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52年“工农兵丛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农兵论文,丛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①。《讲话》的精神规定了新中国成立后文学的方向，并且解放区的创作实践成为新中国文学创作的主要规范。周扬说：“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②雪苇对《讲话》的阐释使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更加清晰，他的《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读“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1952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版权页上，写着1949年12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3000册，1951年5月第四版上海印7001—9000册，1952年8月新一版上海印9001—12000册，可见其发行很广，并且很受重视。雪苇说：“其实，为赵树理们所努力实践的文学方向，并不是简单的‘农民文学’，而是意味了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在今天发展的主导方向，这里包含着一个文学写作的方向。因此，它就不是走向现有的、‘反叛的小资产阶级后暴露的作品’——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之复原，而是从‘五四’传统走向新的领域之突进，为‘五四’文学传统的新发展，是从实践上解决我们过去久已要求解决而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问题。”③显然，“工农兵方向”并不简单地就是“工农兵文学”，这一方向本身已经超越了其狭义的能指义，而指向一个不同于以往(突破“五四”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不同于小资产阶级的创作)的新的方向。
为了实践《讲话》的“工农兵方向”，出版社开始出版一系列的“工农兵丛书”。其中1947-1952年出版了一系列“工农兵丛书”，这是第一波的实践，1958-1959年又大规模地出版了一系列的“工农兵丛书”，这是第二波的实践，本文在此就第一波的实践情况，详细考察其出版实绩，从而进入到对文本及其文体的分析，并且探讨这些丛书出版的意识形态含义。
一、出版实绩
1947年冀南书店出版了一套“工农兵丛书”，约有七种，见下表：
从题目就不难看出一本书的主题，都是当时的主流话语，如“翻身”、“破除迷信”、“妇女解放”。接着，上海群益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了“工农兵文艺丛书”，约8种，见下表：
三联书店从1950-1951年出版了“工农兵文艺丛书”，约48种⑤，见下表：
三联书店编审部在为“工农兵文艺丛书”写的序中说：
我们为了供给工农兵大众以他们自己能读能唱的通俗文艺读物，并便于通俗文艺的作者们互相观摩研究，就编印了这一套“工农兵文艺丛书”。
本丛书内容，以描写工农兵思想、生活、典型人物、模范故事、英雄事迹为主。表现形式有剧本、唱词、故事、通讯等，要能使工农兵大众读得出、听得懂；使一般读者欢喜看、看了能得到益处。
本丛书底作者，有通俗文艺作家、诗人、说书专家、和一部分工厂、农村、部队文艺工作者。他们底作品，多半经过了演、唱，在群众中发生了比较好的影响与效果。
我们选稿的标准，是政治性与艺术性并重。每篇作品，最低限度要能起到反映现实、指导现实的积极作用。⑥
这个序言大体表述了当时诸多“工农兵丛书”的特征。书中的主人公是工农兵，作者也有很多是工人、军人，并且表现形式多样，有很多是民间的艺术形式，如民间故事、鼓词、相声、说书、秧歌短剧等等。这打破了“新文学”以来的文体秩序，即以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为主的文学体裁，是规范何为文学的标准，如果说刘禾在分析现代文学时所说：“民族国家文学不仅为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打上了自己的戳记，而且还渗透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以文类为例，当古典文学作品被划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这些现代西方文学史的范畴时，汉语的写作和阅读实践就已经被‘国有化’和‘现代化’了。”⑦那么，作为文学的方向的“工农兵方向”的创作实践是在力图重新创建一种新的民族国家的文学，用这种新的写作手法不仅去规范古典文学文学作品，而且也规范“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还有处在将来时态的文学。
上海广益书局于1951年开始出版“工农兵故事丛书”，这套丛书历时三年，编者都为朱泽甫，具体出版情况见文后列表。这套丛书写的都是真人真事，每篇作品的开头都会有作品主人公的照片，然后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最短的篇幅介绍这个英雄人物的事迹，让人在横断面的速写中看到这个人物的精神，如《人民的花木兰郭俊卿的故事》、《战斗英雄王学智的故事》等。编者朱泽甫说“工农兵故事丛书”的编写大意是：
一、在我们祖国解放战争中和生产建设的事业中，出现了无数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他们的英雄事迹，是非常动人的，特别是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加紧生产当中，全国人民都要求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向他们学习。本书的编写人和出版人愿意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读者服务，就合作编写了这一套丛书。
