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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客观准确地探讨抗战史实
邱路
抗战史的研究，迄今为止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著作中，究竟有多少是深入研究、小心求证出来的结果，也颇令人担心。
在我们今天的抗战史研究，甚至整个现代史研究中，有一种不那么正常的现象，就是有些人论文没见写出两篇，却一个劲儿地编书、出书。任何一个经过训练的历史学工作者都知道，发表研究论文是写一部专著的必要前提与基础。并且，发表论文往往比写书要难得多。因为论文一般不能炒冷饭，而写书则不必事事求新，可以大量利用他人成果。同时，新的观点或区别于以往说法的新的史实，通常也需要首先通过发表论文求得历史界同行的批评来加以验证。由于有些人，包括一些专家如今不能或不屑于做这步工作，结果不可避免地使我们今天看到的众多抗战史著作大同小异，不少干脆了无新意。
有些研究者解释说，他们不是不想深入研究，而是因为现在关于抗战史的研究在大的方面已经搞不出什么新意了。是不是真的没有新意可搞了呢？当然不是。别的不谈，现在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历史的普通读者在问：为什么同是抗日，国民党打了那么多场大仗，共产党八年间却只打了一次可以称得上是战役的百团大战？国民党牺牲了数以百计的高级将领， 共产党死在对日作战中的高级指挥官只有2人，团级指挥官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有位学者对此回答说：这是因为很多读者不了解，中国抗战最突出的特点其实是“人民战争”，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敌后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但是，当问到为什么在这方面看不到一本给人强烈印象的著作时，这位学者也颇为感慨地承认：只是拿一些对日军不能构成重要威胁的小规模战斗，和靠当年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抗击日军比例的宣传数字说明敌后战场的作用，很难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但要具体深入，又缺少史料。
和近现代史其他阶段比较起来，抗日战争期间的疑难问题恐怕最多，研究也最不深入。除了过去存在种种禁忌以外，在史实方面的研究不具体、不深入也是很大的原因。据笔者所知，光是就战争方面而言，抗战史就有许多基本史实都还没有搞清楚。
举个例子，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打的第一仗，也是如今国内抗战史著作大书特书的最重要的战例之一。但是，有一篇论文从第一手资料出发全面研究过这次战斗吗？如今所见绝大多数写到平型关战斗的著作，几乎都是以回忆录为依据，包括刚刚出版的，由军事科学院战史部编写的当今国内最权威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一书，在详细讲述当时的战斗过程中，也未见使用一条战史资料。是找不到第一手资料吗？当然不是。在八路军方面，当年一一五师作战过程中的战报基本上都保存下来了，参战部队事后的战斗详报也已经公开；在日军方面，当年被伏击的部队和救援部队的战斗详报，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早就发表过，其中多数还被译成了中文。对照这些第一手资料，我们发现，如今国内所有关于平型关战斗的说法，都与这些文献所记录的相差甚远。像六八五团战斗详报明确讲，当时直接参战的只有一个团，聂荣臻回忆则为两个团，一般史书则记为三个团甚至还多。又日方被伏击及救援部队的战斗详报，再加上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战斗详报，都记述说当时被伏的日军为一支兵站汽车队和一支辎重马车队，而国内史书及回忆录却称其为“日军第5师第21旅后续部队”。再据日军战斗详报及当日一一五师战报，当时被伏日军两部是一东一西对开至被伏地点，而国内史书及回忆均称日军当时是由东向西单方向开向平型关口。另据日方战斗详报及朱德此役后之文章，被歼日军人数应不超过四、五百人，而国内史书及回忆过去统计为3000人，如今也统计为歼敌“千余人”。史实记述相差如此之多，竟无著作文章加以考证研究，到底该让读者相信谁？
再举个例子，豫湘桂作战是抗战中国民党丧城失地最多、打得最为狼狈的一仗，也是国内国外用来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战恶果的最典型的例子。可是，对于这样一场令当时反法西斯阵营倍感震惊的重大战例，我们至今看不到探讨其失败原因的文章，搞不清它如何具体地受到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的影响，甚至也没有见到对于这场战争的经过和事实深入细致地进行研讨的成果。直到今天，关于这场战争的一些基本史实还是一片混乱，众说纷纭。比如，河南战役日军参战兵力究竟多少，有记述为14.8万人的，有记述为20万人（包括伪军8个师）的，也有记述为5万或6万人的。中方参战兵力，有记述为50万的，有记述为40万的， 也有记述为30万的。湖南战役略好点也差不多，参战日军有记述为15万、17万、20万的，甚至还有记述为46万人的，中方军队有记述为28.6万人，也有记述为40万人的，至于每次作战双方死伤人数、被俘人数的统计说明，就更是五花八门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事求是地探讨哪些仗打得好，哪些仗打得差，好是为什么好，差是因为什么差，如为什么汤恩伯的中央军一触即溃；为什么长沙几次挫败日军大举进攻，这次却轻易失守；为什么整个豫湘桂作战一败涂地，而衡阳守军却创造了抗战以来最好的战绩之一，……都成为不可能。
