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青年研究代际更替问题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思考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学术发展史的一般过程来看，30年左右一般是理论创新的一个周期。美国学者对东西方哲学学术发展史所做的统计研究发现并证明，“从理论上，更有启发意义的是根据活跃的各代人——每百年约三代——来描述学术史。33年作为一个阶段大约是一个学者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时间段。到时段的末尾，一代思想家实际上将被新的成熟的一代所取代。以代为阶段或多或少构成了学术关注空间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最小单位。”[1]任何一个认真关注过理解学术生活的社会学家都不能忽视它。这对于我们思考青年研究的代际更替问题同样富有启发意义。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011年也是33年，如果上溯到新中国建立、五四运动时期，也大致暗合百年三代这一代际更替的时间周期，同时也恰恰是中国青年研究走过的三个历史性的阶段路程。这使我们想起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2]世代更替，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理解的人类历史发展，也应是学术史、思想史乃至文化创造发展的周期性规律。
一
“知识分子的创造不是随意的，而是建立在代际链条之上的。”[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青年研究，乃至由此回溯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都可以看作是这一“代际链条”上的一个又一个环节。对此，已有研究者在有意或无意间做过相应的论述[4]。
将我国青年研究之发端确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致说应该是不错的。但如果严格从学术发展或问题视域的角度来看，似乎不无尚需深入探讨之处，即：这一时期的青年研究是在什么样的知识背景和学科环境条件下开始的？其所取得的成果是“知识分子的创造”抑或是社会各界及公众舆论对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条件下的青年行动做出的某种回应？另外，这一时期青年研究所提出或关注的问题是从研究本身出发还是出于对某些特殊利益需求的关切？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对这一时期的青年研究做出过哪些回应并在学术上有哪些成就？简言之，研究青年，与青年研究有内在联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青年研究的起步阶段，心理学和社会学是最早介入青年研究的学科。早在五四运动爆发前夕，西方心理学关于青年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就被引进到国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心理学的成果被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年轻的领导人用来指导进步青年的人生发展和社会实践。1921年，杨贤江在《学生杂志》发表《第二诞生期——人生第二危险期》。“第二诞生期”即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霍尔提出的“青年期”的别名。他还写有《男女精神上特征的比较》（1921）、《青年本身的认识》（1925）、《青年期的心理与卫生》（1925）。霍尔的《青年期：心理学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一书的节译本于1929年出版。杨匏安是中共早期杰出的理论家和史学家，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青年和工人运动，曾任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代书记。五四运动爆发后至同年底，他在《广东中华新报》“通俗大学校”栏，先后发表数万字的《青年心理学》和《美学拾零》。在李大钊关于青年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心理学知识的运用。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成为青年研究科学的开拓者，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且值得深入研究的文化现象。
在我国，属于学科意义上的青年心理研究，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逐渐展开，陆续出版了一批由本土心理学家编著的青年心理学著作，如沈履的《青年心理学》（1932），姬振铎的《青年期心理研究》（1934），朱智贤的《青年心理》（1941），丁瓒的《青年心理修养》（1946），翻译的著作有徐金泉的《青年心理》（1932），汤子庸的《青年期心理学》（1933），丁祖荫、丁瓒的《青年期心理学》（1937），朱智贤的《青年心理与教育》（1940）等。1921年，中国心理学会成立，这对于中国的青年心理学研究无疑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近30年间，我国的青年心理学研究还鲜有原创性的成果，多以引进为主。
1922年2月，中国社会学界第一个学术机构“中国社会学会”成立。社会学在当时对青年研究的影响应该比心理学更为广泛和深刻，社会学话语在青年研究中占有明显的突出地位。但这些研究更多以政论、时评、论辩的形式出现，包括《新青年》等刊物发表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罗家伦乃至梁启超等人的有关青年的文章，更多的是表达作者的某些政治主张或对时政的看法。直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尚未出现有影响的关于青年的社会学研究学术成果。
