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中合作的发展逻辑、前景和主要演进方向
[俄] А.Д.沃斯克列先斯基 王志远 译
【内容提要】 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外交对亚洲方向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俄中关系进入了从正常化到持续深化的良性发展阶段，尤其是与中国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不仅为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提供了资金支持，还帮助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层面“稳固”了存在相互冲突且经济不稳定的中亚“腹地”。同时，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的协作日益紧密。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将近三个十年里，俄中经贸关系的动态特别是区域合作方面，与两国关系宣布的战略属性，仍不完全相符。未来十年，俄罗斯出口结构多元化以及在中国经济总量高于俄罗斯的条件下进一步对俄罗斯开放中国市场，是两国间合作关系的基础，也是强化俄中经济合作发展的关键。期待俄中关系提升至全新的高度——在合作领域中或地缘区域内（国家或国际）构建起平等、互利、公平、开放的合作，为其他国家树立榜样。
【关 键 词】 俄罗斯 中国 俄中关系 俄中合作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亚洲方向涵盖很多国家，包括近东、中东、中亚、亚太、印度洋等区域。俄罗斯之所以采取比较积极的亚洲外交政策，有部分原因是其本身就属于亚太地区。从政治和经贸实践视角看，在过去20多年中，俄罗斯总体对外政策方针的地缘政治意义已经出现了深刻变化① 详见 Voskressenski，Alexei. Russia and China. A Theory of Inter-State Relations. 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Д. КитайиРоссиявЕвразии. М.:Восток-Запад，2008; Voskressenski，Alexei D. The Three Structural Stages of Russo-Chinese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Prospects for the Emergence of a Fourth Stage // Eurasian Review. 2012. November. p. 1-15;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Четыре век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 под ред. А.В. Лукин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2013; Лузянин С.Г. Россия-Китай: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обновленного мир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2018. 。
从师范生到光荣的人民教师，再到校长，我在教育之路上追寻着、变化着、成长着，变的是对教育的理解与感悟，不变的是对教育的虔诚、信仰与追求。不管是“秋兰姐”“秋兰妈”抑或是“秋兰同学”，今日我的灵魂，是教育的灵魂，我的灵魂安顿在教育的世界，从此，一生只为教育！
9月14日，辽宁省政府发布《辽宁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攻坚战实施方案》，要求自10月起，辽宁省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至少每月向社会公开1次；县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应至少每季度向社会公开一次。到2020年，全省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得到全面有效保护。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6.3%。强力推进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基本解决县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各类环境违法问题。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完成乡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
苏联解体后的一年到一年半时间里，俄罗斯外交对亚洲的关注很少。当时俄罗斯外交主要面向西方，主要是俄美关系。不要说与那些遥远的亚洲国家，甚至是与中国和日本这样的邻国的对外关系都被搁置一旁。莫斯科不仅没有在亚洲内部（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编者注）——中亚和蒙古国秉持自身立场，还放弃了许多苏联时期对外政策的传统和倾向。
然后,利用有限元软件ANSYS计算样机在额定转速下不同电流供电时的二维瞬态电磁场。图5为样机在4 000 r/min运行时的径向气隙磁通密度随时间变化的波形图。由图5可知,与正弦波供电相比,逆变器供电时,运行时每个点的磁通密度幅值基本都增大了。
事实上，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外交精英们出现了分裂。有一部分人将此时外交政策的转变视作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走向民主市场经济国家的必然规律。最初，“大西洋主义者”（Атлантисты）在这部分群体中占主导地位，认为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民主国家是构建新俄罗斯的样本。在俄罗斯全面融入“欧洲大家庭”外交战略驱动下，“大西洋主义者”认为其他外交方向，如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应处于次要地位，即使不妨碍主要战略目标（亲近西方经济政治的世界体系核心圈）的实现，它们也被认为是沉重的负担，因此亚洲属于俄罗斯次要或边缘的对外政策方向。
俄中成功签署边界协议，特别有助于增强两国军事力量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2005年4月俄罗斯和中国启动“2005和平使命”联合军演，标志着两国将以共同愿望努力应对所面临的全新挑战和威胁。2005年11月13日中国出现的生态问题（指松花江水污染事件——译者注），发生在俄罗斯领土与之相邻的地域，但并没有阻碍两国进一步加强地区合作。2005年11月26日中国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会见俄罗斯驻华大使С.С.拉佐夫时详细通报了此次污染事件，并对此次环境破坏代表中国政府做出正式道歉。后来，中方为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的净水系统提供了150吨活性炭，以防止此事件给俄罗斯领土造成环境影响。
然而，对于最终的“俄罗斯命运”，西方国家犹豫不决的态度与经验丰富的中国外交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中国与新的民主俄罗斯之间在早期两国关系上有很多不寻常的时刻（包括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也存在历史负担（政治和边界方面的，甚至于边境冲突），为维护和发展双边关系，中国采用最大限度的务实作风，包括以双方共同接受的方式解决领土问题，不以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为要义地发展经济关系。结果，在1992年秋塔吉克斯坦内战爆发之后，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保守且现实的趋势开始清晰地显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确立。至此，亚洲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重新成为俄罗斯外交的重要优先方向之一。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亚洲方向还具有新的含义，首先是开始积极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技术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俄罗斯国内形势发生变化：由不彻底和半途而废的改革导致的国家地缘政治的弱势以及那种“期待自我证明”的感觉（西方国家和日本也察觉到了这种弱势），深深地刺激了俄罗斯的政治精英。这与中国友善等候和有计划地发展双边关系的立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体上，俄罗斯在亚洲的外交政策已经具有战略性：旨在保障边境安全；维护冲突地带稳定，特别是与俄罗斯接壤地区的稳定；扩大与亚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无论其如何看待俄罗斯经济现代化模式和远东地区的快速发展；通过与美国、欧洲国家、中国合作，与伊斯兰国家建立多层次紧密关系的方式稳定作为俄罗斯“腹地”的中亚地区。同时，与中国日益增强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关系，不仅为俄罗斯军事工业综合体提供了资金支持，还帮助俄罗斯在地缘政治层面“稳固”存在相互冲突且经济不稳定的中亚“腹地”。
