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真奏议”——读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有为论文,奏章论文,孔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一直很坚定地认为，在孔祥吉先生的所有研究中，贡献最大者为对康有为变法奏议的寻找。这首先表现在他于上世纪80年代发表的杰出论文：《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上清帝第三书〉进呈本的发现及意义》①；后又表现在他于90年代出版的重大成果：《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以下简称《救亡图存的蓝图》）。②
自黄彰健先生上世纪60年代从北京出版的《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所录总理衙门、军机处议复奏折的引文及阔普通武的奏折中，发现了康有为《戊戌奏稿》之作伪，康有为的“真奏议”成了值得学者们认真下死功夫彻底追查的文献。③ 黄先生70年代也编了一部《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共收录其认定的“真奏议”35件（内有张元济条陈1件），其中《请开制度局折》、《冗官既裁请酌置散卿以广登进折》是从议复的奏折中摘录的。④ 以当时的政治状况，黄先生不可能来北京查阅档案。他的资料来源，仅仅是《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南海先生七上书记》、《知新报》、《国闻报》、《戊戌六君子遗集》、《觉迷要录》等书刊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所藏《总理衙门清档》。无论从数量还是从内容来看，黄先生所编的《真奏议》都有着不小的缺陷，然其意义在于提出了假设，提出了方向。1981年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的发现，几乎为黄先生提供了完美的证明：该抄本共3册，共录康有为条陈、折、片共计18件。⑤ 而这18件“真奏议”竟与《戊戌奏稿》全不相同！由此可以认定，康有为的《戊戌奏稿》非为当时的“真奏议”，而是其后来所写的另作。孔祥吉先生从80年代开始的工作及其成就，由此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由于当时的政治原因，黄彰健先生的著作在大陆流传不广，以致后来许多人依旧在引用康有为作伪的《戊戌奏稿》。而孔祥吉先生在台湾出版的《救亡图存的蓝图》，也有相类似的流传问题。书价稍昂，仅是其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该书在大陆地区无销售之处。我因2000年去台湾而获得一部，成为我常用之书；而许多人却未能得之运用，甚至未得此信息。让人感到最为可惜的是，姜义华、张荣华两先生所编最新版的《康有为全集》，未能对该项成果充分重视，加以运用。⑥ 2007年，黄彰健先生的《戊戌变法史研究》及另外4篇论文合编，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一新版，使大陆读者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其研究成果。因此，我也想对孔先生建议，将《救亡图存的蓝图》一书，出一大陆新版，以方便大陆的使用者。然我尚未对其言，却闻其新书已出。
孔祥吉先生最新出版的《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是其先前台湾版《救亡图存的蓝图》的增订本，增加了两个部分：一、光绪十四年至二十三年康有为上书及代拟奏折；二、康广仁致梁鼎芬函及考订。该书收录“戊子丁酉年间奏章”12件（其中2件存目）；“戊戌年奏章”74件（其中8件存目）；“进呈编书序”6篇；并附录文悌、洪汝冲、张元济奏折、条陈3件。⑦ 孔先生在该书中的学术贡献是极为彰显的：一、除了《南海先生四上书记》、《南海先生五上书记》、《杰士上书汇录》所录康有为23件条陈、折片外，另有康有为代他人拟稿的大量奏章，“他人”中最重要的有王鹏运、陈其璋、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文悌、阔普通武等人；二、对于康有为代他人拟稿的奏章，孔先生皆附有其考证；三、以上所录的折片，大部分录自档案原件；四、康有为进呈图书的序言，也大多查到了进呈本的原文。由此与先前黄彰健先生等人所取得的成果来比，孔先生迈出了结实可靠的一大步。
这真是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经典个案。黄彰健先生提出的康有为“真奏议”，经孔祥吉先生的工作，至此有了一个可靠的读本。然从这一可靠的读本中可以发现，以往戊戌变法及康有为个人历史的研究，很多部分因材料不可靠，而需要改写或重写。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史料的突破是决定性的、根本性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孔先生的成果，正是在史料上取得了极大的突破。
近些年来，我为康有为的《我史》作注，也关注于康有为的“真奏议”，有了一些很小的发现。谨将我个人的些小碎片罗陈于此，或可以为孔先生之鸿制稍补边白。
一、关于王鹏运、宋伯鲁的四件折片
在《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中，孔祥吉先生对康有为与王鹏运之间的关系，做了细密的分析，指出王鹏运的一些奏折由康有为代拟，对此我是同意的。然而关于王鹏运“疆臣笃老昏瞀措置乖方请饬查办以安海疆折”（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即王鹏运弹劾谭钟麟折，孔先生称：
陈礼吉之局事失败，对康有为刺激至深，时耿耿于怀，反复言之。谓“自癸巳（光绪十九年）十一月，攻张事起，谤言沸腾……自礼吉之死，吾恨之深。乙未草折令御史王佑遐劾之，有其通贼书为据，卒贿谭钟麟洗涤。”是康有为为王鹏运草折事已明言矣，惟《康年谱》记述此事有未清晰处。即弹劾对象是张蒿芬，还是谭钟麟？由清档观之，王鹏运弹劾张蒿芬的折片迄未获见，而张氏按《康年谱》记载，既已获遣还乡，似无需再行纠弹……似可断定，康氏所代拟者，即此请查办谭钟麟折。⑧
以上孔先生所言，我以为，似为有误。查王鹏运确实另有弹劾张乔芬之片，即由康有为起草的“广东盗风猖獗请饬严缉片”，王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奏。该片称：
臣风闻广东近年盗风猖獗，日甚一日，实骇听闻。南海县设有报案局，自光绪十四年起至十八年止，共报盗案一千三百余起……省城西关为绅富聚处之区，日晡后即比户严扃，守望盈路，行人稍有携持，不敢出于其途。而府前街、藩司前，皆人烟稠密之处所，白日行劫亦不能免。其村镇墟落，百十成群，连日连劫之事，尤所时有闻（原文如此）。群盗出没，皆兵械精良，俨然行阵。尤骇闻听者，群盗皆以劣绅为窝主，劣绅又恃奸捕为耳目，消息灵通，极难破获。据臣所闻，如南海县之张乔芬、番禺县之韩昌晋，皆劣迹昭著，路人皆知。张乔芬有致友弥缝窝贼手书，为人所得，石印传观，其胆大如此。地方官以案关重大，惮于发端，遂尔隐忍坐视……设一旦不可收拾，如昔年金田之祸，驯至匪难。刚毅在粤有年，此等情形当所洞悉，皇上如果召问，该大臣想亦不能讳饰也……应请旨饬下该督抚臣设法严拿，重购眼线，务获渠魁。如张乔芬、韩昌晋等传闻果实，亦即从严惩治，以清盗源。⑨
王鹏运是广西人，对广东的情况应不熟悉。然该片言及南海县以至张乔芬，细节至微，定为当地人所拟。兼及康之坦言，可以认定该片由康所拟。该片上奏后，也起到很大的杀伤效果，当日奉光绪帝的严旨：
军机大臣字寄两广总督兼署广东巡抚谭，奉上谕：有人奏广东近年盗风猖獗……如南海县之张乔芬、番禺县韩昌晋皆劣迹彰著。张乔芬有弥缝窝贼手书，石印传观，地方官隐忍坐视，以致盗案愈酿愈多……著谭钟麟督饬该地方官设法严拿，务获渠魁。张乔芬等如果有窝盗情事，即著从严惩治，以清盗源。⑩