二、这一套丛书，和北京新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两套故事丛书，在编写体例上大致相同，但代表人物完全不同。都是专门供给战士、工人、农民、一切劳动人民、小学教师、区村干部、妇女儿童和高小、初中、补习学校、业余学校的学生阅读的。并可以作为补充教材、演讲、朗读和讲故事之用。
三、这里所写的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的事迹，是参照去年全国战斗英雄、工农兵劳动模范两代表会议前后，各报章杂志发表的文章改写的。但由于编写人没有战斗和生产知识，再加收集材料困难，许多代表人物和事迹没有写进去，特向英雄模范和读者们道歉！并向英雄模范本人，以及知道他们事迹的同志和读者们，多多提出批评和改进的意见，编写人员是非常欢迎的，以便有机会改写。⑧
这套丛书中所描写的人物主要是工农兵英雄，是已经没有了任何缺点的崇高意识形态的主体，他们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其出版的经济学既有出版商为了赶出版热潮的考虑，同时其所达到的效果是对其他人所起到的宣传动员的经济作用。
而以上“工农兵”丛书的出版，大体也能够代表在其他期刊杂志中所发表的工农兵作品的特色和水平。这些丛书著作大多很短，都是薄薄的单行本，多以写一个人物为主，写一个主人公的思想由坏到好的转变，这种转变则是世界格局中意识形态的内在化表现。坏的思想形成于解放之前，爱享受物质，个人主义思想浓重等。这些思想受到批判，因为这些思想是欧美世界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经过思想改造和教育，这些思想转变到爱集体的立场上来。如《陈三宝和孙三宝》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陈三宝喜欢皮鞋、表，这些物质腐化了他的思想，自私自利不为集体考虑，在竞赛中，拉了整个班的后腿，而孙三宝则喜欢笔、穿着朴素，作者特别注意刻画这些物质的细节，因为不同的物质代表不同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陈三宝的这种意识形态是在解放前形成的，不仅属于旧的思想，而且属于和现在的这个世界不同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世界的思想。最后陈三宝在集体的帮助下由贪图享受、只有自己的思想转变过来。出版的及时性决定了这些书出得很仓促，正如“工农兵故事丛书”的编者朱泽甫所说，这样，这些书必然带来一些粗糙和简单之处，再加上这些丛书的好多作者是工农兵出身的作家，很多人开始写作的时候还不识字，因此，创作构思、文体结构就会异常简单，往往是用极其浅显的文字叙述一个简单的故事，完成一个异常明显的叙事主题。这些不足之处放在当下的视野中，其合法性受到了极大的质疑，但是在历史的境遇中，它们却是被作为“结实的粗布衣”被认为是异常有用的文学，其合法性则是毋庸置疑的。
二、“绣花的龙袍”还是“结实的粗布衣”
“工农兵”文学丛书大体代表了当时的文学创作倾向，但这种丛书的大量出版，在新鲜感过后所带来的审美疲劳的同时，主要存在的问题还是新的解放区读者所形成的阅读习惯和对文学的期许，这些丛书无法满足。《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11期发表了丁玲的《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这篇文章针对新解放区的读者的来信而写，这些来信都赞成工农兵的文艺方向，但却不喜欢实践了这一方向的文艺作品，即“以工农兵，劳动人民为主人公、为正面人物的各种文艺作品”，他们认为“这些书单调、粗糙、缺乏艺术性。说这些书既看不懂也不乐意看。又说这里主题太狭窄，太重复，天天都是工农兵，使人头疼”。这些读者希望“能按照过去巴金、冯玉奇、张恨水的办法，来写些革命的浪漫故事，他们企图从这些书中受到益处，改造自己”，“要求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要求写知识分子典型的英雄”⑨等。丁玲对此批评说：“由于时代的不同，战斗的时代，新生的时代，由于文艺工作者思想的进步，与广大群众有了联系，因此新的人物，新的生活，新的矛盾，新的胜利，也就是新的主题不断的涌现于新的作品中，这正是使我们觉得不单调，不枯燥，这正是新的作品的特点，这正是高过于过去作品的地方。”“主题既然是新鲜的，人物也是新的，一切的战斗的场面都是新的，那么文艺的形式也就为着适应内容的需要，和作者对文艺形式与语言的不断探求与努力，与过去的革命文艺，欧化的文艺形式，或庸俗的陈腐的鸳鸯蝴蝶派的形式都要显得中国气派，新鲜而丰富。早年所提倡的‘大众化’，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不准许作家与劳动群众结合，以及文艺工作者也还存有思想认识上和文艺修养上的缺点，不能做到的，现在已经开始做到一些了。如同一些新歌剧、小型歌剧，的确是比较旧剧，或者话剧更能适合一般群众的喜爱。”⑩这里的思维逻辑是，新解放区的读者的文学趣味是旧的趣味，在新的中国力图建立符合新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学工程中，其趣味的合法性已经被否定，他们必须转变自己的趣味到“工农兵方向”来。当然“工农兵方向”的趣味未必就一定是“工农兵”的趣味，这是一种“国家趣味”，是想象出来的代表将来的文学的方向所应该具有的趣味。这既是一种想象，同时又要通过这种想象来建构和规范文学。
因此，是普及还是提高，被作为是否坚持工农兵方向的一个标准。所以，文学的工农兵方向，就意味着工农兵文学丛书多以普及和通俗为主。丁玲说：“一件绣花的龙袍是好看的，是艺术品，我们却只能在展览会展览，但一件结实的粗布衣却对于广大的没有衣穿的人有用。我们会慢慢提高我们布的质量，色彩和裁剪适宜，缝工精致，我们要使我们将来的衣服美丽，但那件龙袍，不管怎样绣得好，却只能挂在墙上任人展览了。”(11)重要的不是好不好，而是有用还是没用。这种对普及的反复强调就是因为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含义的重要性，普及和工农兵方向之间被想象为一种同构的关系，是一个基本原则和立场问题。
三、世界格局中“工农兵”丛书的意义