同时，20世纪90年代（具体说，主要是在前半段，部分在后半段），俄罗斯能够获得军工企业现代化所需资金，这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俄罗斯利益；另一方面，两国军事技术合作伙伴关系和军事精英之间关系稳固，作为俄中关系的基础，在近十年时间里一直对两国关系发挥着维护和促进作用。外交领域专家（И.А.拉卡切夫和А.П.罗秀科夫）向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承诺，这样做既不会打破东亚地区军事平衡，也不会破坏国际局势稳定。中国成为了俄罗斯武器的主要购买者，当时这种双边合作符合中俄各自的国家利益，又不影响国际局势稳定。在俄罗斯经济困难的转型时期（1992—1997年），中国获得约60亿美元的武器，相当于俄罗斯平均每年售出约10亿美元的军事技术产品。这6年里，中国购买了7架ИЛ-76М运输机、8架КА-27ПЛ直升机、50架СУ-27СК和СУ-27УБК多用途超音速战斗机、4艘877ЭКМ“基洛”潜水艇、2艘956ЭМ型驱逐舰。此外，1996年双方还签订了在中国沈阳建造200架СУ-27СК战斗机的合同。
2015年1月—2016年2月，项目组成员对宁德市蕉城区水利进行了为期半年的实地调研，走访了相关水利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分管的政府部门，咨询了福建省高校水利部门专家学者，以及宁德市水利部门总工程师等专业人员，结合国内外水利风景区规划案例，通过实地调研数据，合团体之力完成了 “宁德市蕉城区水利风景区发展总体规划”课题。借实地调研和规划撰写契机，梳理了以宁德市蕉城区水利风景区为例的水利风景区旅游解说系统构建建议，以期丰富其理论研究基础，同时指导实践。
1996年俄中关系取得重大突破，北京峰会（指“上海五国”会晤机制——译者注）期间，俄中双方签署联合声明，提出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该声明的主要成就在于，俄中间长期存在的复杂的边界问题得到实际解决——确定了若干岛屿的最终归属权，实现了两国界河的无障碍航行。根据两项边界划定协议（指1991年5月16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和1994年9月3日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西段的协定》——译者注），1998年双方就东部大约4 200千米和西部54千米的边境线达成勘界协议。到20世纪90年代末，仅有阿穆尔河和阿尔贡河流域三个岛屿的最终归属权悬而未决① Галенович Ю.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XX в. веке: граница. М.: Изограф，2001. 。
双方就全球政治主要问题达成协议，同样有着重要意义。此后，俄罗斯和中国在包括1999年科索沃危机在内的所有国际重大问题上，均采取了相似或相近的立场，双方对国际关系的发展阶段、世界多极化趋势以及防止霸权、一国主导和单极化拥有相同认识。
20世纪90年代末，俄中关系实现了从注重意识形态到更加务实合作的重大进步。俄罗斯和中国分析人士总体上都积极评估这种转变，但双方源自不同根据。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的主流观点认为，西方国家并非俄罗斯所期待的战略伙伴，因为无论俄罗斯政治精英们怎样调整经济和政治举措，甚至抛开了俄罗斯国家利益，例如政治精英没有阻止北约东扩，这就加大了俄罗斯的政治和战略压力，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以政治后退换取经济合作的特征和程度也渐趋明显。这导致俄罗斯和西方的主流政治精英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他们之间即使不是充满敌意，也都保持着相互不信任的趋势。中国政治精英（对于其与西方之间矛盾的深度，俄罗斯是不理解或有所误解的）开诚布公地对俄罗斯说，将遵循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达成的、由叶利钦和江泽民签署的双边关系正常化原则，坚持双边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
2.2.9.3 发病条件。禾草离蠕孢在夏季湿热条件下侵染牧草；当气温升至20 ℃左右时，只发生叶斑，随着温度升高，叶斑越明显。当气温升至29 ℃以上且高湿时，表现严重叶枯并出现茎腐、茎基腐和根腐，造成病害流行。
俄中互信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上海进程”的产生。苏中两国曾建立了谈判机制，涉及互信措施具体化、边境武器实际削减以及边界问题的解决，其中最首要的是西部边界线问题，“上海进程”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上海五国”（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谈判进一步巩固了军事领域的互信措施，并签署了1996年协议，紧接着于1997年达成相互裁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的协议。“上海五国”成员需要继续考虑勘界方面的未决问题，这促使中国相继与五国中除俄罗斯的其他成员签署了相关协议。在原则上解决这些问题之后，五个成员国决定将“上海五国”这个非正式组织转换为拥有更多活动议程的“真正”的区域组织。这一区域性组织被命名为上海合作组织（ШОС）。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六国”（上海五国+乌兹别克斯坦）首脑会晤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并于2002年6月7日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明确了这个新区域组织的目标、任务、原则、结构和主要工作方向。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应当切实开展多边合作，以加强和维护和平。按照计划，上海合作组织将致力于建立新的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特别是针对该区域组织成员国的“三股势力”。该组织基础是：协商一致的民主决策（除了关于暂停或终止该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之外）、相互尊重主权原则、所有成员国完全平等、不针对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注册组织结构后，经过联合国秘书处登记，并作为联合国大会观察员，成为国际性区域组织，最高机构为国家元首理事会（СГГ），实际决定着组织工作内容和未来发展方向。
普京担任总统后，俄中关系获得进一步发展。普京在其纲领性文章《俄罗斯：新的东方前景》中提到：“俄罗斯带有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双重性，因此俄罗斯外交政策存在两个平等的方向：欧洲和亚洲。”②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Россия: новые восточные перспективы，http://www.ng.ru/world/2000-11-14/1_east_prospects.html. 俄罗斯总统在此文中首先明确，中国仍然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如同叶利钦时期一样。但在此文中，普京很快就提到了这种伙伴关系的新观点，强调维护和巩固多极世界，首先需要俄中共同努力保持战略平衡与稳定。普京访问中国时，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北京宣言》，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关于反导问题联合声明》，正面评价了俄中加强教育、文化、医疗健康、体育等领域合作的新机遇，这些领域从前或是没有受到太多关注，或是存在设施和资金不足问题。