新中国建立后，社会学、心理学学科命运多舛，有关青年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自然也就销声匿迹了。建国后30年的青年研究，远离学科化路径，更多的是政治运动、思想教育和理论宣传等方面的应时之作，意识形态色彩浓郁而学术气息匮乏。改革开放改变了这种困顿、僵滞的局面。首先是青年问题再次引起社会各界特别是思想文化和学术领域一些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同时青年对此也做出了异常热烈的回应。1981年5月，知识出版社出版杨宗义、张春翻译，日本爱知大学教授依田新主编的《青年心理学》，同年9月第2次印刷就达到37万册。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王极盛编著的《青年心理学》，短短几年陆续发行了84.9万册，是我国有史以来心理学著作出版发行之冠。
20世纪80年代，团属院校的恢复和发展，全国性及一些地方青年研究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建立，促进了我国青年研究的繁荣兴盛。社会学、心理学在这一时期青年研究的专业发展中担当了重要的学科角色；青年学学科概念的提出，不仅就青年研究学科化作出了大胆的尝试，而且促进了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青年研究的分化，同时也踏上了各学科综合研究青年的路径。80年代中国的青年研究充满了激情和浪漫的时代特征。此后的20年，青年研究似乎变得少年老成，激情消退，浪漫不再，研究者对它的凝思观望远胜过当年的参与热情。近二十年中国青年研究以另外的形式寻求自己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并不乏一些精彩的亮点与表现。
总之，中国青年研究的代际链条是清晰的。其中我们发现的不完全是一个连贯而健康的过程，而是更多的断裂、跳跃和迷蒙。然而，正是在这不断的断裂、跳跃和迷蒙中，经过不断的探索、尝试，特别是伴随着中国20世纪中国革命和现代化艰难、曲折的进程，中国青年研究与中国青年一道成长起来，共同走向发展和进步，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风貌、理论特征和学术品格。然而，其中的许多过失、瑕疵乃至弊端也是我们必须要正视的。
二
中国的青年研究，百年三代，就思想风貌来说，我们大致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这是一个从革命，到继续革命，再到“告别革命”、“后革命”① 的连续过程。
国外有研究者指出，欧洲19世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断垣残壁中宣告终结；这是一段“暧昧不明”的历史，“既盖有过去的印记，又含有未来的胎记”；“这是一个弑父的时代。人们杀死了祖辈，从神和君主的统治下解放了自己，指望由此开始一个得救的新时代，天堂和地狱都在其中。”[5]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与此有特别相似之处——危机与动荡相伴，传统与现代纠结，痛苦与幸福杂糅，血色与浪漫辉映……只是这其中有一个时间判断上的错位。② 我们只是注意到“这是一个弑父的时代”，梁启超、陈独秀、李大钊等为这个时代的到来兴奋、呐喊，“少年中国”潜龙腾渊，“青春中华”曙光初露。“中以后之历史，青春之历史，活青年之历史也。青年乎！以其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6]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词汇来指称20世纪中国的历史，那么可能没有比“革命”更恰切的了。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词。同时，这场革命一开始就与青春相伴，而青年则始终与革命同行。对于20世纪的中国青年来说，他们是以“革命军”的姿态，高擎革命的旗帜，挥洒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以革命的名义”一路走过来的。从革命到继续革命，中国大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青春献祭应是其中最为感天动地的一幕。“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质就是一部‘青年’的历史”；中国革命政治也可视为一种“青年政治”。[7]
但是，当我们检视关于这段历史中的青年的研究成果时，会发现这段历史中的青年并没有真正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即使是那些曾经为青年、为青春兴奋、呐喊的先哲们的文献，也鲜有青年研究者系统地进行研究和整理，对这段历史的青年研究更多地还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主流意识形态叙事而非严谨认真的学术辨析或思想文化的历史考量。历史在有意无意之间被搁置、剪裁、遮蔽甚至是功利主义地利用了。
革命，已化为中国人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并积淀为一种文化心态和文化要素。正如有研究者所说，革命所造成的结果不仅是政治权力和社会财产的转手，所改变的也不仅是个人的习惯和普遍做法，它改变的是整个文化[8]。因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从革命、继续革命转向后革命而并不情愿就此“告别革命”，就再自然不过了。
后革命是指社会进入了以解决个人问题、全球和全人类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历史时期，“经历了革命的紧张和原始积累的艰难之后，人们渴望有另一种生活。后革命在通俗文化中表现为享乐主义、物质主义，把人们天性中的狂热从政治领域转为个人感性的领域。同时又把革命时期特别看重的思想观点和教育因素从通俗文化领域中转到专门的知识和学术领域，让感性领域成为一个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让人可以暂不受社会也不受思想观点控制的享乐领域。”[9]个人的权利和诉求，感性的欲望和表达，全球化的视界和话语，普适性的观念和价值等，伴随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众文化、网络传播等新思潮、新技术的热浪，在青年中广泛流行，“热点”频繁切换，令人目不暇接。“后革命”时代，人们天性中的狂热从政治领域转为个人感性的领域。对青年来说，最突出的表现是过去时代的革命狂欢转换为消费的激情，也包括对消费的种种苦恼、焦虑甚至是怨愤。还有，就是这种激情及其所反映出来的种种问题，主体是个人化的，背景是全球化的，而表现形式则是感性化的。
