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开放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及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我国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十年代以来，全球性的金融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金融创新浪潮深刻地改变了各国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构成了挑战。适应这一变化，西方各国相继对本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进行了调整，在中间目标的选择、占主导地位的政策工具以及政策的对外方面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经济开放度增大对货币政策各方面的影响，再介绍西方各国货币政策调整的经验，进而探讨同样面临开放度提高压力的我国应如何调整货币政策，以适应开放经济的新环境。
一、经济开放度增大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必须依赖于其具体的经济与金融结构，因此也必然伴随着客观金融环境的变迁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八十年代的世界金融受到了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三方面的影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融创新使各国货币当局面临大大复杂化的微观金融环境，金融自由化改革又使货币当局丧失了许多控制金融运行的有力工具，而金融国际化进一步使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机制受到动摇。三者的影响当然是相互交叉的，共同作用改变了货币政策实施依赖的整个金融环境。
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金融市场的开放，国际资本流动的顺畅，使各国金融机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利用资源，便利了相关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然而伴随微观效率的改善而来的却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困境：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独立性遭到冲击，面对新的金融环境，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显得不能适应，货币政策执行的困难越来越大。具体地分析，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开放度增大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
由于开放度的提高使得对外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货币政策不仅需要关注经济的内部平衡，也要注重经济的外部平衡。在传统的四大宏观经济目标中，通常认为维持物价稳定是一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人们争论的往往是货币政策是否应该用于促进经济增长，或者说货币政策的目标应该是单一的还是双重的。在经济开放度不高的条件下，经济的外部平衡在宏观经济目标体系中的重要性不大。但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保持外部经济平衡的意义大大增强了。对外经济目标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国际收支平衡与汇率稳定。从理论上看，如果一国实行的是严格的固定汇率制度，则其对外经济目标就是努力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如果其实行的是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对外经济目标就应是保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但在现实中很难有绝对的固定汇率或浮动汇率，因此实现经济对外平衡的目标也就往往是在保证本国货币汇率稳定的基础上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
对于经济开放度不高的国家而言，外部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忽略。货币政策可以专注于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但对于一个有着较高开放度的国家来说，经济的对外平衡对整个国民经济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国际收支差额很大，国内经济的平衡就可能受到不利的影响；过大的国际收支顺差会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压力，过大的国际收支逆差则可能造成国内经济衰退。汇率作为货币的对外价值和一种特殊的价格，直接影响到贸易商品的价格，而且还间接地影响到非贸易商品的价格，因此其意义更为重大。剧烈的汇率变动不利于贸易部门的稳定，阻碍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会对国内物价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在那些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汇率上下波动对物价的“棘轮效应”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同时，本国货币汇率的高估或低估导致国内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失衡：汇率高估压制出口，国内资源从贸易部门流向非贸易部门；汇率低估使出口过度扩张，资源从非贸易部门流向贸易部门。这种资源转移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并使宝贵的资源在这种无谓的调整过程中产生严重的浪费。随一国经济开放度的增大，汇率水平变动的其它经济效应如财富效应、收入分配效应、投资效应、资源配置效益效应、资本流动效应、货币效应等等都会得到强化，这使得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全局性的复杂影响。此外，金融国际化也加大了各国金融体系面临的宏观金融风险，来自国际投机资金的冲击和因为国际金融清算结算网络产生的金融风险的高度传染性都使得货币当局必须慎重考虑增强金融体系稳定性这一目标。
因此，经济开放度越高，外部平衡在货币政策目标中的地位也就越重要。经济开放度增大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影响就在于：货币政策需要兼顾内外平衡两个目标，而这两个目标虽然在一些情况下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条件下却是冲突的。为了同时实现经济的内外平衡，货币政策不仅需要加强同其它政策手段的协调配合，而且要通过货币政策内部多种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来实现双重政策目标。相对于封闭经济环境，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增大了。
2.经济开放度增大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