然两广总督谭钟麟对此案的查办，居然用了一年九个月的时间，直至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才上奏“遵旨查复张乔芬、韩晋昌弹案折”，称言：
……张乔芬，系南海县大涡乡人，由进士、部员指分浙江知府，回籍有年，因本乡多窃，迁居省城。韩昌晋，系番禺县古坝乡人，由贡生捐纳主事，签分刑部，请假回籍。前南海县知县李征庸、番禺县知县惠登甲查覆该二员均无窝盗情事。张乔芬被人石印手书内多残缺无字，其可辨识处，谓“族匪各有实迹，安能掩饰”等语。亦略见其心无包庇。
正在核办间，据举人陈大照等禀控张乔芬窝匪，经匪犯劳津、张生等供指有案，并控张乔芬伪称道员。臣复饬据署南海县知县黄恩覆称，检查前获正法之劳津等生供，并无乡绅为其窝主，原控出自怀疑。张乔芬缴到光绪四年在浙江省晋豫赈捐由知府加捐道员执照一张。咨准户部，答无报捐案据，令将执照送部再查。询据张乔芬声称，当时系浙江知府邹仁溥经手代捐。又咨准浙江抚臣，以现署杭嘉湖道邹仁溥覆称，前江苏臬司应宝时，奉直隶晋豫赈捐局函嘱劝募，经张乔芬托捐道员，系归何处报部，伊未知悉等语。查应宝时久已身故，此起捐案曾否咨部，外省无从澈究，惟张乔芬是否假冒道员，当以执照之真伪为断，执照业经咨送，应候户部查核办理……
由此可见，王鹏运原参罪名皆被否定，但张乔芬却因陈大照的禀控，而被查出是个假道员。对于此案的拖延，谭的解释是：“此案由部、由浙往返详查，以致覆奏稽迟。”光绪帝对此朱批：“知道了。韩昌晋著即行革职。张乔芬捐案，户部查系假照，已奏交该督查讯办理。”(11) 由此又可知，康言“贿谭钟麟洗涤”一句，并无弹劾谭钟麟意思。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离开北京，王鹏运“广东盗风猖獗请饬严缉片”于九月十二日上奏，时间上还是对得上的。而王鹏运“疆臣笃老昏瞀措置乖方请饬查办以安海疆折”，上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此时康有为正为上海《强学报》一事，与张之洞决裂，将离开上海回广东，时间相差太久。该折是否由康有为代拟，我对此难以判断；孔先生如此立论，我以为，似还需补充相关材料方可完全证明。
孔祥吉先生称，王鹏运“胶州不可借德宜密结英日以图抵制折”、“结倭联英并缓偿倭款片”（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是由康有为代拟的。其主要根据是康有为《我史》中记录及军机处《随手档》中的拟题。然王鹏运该折、片，孔先生皆未从档案中检出，由此，孔先生在《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说明了其考证过程，并标明“原折暂阙”。(12)
由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查阅制度，许多档案并不开放，使用者对此只能是束手无策。然这部分档案对使用者不开放，并不意味着对馆内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工作时也不开放。上世纪80年代青岛市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青岛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合编《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发表了该馆所藏的大量档案。孔先生上面提到的王鹏运折、片，皆收入。王鹏运“胶州不可借德宜密结英日以图抵制折”，称言：
……况一国开端，各国必持利益均沾之说，争相效尤。德可借胶，英难保不借吴淞、借定海，法难保不借琼州、借南宁。而俄踞旅顺，倭占威海，皆为已成之局。是我一举而与外人以瓜分之柄也……至于联英一事，臣早夙夜图维，近复风闻日本陆军大佐宇都宫往汉口见张之洞，自言奉彼国密旨，为我联英拒德，确有把握，或助战，或排解。英亦无多甚奢望，不过购船雇将、借伊股债等事，即可力助。日本亦并不索谢，且言中国朝覆，日本夕亡，非但为中，亦且自为。现在鄂守候，急欲我派员托为游历，到彼政府商议等语。此事想张之洞必已电陈。臣愚以为事至今日，即无出而为将伯之助者，亦应独立峻拒，况有此机，尤不可失……且今日即不联英，将来德事议定，英亦必有所要索，与其与于事定之后，于我无益而有损，何如与于临事之际，于我尚得失惟均。可否一面饬下翁同
、张荫桓此时暂与德使故为往复，藉延时目；一面饬下张之洞速拣干员密往东洋与彼商定，但使英人慨许相助……我虽密结英盟，仍一面坚求俄助，如彼能许我，则英制其南，俄制其北，事固甚佳，否则彼亦何颜责我。波兰素倚俄国为政，卒为俄人所灭。土耳其介居英、俄之中，有英法之援，俄人至今不能吞并。此虽引喻失伦，亦近事之昭然者。此时拒德，诚不能无事，然战而不捷，有英日之援，尚可复支。胶州一借，山东铁路一修，则大局内溃，沿海尽失……(13)
附片为“结倭联英并缓偿倭款片”，称言：
此时结倭联英，止可由外派员潜往，或借采办洋铜为名，前赴东洋，事成固善，不成亦不致声张，致涉痕迹。日本来使指言欲派人游历，往伊政府定议，即此意也。又明年三月即届归还偿款之期，可否并与婉商，中日既经联盟拒德，必将速修战备，将偿款一万万两缓期再还。彼既欲我合力捍御外侮，当可通融。总之借胶一事，无论允否，英断不可不联，日断不可深拒，与其待英人责问而后应付，何如先与联络之为愈也……(14)
该折片中提到了联英、日策，提到了波兰与土耳其的事例，提到了缓偿日本赔款，皆是康当时的主张；其一厢情愿的外交方式，也与当时康的思想逻辑相接近。孔先生称王鹏运该折、片是由康有为起草的，由此似可以得到完整的证明。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收录宋伯鲁“请设议政处疏”一折，是一重要的文献。孔祥吉先生对此说明：
此折系康有为代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草拟，原折在档案中阙如，吾于《续修醴泉县志稿》卷十二《艺文志》发现此折，惟县志所辑宋氏此折，未署呈递日期，今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早事档》、《随手登记档》补之。(15)
然查宋伯鲁之该原折，仍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16) 我将原折与《续修醴泉县志稿》本相较，发现并无主旨之别，只有个别文字的差异：一、原折前有奏事原由语：“奏为事变日棘急宜博咨群策以挽艰危恭折仰祈圣鉴事”。二、原折“国初有议政之设”，《续修醴泉县志稿》本作“国初有议政处之设”。三、原折“盖合众通才而议一事，自然良法长策出乎其间”，《续修醴泉县志稿》本作“盖合众通才而议一事，可决其算无遗策矣”。四、另有若干并不影响文意的字词差异。(17) 需要说明的是，奏稿在另行发表时不录奏事原由已是通例，稍有修改也属正常，而传抄刻印中的错讹更是难免。
二、关于文悌、张仲炘、杨深秀、李盛铎的五件奏折
在康有为代拟奏折中，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即康代拟之奏稿，上奏人后又有很大的修改，甚至主旨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中的情况，以文悌“请捐躯拒俄联英折”最为突出，康有为在《我史》中对此有着明确的说明。孔祥吉先生也关注到这一点，在《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一书中特设“附录一”，收入了文悌、洪汝冲、张元济的奏折、条陈共3件，其第一件即文悌的“请捐躯拒俄联英折”。
然而，我以为，文悌于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所上“敬陈管见折”，很可能就是由康有为起草的。该折是文悌到台后的第一折，长达7000余言，共有四项建言：“愿我皇上法祖”、“愿我皇上尊师”、“愿我皇上纳言”、“愿我皇上勤政”。此四项皆是旧题目，然其中的许多言词，很明显系康所拟。先看第一项“法祖”，该折称：
（太祖高皇帝）“至于当时圣治行事，必求天鉴，立政务，通下情，君臣上下等威不甚悬绝。举用贤才，量能授职，不论家世，不拘门第。以诸贝勒治兵，以五大臣议政，以十大臣理事，五日一朝，事无巨细，悉得上闻……”