当时，双方专家并没有立刻意识到，这次关于反导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与过去十年相比，部分俄罗斯政治精英对世界局势的理解已经出现重大转变，通过向中国出售军事技术产品而资金实力大大增强的军工综合体，开始对整个国家政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上合组织工作的主要方向在安全领域，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打击分裂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的非法活动，尤其是面向中亚地区，并加强国家间联合军事合作。逐步加强互信措施，特别是在军事和安全领域，逐步加强双边经济合作，这种合作最初曾因为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经济衰退而受到阻碍。90年代，随着俄罗斯企业逐渐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两国贸易额开始增长。1997年末至1998年初，俄罗斯和中国在双边经济关系上取得突破：两国签署了江苏省连云港核电站合作协议，项目总价值达30亿美元。除了此前较为普遍的提供劳动服务之外，承包建设、技术交易也开始发展，甚至出现了合作投资模式（尽管规模很小）。在俄中建交的第一个十年，俄罗斯已经约有400家中资企业，主要涉及农业、木材加工、公共餐饮和商贸领域。电子电信科技领域的大型公司也开始运营（华为科技有限公司、春兰集团等）。到20世纪90年代末，俄中贸易额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伴随着俄罗斯对华机械和设备出口比例的下降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的减少，俄罗斯对华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差距在缩小①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А.Д.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потенциал，перспективы，вызовы и проблемы регионального измер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м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м контексте.Политически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ые измерения.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Изд-во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2008. С. 131-136. 。
俄中双边贸易具有不稳定性：由于很多互市贸易是由无组织的个人携带入境，因此在贸易指标方面，俄罗斯进口统计非常困难。随着俄罗斯市场趋于饱和，小规模批发进口开始下降，但按照中国官方统计数据，俄罗斯小规模批发贸易进口量，每年仍达100亿美元。与之相比，1999年俄罗斯官方统计的双边贸易额最多不超过60亿—80亿美元，2001年双边贸易额接近110亿美元，而2002年才真正超过110亿美元。俄罗斯对华出口始终高于自华进口，1992—2001年俄罗斯对华贸易顺差总额超过260亿美元，这使得俄方对未来十年寄予厚望。
21世纪初，俄中双边贸易达到了新高度（但没有达到1997年宣布的200亿美元目标），当时中国对俄罗斯投资尚未超过3亿美元，规模小于日本，如果将各种投资组合以及附带投资形式考虑在内，中日两国对俄投资差距更加明显。俄罗斯对中国的投资处于符合中国客观实际的水平，但考虑到未履行的合同，总额接近7亿美元。
进入21世纪后，根据新的俄中合同，俄罗斯开始与中国在核能领域和电力领域合作：建设江苏省核电站、铀矿开发以及签署并启动了16项为7个热电站安装动力装置的合同。最具发展潜力的是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石油天然气开发以及为中国东北各省提供能源供应的管道敷设方面的合作。1997年，俄中两国高层官员签署了从伊尔库茨克附近的科维克塔气田经过蒙古国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框架协议。但是，该项目总价过高（约100亿美元），资金筹措异常艰难。日本和韩国的财团成为了实施该能源项目的最现实参与者，但这两个国家都致力于综合解决能源供应问题，要求俄罗斯不仅供应中国，还要供应日本和韩国，因此他们坚持多方向管道模式，这使得项目谈判变得错综复杂。
总体上，尽管存在地缘政治和谈判的复杂性，俄中能源领域合作仍然进展迅速：俄中石油管道开始铺设，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与英荷壳牌公司共同赢得项目招标，负责铺设从中国西部到上海的天然气管道①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Четыре века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 под ред. А.В. Лукин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2013. 。
俄罗斯与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情况要好于能源领域。20世纪90年代，尽管在贸易数据中从未体现过，但俄罗斯对中国的军工产品出口至少达到出口总额的20%。90年代，俄中在军事领域合作的逻辑很容易理解：中国需要军事技术和军工产品，但由于1989年事件后的西方制裁而无法获得；俄罗斯政府则需要资金给数十万军工企业工人发工资。根据科捷金娜所说（时任“俄罗斯兵器工业”负责人），当时军工产品出口收入占生产总收入50%以上，并且大部分出口收入来自于向中国出售武器和技术。当时，相对于中国，俄罗斯保持着自身军事技术优势，据外交和军事专家（А.П.罗秀科夫和К.В.马金耶恩科）的可靠评估，俄罗斯当时有可能从第二代武器的操作和生产，跨越到第四代甚至是“第四代+”的军事技术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俄罗斯，中国成功地更新了关键领域武装部队的科技基础，在武装部队建设方面实现了“质”的跨越，能够在新的地缘战略中应对任何威胁② Барабанов М.С.，Кашин М.С.，Макиенко К.В. Оборон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 вооружениями КНР. М.: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2013. 。
在20世纪60—80年代的对抗时期，俄中双边关系处于较低水平，但到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期，俄中关系实现了紧密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苏联解体前最后阶段与中国所达成的协议成为苏中双边关系提升的基础。1989年5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时，苏中双方草签了协议，两年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访问时，两国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定》。在这两次领导人会晤过程中，双方未来合作的框架基本形成。由于受“8·19事件”失败影响（中国政府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加之中国对俄罗斯新领导人的外交政策持谨慎态度，双边关系经历了短暂停顿。此后，俄中双边关系开始稳步发展。1992年12月，叶利钦正式访问中国，两国就双边关系基本情况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一年，两国开始积极展开双边军事合作。1994年9月，江泽民回访俄罗斯时将俄中双边关系称为“建设性伙伴关系”。
整个求解过程：先对所有边界节点压力赋予边界条件，任取全部内节点的压力值作为第一次近似值然后逐行沿着油膜起始边到终止边计算内节点，凹槽内节点油压以供油压力Ps作为近似值。所有内节点计算完后可得到比上一次精确些的油压分布这样经过ξ次迭代后可得到精度较高的油压分布从而终止迭代过程。
通过上述学者的研究不难发现，吸收剂含量对涂层吸波性能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共性，即不断增加吸收剂的含量时，谐振频率一般逐渐向低频移动，而最小反射损耗的绝对值有的表现为逐渐增大，有的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在确定最佳吸收剂含量时，要综合考虑最小反射损耗、有效吸收带宽和谐振频率三方面因素才行。
1999年以来，随着新型СУ-30战机的上市，开始出现购置军用机技术的新浪潮。俄中先后两次完成了СУ-30МКК战机供货合同（每次38—40架）。俄中军事技术合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很多军事技术的子系统和元器件被广泛应用于中国国家科技项目之中，例如机载雷达和现代飞机发动机。2002年，俄中签订了向中国出售第二批舰艇的合同，其中包括2艘956ЭМ型驱逐舰和8艘636级柴油电动潜水艇，合同总价值约30亿美元。
