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学派与当代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与演化经济学的综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奥地利论文,学派论文,经济学论文,解释学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奥地利学派是经济理论发展仍有待于发掘的一个富矿。在笔者看来，奥地利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主观主义、激进的不确定性、无知、时间和创造性选择等概念很有可能对未来一般经济理论的发展打上深刻的烙印。奥地利学派的核心概念是主观主义，这是诞生于19世纪末的奥地利学派又被称为经济学的主观主义革命的原因。对于主观主义的影响，哈耶克在1952年曾经说过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评论：在过去的一百年中，经济理论每一重要的进展都是对主观主义进一步应用的结果。自20世纪40年代末奥地利学派的原创意识复苏以来，奥地利学派一些重要的学者都对目前微观经济学教科书的“伪主观主义”进行了批判。无疑，主观主义是奥地利学派持久创新的源泉，但是该学派对如何理解主观主义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由于奥地利学派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因此本文只就该学派对演化经济学创造性综合的意义及其局限性进行初步的讨论，这种讨论基本上也是围绕着主观主义展开的。
我们已经知道，作为一种研究纲领，变化日新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新奇事物的创造是人类社会内生变化的最终源泉，新奇事物的创生、扩散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系统的转变过程就是经济演化。而新奇事物的扩散则取决于可交流的新的信息的创生，但新的信息最初总是从个人心智的创造性活动中凸现出来的。威特指出，通过某种从个人经验中产生的解释框架，这种信息作为新的私人知识获得了某种特定的意义。因此，新奇最初必然是主观的。通过交流过程，它可以作为共同的知识被其他人所共享。但是，只要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没有停歇，经济行为者的信息集合就永不会趋同，这是因为，人们对新的信息的吸收是高度选择性的，而且不同的人对它的理解也是相当不同，甚至这种理解是完全相反的。因此，在奥地利学者看来，作为无知和主观理解的结果，经济行为者的决策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而可能是有偏见的，甚至是虚幻的，不存在被所有经济决策者所接受的最优标准。更为重要的是，奥地利学派强调了人类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指人类的存在基本上是面向未来的。而未来是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也是不可预测的，但可以想象。人们通过想象，可以扩大选择的空间，并使创造性的活动成为可能。与嗜好、偏好、感觉、知识和预期一样，想象也属于主观领域。奥地利学派突出地强调了人类心智活动的主观性质对新奇和人类创造力的重要性，这是该学派对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所提出的最重要的见解，也是该学派许多重要代表人物成为认知经济学先驱的主要原因。
然而，如何才能理解人类心智活动的主观性质呢？自门格尔以来，奥地利学派虽然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但直到哈耶克和拉赫曼，他们在主观主义问题上却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正如威特在《把奥地利经济学转变成演化理论》一文中指出的，奥地利学派在这方面的发展受到了方法论的阻碍，米塞斯的先验论难以与演化理论相容。葛劳蕊指出，在1949年的《人类行为》中，米塞斯提出了人类行为公理：人类的行为是有目的，这清楚地把门格尔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主观主义的定义区分开来了。但是，米塞斯却认为，发展有关人类行为经验规律性东西的工作不是经济学的事情，而是心理学的工作。作为一种理论科学，经济学或人类行为学的理论必须像逻辑和数学那样先验地是正确的。因此，米塞斯试图完成门格尔未竟的目标：把经济学重建成一种具有普遍适用的理论科学，这就是他所提出人类行为学。按照米塞斯的看法，人类行为学从人类行为公理进行逻辑推理，作为纯逻辑的推演，人们可以人类行为学得到他称之为行为“实质”的东西，这种纯逻辑的推演只产生分析上的判断，排除了任何经验假定，也不受到经验检验的限制，其目标是提出不考虑特定时间和空间的普遍适用的人类行为规律。米塞斯的这种先验论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批判，但是，它对现代奥地利学派的影响仍是很大的，例如，在20世纪70年代奥地利学派的复兴中，它的三位代表人物的两位——柯兹纳和罗思巴德就坚持这种先验论的立场，这无疑阻碍了他们对人类行为主观性的原因进行探索，柯兹纳没有对企业家的“警觉”做出进一步说明就是一例，这也是福斯所谈到的奥地利学派将自身如此之多的企业理论的必要成分令人吃惊地留给了非奥地利经济学家的原因。因此，威特指出，奥地利学派如果要对经济变迁的经验现象做出解释，它就必须放弃米塞斯的先验论，并扩大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放弃米塞斯的先验论，其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经验性的具体命题，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它还必须放弃它的原子论的主观主义，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中已被提出。在拉赫曼的影响下，一些奥地利学者从哲学解释学入手，不仅对作为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判，而且也对奥地利学派内部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挑战。由于奥地利学派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因此，奥地利学者们对自身方法论的描述存在着很大分歧，但在对主观主义的理解上，奥地利学派的主流倾向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所针对的目标之一。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代表着奥地利学派更早的解释学传统的复兴，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通过现象学的发展对其解释学传统进行修正的结果，因此又被称为现象学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运动，现象学可以被定义为对人类存在的意义结构的分析，在这种分析中，它们强调了主体间性的现象。正如胡塞尔所指出的，所有知识的基础都是主体间的生活世界，而不是个人的主观心理。一些现象学解释学学者甚至认为，主观性基本上就是主体间性。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反对现代思想中非常流行的原子论个人主义，反对奥地利学派的主流只按照行为主体的有意识的意图对意义进行解释。在他们看来，意义是“客观的”，它们是主体间的，并非存在于个人的“心理”之中，而是在他们之外，在个人主体间，即嵌入于社会和制度化的实践中。