一国经济开放度的增大包括了贸易开放度提高和金融开放度的提高。其中尤其是金融开放度的提高对货币政策的实施有着极大的影响。金融开放度的提高主要表现为更大的资本流动度，本国与国外之间的资本流动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大大提高，同时国际资本流动的结构也发生相应变化，资本流动短期化、证券化，从而直接影响到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能。从传导机制来看，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通常有三个：利率途径（及其它资产价格途径），信贷配给途径和国际经济途径。在经济开放度较低的条件下，国际经济途径的影响很小，起主要作用的是信贷配给和利率途径。然而，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国际经济途径的重要性则会越来越大，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者不得不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考虑到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在较高的经济开放度下，货币政策的变化引起国内利率水平和各种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影响国内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水平，从而导致国际收支和汇率水平的相应变化。利率水平和各种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动引起国内外资金的套利活动，使国内货币总量发生变化；货币政策影响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使国际经常帐户收支发生相应的变化，国际收支流量的变动进而影响到该国的宏观经济活动水平；国际资金套利活动和贸易收支变化改变外汇市场供求状况，本国货币汇率水平发生相应的变动，汇率的变动又会引起宏观经济的一系列调整，从而引起国内货币形势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具有“溢出效应”，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发生影响，同时也会招致来自国外的各种反馈，波及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外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也会对本国国内的货币金融环境产生冲击。这使得在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封闭经济下大不相同。因此，开放度增大后，货币政策也必须作出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要求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要更加重视国际经济因素，在货币政策的制定时要更多地考虑到政策变动对本国对外经济往来的影响和来自国外的反应，在政策的执行上则应转而更多地注重汇率这一价格传导机制，更强调本国外币政策的协调动作。另外，开展国际货币协调也更为必要。
3.经济开放度增大对货币政策效能的影响
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还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传统的观念认为，在高度的开放经济下，如果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各国将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只有那些能够影响全球经济的“大国”才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由于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国内货币政策的变动将导致国内外利率水平的偏离，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将抵消掉货币政策的效应，使国内货币政策归于无效。如果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度，各国便重新获得了利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国内的实际产出水平、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不仅如此，由于货币政策效应还影响到汇率水平（在很高的资本流动度下，货币政策的变化更会导致汇率“超调”，即汇率水平调整过度，进而导致贸易流量的过度调整），使得浮动汇率制下国内货币政策的效能达到最大。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货币实践证明，即使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各国货币政策之间的相互影响仍然是很强烈的，差异性货币政策所诱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严重地干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实际效果。事实上，即便是对“大国经济”而言，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投机性资金的运动方向也是其货币当局不得不正视的威胁。巨额国际资本流动对各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主要在于它使得货币当局无法控制国内的货币总量，反映在事后的计量检验上就是货币总量指标与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差。这使得许多国家在八十年代放弃了对货币总量指标的依赖，转而重视利率，特别是短期利率水平。
4.经济开放度增大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
由于经济开放度增大对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效能的影响，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体系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事实上，经济开放度提高的过程也就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总量性指标向价格性指标过渡的过程。
八十年代西方各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各国放宽甚至放弃了传统的货币总量目标。因为在新的金融条件下，货币总量指标与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差，较狭义的货币总量指标已经没有多少经济意义，居民和企业将无利息的传统交易帐户替换成创新的有利息的金融工具（例如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和国内外的短期资本流动常导致狭义的货币总量发生剧烈的波动，而更广义的货币总量通常包括了有利息和无利息两种金融资产，居民和企业的资产组合调整不会导致其波动。但进一步来看，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到离岸金融市场存款和融资的能力又刺激了相似的国内金融工具（例如可转让存款证）的发展，这使得广义货币的概念也变得不清晰，广义货币指标与实际经济的相关性削弱。而且，金融的国际化产生了各国间复杂的货币替代现象，国外持有的本国货币有时候对于本国狭义货币有很强烈的影响（德国货币当局在谈到其于1988年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由“中央银行货币”改为M[,3] 的理由时把这列为关键影响因素之一），使得各国不得不转向更广义的货币指标，或者干脆不再注重货币总量而改用其它中介目标，有的国家甚至直接盯住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5.经济开放度增大对货币政策操作方法的影响