忽视对基本史实的研究，这既是“以论代史”的遗风，也或多或少是我们一些研究者缺少基本训练的反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一位海外的学者当面批评大陆学者引文注释没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其态度也许不恭，但其意见不可谓毫无道理。最典型的莫过于党史类文章和著作，恐怕很少有几篇是严格其引文和注释的。既然引文可不必注明出处，又不鼓励批评，那么，断章取义可也，望文生义可也，牵强附会可也，要不要对所述史实加以严格考证更是在两可之间了。多半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不少作者对基本史实的掌握和研究显得特别欠缺。当他们利用以往的各种说法和数据时，不要说根据新的史料重新加以核实了，就是对互相矛盾的内容也往往不问一个为什么。
总之，抗战史研究还有许多可搞的东西，但首先需要在客观准确的基础上，把基本史实搞清楚。
关于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史料问题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过去对史料工作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例如，中国史学会曾专门组织力量搜集、整理、编纂并先后出版了一批包括帝国主义侵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等近代历史事件的专题史料丛刊，但是，多年以来却没有出版过一部系统完整的抗日战争史专题史料。因此，多年以来，研究抗日战争史，主要不是依靠抗日战争的专题史料，而是依靠党史、革命史的史料以及革命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等等，尽管也有报刊、档案等作为深入研究的资料而被利用，但这些未经整理和编辑出版的史料，人们应用起来十分不便，因而利用率不是很高。
8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5年以后，史学界对抗日战争史研究日益重视，抗日战争史的史料工作随之取得很大进展，先后出版了多种专题史料，许多日文原始资料被翻译成中文，台湾出版的史料也被广泛引入。史料的丰富，无疑对抗日战争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的深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比如，过去由于包括史料问题在内的原因，人们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几乎不可能进行，甚至一些基本的史实问题都难以弄清，而现在的研究却已经相当深入了。又比如，过去人们对西安事变的研究，关于中国共产党态度演变的过程，共产国际的影响，各地方实力派的态度，张学良与中共的相互影响，或是论述不清，或是存有疑点，而随着史料的挖掘与出版，史事的眉目就清楚多了。这里可举一例，过去研究者根据所能看到的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大多以“戏中有戏”一语作为判别南京政府态度的一个依据，而现在披露的史料，大陆的与台湾的相互参照，可知宋信并无此语，结论当然也就不同了。又比如，关于卢沟桥事变，尽管我们过去就认为它的发生绝非偶然，并且从日本帝国主义一贯的侵华政策去加以论证，但这种论证大多还仅止于逻辑证明。而现在，我们却可以从出版和翻译的史料中，特别是从当事者的口碑史料中，找出许多实证性很强的依据，说明卢沟桥事变完全是在日军的策划下发生的。
史料的丰富，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就是史料种类越多，应用史料就越应该慎重。这是因为：第一，即使是原始史料，它也会因为记录者的立场或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没有完全真实地反映史事的过程。最能反映史料的这一特点的，莫过于作战的统计数字。无论是共产党方面，国民党方面，还是日本方面，关于作战投入兵力、歼敌数字、伤亡数字等等记载，一般都视宣传需要或其他原因而与事实或多或少地不相符合，如果对照作战双方的记载，往往发现两种或几种说法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因此，在使用某种史料中的数字时，就必须综合他种史料，联系相关的背景加以充分的考辨，才可作为说明史事的依据。第二，即使是一件真实的史料，它所反映的史事的某一阶段或某一细节是真实的，但它并不一定可以反映出史事的全貌。比如，现在比较流行的关于张学良影响共产党，使后者放弃反蒋方针的说法，论者引用的史料或许是真实的，但如果撇开张周会谈后的情况变化，论者的结论与事实就有很大出入了。第三，由于种种原因，假史料和错误史料大量地存在着。关于假史料，葛西纯一所说的所谓《战士政治课本》，就是典型的一例，它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栽赃共产党挑起卢沟桥事变而蓄意编造的，在日本却有人把它作为说明史事的依据。关于错误史料，情况要稍微复杂些。有的史料，过去并未发现它的错误，但新的史料出现后，它的错误就暴露了，这时研究者不去更新史料，就难免出现错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史料存疑，这也是研究中会经常遇到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不外两种，一是考辨后去伪存真；二是应用时说明存疑，切忌以存疑史料去作论证的依据。