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以及对这个方向的积极实践主要是解决了五四未解决的问题，如何真正做到为工农兵，解放区的文学实践完成了这一任务，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就像在社会中一样真正取得了主人公的地位。郭沫若说：“在解放区，由于客观条件的根本不同，由于在毛泽东思想的直接教育之下，由于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积极的学习和工作，从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解决了五四以来未曾解决的问题，文学艺术开始作到真正和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开始作到真正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变化。”(12)这个方向显然是一种新的文学规范，这个规范不同于五四所形成的文学规范，五四文学的读者群和作者群多是城市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且在进化论时间观的影响下，在前现代/现代的时间/空间装置中，西方位于进化时间的前列，中国位于进化时间的后列的位置，空间的并置转变为时间的先进/落后，这样，西方的文学规范被作为五四新文学的规范。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就指出，欧洲文学已经经历了古典主义、理想主义、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诸阶段，而“吾国文艺犹在古典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13)，进化论的论证方式以及追随西方文学潮流的态度是很明显的。解放区所实践的文学方向，是在一种新的意义上的文学规范，这个规范不再以西方之文学为文学，甚至按照进化论的看法，西方文学中现在最流行的现代派文学，如唯美主义、颓废主义等反而是受批判的对象。茅盾的《夜读偶记》就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的比较论述中赞成了前者，而批判了后者。《文艺报》创刊号上发表了茅盾《一致的要求和希望》，他提出：“我们要加强学习进步的文艺理论，学习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肃清欧美资产阶级没落期的文艺会在我们中间所发生的影响，要克服形式主义的偏向。”(14)张中江就这篇文章在写给《文艺报》的信中问到了“进步文艺理论”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什么”。茅盾在回信中说：“进步的文艺理论，意即：凡是主张文艺应当为人民服务，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反对颓废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文艺理论，都是进步的文艺理论。”还包括：“从十九世纪的伟大的人道主义的文艺理论家直到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至于什么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他认为革命的现实主义主要区别与旧现实主义即批判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只是“批判了世界的罪恶，却没有指出前进的道路”。“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文学的现实主义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简短说，‘表现苏维埃人民底新的崇高的品质，不但表现我们人民底今天，而且还展望他底明天，用探照灯帮助照亮前进的道路’”。(15)
文学的工农兵方向是整个世界两大阵营格局中所确立起来的文学方向。这两大阵营是苏维埃阵营和西欧美国世界，这两个世界有各自的文学标准，《文艺报》第1卷第5期翻译介绍了马里亚莫夫《两个世界的文学》，他说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它赋予书以生命，使它充满建设的热情与创造性的乐观主义”。这也决定了旧文学以及其他依然没有改变的世界的文学的区别。而与此同时，西欧及美国的文学，则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表现“迷惘的一代”，“无限的厌倦，憎恨变成了愤世嫉俗，爱与同情衰退了；文学与戏剧，电影与绘画以一种无情的冷漠揭露丑恶与令人厌恶的事物”，“世界对他们便是一种恐惧的源泉”。而我们的世界的文学则是“表现在作者的参与新世界的建设”以及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乐观主义，这使“我们的文学成为真正世界性的”，并且“他不是单独的，他是属于由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属于为一个共同目标，共同信仰及为进步而进行的共同的顽强的斗争所团结起来的人民”，因此，更有世界性。(16)苏维埃世界的文学是进步的，代表了世界和历史前进的方向，其表现的精神应该是乐观的、积极的和向上的。