（太宗文皇帝）“天聪四年，上召降将孟乔芳等，酌以金卮，谕以朕不似尔明朝之君，凡我臣僚皆令侍坐，各吐衷曲，饮食同之。孟乔芳等奏言，臣等在明不但不能进见朝廷，即亲近之人亦难得见……”
（世祖章皇帝）“纳谏亲贤，数幸内院，与诸臣讨论古今，建直庐于景运门，令翰林官分番入直，以备顾问……”
（圣祖仁皇帝）“西洋人入京，亦多召见顾问，以故［故以］圣学广博，凡天文、地舆、算数、乐律、各国语言文字、艺术，莫不洞明原本……奴才尝见日本人所著《万国史记》，其于我圣祖朝，亦极口赞颂，称为康熙之治……”
（世宗宪皇帝）“明办事程限，以综核名实；令中外臣工皆得密封言事，以祛除壅蔽，手批谕旨，日千万言……”
以先祖之名义，而言“上下不隔”、“侍坐讨论”、“召见外人”、“上书言事”，皆是康当时之主张。此数项虽于史有征，但努尔哈赤、皇太极、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之成功密诀并非由此，将之集中言之，却是新主张之宣示。文悌于此未必果有真知，似被康所用，且“日本人所著《万国史记》”一句，直是露出马脚。然文悌并没有按照康的思路走下去，而是称：“今天下争言变法，奴才亦不敢谓变法全非，惟法有可变，有必不可变”；“与其效法外人，何如复我祖制为得也”；“使中外上下一心，力返满洲纯朴质实之旧风，以为万事根本，然后再议变法可也，则终不变法亦可也”。再看第二项“尊师”，该折称：
奴才亦尝纵观西书，世皆谓洋人用铁轨、轮船、机器、制造等事，以富强其国，而不知此皆其国之末务。洋人立国之善，则在一面讲求富强之术，一面设教，训迪国人，以要结其心，乃其本也。我中国有教之名，无教之实，而洋人来华日久，增益闻见，欲夺我民而彼教之……奴才拟请皇上于艺术开科之前，择期先行举行经筵，令儒臣进讲四书五经，并临雍释奠于先师孔子。视学讲书，以动海内瞻听。仍请旨饬下礼部核议，行令各省将军、督、抚、府尹、学政诸臣，迅速筹办，一体督饬地方府、县及各学教官，整顿修理文庙，各在该学明伦堂上，聚集生童，定期宣讲四书五经。所有京外官学及各省各项书院，亦令该管地方官会同教习、山长，在学舍设立讲堂，聚集学者，讲习孔子之道；其各省船政、公司、学堂、机局，但系华人聚集、归华官经理者，亦应一律设堂，宣讲四书五经……奴才此议，只欲我中国人民日闻孔子之名，聆孔子之言，服孔子之教……
康有为本有立孔教的想法，戊戌期间的奏议中有着明显的流露；“设堂宣讲”，也是其在广西的做法。此中的文字，虽经文悌之修改，但仍可清晰看出康的思想。再看第三项“纳言”，该折称：
……奴才更有请者，翰苑卿僚如有嘉谋嘉猷，自应随时入告……至京外臣工，如于所司职任中，灼见有利弊可以兴革，均令照例呈明该管上司代奏，勿得阻抑。如此则言路发舒，圣聪明辟……
康有为本有允人人上书言事之思想，其在“上清帝第六书”中也谈及“待诏所”。文悌于此项中的言论，虽有与康说不合之处，但上引词句很可能由康所拟。最后看第四项“勤政”，该折称：
奴才拟请皇上择期举行御门典礼，尽将在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科道、各部院掌印官员宣至御前，皇上面加训诫，谕令群臣：自此大破从前积习，嗣后大小臣工皆当还皇上以核实认真四字，皇上即以信赏必罚随之。例行之事，力求简实，兴举之事，必责成效。即请面饬军机大臣会同内阁、部院、八旗都统各衙门，迅速集议，妥定办理公事简实成效之法；然后行文各省，亦令其大破成格，一体各议简实成效办事之法，奏复请行。并请我皇上可否效法顺治、康熙年间成案，召见大小臣工，随时讨论实政，或在南书房、懋勤殿立一召对处，选儒臣备顾问，其群臣如蒙召见，亦均于此赐对。倘更能仿照国初时坐朝旧制，君臣上下，从容坐论政治，尤为详实切要。然应听特旨办理，非臣下所敢妄言。(18)
在这一段话中，文悌提到了三层意思：其一是御门训戒，与康所倡“御门誓众”相近；其二是“议简实成效办事之法”，与康所倡“破胥吏把持之法”相近；其三是设“召对处”，与康所倡“制度局”相近；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为“懋勤殿”一词的首次出现。康有为在《我史》中称“彼（文悌）折皆倩吾作”，此折是文悌最为重要一折，自称深思熟虑达两个多月之久。我以为，文悌很可能曾请康为其代拟奏折，康代拟后，文悌并不满意，自己作了较大的修改，以至其主旨已变。
事实上，康有为代文悌拟此折一事，孔先生也早已有相当的认识。他在《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一文称：
例如《敬谢天恩勉修臣职敬陈管见折》，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递上。此折系文悌被引见授御史职后所上的谢恩折。其中尊师、纳言、法祖等皆系文悌自己的政治主张。惟谓“方今事迫时危，环海各国，纷然窥伺……拟请皇上择期举行御门典礼，尽将在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科道、各部院掌印官员，宣至御前，皇上面加训诫，谕令群臣大破从前积习，嗣后大小臣工，皆当遵皇上核实认真四字，皇上即以信赏必罚随之。”文悌建议光绪举行御门典礼，这和康有为代杨深秀草拟的请御门誓众与申谕诸臣、力除积习等折，颇有相似之处。据《康年谱》纪述，文悌在戊戌春季即与康有为等人往来，故文悌此主张，与康不无关系。(19)
孔先生认为，文悌此折仅是“御门典礼”的内容与康的思想有关，显得比我更为谨慎；很可能因此而未将该折列入孔编大著中的“附录一”之中，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以为，从文悌本折及“严劾康有为折”中体现出来的学术与政治思想来看，以上我所引出的部分，似为未被文悌修改（或未完全修改）的康拟之稿，似亦可加以注解说明后，列入孔编大著之“附录一”。(20)
相同的情况还有张仲炘。
孔祥吉先生在《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一文中考证了张仲炘与康有为之关系后，指出张仲炘“众敌环伺祸机迫切敬陈管见以保危局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可能与康有为有关”，并称其理由为：
一、张折认为，俄为中国大患，“外貌亲昵而阴已扼制”，“不但图占东三省，并欲全吞大河以北”，“为今之计，惟有速与英、美、日联盟”，始能保危局。这与康有为当时的外交主张全然相合。
二、张折称：“拟请明降谕旨，宣言中国土地断不与人，一切政权统归自主，自开口通商……一律开埠设关。”遍开口岸通商，以牵制俄人，此乃康氏当时的外交策略。康氏口授麦孟华之折，即云：“诸国涎我商务，日求口岸，诚布告各国，许其遍地通商，订立约章，合众公保”，庶几“助我以制俄”。此与张折主张大致相同。
三、张折主张，铁路矿务，由中国自设公司。资金来源，主张“向英、德、美等国商家订借巨款数万万两”。并称“西国借债，从无与国担保之例，应径与银行商定，至抵押一层，关税业已无多，此外惟厘金为大宗，近来弊窦丛生，中饱过半……似可酌定数省厘金，暂作抵押。”张仲炘这一主张，与康有为代陈其璋、宋伯鲁等所草《请再借美国洋款折》及《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集大公司折》，几乎毫无二致，故张折拟［似］应为康草。(21)
以上孔先生所称的三点理由，我以为大体是能够成立的，张仲炘此折似为由康有为起草，张上奏时又有所改动。然孔先生于此又一次表现出谨慎态度，张仲炘之该折，未被其列入孔编大著之“附录一”。
孔先生之所以表现出如此谨慎的态度，我以为，很可能与康有为本人从未提及为张仲炘草折有关。
我在这里为孔先生提供一条证据。据康有为《我史》手稿本，其“御史杨漪川深秀博学高节，来谈，欲相奏荐，草稿有‘大才槃槃，孤忠耿耿’之语，力辞之”一段，全为添加，补在页眉上；而在“力辞之”之后，又删去原添加页眉上的“为草请联英日折。又为御史陈其璋上请联英日折。又为张仲炘草请战折。又上书常熟请联英拒德，略言矣”一段。值得注意的是，被删去的一段中，关于杨深秀、陈其璋、翁同的内容，后皆详细述之；仅仅是“又为张仲炘草请战折”一句，相关的内容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此句透露出康有为与张仲炘之间的关系，也说明康确实曾为张草折。康删去此句的原因，很可能与张请诛杀康广仁等五人及坐拿康、梁家人并查抄家产的奏折有关。(22)