此外，还应当提及俄罗斯技术装备对中国防空事业的支撑作用。1992—1999年间，中国购买了С-300ПМУ中程和“Top-M1”短程防空导弹系统。作为这两个已交付合同的补充，2001年两国还签署了С-300С防空体系的交易合同① Барабанов М.С.，Кашин М.С.，Макиенко К.В. Оборонн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и торговля вооружениями КНР. М.: Россий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2013. 。
2001年7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问俄罗斯取得了新的重大成果。双方不再局限于签署的声明，而是决定在此后20年里（到2021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巩固双边关系。双方还同意继续保持磋商，以解决俄中边境上富有争议且当时属于俄罗斯管辖的岛屿归属问题。
供给情况：氮肥方面，尿素企业复产停产交替，总体以复产增产居多，企业整体开工率小幅上升至54%。磷肥方面，个别前期短期检修的企业陆续复产，二铵企业整体开工率升至66%。钾肥方面，盐湖基准产品60%粉晶到站价2200-2250元/吨，每日发运量200-300车；港口钾供应持续紧俏；边贸钾供应仍偏紧。复合肥方面，经销商拿货缓慢，部分企业因库存较多降低产量，各地环保压力不减，企业整体开工率下降至40%。
这样，在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个十年，俄中两国首先在军事技术和能源领域开始了稳定互利的合作。2002年夏，在上海举行了俄中总理会晤，这是自1996年以来的两国总理第七次会晤。俄中政府间、部门间和地区间委员会在合作的所有领域都开始了积极运作（到90年代末，两国共签署了120多项国家间、政府间和部门间协议），俄中关系正式步入稳定、平等、互利的发展之路。此时，俄中关系中的政治关系明显超过经济关系，经济合作领域仍然缺少稳定性、真实的动态增长和战略特征。
双方签署的新的俄中条约（指《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译者注）既是过去双边关系的标志性成果，也为双方在制度基础上开展合作提供了可能，没有条约就不可能解决余下未达成共识的领土问题，也不可能彻底（提高一个数量级）扩大双边贸易。此外，如果没有条约存在，就不可能在两国之间建立稳定的社会关系，因为在俄罗斯和中国的社会层面都存在不信任的根源，历史上一度紧张的双边关系仍然使学界和政界感到担忧。
原则上，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需要这样的协议，因为新的双边关系，必然与俄罗斯作为苏联继承者出现有关，而俄罗斯在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又不同于苏联，客观上要求重置两国合作的目标和原则。2001年的俄中条约没有正式建立国家之间军事或政治同盟，也没有确定联合防卫的任何义务，但却务实地强调进一步密切定期合作的愿望（但没有具体的时间要求），包括经贸、政治、军事、能源等领域，在条约所能承载的全部磋商范围内，若不造成现实威胁，可以采取任何形式的合作。
该条约的国际部分声明“不针对第三国”，但同时指出，俄罗斯和中国都反对因全球化进程加速而损害国家主权。双方表示，应在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加强俄中合作维护联合国作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的权威，不能削弱该组织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作用。该条约明确表示希望充分维护那些存在于20世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该条约支持过往的基础性协议（例如反导条约）切实成为战后国际法的保护性纲领，这符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去意识形态化和世界多极化兴起的客观现实。该条约事实上强化了“多极世界”这个非正式概念，使之成为阻止21世纪世界向着“单极化”发展的保护“锚”。在双边关系领域，该条约确定两国政治精英期待已久的双边稳定准则：拒绝讨论任何政治发展道路优越性以及何种政治制度具有优势等问题，对人权问题持保守态度，保证互不干涉国内事务，但不排除在内政领域非正式的相互支持，也包括单方面支持。该条约禁止第三国利用俄罗斯和中国领土损害缔约另一方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这事实上相当于双方为彼此创造条件杜绝分离主义运动，包括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际恐怖主义组织，还有任何在俄罗斯或中国领土上开展分离活动的第三国。由于俄中条约作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它事实上形成了管控境外活动规则理论的可能，部分俄罗斯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挑战俄罗斯宪法地位。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政治反对派的关注，并对俄罗斯社会稳定产生消极影响。同时，条约第6条认可了俄中之间的现存国界，还提出在双方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维持现状。
条约全面反映了两国在上述历史时期的国家取向，总结了此前几个世纪俄中关系的经验，确保双边关系主要问题在第一个十年主要问题得以解决——实现稳定和政治关系平衡，但没有解决可能出现的新的意识形态化或双边关系再意识形态化等问题。该条约确定了两国政治精英对“冷战思维”（江泽民的表述）的现实解构，并概括了既不结盟也不对立的发展道路。同时将双方关系定义为“新型”关系。令人遗憾的是，条约没能制定措施保护这种新型关系，以确保未来无论政治局势怎样都不会使双边关系意识形态化。那时，两国之间才算是真实地构建起稳定、可预期、多方面的政治法律基础（С.В.拉夫罗夫的表述）。
但是，很快国际形势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先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遇恐怖袭击，此后美国带领国际部队进入阿富汗，这意味着军事行动出现在了中国民族地区附近，而这部分领土过去曾独立于中国存在（此处指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译者注）。对于这些军事行动，中国持谨慎态度，但俄罗斯领导人表态支持，明确谴责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为。在这种关系中，特别是美国军队进入伊拉克之后（2003年），中国开始担心，俄美之间可能就导弹防御和北约扩张达成协议而忽略中国利益。
以德州市1997，2004，2010，2017年4期Landsat TM/OLI数字遥感影像为数据，空间分辨率30 m（见表1）．影像整体云量＜5，成像质量较好，且成像时间均为06—09月份，植被茂盛，研究区土地信息变化情况较小，有利于地表植被和建成区的差异对比，减小误差．同时还运用了全国行政区划矢量图，以及1997—2017年德州市统计年鉴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最后，经过一系列俄中磋商，中方的担忧得以释怀。这对于2002年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和中国政府的换届尤为重要。美国驻军伊拉克，迫使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深思，他们都认为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只是要求伊拉克与国际核查人员合作，没有允许对这个国家进行武装入侵。这再次增强了俄中领导人的共同立场，即在对此问题达成国际决定缺少协商机制的情况下，不允许侵犯国家主权。事实上，俄罗斯与美国之间以及中美之间，在主权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俄罗斯在中方完全赞同的情况下采取了比中国更积极、更保守的立场。美国驻军伊拉克，随即同时引发了朝鲜半岛危机（2003年），促使俄中两国在和平解决半岛问题方面的外交协作增多。