笔者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不仅对奥地利学派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它也使奥地利学派的主观主义转变成了演化经济学创造性综合的基石之一。我们可以观察到奥地利经济学目前发展的两个重要趋势。一个是近年来奥地利学派发展的重点转向了具体经济理论命题的形成和完善，如企业理论的发展；另一个则是奥地利学派越来越发现他们与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这就为演化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综合提供了基础。如果只是放弃米塞斯的先验论，而没有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这两个重要趋势就很难出现。例如，1997年，沃恩在奥地利经济学发展协会的主席讲演中，号召奥地利学者发展奥地利经济学具体的理论命题，并建议大家都应成为应用经济学某种当代问题的专家。在她的讲演中，她就如何发展学习、惯例和制度“依事而定”的理论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我们不难想象，如果不深究“意义嵌入社会和制度化的实践之中”这种解释学转向的重要见解，沃恩的具体建议将无法实现。同时，由于学习、惯例和制度是新熊彼特和老制度等学派长期以来的研究主题，因此，在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中，如何通过奥地利学派与演化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杂交，使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深刻见解得到进一步发展将是一项重要的挑战。
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还为新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贡献了一种它特有的研究方法，即解释学方法。解释学的目标是对人类的理解过程进行理解，它是指在科学、艺术、历史和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通过对他人的行动和观念进行理解，从而揭示人类行为的意义。根据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因此，社会经济领域在本体论上与自然领域的重大差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括人类的行动与观念。人类的经济行为是观念依赖而非观念决定的，正是观念赋予了经济活动中的目的与手段以意义。在演化经济学中，新奇创生最初总是个人性的和主观的，它是难以名状和意会性的观念，但新奇事物如能扩散并导致经济活动的“创造性毁灭过程”，它就必须是可整理的观念。经济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发展新奇事物的可整理观念，对新奇事物的意义进行阐释，为经济行为者理解现实并焕发创造力提供思想资源，从而为导致经济结构转变的能动作用提供基础。因此，作为理解的解释学方法是经济科学的必要组成部分。
解释学方法在奥地利学派中有其传统，但原子论个人主义和对主观现象进行客观研究的思想遮蔽了它的作用。在原子论个人主义情况下，个人心智是不受他人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的，所谓理解就是要进入个人头脑中的神秘世界；而在对主观现象进行客观研究的情况下，所谓理解就是重新发现某种固定的和原初的意义，这两种情况都使解释学的方法几乎成为不可能。在经过解释学转向之后，奥地利学派一些学者认为，主观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体间性的影响，因此，所谓理解并非要进入个人头脑中的神秘世界，而是要追寻人们交互作用的时代精神；理解也不是原原本本的重现某种固定和原有意义的过程，而是创造性的再阐释过程。正是因为这种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学转向，笔者过去曾提出，奥地利学派有关解释学方法的独特贡献，可以与其他异端流派的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相综合，从而构成新的演化经济学最基本的经验研究方法。
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奥地利学派的许多重要遗产有可能成为未来一般经济理论发展的重要基石，但是，从演化经济学各流派的创造性综合角度来看，与其他流派一样，奥地利学派不仅有其独特贡献，而且也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例如，米塞斯的下述看法对现代奥地利学派仍有很大影响，“人类历史就是思想史。正是思想、理论和学说指导着人类的行为，决定了人们的目标和为达到这些目标对手段的选择……正是思想而非唯物主义模糊的和神秘的的‘物质生产力’构成了历史”，这实际上就把人类的经济行为完全看作是由观念所决定的。因此，解释学转向之后的奥地利学派仍忽视技术或物质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如果要追寻个人主观创造性的意义，制度重要，但技术、生态和物质生活也同样重要，在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中，奥地利学派不仅需要老制度学派，而且还需要新熊彼特和调节学派等与之互补。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必须“把生活想象成一道巨大的难题，想象成一个方程式或一组部分地相互依赖、部分地相互独立的方程式……要知道，这些方程式都十分复杂，充满了各种意想不到的惊奇，而我们时常都不能求得它们的‘根’”。我的这篇简短的笔谈就以布罗代尔的这段话来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