由此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张仲炘上奏“请将海疆要地遍开商埠以保全局折”，该折称言：
……臣惟今日之事变，一中俄密约启之耳！俄人鹰瞵虎视，久有囊括之心，因欧人抵之于西，于是有西伯利亚铁路之筑，求逞于东。适值还辽，遂缔深交于我。俄固自以为中国于彼最睦，凡东边辽海一带皆在其掌握中矣。夫权重于亚，则势雄于欧，理有固然，各国岂甘束手？……如俄之坚持旅大，英之图据长江，法之欲占南宁，倭之久屯威海，兼各欲扩充其铁路矿务，以握利源，此皆出于事之无可如何。断不中止，若待其要挟之既至，而徐与商辩，终必如愿以偿，何若明示以大公，而概与羁縻，使其无可希冀之为得也。现在德约尚未定准，臣之愚见，拟请乘未定之时，将胶州澳、大连湾、南宁、琼州、福宁、定海、三沙尾等处，照会各国，一律开埠设关，使凡有约者群沾利益，明立码头以广各国之商务，实暗借商务以保中国之版图。俄、德固不能用其垄断之谋，他国亦无庸施其抵御之术，互相牵制，俾其索无可索，分无可分，转危为安，策无有便于此者……一面与各大国均联络订盟，要其相助，务使交相畏忌。一面并力开筑矿务铁路，精练水陆各军，以图富强，即富强未可骤期，已可数十年安枕。(23)
张仲炘该折的主旨是将德、俄、英等国已索将索之地，全部开辟为通商口岸，让各国互相牵制。这一思想与康是一致的。但该折是否真由康所起草，我还不能确定。(24) 若仅从内容来看，我以为，很可能由康起草，由张改定。
由此再查军机处《随手档》，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七日，张仲炘上奏“众敌环伺敬陈管见折”、“德使要挟不宜曲从折”两折。前折即孔先生所题名为“众敌环伺祸机迫切敬陈管见以保危局折”，该折称德、英、法、俄四国环伺，局势甚危，由此提出三策：
所有未开口岸，应请指添数处，如臣前折所陈者，一律开埠设关，至应办之铁路矿务，由中国自设公司，准各国附掺股分，各派董事，通力合作，匀分其利。
借款为西人保国之一法……拟请分向英、德、美等国商家订借巨款数万万两，以示均平而敦睦谊。查西国借债从无与国担保之例，应径与银行商订，至抵押一层，关税业已无多，此外惟厘金为大宗……
中俄联盟两年以来，西报纷纷议论，惶急殊常……为今之计，惟有速与英、美、日联盟，并与德、意、奥联盟，相待从同，各国之心自平，互相牵制，转为我用，而俄谋亦戢矣。(25)
康有为此时有遍开通商口岸的思想，有向美国借巨款的思想，亦有与英、日联盟的思想，正如孔先生所言，“张折拟［似］应为康草”。然若细细核之，康的思想与张仲炘此折中所言，仍似稍有差别，或由康起草后，张有所更改。至于同日张仲炘“德使要挟不宜曲从折”，该折称言，华商修建津镇铁路，德使海靖胁迫用德国工料，请总理衙门不要曲从。(26) 此折从内容上看不出与康有关。
以上张仲炘三折，皆无战意，与康称“又为张仲炘草请战折”并不吻合。我个人以为，康此时条陈及代拟奏折，对俄、德皆有“拒”心而无“战”意，若康有为真草有“请战折”，此中的“战”字，似应作备“战”或联英、日一同作“战”来理解；而张仲炘可能在修改时将此义项删之。
除了以上所言文悌、张仲炘的三件奏折外，我以为，相同的情况很可能还有山东道御史杨深秀的“时势艰危亟图要举谨贡刍议折”（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八日）。该折提出了三策：“下责躬之诏，激厉散漫之人心”；择长安、太原之一为“深固之行在”；“遣重望之使，布告各国以明曲直”。(27) 该折的部分内容与康有为当时的思想很相近，我还不能肯定该折是由康代拟，有可能是康代拟后，杨有所修改。而《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所录李盛铎“时务需才请开馆译书折”（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八日），我以为，很可能是由康有为起草，李盛铎上奏前又做了较大的修改。(28)
三、若干可以商榷的细节
孔祥吉先生在《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中录有《孔子改制考》进呈本《序言》，并加按语谓：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珍藏有戊戌进呈原本，凡一函八册，每册扉页右下方均署有“臣工部主事康有为撰”，全书均系自纸墨笔书写。现存进呈本篇幅较小，全书除序言外，尚包括以下篇章：
上古茫昧无稽考（有部分已损毁）；
儒教为孔子所创考；
孔子为制法之王考；
孔子创儒教改制考；
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
儒墨最盛并称考；
鲁国全从儒教考；
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时尤盛考。
整体看来，进呈本比坊间刊本要小得多，其原因有二：一是损毁散佚；二是康有为进呈时作了删改。(29)
然在最新版的《康有为全集》中，对此亦有细节的描述。姜义华、张荣华两先生在按语中称：
《孔子改制考》另有清光绪年间内府抄本，原藏景阳宫，现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线装，九册。书首为孔子改制考序，署“工部主事臣康有为撰”。正文九卷，是为二十一卷本之节本。卷一“上古茫昧无稽考”，是二十一卷本之卷一。卷二题目与首数页撕去，正文从“孔子自明创儒大义”一节中“而以一律限之，自谓析理于秋毫”开始，是为二十一卷本之卷七。卷三“孔子为制法之王考”，是为二十一卷本之卷八。卷四“孔子为创儒教改制考”，是为二十一卷本之卷九。卷五“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是为二十一卷本之卷十。卷六至卷九，分别为“儒墨最盛并称考”、“鲁国全从儒教考”、“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间尤盛考”、“武帝后儒教一统考”，是为二十一卷本之卷十八至卷二十一，惟卷十八原题作“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时尤盛考”，相差一字。抄写中，有若干缺漏。如卷二“异教非儒专攻孔子知儒为孔子所特创”一节中，缺抄“叛，漆雕刑残”至“皆孔子大义，从异”一段；卷三缺“右孔子为文王”一句；卷四缺“右孔子与弟子商定改制大义”一句；“据异教攻儒专攻制度，知制为孔子所改”一节中，引《墨子·公孟》，误抄作《墨子·公篇》。卷九至“两汉学人皆从儒教”一节中“传经诸大儒，天下学术所自出，皆博士之学也”一语为止，以下全缺。(30)
两者的说法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一是“一函八册”还是“九册”？其二是“进呈原本”还是“清光绪年间内府抄本”？其三是毁损者是卷一还是卷二？其四是孔先生仅提及八卷标题，姜、张两先生提到九卷标题，何者为是？其五是孔先生称“一是损毁散佚，二是康有为进呈时作了删改”，姜、张两先生称“正文九卷，是为二十一卷本之节本”，何者为是？