中国在两大世界格局中属于苏维埃世界的位置决定了其文学方向的选择，而这个文学方向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代表了历史和世界的方向。这个方向使文学创作者充满了无比的自信，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四时期害怕被驱逐出世界，不能做“世界人”的焦虑。子安宣邦在谈到，亚洲加入世界体系的时间，是世界史的哲学开始的时间。他说：“1850年象征着由于欧美发达国家以军事实力要求开埠使亚洲卷入所谓‘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时期。人们认为，发源于欧洲的资本主义这一经济、政治体系正是在此时期作为世界性体系得以完成的。”(17)那么，由于两大阵营的存在，中国产生了超越这种“欧洲中心论”的意识形态，不再是“非欧洲地域之欧洲文明化”，而是“非欧洲地域的非欧洲文明化”，不再是西方的文学规范，而是独特的工农兵文学规范。虽然仍然是进化论的思维方式，但发生了颠倒，以前是“西方—先进”/“东方—落后”的装置，现在是“苏维埃世界—先进”/“欧洲美国世界—落后”的装置，这种装置下的意识形态自然会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自鸦片战争以降，民族救亡一直是主要话语，新中国的成立切切实实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新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和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如何更好地巩固制度，是考虑的核心问题。世界格局中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大阵营的存在，更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冲突，世界的历史的格局决定了意识形态的对峙。周扬说：
过去我们把封建阶级的文艺看成旧形式，是对的，但把资产阶级的文艺看成新形式，却错了。后一种看法来源于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而又反过来助长了这种心理；说得不客气，这是一种半殖民地思想的反映。对于人民的文艺来说，封建文艺的形式也好，资产阶级文艺的形式也好，都是旧形式。对于两者我们都不拒绝利用，但都要加以改造。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础上，将它们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这就是我们对一切旧形式的根本态度。对民间形式，也是如此。(18)
所以，在《讲话》确立工农兵方向以来，中国的文艺界以这个方向为标准，开始了文学不断纯粹化的过程。可以说“工农兵”文学丛书是这个方向的一块试验田，既符合《讲话》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同时也符合其致力于普及的精神，是大众化，而非“化大众”，真正地实践了文学的工农兵方向。这些丛书表现了新的主题，即主要是表现“现在”、“今天”(和当时厚古非今的批判有所联系，厚“古”是厚资本主义之古，只有表现现在才是符合社会主义的精神)，表现了新的人物——工农兵，这些人物多是英雄和模范，充满了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表现了新的形式，秧歌、相声、鼓词、歌剧、京剧等都是不同于西方经典的文学形式的规范的，以及新的作者群。周扬曾说：“文学艺术也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19)为开拓一种新的世界的不同于西方和古代的文学规范做出了努力。出版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其努力所在是私人领域中个人的思想观，如何使人的意识积极地和国家相联系，其实是鸦片战争以降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工农兵文学中翻转了五四的解决方案，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答案。文学的四个面向，世界—作品—读者—作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本身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它在通过出版这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一个个个体召唤为“主体”，这个主体是一个新的主体，不仅能在文学作品中成为主人公，而且可以成为创作的主人公。这些积极召唤的结果使中国的文学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呈现出别样的色彩。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②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684页。
③雪苇：《论文学的工农兵方向》，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第90～91页。
④附注里写着：农会干部群众教师的教材读本。
⑤此丛书有一种没有找到。
⑥三联书店编审部：《“工农兵文艺丛书”序》，韩起祥：《王丕勤走南路》，北京：三联书店，1950年2月。
⑦刘禾：《文本、批评和民族国家文学》，选自唐小兵：《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⑧朱泽甫编写：《工兵英雄倪福的故事》，上海：广益书局1951年版，首页。
⑨⑩(11)(12)丁玲：《跨到新的时代来——谈知识分子的旧兴趣与工农兵文艺》，《文艺报》1950年第2卷第11期，1950年8月25日。
(13)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
(14)茅盾：《一致的要求和希望》，《文艺报》第1卷第1期，1949年9月25日，第4页。
(15)茅盾、张中江：《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报》第1卷第4期，1949年11月10日，第18页。
(16)马里亚莫夫：《两个世界的文学》，《文艺报》第1卷第5期，1949年11月25日。
(17)[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8)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洪子诚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19)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北京：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