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操作方法来看，经济开放度的增大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外部冲击可能性，因此对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也有影响。相对于不同的冲击，不同的操作目标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源于国外的货币冲击，采用短期利率作为操作目标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是最好的。
中央银行可以选择两种不同的操作目标：直接控制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数量从而控制国内信贷总规模；或者控制利率水平，以影响商业银行准备金数量进而影响国内信贷总规模。采用不同的操作目标，会有不同的结果。如果由于实际经济增长的速度快于中央银行希望达到的水平，使得商业银行对准备金的需求增加，而此时央行盯住利率，就会供应更多的准备金给商业银行，导致国内信贷总规模过度增长，刺激经济增长速度加快，产生物价上涨压力。因此在这种冲击下应该采用维持不变的准备金供应的操作方式。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准备金需求增加是因为对其它金融资产（包括外币面值的资产）的需求下降，则应该维持利率水平不变，以提供足够的准备金支持更高的意愿货币存量，在这种条件下，国内产出和通货膨胀水平均不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如果固定准备金供应，这种冲击就会推动利率水平提高，从而使得产出和就业水平低于央行希望达到的水准。简单地说，如果准备金冲击主要反映了经济增长加快，央行通过维持相对无弹性的银行准备金供应能更容易地达到它所希望达到的产出、就业和物价的最终目标；如果导致冲击的主要是货币需求，央行通过维持相对有弹性的准备金供应（即固定利率水平）能更容易地达到它的最终目标。八十年代以来金融创新与金融国际化所导致的金融环境变迁使货币需求变动导致的准备金冲击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由频繁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引发的国内货币需求水平不稳定，对各国中央银行最终目标的实现构成了现实的威胁，金融机构能容易地从离岸金融市场获得所需的流动性，有信誉的企业也广泛地从国际金融市场上得到所需信贷资金，货币总量的可控性下降了，而波动性提高了。这样便迫使各国货币当局纷纷从对国内借贷的数量限制转向对“市场价格”即利率水平的调节，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调节短期市场利率已成为各国共同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全球性的金融一体化的一个有趣结果便是西方各国货币政策操作方式的趋同现象，而这种趋同现象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金融国际化发展的程度。
二、开放度提高情况下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的调整
战后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国际化，七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放松金融管制的改革和金融国际化的浪潮又导致各国金融开放度的大幅度提高，因此八十年代西方各国的经济开放度都大大地增强了。经济开放度的提高使得各国传统的货币政策体系受到严重的挑战，传统的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操作方法都变得无法适应新的政策环境。针对新的环境，各国纷纷对自己传统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做出了重大的调整，综合而言，调整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各国纷纷放弃或减少对货币总量指标的依赖，转而注重利率的作用，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影响短期利率水平来实施。美国在七十年代中期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把货币供应总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联储负责设定每年的M[,1]、M[,2]、M[,3]增长率。到了八十年代， 货币总量与经济活动之间的联系变得不稳定和难以预测，于是联储扩大中介目标的范围，并增加了一些经济状况先行指标，例如物价、美元汇率和金融资产收益曲线等指标。这些指标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M[,2]和M[,3]仍然被规定了目标范围，但大大放宽了。利率，特别是短期利率在联储政策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既是联储依赖的操作工具，又成了货币政策的首要中介目标。其中关键的指标主要是联邦基金利率和再贴现利率。相较于日本独特的货币政策传统，日本银行的政策调整来得更为激烈。传统的货币总量M[,2]+CD的重要性下降， 转而重视对“广义流动性”的监测。现在最能体现日本银行货币政策方向的不再是货币总量指标，而是短期利率， 特别是商业银行隔夜存款利率和1—3周的国库券贴现利率。 英格兰银行从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一直将货币供应总量作为中介目标，但八十年代他们发现被钉住的货币总量与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很不稳定，所以自1987年3 月后广义货币供应量M[,3]不再成为中介目标之一。现在当局仍重视将M[,0]的增长限制在一个目标区域内，但货币政策的执行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对中介目标的依赖，转而直接根据最终目标即中期内的GDP 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目标来调整货币政策，同时关注汇率、实际利率、金融资产价格等指标。德国是目前西方国家中唯一仍然把M[,3] 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中介目标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德国独特的金融体制使得德国的货币需求函数相当地稳定， 以致于M[,3]与总体经济活动水平仍有较为稳定的相关性。即便如此，在德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体系中利率的地位也大大地提高了。法国等国家也进行了相似的改革。
2.各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手段体现出趋同的特征，都越来越依赖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八十年代以前，只有在美国和英国公开市场操作才是货币政策实施的主要工具，在其他国家则主要依靠一些非市场、非价格的手段。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改变了这种状况，促使各国纷纷转而积极利用公开市场操作来影响商业银行的准备金规模和短期利率水平，即使是在美国和英国，银行间短期货币市场的作用也大大增强了。于是便出现了各国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的趋同现象。与此同时，各国都大力开发新的工具以应付新的金融环境，例如德意志联邦银行越来越多地采用外汇互换协议的公开市场操作来抵消由国际资本流入所引致的国内银行体系准备金规模的过度扩张。日本于1988年11月的货币政策改革改变了国内货币市场运作的特点和干预程序。日本银行通过改变银行间市场的期限结构来鼓励银行间市场与公开货币市场之间的套利行为，增强央行干预的效能，同时用针对1—3周的国库券贴现率的操作来代替针对1—3月的国库券贴现率的操作，使得该利率成为央行手中最重要的干预工具。从1989年春季开始，日本银行开始进行商业票据市场的隔夜操作，以增强其影响和微调银行准备金每日头寸的能力。伴随公开市场操作重要性的上升，各国货币操作中“贴现窗口”的作用都降低了，在各国央行对短期准备金的管理中只发挥着一种边际资金的功能。