为此，我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查阅所藏原本，得出以下结论：一、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仅藏抄本一部，九册，并无其他八册抄本的收藏，其函套为后来所制，卷数与册数确如姜义华、张荣华所言，孔祥吉“一函八册”的说法有误。二、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原有三个签条，其第一个签条称：“史字六三、子部杂家，《孔子改制考》，九卷九册，旧藏景阳宫，审定钞本。”“审定钞本”四字很可能对姜、张两先生有影响。又，该签条上另有人注：“卷二原上面书皮撕下，并有撕去书页痕迹多页。故第一页从‘右孔子自明创儒教大义’起，是本书的第一页了。”对照原本，姜、张两先生称“卷二题目与首数页撕去，正文从‘孔子自明创儒大义’一节中‘而以一律限之，自谓析理于秋毫’开始”的说法是正确的，签条注者所言是章目而不是具体文字，该书毁损者是卷二。三、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原有第三个签条称：“《孔子改制考》，卷数9，册数9，清光绪年内府抄本……”且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以此标签为准。由此可知，当时编目者不了解此书的背景，以黄色纸面、黄丝线订、黄绫包角，且为抄本，故定为“内府抄本”，姜、张两先生受此影响而沿用之。孔先生称之为“进呈本”，我以为是正确的：若内府所抄，不会仅是其中九卷；该书是武英殿修书处重新装订过的，且书的装订形式，与康有为进呈的《光绪二十三年列国政要比较表》、《波兰分灭记》的装订形式是一致的，只是当时的函套已失。四、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本第一个签条所称“九卷九册”之两个“九”字，皆是由“八”字改的。或当时仅发现八册，后又发现一册。孔先生的“一卷八册”很可能由此而误。孔的篇目中少了进呈本卷九“武帝后儒教一统考”。五、进呈本九卷之卷数与刊印本二十一卷之卷数的关系，姜、张两先生的说法是正确的，即：进呈本卷一为刊印本卷一，进呈本卷二为刊印本卷七，进呈本卷三为刊印本卷八，进呈本卷四为刊印本卷九，进呈本卷五为刊印本卷十，进呈本卷六为刊印本卷十八，进呈本卷七为刊印本卷十九，进呈本卷八为刊印本卷二十，进呈本卷九为刊印本卷二十一。从此卷数排列中可以确认，康有为的进呈本，确如姜、张两先生所言，是经过康选择的节本，不可能存在“损毁散佚”的情况。六、进呈本《序言》右下角记“工部主事臣康有为撰”，各卷右下角署“工部主事臣康有为撰”。
孔祥吉先生在《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中录有《波兰分灭记·序言》，并加按语谓：
全书凡七卷，每卷又分若干问题叙述，其纲目分别为：
波兰分灭之由第一；
波兰旧国第二；
俄女皇卡他利那专擅波兰第三；
俄使恣捕波兰义士第四；
波兰志士谋复国权与俄战第五；
俄人专擅波王废立第六；
俄土争波兰义士起爱国党第七；
普奥俄分波兰之原第八；
俄胁波兰废其变法为第二次分割第九；
波兰第三次分割而灭亡第十。(31)
然姜义华、张荣华先生编《康有为全集》，亦收入《波兰分灭记》。(32) 其所录篇目共计十一篇，并在“俄胁波兰废其变法为第二次分割第十”之下加注：“‘十’原作‘九’，误，校改”；在“波兰第三次分割而灭亡第十一”之下加注：“‘十一’原作‘十’，误，校改”。两者相校，孔祥吉少了一篇目，即“俄普奥三国第一次迫割波兰第九”。
为此，我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原本，确如姜、张两先生所记。其第二册卷五中已有“俄普奥三国第一次迫割波兰第九”，其第三册卷六又称“俄胁波兰废其变法为第二次分割第九”，卷七又称“波兰第三次分割而灭亡第十”。不仅如此，其第二册“波兰分灭记卷三”之“三”字、“俄人专擅波王废立第六”之“六”字、“波兰分灭记卷四”之“四”字、“俄、土争波兰义士起爱国党第七”之“七”字，皆是贴补的。进呈本出现此类错误的原因，很可能是康请多个抄手，校核未能周全，也有可能是分卷进呈遗忘所致。(33) 孔先生未查其误，由此而漏抄一篇目。(34)
孔祥吉先生在《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中录有《泰西新史揽要·序言》，并在按语中称：
《列国变通兴盛记》又称《时事新论》，是李提摩太主持天津《时报》时所撰写的时事论文……(35)
然查《列国变通兴盛记》与《时事新论》，虽皆由李提摩太所著，却是两部书。《列国变通兴盛记》，共4卷，分别为《俄罗斯变通兴盛记》、《日本变通兴盛记》、《印度变通兴盛记》、《缅甸、安南变通兴盛记》，光绪二十年七月由广学会出版。而《时事新论》则是李提摩太同时期的另一部著作。光绪十六年，李鸿章聘李提摩太为天津《时报》主笔，其文后由李提摩太编为《时事新论》，共计12卷，国政、外国、格学、矿务、通商、筑路、养民、新学、利源、军务、教务、杂学等，光绪二十年由广学会出版。孔先生对《列国变通兴盛记》有过详细的考查(36)，但似未具体查阅《时事新论》一书。他之所以将两书弄错，很可能是因为康有为在《我史》中的错误：“至初八日，进呈附《日本变政考》，顺附呈《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等书。”查《杰士上书汇录》，康有为进呈者非为《时事新论》而为《列国变通兴盛记》。黄彰健先生指出：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日本铅印本说：“并进英人李提摩太所译《泰西新史揽要》、《时事新论》、《列国变通兴盛记》。”《饮冰室合集》本《戊戌政变记》删《时事新论》四字。此应系《戊戌政变记》此处所记与史实不符，故梁氏作此删订。(37)
梁启超已发现康有为其中之误。
孔祥吉先生在《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中录有康有为替宋伯鲁代拟的“请将铁路官本岁息缴充学堂经费片”（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按语中称：
再有，此项经费经康有为上书请求，拨到京师大学堂之“岁费”，实为二十万两。据管学大臣张百熙于光绪二十八年复校后，致军机大臣荣禄信函称：“……查大学堂华俄银行息银一款，拨自二十四年，可恃的款，惟库平二十万两，此外盈余，即难预定。”……由张百熙此函可知，宋氏此片为光绪帝采纳。此项“岁息”专款，成了京师大学堂最基本的财政来源。(38)孔先生此处所言似为有误。宋伯鲁该片上奏后，光绪帝当日发下交片谕旨：
交户部。御史宋伯鲁奏，盛宣怀承办铁路所领官款每年岁息提充学堂经费等语，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该衙门查明办理。钦此。”相应传知贵部钦遵可也。(39)
盛宣怀于是年五月十一日发电报说明七百万两官款之用途，并宣称该款业已用完，请户部代奏。(40)而京师大学堂的经费，据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军机处、总理衙门联衔上奏“遵旨筹办京师大学堂折”，称：
……臣等约计开办经费需银三十五万两，常年经费一十八万两有奇，其数似已甚多，然较诸西国，尚不及十分之一。皇上垂注大学堂，屡发明诏，作人之意至勤勤矣，伏乞饬下户部，即速筹拨专款，俾得兴办。所有常年经费，亦宜预先指定，庶免延误。将来如有推广，不敷支给，再由管学大臣临时酌度，请旨办理。
光绪帝当日明发谕旨：“所需兴办经费及常年用款，著户部分别筹拨。”(41) 由此可知，京师大学堂的经费与盛宣怀铁路官本款项的利息无关。又据许景澄、张百熙的奏折，其款项是来自户部存于华俄银行的息款。(42)
孔祥吉先生在《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中录有康有为替杨深秀代拟的“请联络英国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在按语中称：“原件藏台北市南港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43) 此说似为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有《总理衙门原档》、《总理衙门清档》。所谓《总理衙门清档》，似为民国初年外交部按专题整理抄录的总理衙门档案。杨深秀的“请联络英国立制德氛益坚俄助折”上奏后，当日奉交片谕旨：“该衙门（总理衙门）知道”。次日，军机处将抄件送总理衙门。查杨深秀该折及军机处致总理衙门咨文，皆录于《总理衙门清档》(44)；且该档现已刊印，见《胶澳专档》第229—231页。由此可见，孔先生所录该折似为抄件而非为“原件”。(45)
孔祥吉先生在《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中录有康有为替宋伯鲁所拟“为蹙地侵权国势危急请统筹全局派员往美集大公司折”（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七日），在按语中引容闳致李盛铎信，并称言：