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强化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是企业实现发展方式转型、增强发展后劲、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3］。鼓励企业创建市级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科技研发平台，创建市级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增加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上海合作组织之外，2000年代中期俄罗斯、印度、中国共同组建了非正式区域组织，此后范围扩大为金砖国家（БРИКС）。尽管最初就有创建永久性金砖国家秘书处的想法，但金砖国家并非联盟，也不是正式的区域组织。金砖国家不同于上合组织，后者注重解决安全问题，这要求协调权力结构，前者首先关注的是国际金融结构发展方向是否有利于成员国市场扩大，并汇集自身经济合力使金砖国家成为金融—经济合作的国际空间。与此同时，在金砖国家内部，对于该组织工作的主要发展方向存在不同意见。中国主要关心成员国之间金融—经济的民主化，这不仅能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更大活力，也有利于金砖国家全体成员国经济发展，俄罗斯则支持将金砖国家合作扩大到全球安全和世界秩序层面① Современны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 ДеЛи плюс，2017. 。
经费管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由高校财务管理部门负责，并进行制度的推行与执行监督。但是科研活动与普通财务管理所能涉及与把控的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别。一般性财务管理很难做到对高校科研活动财务管理细化以及经费合理化管理。因此，加强科研经费管理的专门化体系建设十分重要。
在俄中双方签署边界协议的同时，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开展更加密切经济合作的愿望也开始增强。2001年9月14日，上合组织政府首脑首次会晤在阿拉木图召开，与会各方就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目标和发展方向、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共同签署了备忘录。200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上合组织能源领域的投资与发展论坛，随后于2003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的新一届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上合组织成员国确定了多边经贸合作纲领以及在该组织框架内2020年之前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目标。2004年，在比什凯克政府首脑峰会上，上合组织成员国就实现多边经贸合作纲领制订了行动计划，但此计划没有付诸实践。此前，对于上合组织的根本任务，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大多数成员国认为应高度重视安全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买卖。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俄罗斯主要精力集中在建立关税同盟方面，因此邻近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被搁置了。除了安全问题，上合组织成员国还决定扩大教育、科技、医疗领域的人文合作，这些方面客观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
在人文合作方面，决定建立和发展上海合作组织网络大学，这所大学在俄中合作的第二个十年结束时获得了重大进展。上合组织成员国设定了宏伟任务——确保上合框架内的教育符合国际标准，并在后苏联国家主权发展时期仍不逊色于苏联时期已达到的水平。在人文领域，中国以语言学校参与到此计划之中，并准备将其升格为正规大学，此项工作已经成为中国教育体系改革的任务之一。科技领域的合作目标是增加技术联合的潜力，未来在某种程度上、某些领域形成俄罗斯—中国—中亚国家技术空间。俄中两国在科技和教育领域形成这种伙伴关系，不仅有助于加强双边合作基础，还可以扩展到中亚地区，提升金砖国家跨地区组织框架内的国际合作，甚至可以在全球范围引领国际合作。
2002年底，普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双边关系都取得了重大突破。最显著的进展是在贸易、经济合作和军事技术合作领域。2003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又签署一项声明，其中特别关注朝鲜问题，并强调确保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必要性，这相当于表明俄中两国对东北亚战略力量调整保持中立态度。俄中两国元首和总理进行一系列互访，2004年俄中两国外长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话说，这意味着两国之间的边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该协议重新划定了两国此前有争议的几条边境线[额尔古纳河上游的“大岛”、塔拉巴洛夫岛（中方称黑龙江银龙岛）、阿穆尔河与乌苏里河交汇处的大乌苏里斯基岛（中方称黑瞎子岛）]。俄罗斯国家杜马于2005年5月20日通过该协议，同年5月26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通过，2005年4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该协议。
这种外交政策的理论逻辑很容易解释：在“两极”格局解体的情况下，应当保证战败一极（苏联）向作为“冷战胜利方”的一极靠近。他们认为，这不仅有利于失败方，也有利于获胜方，因为可以迅速提高得益于输家而强大起来的胜利方对世界政治的影响力。但是俄罗斯外交官和实践者不同于“大西洋主义”的政治家，不会在这个时期完全弃东方于不顾。东方仍然被视为冲突地带，俄罗斯如果与东方大国关系过于密切，特别是这些国家如果拥有近似于苏联的国家和经济模式，将会给俄罗斯带来很多额外负担。出于这种考虑，俄政府代理总理盖达尔在其纲领性文章中称俄罗斯为东方民主的“前哨”，而俄罗斯外交部则将东方大国，尤其是中国，看作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大后方”① http://magazines.russ.ru/vestnik/2013/36/g7.html 。应当客观地说，在冷战结束前不久，苏中关系曾长期处于尖锐的意识形态对立状态，在俄罗斯开展与西方关系的同时，保持良好、长久友善关系的后方，并为将来能够进入“战略协作”发展阶段创造“后方基础”，这显然是重要而实际的任务。为此，在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的努力下，叶利钦政府延续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中关系正常化，同时寻求建立睦邻友好关系，此举带来了很多具体的收益——俄中边境的战略性稳定，大范围的国家间贸易关系，促进俄中两国的小型商业和个人贸易的发展以及推动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向前发展的可能性。
为了促进俄中之间更紧密关系，2006年在中国举办“俄罗斯年”，2007年在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按照计划认真筹备“国家年”活动，加深了俄中人民的文化交流：在“国家年”框架内举行了至少600次具有文化、科技和政治经济意义的活动。此外，这两个国家年都由双方最高领导人宣布开始，由两国总理宣布闭幕，成为两国政治精英加深合作的重要仪式。
2005—2010年，俄中两国领导人交往更加紧密，他们在国际立场上的密切协调进一步增强。2009年，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议，提出制裁津巴布韦的穆加贝政权，国际观察员怀疑该政权伪造总统选举，这是由美国提出并获得盟友支持的决议，俄罗斯和中国联合对该决议予以否决。由于这次联合外交行为，中国与穆加贝威权政体达成协议，中国的国防和能源企业获准进入非洲铀矿行业。2008年，由于俄中之间成功的协调，俄罗斯与中国边界线东段最后两部分实现合法登记，2008年7月21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中国正式访问时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的补充叙述议定书》，并于2008年10月14日起生效。该议定书更加强化两国关系，一年后即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同时也是俄中两国建交60周年。俄中边界问题曾长期存在，双方通过外交途径谈判成功解决此问题。这份文件的签署对于俄罗斯同样非常重要。