青年研究对青年的“后革命”转向做出了比较适时的反应，而且表现出特别浓厚的兴趣。这一方面需要研究者对青年中不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新问题要相当的敏感，另一方面则需要研究者对其做出有说服力的解读和阐释。回顾这一时期的青年研究，“理论的狂欢”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任何一个“热点”没有受到“跟踪”，没有任何一个“数据”没有受到“调查”，没有任何一个“流行”没有成为青年研究流行的话题。在关于青年的“专门知识”和“学术领域”对此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大话西游”、粉丝文化、网络成瘾、“蚁族”、“蜗居”等问题同样得到一些专业学者的关注，有的还成为学位论文、研究课题的选题。
而且，青年研究正是在这一时期真正走进了“象牙塔”。近十几年来，某些学科内有关青年研究的学术成果在高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诞生了。如《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桑兵，1995）、《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陈映芳，2002）、《成长的中国——当代中国青年的国家民族意识研究》（房宁等，2002）、《倾空的器皿——成年仪式与欧美文学中的成长主题》（徐丹，2008）、《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程巍，2006）、《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张素玲，2007）、《“革命与爱情”的现代性叙事图景——中国现代小说的题材叙事研究》（林华瑜，2008）等。其中，《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可以称之为本土青年之本土研究的经典之作。
在中国，“象牙塔”里的学界向来缺乏关注青年问题的传统，有关青年研究的学术资源可谓匮乏至极。这与西方文化形成较大的反差——无论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在洛克、卢梭、黑格尔的著述中都不难找到有关青年的议论，而在现当代西方的理论著作中此类议论更是随处可见，且不乏大家经典之作。中国青年研究的学术场景是否会在今后有一个较大的改变？这将是一次革命性变革，而完成这次变革的契机即是“后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新的一代青年走上了中国社会生活的舞台，这需要社会对他们有新的认识和理解。“代问题是重要的，也值得对其进行严肃的研究，该问题对于理解社会和精神运动的结构来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向导。而对于代这样一个如此宽泛的问题，只能通过多学科和不同国家的合作来解决[10]”。这或许意味着，中国青年研究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三
“哲学运动的步伐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会相当慢，很少能在以35年为一代的时间段内出现两次以上的理论创新。”[11]但30年左右作为一个创新周期的确是一个通常的事实。不过对于中国的青年研究来说，这一事实却并不完全是事实。迄今为止，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中国的青年研究，可以说是有努力，有探索，有成就，但基本上是无权威，无经典，无传承。
一代一代研究者的艰苦努力和不断探索是不争的事实，探索走向历史纵深，选题面向众多领域，方法趋向多元选择，话语形式呈现多样形态，理论建构愈益突出本土特征。以上的简单归纳不可能完全也不一定准确反映出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青年研究发展进步的各个方面，但是可以得窥一斑。
近百年的历史，几代人的努力，其中有诸多前驱先路者，领军奋进者，以至更多的热心参与者。这些人的探索精神和学术贡献无疑是值得赞佩和肯定的。但我们说迄今为止中国青年研究基本上是无权威、无经典、无传承，即是从研究队伍、研究成果、研究过程等方面问题所做出的一个判断，尽管这种判断可能见仁见智，或可能引起许多误解和较大争议。
这里所谓的权威，是指青年研究领域学术成就卓著且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大师级人物，对其评价和认定的标准主要集中在学术层面，即学术的创造性成果、持续的影响力、对知识积累的贡献度以及在一定时期、特定领域突出的学术地位等。对学术领域权威人物的评价和认定，实际上应属于学术史研究的范畴，但同时也可以是对某一特定学术领域发展现状的一种评价。说青年研究领域有无权威，即是属于后者。几十年乃至近百年的中国青年研究尚未建构起自己独立的学术史，青年研究的学科属性和结构化特征仍然模糊不清，研究群体聚散离合，学科规划时断时续，这种情况下自然很难产生权威性的人物。
所谓无经典，指的是无经典著述。经典著述的特点或标准是典范性和权威性。青年研究的研究成果，包括各类专著、文集、研究报告、论文等，至今还很难有被认定为经典的著述。无权威，自然无经典。经典一般都是权威者的著述，例外的情况可能有但不多见。但经典的意义要大于权威。如果我们为某项研究开列一份文献目录，其中没有经典性著作，将增加研究的难度。一门科学或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是否有经典著作产生和流传，是该学科或领域学术是否成熟及是否具有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