我曾阅读过容氏未刊信札数通，其中《致木斋仁兄》函谓：“……弟抗尘走俗，无善可告。银行章程脱稿后，南海甚以为然，十二月禀呈译署、户部、军务处三份。嗣又拟铁路六条，亦蒙南海称赏，遵即径禀军务处。不过尽所欲言，成否听之于天。当轴诸公，惟仲老最为明晰，谈次意兴勃发，毫无疑义。如果邸堂联为一气，无稍推诿，天下事何不可为？……”容氏函中所提到的木斋，系指李盛铎；南海，指康有为；仲老，指总理衙门大臣廖仲山……函中所述“银行章程”与“铁路六条”坊间有刊本流传，其内容与康氏代陈、宋二氏所草之折，有不少雷同之处。(46)
孔先生此处似为有误。容闳至光绪二十一年回国后，先后入张之洞、刘坤一幕，皆未得重用。此时正尽力推销其银行计划与铁路计划，从翁同日记等文献来看，此信写于光绪二十二年夏，容闳正在北京，而康有为却在广东，“南海”不可能是指康有为；廖寿恒（字仲山）此时任仓场侍郎（治所在通州），而罢值总理衙门大臣，至光绪二十三年升任左都御史再入总署。从信中的内容似可以判明，“南海”指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而“仲老”指督办军务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步军统领荣禄（仲华）。(47) 容闳这一时期的在京活动，与康有为无涉。容闳的“银行章程”刊于《时务报》第9、10册，“铁路六条”刊于《时务报》第10册。(48) 然这两份文件与“康氏代陈、宋二氏所草之折”相比较，孔先生未说明其具体的“雷同之处”，我也未能发现其中的“雷同之处”。
此外，我对孔祥吉先生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中的个别按语，感到不太好理解，而孔先生未加以具体说明，特请教于下：
孔先生称：“清廷于戊戌变法失败后，曾对康有为等人奏议进行过一次系统清理，故现存档案中康折极为罕见。”(49) 孔先生的这段话，涉及到我和其他人对康有为等人奏折的寻找，“系统清理”一语，是推测还是确有史料依据？
孔先生称：“康有为与潘赞清本人结怨缘由，其《自编年谱》未见述及。不过，康氏《自编年谱》在追述其弟子陈礼吉与同人局关系时曾谓：‘……张（嵩芬）缘怨托言官劾我，又贿托潘衍同与南海县令杨廷槐追缴局戳。’此处所谓翰林院学士潘衍同，盖与潘赞清有关系者也。”(50) 我一直弄不清楚康有为为何请托王鹏运弹劾潘赞清，对此语极有兴趣，但潘衍同与潘赞清又究竟是何种关系？孔先生并无明言。
孔先生据《清御史陈其璋遗草疏稿择要汇集》之排列，并据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军机处给慈禧太后的奏片，得出结论：“盖庞氏所递此折，系由康代陈其璋所拟折演化改窜而成者也。”(51) 查“庞氏所递此折”，即“德患未弭众敌交乘请旨允款备战以杜继起而绝奸谋折”(52)，由庞鸿书、陈其璋等九人联衔，与康替陈其璋所拟“请详审国势善全邦交以纾后患折”相比，从主旨到内容都有着很大的差别，又是何人如何“演化”如何“改窜”而成？
孔先生录康有为“为万寿庆辰乞许士民庆祝并刊贴新政诏书嘉惠士农工商折”，并加按语谓：
惟《杰士上书汇录》所载康氏此折所署日期为“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二日”疑误，以康折主旨系为光绪皇帝万寿庆典乞许士民庆祝而上，而光绪帝诞辰为六月二十六日，故康氏此折最晚应于六月二十六日之前呈递。七月初二日可能系此折奉旨之日期。(53)
我对“奉旨之日期”一语，感到不可理解，档案中并无此种说法。七月初二日也无与康有为该折相关之谕旨下达。
孔先生录康有为“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及时发愤速筹全局折”，并加按语谓：再有《年谱》记此折上奏日期为七月十二日，原折则署为七月十三日，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四年起居注册》抄本，与台湾影印本均记七月十二日光绪帝尚在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安驻跸”，次日方返回大内。康氏此折向光绪帝倾吐肺腑之言，痛斥守旧派阻挠变法之罪恶，自然不便于颐和园呈递。(54)
按照当时的官规，官员上奏须得于子夜前呈交东华门内奏事处，以能赶上次日的早朝，由此，奏折的日期一般都署为次日。由此而言，康的说法与《杰士上书汇录》中所署日期，本无矛盾。查《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
十二日癸亥卯刻，上诣倚虹堂少坐，至乐寿堂慈禧皇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早晚膳毕，驻跸颐和园玉澜堂。
十三日甲子，上诣乐寿堂慈禧皇太后前请安，奉皇太后幸乐寿堂侍早膳毕，驾还养心殿。(55)
再查军机处《随手档》，该日并无特殊的记载。“倚虹堂”位于北京西直门外，是光绪帝去颐和园途中的休息处。“卯刻”很可能是光绪帝出发的时间。这一天的记载虽然不很清楚，但根据光绪帝以往的做法，他很可能是于七月十二日在宫中办事后，再前往颐和园；而光绪帝于七月十三日的日程是清楚的，他是办事后，再返回宫中。由此而论，若是七月十二日上奏，光绪帝是在宫中读到康有为此折，若是七月十三日上奏，光绪帝当在颐和园读到此折。然我感到有疑问的是，康有为本无上奏权，此期上奏的条陈，似可以认定为由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刑部尚书廖寿恒代奏，其具体形式与情节我尚不清楚。孔先生此处称康“于颐和园呈递”，不知当作何解？
四、希望是多余的结语
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在一个很大地域中的很多领域，学术书的评论已脱离其学术讨论的本体，而变形为捧场逢迎的格式。这一类专言好话的书评，对作者可能是鼓励，但读者没有什么兴趣，且对学术之进展一无贡献。《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为此于1998年专门进行讨论，虽不能说毫无成就，但推动力仍是相当有限。(56) 若有人在书评中开展学术讨论，将风生议论，以为书评作者与该书作者之间有了缝隙。正因为如此，我已很长时间不愿意写书评；也鉴于如此，我只能再作以下原本多余、也希望真是多余的结语：
本文作者已经充分肯定了孔祥吉先生编著的《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的学术价值，认为是一部相当可靠的迄今最好的“真奏议”，将对戊戌变法及康有为个人历史的研究，有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因此，以上所述不影响这一判断，且所言亦多边边角角之事，不会动摇该著的学术地位。本文仅是为学术讨论而作，且作者也不认为，以上所述就一定正确。
注释：
① 该三篇论文收入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 《救亡图存的蓝图：康有为变法奏议辑证》，台北，联合报系文化基金会丛书，1998年版。
③ 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年版。
④ 黄彰健：《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料丛书，1974年版。
⑤ 陈凤鸣：《康有为戊戌条陈汇录：故宫藏清光绪二十四年内府抄本〈杰士上书汇录〉简介》，《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1期。其抄本3册，第1册题名《总理衙门代奏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五件》，第2册题名《工部主事康有为条陈》，第3册未题名，可见抄录时间不一。
⑥ 姜义华、张荣华编：《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并参见孔祥吉《一部展现清末改革家风采的重要文献：读〈康有为全集〉感言》，《博览群书》2008年第2期。
⑦ 孔祥吉编著：《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版。