高层交往频繁显示出两国领导人之间关系紧密：仅2009年俄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会晤了6次。在上述会晤的推动下，2010年梅德韦杰夫在对中国进行定期访问时签署了一系列新的文件和协议，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此外，还签署了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双边协议，并签订通过斯科沃罗季诺—大庆石油管道向中国供应石油的合同以及关于扩大天然气领域合作的协议。这些措施巩固了双边能源合作，在对待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方面重申了共同立场，双方还拟定了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的具体合作路径。
兰思仁(1963-)为本文通讯作者,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旅游规划,email:lsr9636@163.com
相继出现的“颜色革命”和“阿拉伯之春”，使得俄中两国在世界上的共同政治立场进一步加强：俄罗斯从根本上担心“颜色革命”的国际后果以及对国内局势造成的可能影响，而对于中国来说，除了对国内政治局势普遍影响之外，重要的是防止伊斯兰世界的事件浪潮，影响到新疆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少数民族定居地区。对这些事件，俄罗斯和中国迅速制定了联合政治途径，拉夫罗夫曾在2011年7月15日《人民日报》上撰文阐述俄罗斯的立场① Лавров С.В. Статья в газете «Жэньминь жибао»，15 июля 2011 г. http://www.mid.ru/brp_4.nsf/0/2405477BBBD062EBC32578CE0022E1 5A. 。俄罗斯和中国外交政治立场再次汇集的结果是，共同支持联合国1970号决议，支持对利比亚实施制裁，但俄中两国都不支持北约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并谴责北约战机的越界行为。
在后苏联时期俄中关系的第二个十年里，一方面是经贸总量显著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经贸关系的持续不平衡。2000—2008年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俄中关系中的经贸往来年均增长近30%，2008年达到了680亿美元。虽然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到2010年底已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经贸关系出现了新的不稳定趋势：来自中国的进口规模显著提高（增速达69%），在与俄罗斯开展经贸合作的国家之中，中国成为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此前，中国在俄罗斯对外贸易额中所占份额为10.2%，而俄罗斯在中国的同类数据仅仅略高于2%。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俄罗斯对中国出口的机械设备比重急剧下降（降至低于2%的水平）。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产品大部分属于原材料（能源产品、原木、木材、木浆、矿产和铁矿石、化肥、鱼类等），而在俄罗斯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机械、设备、汽车、化工产品、电子产品、轻工业品等比重出现增长。这些情况说明，与苏联时期相比，俄罗斯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彻底调换了位置：俄罗斯成为中国的原材料供应方（在俄罗斯国内，个别研究机构和政策分析人士甚至创造出“中国的原材料附庸”一词），而中国则是产成品供应方，既有机械制造类产品，还有依靠俄罗斯供应给中国的石油为基础所生产的石油化工产品。
在俄中关系第二个十年快结束时，双方明显地对投资合作给予更多关注：2009年1月13日，普京在中国举行会谈时签署了20个具体项目的合作协议，在具体落实过程中，2009年中国对俄直接投资比上年度翻了一番。这些投资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原材料深加工出口方面，包括森林工业、能源、轻工和纺织工业、建筑和交通运输。但是，到2010年末，在中国投资的全部范围内，俄罗斯还是从第7位下降到第9位，在接受中国投资规模方面，卢森堡、南非、新加坡、泰国、缅甸都超过俄罗斯。中国对俄罗斯投资的趋势此后没有太大改变，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投资则迅速增长，除了上述国家之外，还有巴基斯坦、巴西、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伊朗。尽管俄罗斯对中国的投资份额似乎微不足道，但总体规模在逐渐增长。俄罗斯在中国投资的最大项目（能源项目除外）是在黑龙江省联合建立的钛产品生产厂。
在俄中合作的第二个十年（2000—2010年），两国军事合作出现退步，一方面是由于俄方努力实现军事技术合作多样化，扩大了合作对象国范畴，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阿尔及利亚、委内瑞拉、越南和叙利亚也成为俄武器的购买国。另一方面，中方调整了方向。中国尝试通过购买小批量、更现代的武器来提高军事技术合作的技术水平。同时，中国像印度一样无论对购买许可证生产，还是实施联合研发新一代武器项目都并不感兴趣。尽管俄中双边军事技术合作领域出现这些新现象，中国仍然是俄罗斯武器五大最重要出口国之一，2010—2013年俄罗斯交付合同总额超过13亿美元。
相对于俄中合作的第一个十年，在第二个十年里双方能源合作发展更加迅猛。早在2001年，俄罗斯和中国达成协议，提出建设俄罗斯到中国的石油管道，并论证项目可行性。中国向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国家石油管道运输公司提供250亿美元贷款，为项目提供支持；俄罗斯则在接下来20年时间里向中国供应1 500万吨石油。截至目前，能源项目不仅快速发展，而且出现不同形式的双边合作伙伴，中国还对俄罗斯烃类化合物出口潜力增长提供直接投资。在俄中关系第三个十年开始之初，俄罗斯在中国能源市场占据第4—5位，并在这个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领域成为其最重要合作伙伴之一。在俄中合作第二个十年结束时，除了烃类能源之外，俄中能源合作涵盖了天然气、核能、电能领域。上述领域的合作项目仍处在不同的落实阶段，但就价格和投资方面，已经达成了前景广阔的协议。
在苏联解体后第三个十年，俄中关系可以称为“21世纪全面战略协作的互信建设性伙伴”。按照2001年签署的协议，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极端形式”，在一定条件下（国内和国外）可能包括同盟关系。如果允许这种关系存在，虽然伙伴“内部”关系保持平衡，并且可以根据世界形势和双方各自国家内部局势，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但既不利于中国，也不利于俄罗斯。现在一些俄罗斯分析人士表示，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对中国更加有利，中国可以借此实现军事现代化，同时与俄罗斯签订的数百个经济协议还没有全部履行，因此在经济领域的伙伴关系，迄今尚未发挥出全部潜力。另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冻结”类型的政治统一以及最高层领导精英的强大外交支持，总是要承担各自的代价，特别是如果每个伙伴获利不均衡，那么成本也可能不均衡地在伙伴之间分配。同时，两国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如果外部力量单独或共同地向两国施压（加强制裁措施、“贸易战”和各种“混合型”安全威胁），要求双边关系继续加强，那么也不能排除俄中协作会提高到全面联盟的可能性。