传承，是关于青年研究持续发展及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学术群体、师生链条、同时代的竞争对手，是它们共同构成了结构性的力场，学术创新就是在这里面发生的。”[12]学术群体、师生链条、同时代的竞争对手，三者的“结构化过程”形成学术发展的社会动力学机制。“师生链条”即师承关系，是学术研究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动力之一，也是学术发展代际传承的基本途径。个人化和群体性是学术研究的二重属性。一方面，“学术世界的社会结构”“是个人链条间持续的斗争，它负载着情感能量和文化资本，以填充为数不多的关注中心。”[13]另一方面，“在相当大程度上说，哲学的历史就是群体的历史。”[14]这里的哲学包含一般社会科学。这个群体包括同仁圈、学派、支持者或追随者等。我们提出青年研究无传承的问题，首先是指上述“师生链条”的断裂，其次是学术群体或同仁圈、支持者或追随者等的不断聚散离合。这样，“同时代的竞争对手”也将不复存在，研究活动和研究群体的“碎片化”亦将不可避免，传承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发展的动力机制或“结构性力场”则很难形成。
无权威，无经典，无传承，或可用以概括目前乃至前此以往青年研究的一般状况。这种概括需要大量的事实来支撑，因此可能有失偏颇，但在一般意义或感官直觉上来说，也许还不至于太过乖谬。
另外，从青年研究的学术氛围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即无冲突。“冲突是学术生活的能量源泉”，“学术生活首要的是冲突和分歧……长生新观点的前沿地带总是充满异见者的争论。”[15]马克思也曾明确指出：“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只有意见相反才有争论，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历史的真实”。[16]20世纪30年代前后，国内学界曾就五四运动及其后的学生运动、青年运动问题有过比较激烈的论争。80年代中期前后曾就青年研究的学科属性、学科化问题有过争议，但只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除此之外，关于青年研究的冲突、分歧、争论极少出现。而且，前两次的争论也并没有在学术层面有较深入的进展，并且持续时间也很短暂。这种状况显然是不利于青年研究不断走向成熟和持续发展的。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自然是比较复杂的，但就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研究群体的相对稳定、学派的不断衍生分化、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等是产生“异见者的争论”必要前提条件，因为，“学术冲突总是要受到所关注的主题和支持者多少的限制。不是加入论战的个人而是为数不多的论战阵营才是学术史的典型范式。”[17]
四
中国青年研究正处于一个最好发展时机。中国青年研究正处于一个最坏的衰退阶段。这两种判断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成立。
说它是“最好的”，一是学术思想的解放。随着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学术思想的解放目前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学术禁区越来越少，思想言论越来越自由，学术视野越来越宽阔，“软实力”在国家文化发展建设战略层面愈益受关注和重视，由此而带来了某些政策上的优惠和宽松等。这是学术发展最重要的前提性条件。二是学术信息交流、传播的便利和快捷。这主要得益于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三是大批高学历人才的培养。三十多年来，累计培养了33.5万博士毕业生，273.2万硕士毕业生；2008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即青年研究走进“象牙塔”，这一方面可以为青年研究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源，另一方面将有可能打破以往青年研究只局限于一个小圈子的局促、尴尬局面。
说它是“最坏的”，一是学界的朽败之象日增。从院士到一般研究人员和教师，可谓丑闻（既有为学不端，也有为师不尊）不断，学者的尊严、学术的神圣，都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乃至鄙弃。“知识分子是生产非语境化的观念的人”，“学术产品有其自身的神圣地位”，[18]而朽败则与学术格格不入。二是学界功利之风日盛。学界的功利之风与世风不无关系，但更主要的还是为学者自身的理想追求和学术评价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而后者对于一般为学者来说是难以突破的障碍。三是学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2009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明确肯定，现在学术界的创新能力不仅没有进步，而是在退步，在萎缩。《光明日报》也曾就中国博士质量发文指出，博士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学界创新能力问题近年来广受诟病，同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切对青年研究的发展不可能没有负面的以至“最坏的”影响。
“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在两可之间，关键看怎么选择和对待。于此无遑展开议论，仅提出两个相关的问题：青年研究可以成为一种职业选择吗？青年研究能够作为一种学术追求吗？这是两个关乎青年研究能否持续发展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两问题无论做出肯定还是否定的回答，其后果都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在这两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太多、太深太复杂的涵义，简单地回答是与否没有任何意义，但对它必须做出回答，起码必须要思考。