⑧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02页。张蒿芬之“蒿”字，疑是孔先生之笔误。查康有为《我史》手稿本，作“张乔芬”，又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所录《康南海自编年谱》，误作“张嵩芬”（见该书第126页）。又查该书各抄本、刊本，皆误作“张嵩芬”，知罗普的抄本已误，以繁体字“乔”与“嵩”相近而未辩识之故。孔先生之“蒿”字，似为“嵩”字所误。
⑨ 王鹏运著，李学通整理：《〈半塘言事〉选录》，《近代史资料》总6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4页。原片又见《军机处录副·光绪朝·法律类》，3/149/7366/25；该原片是张海荣找到的。
⑩ 军机处《随手档》、《上谕档》，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王鹏运该片及上谕当日呈慈禧太后。
(11) 《宫中朱批奏折》，04/01/01/1023/18；该原折是张海荣找到的。
(12)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28—129页。
(13) 《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5—316页。
(14) 《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317页。
(15)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56页。
(16) 其档案编目为《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5/10。
(17) 原折“泰西上、下议院，深得此意，此其所以强耳”中后一个“此”字，《续修醴泉县志稿》本漏；“搜岩采干”，《续修醴泉县志稿》本作“采干搜岩”；“非能救眉睫之危也”之“救”字，《续修醴泉县志稿》本作“解”字；“以济目前之急哉”之“济”字，《续修醴泉县志稿》本作“疗”字；“实系博古通今、洞悉时务”之“悉”字，《续修醴泉县志稿》本作“晓”字；“令京官一品以上者”之“者”字，《续修醴泉县志稿》本漏；“引见后使即充当议政员”之“使”字，《续修醴泉县志稿》本漏；“乃上之皇上亲裁断而施行焉”，《续修醴泉县志稿》本作“乃上之皇上，而裁断施行焉”；“外省不及资送”之“资”字，《续修醴泉县志稿》本作“咨”字；“若经济特科得人”之“若”字，《续修醴泉县志稿》本作“将来”；“此诚目前转祸为福、化危为安之第一关键枢纽也”中“之”字，《续修醴泉县志稿》本漏；“臣为救补时艰起见”之“艰”字，《续修醴泉县志稿》本作“局”字。
(18) 文悌：“敬陈管见折”，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一日，《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5/15。
(19) 《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174—175页。其中引文有个别误字。又，该折非为“谢恩折”，文悌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改任御史，至此已两个多月。
(20) 文悌“严劾康有为折”，见《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5页。
(21) 《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179—180页。其中引文有个别误字。
(22) 戊戌政变后，八月十一日，张仲炘与高燮曾等人联名上奏，请杀张荫桓、徐致靖、康广仁、谭嗣同、林旭等人，以防外人干涉。八月十六日，张仲炘单衔上奏，请缘坐康、梁家属并销毁其著作。（见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6、470页；《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57/260)
(23) 《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327—329页。
(24) 至戊戌政变后，张仲炘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四日上奏“敌谋叵测外患宜除折”，专言英、德、日三国可能因东三省而与俄国对立，要求与英、德、日三国订立密约，对付俄国。（《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353—356页）由此可见，张仲炘之外交思想有其连贯性，且主要是针对俄国的。
(25)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胶澳专档》，1991年版，第253—255页。
(26) 《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333—334页。
(27) 《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304—306页。其第三策中提出：“皇上诚发一介之使，内识时务、外具办才者，剖是非以修辞令，不数日而遍达泰西，俾皆晓然于我之秉义，彼之寻衅，将必有发不平之鸣、责无礼之尤者……”相较于高燮曾“弭兵会”“游历使”之荐，康有为《我史》中称：“御史杨漪川深秀博学高节，来谈，欲相奏荐，草稿有‘大才槃槃，孤忠耿耿’之语，力辞之”一段，很可能即是指杨深秀此折。
(28) 李盛铎该折中最为关键之语为：“如蒙俞允，所有译书局事务，应否特派大臣管理，抑或由管理官书局大臣兼办之处，出自圣裁，非臣下所敢擅拟。”（《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25页）即李盛铎该折的本意是由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来兼管新建的“译书馆”，如果联系到李盛铎关于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奏折，可以看出其抵制康、梁之用意。（参见拙文《京师大学堂的初建：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的斗争》，《北大史学》第1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然李折中从日本书翻译西书的思想，实为康有为的主张。又，孔祥吉称：“此折系康有为代御史李盛铎草拟，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档，光绪二十四年文教类”，有误；李盛铎原折藏于《军机处录副·光绪朝·内政类·戊戌变法项》，3/108/5616/44。
(29)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418—419页。
(30) 《康有为全集》第3集，第2页。
(31)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432—433页。
(32) 《康有为全集》第4集，第395—423页。
(33) 《波兰分灭记》纲目、卷数与册数的关系为：卷一、波兰分灭之由第一，波兰旧国第二；卷二、俄女皇卡他利那专擅波兰第三，俄使恣捕波兰义士第四，波兰志士谋复国权与俄战第五；卷三、俄人专擅波王废立第六；卷四、俄、土争波兰义士起爱国党第七；卷五、普奥俄分波兰之原第八，俄、普、奥三国第一次迫割波兰第九；卷六、俄胁波兰废其变法为第二次分割第十；卷七、波兰第三次分割而灭亡第十一。其卷一、卷二为第一册，装一函；卷三、卷四、卷五为第二册，卷六、卷七为第三册，第二、三册装一函。黄色纸面、黄丝线订、黄绫包角，另有黄绫封套，当经武英殿修书处重新装订过。
(34) 孔先生在该按语中又称：“在进呈本第一函下部，尚留有较深的宫廷使用的红烛浸染之痕迹，未知是否系光绪帝当年挑灯夜读之见证？”查原本确如孔先生所言，在函套上有红烛油的痕迹，且将第一函所藏第一册浸染。可见蜡烛是放在函套上而烛油流到函套并浸染到第一册，然此一现象很难与“挑灯夜读”的情景相对应，且烛油为“宫廷使用”，孔先生亦无证词。
