法的二元对立模式，目的在于消解翻译研究的主流批评由诸多二元对立构成的网络。 皮姆《描写翻译研究之外》(15)就韦努蒂对通顺翻译的批判以及异化翻译做出评价：在一个翻译低风险的场所，像韦努蒂一样的译者，可以通过使用异化策略与在其他领域收获回报来找寻到特殊的目标。如果不这样，他对英美翻译的描绘会怎样解释像他自己那样的译者呢？这显然把异化翻译的思想降格为翻译实践的具体策略，实非韦努蒂的本义。 当然，在西方也出现了将异化归化翻译当做翻译策略直接使用的。例如，彼得·博克与夏伯嘉的著作《现代欧洲早期的文化翻译》就有11处引用韦努蒂、6处引用异化归化翻译，都将其当做翻译策略去评价与使用(16)。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异化归化翻译在西方确实引起了大范围的讨论，这也是韦努蒂的原意，即便没有定论。罗宾逊《何为翻译·前言》向一系列译论家致谢时，感谢韦努蒂一直坚持在1986年至今所使用左倾的直译论、浪漫的异语。韦努蒂本人抱怨，这是把他的思想降格为直译论(17)。韦努蒂的异化翻译不断被曲解、“误读”、“误用”，成为英美翻译研究界最热的话题。难怪霍恩比说，自从韦努蒂的著作在1995年出版以后，异化和归化问题就占据了英语翻译研究界论争的核心地位(18)。事实的确如此。 二、关于韦努蒂著作权、版权、翻译与市场主张的反思 韦努蒂一直考察著作权、版权、翻译与市场，声称这是一种反抗本质主义的行为。韦努蒂认为，当今的出版商与译者签订合同，必须附带一个条款，规定译者必须做到“准确”，以确保这就是“原作”。这是衡量翻译的标准。怎样平衡译者、出版商、读者、哲学、语义学的标准，以使这些因素能被理解，是今后翻译研究领域、翻译培训界和出版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19)。 1.选材与参与：回应毛勒与黑尔的质疑 阿斯顿会议的论题之一就是翻译、译者与翻译市场、著作权、版权。毛勒认为，韦努蒂促使他思考的问题是：《译者的隐身》选取的译作销售数量、版权、售价的数字，都是一些畅销书的情况，使人们认为这种状况不全与翻译方法相关(20)。韦努蒂回应，版权史及其接受、译作如何影响编辑与评论家是他关注的重要问题，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到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所以评论家一般都倾向于译者“隐身”。多年来，国际上通行的浪漫主义著作权思想认为，译者是一个战略家，决定翻译哪些作品并选取何种英语进行翻译。因而，译者如同作者，不是去创作，而是从某种传统中选取翻译素材，以某种顺序安排这些素材并在译作中详细阐述。 黑尔的问题是：从20世纪30至50年代，英国文学形成了只关注自身文学的规则。这样，翻译参与文化的能力显得最弱。美国的情况大体相同。是不是有某种民粹主义的力量在抵制翻译(21)？韦努蒂回应：一直以来，美国的翻译都是一种殖民、剥夺与同化的文化实践。其结果是，移民都放弃了自己的语言而使用美语。但情况非常复杂。文化多样性现在仍然是美国的普遍现象。翻译不能不考虑语境，正确的方式是引导读者在阅读译作中看到译者的存在。这就需要译者积极地关注译作的出版商。 2.过度的讽刺：皮姆两次质疑韦努蒂的数据 1999年，皮姆发表《耻辱的统计数据》(22)一文，矛头直指韦努蒂《翻译之耻》中的统计数据：1985至1992年间，译作出版量占美国出版书籍总数的2-4%，英国情况相仿，法国15-18%，意大利约25%，西班牙约25-26%，其中，49%的译作译自英语。皮姆认为，这些数据让韦努蒂探讨译作的贸易失衡问题(trade imbalance)表面上看似合理。他抱怨美国的商业以及英国的出版商就显得那样轻易而随意，进而得出英美对文化他者，扮演的是典型的帝国主义角色的结论。皮姆奉劝韦努蒂小心对待数据。皮姆《韦努蒂的隐身》一文宏观地评述《译者的隐身》，14年后修订再版(23)。在《译作的贸易是平衡的吗？》中，皮姆仍质疑韦努蒂看似令人信服的观点，并指出韦努蒂深恶痛绝的是相对于其他语言，英语所占据的统治地位。在《版权》中皮姆质疑韦努蒂所说的“译者的版权从未得到其应有的法律认可(legal recognition)”。皮姆追问，“我们真的藉此就消除作者、译者，甚至是版权的区别了吗？”版权是十九世纪的产物，在时下早已是惯常的国际现象，所以，要考虑的是版权与隐身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 3.霸权的体现：芒迪评韦努蒂论出版 2001年，芒迪出版《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韦努蒂的名字一共出现了157次(24)。在第九章第三节中，芒迪从出版界的权利关系对韦努蒂的翻译思想进行评述时注意到，韦努蒂深感痛惜的是，由于译者扮演了软弱的角色，出版商一般不愿将译作版权交给译者，也不愿付给译者版税。这是一种对译者的压迫与剥削，而文字编辑的行为又通常使得译文易读。芒迪还注意到韦努蒂将罗列了英美翻译的书籍与书籍出版总量的比例失衡现象，看作是英美出版业和文化霸权的最好显现(25)，可谓眼光独到、见解老辣。 综上所述，韦努蒂二三十年间一直挖掘翻译与著作权、版权、翻译与市场的诸多问题，实际是在法律上为译者疾呼，努力使译者与原作者一同享有著作权，并由此来提升译者、译作的文化与社会地位。 三、有关韦努蒂译论的流派归属的论争 在韦努蒂翻译思想的归属方面，西方出现了较为热闹的讨论与论争。 