3.汇率在各国货币政策中的作用日益重要。事实上在许多国家，汇率成了一个重要的中介目标。欧洲货币体系内部各国货币之间实行固定汇率，要求各国货币在一个很狭窄的范围之内钉往基准货币——欧洲货币单位，实际上使得各国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以汇率为中介目标予以钉住。93年货币危机后这一体系的约束被迫松弛，但各国货币政策中汇率因素仍是第一位的。自广场协议以来的工业国家间的经济政策协调也提高了汇率作为各国货币政策向导的作用。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大国经济中，汇率的影响也越来越为联储所重视，稳定美元汇率已成为联储货币政策中的一个重要考虑。尽管美国有希望美元贬值以增强本国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动机存在，但它对美元贬值的幅度怀有一个不予宣示的界限。对于日本而言，日元汇率更是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日本银行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以及相对应在国内货币市场上的冲销操作已经成为相当普通的日常工作。此外，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国家（有爱尔兰、丹麦、以及几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甚至以汇率作为反通货膨胀的工具，即执行了基于汇率这一“名义驻锚”的物价稳定方案。
4.各国之间加强了国际货币合作。鉴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及各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为减少以邻为壑的货币行为，各国自1985年广场协议以来，越来越重视各国之间的货币政策合作与协调。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削弱的国际货币纪律在浮动汇率制下通过各国货币汇率政策的协调得到了部分的恢复。鉴于国际投机力量的强大，各国也努力采取国际经济政策合作的方法以保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而事实上，自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在IMF的倡导和主持下， 各国共同创建起一套国际金融安全体系与预警机制。虽然在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货币金融危机中，IMF的危机预警制度并未能够及时预见到危机的发生， 但在事后的危机管理方面，国际金融安全体系确实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在泰国货币危机发生之后很短时间内，各国便就向泰国提供巨额金融援助达成了一致，有效地减轻了危机的影响。
总而言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取决于其传导机制，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又取决于其所在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等制度性背景。因此在经济开放度提高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及时地调整货币政策。西方国家通过对货币政策的目标体系、操作方法以及在货币政策国际合作方面的调整，适应了新的经济环境，避免了政策的困境。当然也有一些国家因为其政策未能及时地调整而陷入了困境之中，例如日本九十年代的金融困境，其中的部分原因便可以归于其货币当局未能根据日本金融国际化的实际情况对其政策操作做出充分的调整。
三、我国如何减轻经济开放度提高对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
如前所述，经济开放度的提高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我国经济正经历着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化的历史性过程，而且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开放度。这表现为：相当高的贸易依存度（1996年进出口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35.4%）；吸收了大量的外国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国，同时也较多地向海外投资；巨额外债（1996年底国家外债余额为1100亿美元）和巨额外汇储备（1997年6月达到1216亿美元）并存； 人民币实现经常帐户自由兑换；等等。同时，我国也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逐步完善我国市场化的宏观货币调控政策体系。因此，我们必须学习国外的成功经验，重视经济开放度提高对我国货币政策各面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来减轻其不利效应。
1.必须对我国经济开放度日渐提高的实际情况予以重视，并针对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实施上的特点，在条件成熟时适当调整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这一点在我国建立市场化的宏观金融调控体系的进程中就应该得到考虑。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国家八十年代以来的货币政策变化是基于它们高度发达的经济金融环境，因此对于经济尚不发达、金融市场化水平还很低的我国来说没有实际的借鉴意义。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不等于就可以完全不顾中国经济正走向更高开放度的事实。而且九四汇率体制改革以来的货币实践证明，经济的开放已经开始对我国的货币形势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忽视了这种影响，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经常帐户和资本帐户巨额“双顺差”导致国家外汇储备猛增，给国内货币供给机制造成不利的影响，由此引发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又造成外贸部门的困难，为保证国内物价稳定需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但这又进一步引起国际收支的顺差，这种条件下宏观调控进退两难。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宏观调控的政策实践尚未能适应我国经济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的制度变迁。有鉴于此，打破传统的货币调控定式，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已经是刻不容缓。
2.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的深入发展，有必要重新评估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1993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改革规划已经明确提出将以货币供应量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鉴于我国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尚处于建设和发展的初期，金融创新受到较大的限制，而严格的资本管制又阻滞了国内外的投机性资本流动，所以货币总量指标与国民经济活动水平之间的相关度是较高的。但除了强调M[,1]外，对M[,2]和M[,3]等广义货币指标仍有必要予以监控，还要重视利率的作用， 逐步提高利率在货币调控中的地位，特别是应考虑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的重要性。短期资本流动现在已经成为影响各国货币政策的重要因素，即便是在我国特殊的制度性背景下，自1994年汇率体制改革以来，外国资本（其中很可能有较大份额的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入我国对国内货币政策也产生了冲击。伴随着我国利率改革的发展和我国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的深化，利率在我国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必将进一步受到重视。