我们可以乐观地认定青年研究现在正处于一个“最好的”发展时机。但这种乐观的态度不能遮蔽那些“最坏的”东西。“最好的”往往带有较多的理想化色彩，而“最坏的”总是一种最现实的力量。
按柯林斯的说法，青年研究还正处于一个新的世代到来的开端阶段，一个代际更替的十分关键且非常敏感的时机。它是否还会重复过去百年的历史？是否还会在不断的断裂、跳跃、迷蒙中寻找前行的路径？是否在又一个30年过后“权威”和“经典”仍是一种奢望？研究群体、研究活动乃至研究成果的“碎片化”能否为清晰、完整的“代际链条”所代替？一切皆有可能。
结语：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8日发表胡安东文章《中国智库更应研究中国愤青》。文中谈到，国外一些高级智库花重金研究中国课题，包括“愤怒的青年”这一现象。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认为“愤青”这一代中国青年是推动世界前进的正面力量，他们特立独行的精神气质，将对中国未来产生开明的影响。作者批评说，中国智库偏离了真正的“中国问题”。在本土的青年研究里，我们往往愿意无病呻吟地去研究一些所谓小资现象，去研究一些莫名其妙的“代际”现象。有时陷入空洞的爱国主义说教，有时又陷入社会学的庸俗主义里，甚至把愤青通过网络公开表达的观点，误认为一种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网吧现象”。这些误读，至少说明国内的智库，还没能真正走进中国青年的心灵和生活。媒体的批评，值得警醒。
真正走进中国青年的心灵和生活，应该是中国青年研究的理论旨趣和学术追求。但在严格的意义上，也可以肯定地说，我们目前不仅尚没有准备，也没有能力这样去做。青年是神圣的存在，它需要形而上的思考，还需要形而下的感悟；它既是一个神话和象征，又是一种鲜活、灵动的实在场景。我们现在的研究水平还只能在现象层面去描述它或根据自己苍白的想象力去解读它，而不能在真正走近它。有关青年的知识积累，知识谱系的建构，我们尚未完成。对青年的真正认识和理解需要科学。但这门科学的学科属性将是难以确定的，它需要的不是急于为自己找一个学科归宿，而是思想、观念、知识、理论的创新。柯林斯下面这段话或许会给我们以启示和信心：“学科边界将是不清晰的，对知识分子创新的压力越大，越多的早期学科就会被组合在一起。学术产品一块一块的碎片被组合在一起会孕育对普通事实的理解。”[19]“青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事实”，但对它的理解实属不易。
中国的青年研究，应该从现在重新开始。这将是一个新世代的开端，既是以往“代际链条”的延伸，但又是一个新世代的诞生。
收稿日期：2011－11－28
注释：
① “告别革命”一说由李泽厚、刘再复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一度引起较大反响，且争议颇多而批评者众。在《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一书序言中，作者有如下表述：“革命”是指以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性的，但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我们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作者所云“革命”和“告别革命”，就20世纪中国历史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可谓痛定思痛之后的肺腑之言。但作者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革命”在中国是不能简单地进行定义的，“革命”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其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远远超出它的字面含义。反对者的声音正是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因而二者间的冲突实质上是历史与文化的冲突，已经远离了“革命”本身。明确提出“后革命”概念的是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他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革命的概念已经过时，历史进入后革命时期，“把现在的形势描绘为后革命要比后殖民性更确切”（参见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王宁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109页）。“后革命”概念引入国内后，被借指改革开放以来这段时期，主要特征为：社会生活仍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政治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领域，乃至相当数量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既延续了以往革命时期的政治和文化，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和转型，具有断裂和新生的二重属性。
② 葛兆光认为，从中国的文化史、思想史和学术史角度看，20世纪实际上是从189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引言，北京·三联书店2005p2）此言可备一说。如果从中国现代化道路及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层面看，1840—1976年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而完整的过程，这一时期国内外各种因素紧密联系并共同形成中国社会政治变革与革命运动的鲜明主题。
标签：心理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心理学发展论文; 群体心理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革命论文; 社会学论文; 历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