知人论世、划分流派，是理解与认识所必须的。故而，西方译论家为了更清楚地界定与认知韦努蒂的译论，也给韦努蒂的译论寻找归属：有的质疑他的理论是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有的则认为韦努蒂的翻译思想属于后殖民翻译理论。 1.非解构译论 2000年，芬兰坦佩雷大学凯撒·珂思金妮的博士论文《超越矛盾：后现代性及翻译伦理》(26)在谈及韦努蒂译论的归属时认为，在1998年以后韦努蒂的著作中，韦努蒂将政治维度带进他的论述中。这种政治维度足以摧毁审美的愉悦与政治行为的界限。珂思金妮认为，这种政治介入是典型的非解构的方法，因为解构不涉政治。 韦努蒂译论不属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从西方一些著作的编目中也能看出。根茨勒在《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中将韦努蒂放在“北美翻译培训班”里，而在其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一章中，专论福柯、海德格尔、德里达的翻译思想，韦努蒂并不在列。凯瑟琳·戴维斯《解构与翻译》(27)中也寻不到韦努蒂的影子。由此观之，韦努蒂的译论的确不能算是解构主义的译论。 就此，根茨勒认为，韦努蒂与其说是后现代的路数，倒不如说是现代的(more modernist)(28)。这是合理的解释。此外，根茨勒又在题为《中国的翻译研究：国际视野与跨学科视野》(29)的文章中重申了上述观点。根茨勒2008年《翻译、后殖民研究与美洲》(http://www.brunel.ac.uk/4042/entertext2.2/gentzler.pdf.)认为，韦努蒂等从事翻译研究的左翼学者，对德里达的借鉴，不过是借鉴“解构主义的破坏性方法”，以颠覆主流话语和文学样式，改变英美文学翻译的现状。 2.后殖民译论 罗宾逊《翻译与帝国·权利差》(30)讨论韦努蒂研究英语作为译入语以及译出语不成比例的状况，旨在揭示英语作为霸权角色以及世界文化间不平等的深刻原因，如：在1984年，有22724种英语作品被翻译，而西班牙语被翻译的作品只有839种，日语译作有204种，汉语译作只有163种。罗宾逊说，这种研究是后殖民翻译研究的支柱(mainstay)。他显然把韦努蒂有关翻译与市场、版权、著作权的思想后殖民思想化了。又如，罗宾逊发问，在解殖民过程中，翻译扮演的角色是唯一有效的吗(31)？显然，罗宾逊是将韦努蒂的译论放置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背景下来讨论的。 此外，婷茉芷珂认为罗宾逊曾在《翻译与帝国》中列举多个后殖民翻译研究家的名字，韦努蒂的名字就在其列(32)。她这是通过罗宾逊来评述韦努蒂的身份归属。根茨勒把异化翻译放在后殖民翻译理论的背景下讨论(http://www.brunel.ac.uk/4042/entertext2.2/gentzler.pdf.)。苏珊·巴斯奈特《把消息带回家·后殖民视域》(33)一节中把韦努蒂与尼兰贾娜、斯皮瓦克、谢菲兹等后殖民翻译理论家并置讨论；赛南·苏珊姆-萨拉洁娃认为，韦努蒂的异化翻译一定涉及“反殖民主义”或“去殖民化”(34)。无疑，这些观点都把韦努蒂的翻译理论归入后殖民译论的范畴了。 其实，韦努蒂本人曾论述过这一问题。他认为，由于他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来自不同学科，所以不愿意将自己的研究划为入某种“单一”的理论。应该说，这种自我估价是公允的。 四、对韦努蒂翻译伦理的反思 1998年，韦努蒂出版《翻译之耻》。著作中“翻译伦理”的提法，又一次使韦努蒂走到了西方翻译理论的前沿。 1.初澜：罗宾逊与珂思金妮 首位对韦努蒂翻译伦理做出思考的是罗宾逊。他在评述韦努蒂异化翻译时，提出异化翻译为什么可以提升至翻译伦理的问题，甚至还给出了一个可能的回答：异化翻译可以与所谓的“乌托邦式”的社会运动相连，将译者视为一种道德主体，关注翻译伦理选择与伦理政治功能。珂思金妮将翻译伦理置放在后现代语境的大背景下，将韦努蒂与皮姆有关翻译伦理的论述作为两个个案并置考察。在珂思金妮的论文(35)中，关键词“翻译伦理”出现了244次，因而此文成为研究韦努蒂(与皮姆)的翻译伦理思想不可或缺的资料之一。 2.译者伦理与互惠伦理：皮姆与布赫塞转换韦努蒂的翻译伦理 对于韦努蒂的翻译伦理，最有力的批判者来自皮姆。他不赞成韦努蒂“翻译伦理”的提法，认为它太刻板、学究气十足、过于抽象。皮姆认为，贝尔曼、韦努蒂的翻译伦理只适用于哲学、文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很难被广泛应用。故此，皮姆借鉴哈贝马斯“文化间性”的概念，倾向从译者的“文化间性”出发，针对各种形态的翻译活动，探讨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往合作。这样，翻译伦理转为关注译者职业的“译者伦理”。皮姆认为，“如果我们明确了‘为什么应该翻译？’‘为谁而翻译？’那么我们也就知道了‘应该如何翻译’，也就知道了在不同的情况下应该翻译什么、不应该翻译什么。”(36) 2003年，安妮·布赫塞发表长文《翻译中的他异性：理论与实践概述》(37)。该文从“他异性”的角度对西方翻译理论做出了全景式的梳理与批评。