3.加强货币市场的建设，并大力提高各类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积极利用宏观经济政策的搭配使用来解决经济开放度提高带来的政策困境。货币市场在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货币调控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拥有发达的、成熟的货币市场，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才能够得以有效的开展，对于各种来自国外的货币冲击才能进行积极的冲销操作。我国的货币市场建设刚刚起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效能。特别是我国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资本市场、银行中长期信贷市场缺乏联系，使得央行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不能有效地协调运作，易产生政策冲突，导致货币政策陷入困境。为改善政策调控的效能和拓宽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空间，应大力培育国内的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并积极开发新的政策调控手段。我们应一边发展货币市场，一边促进货币市场与其它金融市场的联系，例如可以建立国内的外币同业拆借市场来提高货币市场与外汇市场的联系，通过国债或者银行间市场期限结构的调整，便利国内各个金融市场间的套利行为，从而提高各市场间的联系，通过发展人民币远期交易方式，使央行获得通过远期、调期、外汇回购、货币与利率互换等方式来调节人民币汇率和短期货币市场利率水平的丰富手段。在开放经济下为实现国民经济内外平衡的目标，货币政策应该搞好同其它政策手段特别是财政政策的配合与协调，通过多种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搭配组合来达到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
4.对人民币汇率的作用要更加重视。实践已经证明，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动对国内经济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它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一种传导机制的重要性也日益明显。我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相当高，汇率水平通过影响对外贸易和国内外资本流动，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且近年来的实践表明，人民币汇率水平变动的资源配置效应、收入分配效应、货币效应等其它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因此，央行货币政策不仅仅要注意到人民币的对内价值，也要注意到人民币对外价值的稳定与适当。
5.在今后较长时期内应继续维持资本帐户管制措施。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除了应付金融开放度的提高而对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作出适当的调整外，应该对资本流动本身予以一定的限制，在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同时，继续限制国际投机资本进出我国。短期投机资本的流入既会冲击国内货币政策，又会形成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不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再考虑到我国国内较高的储蓄率和最近几年来外资流入已经出现了“本币化”（即外资替代国内储蓄，导致本币储蓄反而闲置）倾向的实际情况，在今后较长时期内维持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是必要的。在较高的经济开放度下，只有维持严格的资本管制，才能保证我国可实施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保证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的我国来说是极为重要的。1997年东南亚货币金融危机的教训向我们表明，过早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是危险的，从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出发，也应该注意对外金融开放的节奏，安排好对外开放的顺序。
注释：
[1]Mundell,R.A.,"Capital Mobility and Stabilization Policy Under Fixed and Flexible Exchange Rates,"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cience (Toronto),Vol.29(November 1963),pp.475-85.
[2]Batten,Dallas s.,Blackwell,Michael p.,In-Su Kim, Nocera,Simon E.,and Ozeki,Yuzuru,1990."The Conduct of Monetary Policy in the Major Industrial Countries:Instruments and Operating Procedures".IMF Occasional Paper No.70,IMF,Washington,D.C.,July 1990.
[3]Bruno,Michael,1991."High Inflation and the Nominal Anchors of an Open Economy."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No.183,June 1991.International Finance Section,Princeton University,Princetion,New Jersey.
[4]IMF,1992."Determinants and Systemic Consequences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IMF Occasional Paper No.77.1992.
[5]姜波克：“开放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政策搭配”， 《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6]李心丹、傅浩、 黄先荣：“论我国外币同业拆借市场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市场发展模式”，《金融研究》，1997年第2期。
[7]蒋绍良：“西方货币政策的新调整及借鉴”， 《金融研究》，1995年第11期。
[8]李扬：“国际资本流动与我国宏观经济稳定”， 《经济研究》，1995年第6期。
[9 ]李扬：“货币政策目标的转换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英国的经验与借鉴”，《财贸经济》，1996年第3期。
[10]谢平、俞乔：“中国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的货币总量控制”，《金融研究》，1996年第1期。
[11]王大用：“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问题”，《经济研究》，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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