在俄罗斯有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认为，对于俄远东地区发展来说，在全部合作伙伴里，中国是唯一最富有希望的合作伙伴。按照该学派的观点，与中国经济关系的政策对接，未来可能使俄远东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实现关系对接，特别是那些中国侨民发挥着很大经济作用的东南亚国家。俄罗斯经济类型或者说工业基础的地区分布，有利于加强与中国这样类型国家的经济合作：俄罗斯的重工业、科技领域、采矿工业对应着中国农业经济、轻工业、劳动力优势；中国南方地区的华侨投资能力对应着俄罗斯远东地区资金需求；中国东北地区的科技水平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生产基地水平也具有互补性。此外，“赞同”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经济合作，还有重要的政治和地缘政治根据，这是因为俄罗斯远东地区南部与中国东北地区现实上经济交织，这可以为现有的战略伙伴关系提供额外动力和政治依据。在学界和政界的讨论中，“反对”的根据也很充分，这种意见反对两国有争议领土划分的不公正：中国对俄罗斯人口稀少的远东地区的人口压力问题、中国“海洋权利”问题使得东北亚安全问题变得不同寻常，客观上影响了区域内经济合作项目，特别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仍有不少专家和部分外交精英坚持认为，中国本质上是能够对俄罗斯国家利益构成威胁的少数国家之一① Храмчихин А.А. Дракон проснулся? Внутрен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Китая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китайской угрозы России. М.: Ключ-С: 2013; 2018. 。同时，俄罗斯政治精英也很清楚，目前除了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之外别无选择，对此他们已经达成共识，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仍是俄罗斯在该地区最重要的经贸伙伴。由于俄罗斯目前扩大与其他伙伴（日本、东盟国家、美国）的经贸关系要受限于未解决的结构性政治问题，若这些问题不能解决（例如，所谓“北方领土”问题），俄与上述国家的经济合作必然因双边关系受阻① Goldstein Lyle О. (ed.) Not Congruent but Quite Complimentary. U.S. and Chinese Approaches to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Newport，Rode Island: 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U.S. Naval War College，2012; Fiori А. & Dian М. (eds.)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the Western Order. Trento: FBKPress，2014. 。
从俄罗斯长期战略发展视角看，客观上有必要使主要经济合作伙伴多元化，利用一切可能，吸引日本和美国扩大在俄远东地区的经济活动。对此，有很多“赞同”观点，其中包括必须寻求区域内地缘政治平衡，进一步深化与已占据主要伙伴地位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对于那些在世界经济中发挥重要经济和技术创新作用的国家，尽管其总体影响在下降，俄罗斯也要注重与其发展经济关系。此外，日本紧邻俄罗斯，拥有资本和技术，这些资源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俄远东地区经济依靠“自生能力”发展的现实催化剂，而这种“自生能力”正是俄罗斯政府至少在过去一百年里不曾实现的目标。“反对”的理由则主要集中在：日本大规模投资俄罗斯的战略决策，需要以解决俄日领土问题为先决条件；运用美国的金融和技术资源，则需要俄美关系的现实“重置”，而对于两方的政治意愿和战略眼光所蕴含的要求，当前显然无法达到。
能源和运输这两个因素，能够成为加快东北亚地区经济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现实推动力。经过中国、蒙古国、韩国、朝鲜、日本领土的运输管道和公路铁路，连接着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基本上可以形成启动俄罗斯参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临界质量”。因此，俄罗斯发展此领域项目是非常有益的。俄罗斯吸引西方资本加入欧亚对话，可以为这些项目融资打开局面② Лузянин С.Г.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обновленного мир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Мир»，2018. 。
自苏联解体以来的将近三个十年里，俄中合作发展的主要成果，可以根据俄中经贸关系动态结构（但在第二个十年中，规模没有继续扩大）做出总结，特别是其中的区域合作方面，与两国关系宣布的战略属性，仍不完全相符③ Voskressenski，Alexei D. The Three Structural Stages of Russo-Chinese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Prospects for the Emergence of a Fourth Stage // Eurasian Review. 2012. November. pp. 1-15. 。就双边经济关系数量来说，2018年达到历史最高（对此官方还未正式确认）的1 086亿美元。双方宣称的两国关系的战略性质，仍然主要体现为政治性，主要是在相互作用的政治层面彼此提供支持。国际专家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当局会否为本国及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企业创造政治、经济条件，以实现其在远东地区的商业活动；对于俄中合作乃至俄罗斯与其他国外伙伴的区域经济合作，俄罗斯当局会否提出限制和激励措施，以保障首先是俄远东地区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同时，不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企业造成资金损失的威胁；能否建立起科学的优先权体系、现代化的激励机制以及制约消极趋势和双边经济合作失衡的体系，使区域经济合作成为俄亚洲部分而不是周边国家快速发展科学构想的刺激因素。
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接下来十年俄中成功合作的保证。而俄罗斯出口结构多元化以及在中国经济总量高于俄罗斯的条件下进一步对俄罗斯开放中国市场，是两国间合作关系的基础，也是强化俄中经济合作发展的关键。
俄中合作不会对第三国构成威胁，完善的制度和国际法基础为合作提供支撑，这确保了国家间合作的建设性、互利性和公平性，合作通过和平途径进行，在共识基础上解决双边关系发展问题，旨在提高俄中人民福祉以及为其他国家乃至新一代全球居民创造良好发展条件。
该模块还提供查询功能，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实现单条件查询、模糊查询、组合条件查询模式。该系统流程如图13所示。
如果俄罗斯与中国以联合的方式，在合作领域中或地缘区域内（国家或国际）形成平等、互利的开放式共同经济发展政策，拒绝以人为和强制等形式合作，即使由于客观原因，在国家层面只是消耗或者没能取得成功发展，或者国家间合作由于某种原因陷入困境或是存在困难，那么实际上也不能否认俄中关系以及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提升至全新高度，同时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事实胜于雄辩，有益的发展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在国家之间、人民之间完全构建起平等、互利、公平、开放的合作① Voskressenski，Alexei D. The Three Structural Stages of Russo-Chinese Cooperation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and Prospects for the Emergence of a Fourth Stage // Eurasian Review. 2012. November. pp. 1-15. 。如果我们两国能够做到这样，那么这种合作模式将引领世界，并成为人类未来通往和平与繁荣的契机。
Логика развития,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и 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эволюци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А.Д. 