她认为，西方很多翻译理论看似无关，但都通过“他异性”而相关联。在批评西方译论各家的基础上，布赫塞将韦努蒂的“差异伦理”向前推进了一步：互惠伦理。她在该文结尾处评说道：在翻译领域，一个互惠的伦理，将会对保存和促进世界上的语言与文化多样性贡献良多(38)。可以看出，布赫塞引用、评述韦努蒂，始终把韦努蒂的伦理观纳入自己的思考中。 3.对顶：同一著作中的不同 桑德拉·伯曼与迈克尔·伍德合编的《民族国家，语言与翻译伦理》论文集，就三个话题展开讨论：民族国家、语言与翻译伦理，认为翻译伦理是理解“他者”的基础，并能拓展这一理解(39)。文集收录阿贝尔《作为社会的翻译：〈源氏物语〉现代化中的不透明性》(40)一文，质疑韦努蒂从本雅明与贝尔曼那里继承来的翻译伦理。就在同一论集中，阿普特尔的文章《无原作的翻译：文本再生产的耻辱》对韦努蒂的翻译伦理思想又大为赞赏(41)。很显然，在同一部论文集中，不同作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迥然相异。这大概是编者的良苦用心所在：意在通过攻讦的观点来引发对话，进而推动对相关问题更加深入的探讨。 4.影响：戴维斯的应用 在保罗·戴维斯出版《翻译与世人的生活：1646年至1726年英国文化中的翻译伦理》的《序言》中，著者直接运用韦努蒂的翻译伦理思想(尤其是翻译所受的耻辱)对17、18世纪英国诗人的翻译加以评介(42)。作为一个案例，这足以证明，韦努蒂的翻译伦理思想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同样具有很强的实践应用价值。 以上揭示了韦努蒂构建兼具“刺猬”式深度与“狐狸”式广度的理论的三十年，一直引起西方译论界的思考与争论。这些思考和论争，是从厘清何为异化归化翻译、著作权版权与市场、其译论的流派归属以及翻译伦理角度这四个方面来回应、评价、反思韦努蒂的翻译研究。韦努蒂的译论本身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耐受住了众多学者在多年间的诸多“发难”。他不断发展自己的译论主张，并将之融会贯通。他的理论在论争中“突围”出来，终使他修成一位译论大家的正果。 ①Rendall,Steven.Changing transla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48,No.4,Autumn,1996 pp.359-364. ②Robinson,Douglas.What is translation?-Centrifugal Theories,Critical Interventions.London:The Kent University Press,1997a.p.97. ③Ellis,Roger and Oakley-Brown,Liz ed.Translation and Nation:Towards a Cultural Politics of Englishness.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Sydney:Multilingual Matters.Ltd.,2001.p.21. ④Berlin,Isaaih.The Hedgehog and The Fox:An essay on Tolstoy's View of History.London:Weidenfeld & Nicolson Ltd.,1953.p.1. ⑤Schaffner,Christina and Keely-Homles,Helen eds.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Clevedon:Multilingual Matters,1995.p.35. ⑥Rendall,Steven.Changing translation.Comparative Literature,Vol.48,No.4,Autumn,1996,pp.359-364. ⑦Robinson,Douglas.What is translation?-Centrifugal Theories,Critical Interventions.London:The Kent University Press,1997 a.xi. ⑧Robinson,Douglas.What is translation?-Centrifugal Theories,Critical Interventions.London:The Kent University Press,1997 a.xxiii. ⑨Robinson,Douglas.What is translation?-Centrifugal Theories,Critical Interventions.London:The Kent University Press,1997a.pp.97-112. ⑩Robinson,Douglas.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y Explained.Manchester:St.Jerome.1997b.p.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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