总之，虽然史料工作有了很大成绩，但做得还远远不够。现在仍然有许多研究课题，正急迫地等待着新史料的发掘、整理、出版。比如，关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损失问题，除根据比较宏观的依据提出相对准确的估计数字外，还应该系统、全面地发掘有关具体史实的史料；关于慰安妇问题，我们的研究落后于韩国和日本，主要原因还是史料发掘不够。亲身经历并可以记忆抗日战争历史事件的人越来越少，因而发掘口碑史料的任务更加急迫。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同时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把这项工作做好。
知己知彼，深入研究日本侵华的政策和战略
徐勇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抗战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与此相比较，战略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关于日本侵华的战略指导史的研究，还是一个相对落后的薄弱环节。
就综合问题而论，日本侵华其政策制定与战略指导，基本特征是什么，在各重大转折关头是不是存在不同的选择和变化，在学术界历来是存在有分歧的。有些论著沿用分析欧战的方法，试图在日本推套出希特勒及其《我的奋斗》那样的决定一切、贯穿始终的人物与纲领，显然不会如愿。日本自1931年发动侵华战争，进行战争的时间比纳粹长出一倍，战争进程更为复杂，战略内容自然曲折多变。所以，在军国主义的大陆扩张政策的规划之下，日本的侵华战略具有更多的非确定的渐进的变化因素。
对于日本的侵华战略的认识还直接关系到许多重大问题的讨论。例如关于中国抗战的国际贡献评价，有一个常用的说法为，中国抗战牵制了日本的北进，延迟了日本的南进。实质上，日本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是其侵华战争的延长和扩大，其战略企图是扩充资源，补充国力，以新的战争手段来解决既有的战争危局，解决中国问题是其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基本目标之一。故常用的“牵制”与“延迟”说未能如实反映日本在战略上的饮鸩止渴的被动性质。而且，此说对于北进的内涵及其与南进的区别，也未能有揭示。所以，“牵制”与“延迟”说，既未准确反映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应有地位作用，也未能正确说明日本的战略。
再如海峡两岸目前正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日本全面攻势的进攻方向是否为国民政府所转移。两派中或说日本原定自北而南进攻中国腹地计划被迫改变为自东向西进攻武汉，或说国民政府未能改变日本自北而南的进攻方向。但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把自北而南作为既定战略，而没有对此“既定”战略进行考察。其实，只要综合考察日本二三十年代的各种计划方案，即可知道这个“既定”计划是不存在的。相反，日本历来所强调的进攻方向是沿长江进攻中国腹地（参见拙著《征服之梦——日本侵华战略》189 —193 页）新近发现的一份史料， 参谋本部于1887年制定的《清国征讨方略》也可以说明此点。
此外，关于中国各抗战力量牵制多少日本师团等问题，需要我们结合日军的具体情况进行考证，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学术证明。我认为：要深入研究抗日战争史，不但要研究我方的抵抗作战情况，还应对照分析双方的政策制定与战略抉择。做到这一点，即“知己知彼”，从方法论上，需要有多方面的条件保障。例如，收集整理健在当事人的口述史料，组织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深入发掘各类档案资料，等等。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抗战史研究和日本侵华战略研究，其基本方法还在于运用既有的史料与研究成果方面。日本学界的资料编纂和著作虽不免打上深厚的主观烙印，但其成果就数量和质量而言，仍然是值得认真借鉴研究的。80年代以来，大量的翻译资料的问世，推进了这一研究，但应该说作用是有限的。真正的深入性的研究成果，必然是在广泛收集双方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在运用中进行比较和鉴别，而后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