(35)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416页。
(36)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49—350页。
(37) 《戊戌变法史研究》，第76页。
(38)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250页。
(39) 军机处《洋务档》、《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该交片谕旨随该片当日呈送慈禧太后。
(40) 盛宣怀“路工次第开办领款陆续用完电奏”称：“铁路芦沟桥至保定，去春开工，购地垫道已完工，良乡已开车，只候桥工完竣，便可全路通行；汉口至孝感，去冬开工，购地垫道，全筑石堤，至滠口已完工；吴淞至上海，去春开工，购地垫道造桥已完工，即可开车。三处开工，均奏报在案。芦汉全路，德、美、比三国工师已勘过三次；粤汉、沪宁亦已派员勘路，此工程早已开办之实情也。领款七百万，暂存息银十三万零。付款计芦保原估四百万，又运费四十万，现因铁价、运价、镑价无不加昂逾估，又因运石另造琉璃河至周口支路，三十里已完工，共约需五百数十万，通计料价已支十之七八；汉滠已支五十八万零；凇沪原估五十万，已用至七十余万，尚须支拨地价；湖北铁厂定料拔银一百九十万，已扣回料价五十余万，约存一百三十余万。目前款已用完。比约既定，比款一年内只能先由滠口开办，保定以南，亦已派员购地，不能停待，专望部款六百万续发，方可接续办理土工、发给地价。至前领之款，未用时生息，确有五厘，但时日甚短，悉数扯算，止有十三万零，曾以总数电过北洋。尚有南洋咨取二百五十万项下利息每年计约需十二万五千两，本应以息抵息，无如公司无款，业经借用，此领款已陆续用完之实情也。除遵旨再行具折覆奏外，乞代奏。”盛宣怀：《愚斋存稿》卷21，刊本，1930年版，第12—13页。
(41) 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1—42页。
(42) 张百熙所称“大学堂华俄银行息银一款”，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吏部左侍郎许景澄于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奏称：“臣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准户部拨到华俄银行息银二十万两，按照奏定章程，作为开办经费，以备购仪器书籍之用。原以西洋天文历算一切精美仪器，动费巨款，必须宽为筹备起见。兹自开学以来，所有应用书籍及西法寻常权度等器，已在常年用款随时购致，将来学生所习测算功夫渐熟，需购大宗仪器，尚可在上届报销余存款内支给。是此项开办经费，即可无庸动用，自应缴还部库，稍济饷需……似此分别节减，按照原定经费每年二十万两之数，大约可节省银六七万两。”（《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88—89页）许景澄此折说明大学堂开办经费为银20万两，常年经费为每年20万两。管学大臣张百熙于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上奏大学堂复办事务，其中关于经费称：“查户部向有存放华俄银行库平银五百万两，每年四厘生息，应得库平银二十万两，申合京平二十一万二千两。光绪二十四年，经户部奏准，以此项息银由该行按年提出京平银二十万零六百三十两，拔作大学堂常年用款，仅余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两未拨。今请将此项存款银两，全数拨归大学堂，仍存放华俄银行生息，款项既有专注，名目亦免涉纷歧，将来或支或存，由学堂自与银行结算，每至年终开单呈览，免其造册报销……”（同上书，第108页）由此可见，每年20万两的大学堂常年经费是户部放在华俄银行的息银，与盛宣怀的铁路官本息银毫无关系。
(43)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26页。
(44) 该件的档案编目为：《胶澳档》01—26/2—2，第980—988页，令人的文件编号为第250号。该档称：“十二月初十日，军机处交出交片称：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本日御史杨深秀奏请联络英国一折，军机大臣面奉谕旨，该衙门知道。钦此。相应传知贵衙门钦遵可也。此交。照录抄折……”
(45) 孔祥吉先生录康有为替陈其璋代拟的“统筹全局请再向美国借款以相牵制而策富强折”，其按语称：“黄彰健先生辑《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亦收入此折，惟黄氏所据为总理衙门商借洋务清档所存陈折抄件，故漏字、别字颇多。”（《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62页）杨深秀此折与陈其璋该折情形相似，可能也会有误漏之处。
(46)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67页。
(47) 参见张海荣《津镇铁路与芦汉铁路之争：甲午战后中国政治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1页。
(48) 《客观察闳请创办银行章程》，《时务报》第9册，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廿一日；《容观察闳续拟银行条陈》、《容观察闳铁路条陈》，《时务报》第10册，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时务报》在容闳银行、铁路条陈后附加按语：“容纯甫观察，前年由张香帅奏调来华，今年译署檄入都，令商办银行铁路，均拟定章程进呈。本馆托人在都录得，特登报端，以公同好。观察久于美洲，于西人办事之法，最得要领。香帅原奏有“才识博通，忠悃诚笃”之语，所定银行章程，妥密精当，最无流弊。至办铁路，但借西人之资，即以铁路余利为息，并按年除本，逮廿年后，即可本利清还，尤为权自我操。又欧洲各国相忌，若托彼国，则此国必求一事以相抵，托此国亦然。彼此相争，实为中国之患。惟美国为自保之国，可无此弊。想□者必以为然也。”
(49)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69页。
(50)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98页；《乙未丁酉间康有为变法条陈考略》，《戊戌维新运动新探》，第24—25页。
(51)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122—123页。
(52) 庞鸿书领衔之奏折见《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299—300页；又见陈祖治整理《清御史陈其璋遗草疏稿择要汇集》(1961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第155—162页。
(53)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325页。
(54) 《康有为变法奏章辑考》，第356页。“原折”指《杰士上书汇录》所录该折。
(55) 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清代起居注册》光绪朝，台北，国学文献馆，第61册，第31077、31081页。又查内务府《杂记档》记：“七月初九日总管宋进禄等为于本月十二日随驾往颐和园去，现用黄车一辆、青车二辆，于是日寅初在顺贞门外预备，并随侍等处总管、首领、太监等所用连鞍马匹，照例在西三座门外预备。于本月十三日还宫，所传车辆、马匹、苏拉等，俱于是日在东宫门外预备。”（《内务府堂簿册》，405/5—14/W，杂记类1002）
(56) 参见《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