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 пер. Ван Чжиюань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 фоне серьезной корректировки 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урса России в сторону Ази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ступают в благоприятный период развития,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щийся переходом от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к их постоянному углублению. В частности, усиливающиеся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с Китаем не только стали существенной финансовой поддержкой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но и помогал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и “закрепить”конфликтогенное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 нестабильное азиатское “подбрюшье”Росси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усиливается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в рамках ШОС, БРИКС, ООН. Итогом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почти трех десятилетий с момента распад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по своей структуре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торгов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особенно их 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сторона,все еще не полностью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т провозглашенному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у характеру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В следующем десятилетии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я структуры российского экспорта и более широкое открытие для не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рынка в условиях существенного превышения объема китай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над российской станут основой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двумя странами и ключом к дальнейшему усилению динам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ыведя свои отношения на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покажут другим странам пример того, чт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е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е равноправное и открыт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между государствами и народами возможно.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оссия; Китай;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The Logic, Prospect and Main Evolution Dire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China Cooperation
A.D. Voskressenski Translated by Wang Zhiyuan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adjustment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Asia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China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stage of benign development from normalization to continuous deepening, especially Russia increasingly enhanced geo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lations with China. It not only provides financial support for Russia's military and industrial complex, but also helps Russia "stabilize" the conflicted and economically unstable "hinterland" of Central Asia on the geopolitical level.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eveloped closer coordination within multilateral frameworks such as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BRICS and the United Nations. In short, in the nearly three decade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dynamics of Russia-China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especially the regional cooperation, are still not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 declared strategic nature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n the next ten years,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ases on the facts tha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ussia's export structure, the further opening of the Chinese market to Russia and China's economic aggregate is larger than that of Russia.It is also the key to strengthening Russia-Chin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Russia; China; Sino-Russia cooperation; Russo-China cooperation
【中图分类号】 D822.3.5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1094（2019）04-0097-0020
【作者简介】 沃斯克列先斯基（А.Д.Воскресенский），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教授，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学与区域项目中心主任。
【译者简介】 王志远，华侨大学经济发展与改革研究院教授。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方经济制裁背景下的俄罗斯进口替代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6BGJ070）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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