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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将于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随着澳门回归之日的即将到来，文学爱好者对澳门文学的兴趣日益增强。他们渴望澳门文学研究者对澳门文学的特点有所论述，以便更好地理解和欣赏澳门文学。90年代以来，我不断收到澳门友人寄给我的澳门文学作品和有关澳门文学的论文，使我对澳门文学有所了解。1998年冬，刘登翰先生又惠赠我一册由他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更使我对澳门文学有了比较系统的、全面的认识。现就我十年来对澳门文学的涉猎和思考，在这里论述一下澳门文学的“特”。
一
澳门文学是由澳门作家创作出来的，而澳门作家却各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澳门作家文化背景的多样性，给澳门文学打上了不同文化的烙印。这是澳门文学有别于内地文学、台湾文学、香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的第一个“特”。
从历史上看，创作澳门文学的有这么几个作家群体：
一是在改朝换代期间或在战乱年代到澳门暂时避难或隐居的作家。明末清初，一些明末遗民来到澳门，他们创作了不少诗篇，或写故国之思，或写澳门风物。前者如屈大均、陈恭尹、大汕和尚、迹删和尚的诗作；后者如尤侗的《默德那》、《佛郎机》、《和兰》等诗作。
二是生于澳门、长于澳门的作家。如清代举人赵允菁在他《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中说他先祖“家自闽宦”， 明洪武十九年（1387年）“改官之香山”，卒于任上。后人迁入望厦村，“遂世居澳地”。赵允菁可能是澳门当地人中的第一个作家。在澳门现代作家、当代作家中，澳门当地人就更多了。
三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内地移居到澳门再从事创作的作家，如诗人兼评论家黄晓峰（笔名高戈）即是这一作家群体的代表。
四是由东南亚、欧、美诸国及台湾地区向澳门移居并落户、扎根在澳门从事创作的作家。诗人、评论家陶里便是这一作家群体的代表。
五是由四百年来葡萄牙人与中国、印度、日本、马来西亚等国人通婚后所生的子女，世代居住在澳门，并以葡萄牙文创作的作家，即所谓“澳门的土生文学”作家。如飞历奇、江莲达、爱蒂斯·乔治·玛尔丁妮、若瑟·多斯·圣托斯·费雷拉、马若龙、李安乐等。他们以澳门人民的生活和心态为题材，除了使用的文字不同于华文外，却是道地的澳门文学。
在这五个作家群体中，各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第一个作家群体，基本上是中原文化背景；第二个作家群体，基本上是闽粤文化背景，特别是粤文化背景；第三个作家群体，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内地文化背景（在一、二、三作家群体中，也有少数作家是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第四个作家群体是中华文化背景和原居住国、原居住地区的文化背景的融合，但以中华文化背景为主；第五个作家群体则是中葡文化背景的整合。在这样的多种文化背景下面，澳门文学的文化意蕴是各不相同的。来自中原文化的遗民作家、避难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其文化意蕴固然和后四类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的文化意蕴明显有别，就是后四类作家之间，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有很大区别。如此五大文化背景的文学作品，在一个仅有18平方公里的澳门地区共生，这不能不说是世界文学中特有的文学景观。
二
中国的文学无论是古代文学、近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都伴随着激烈的文学论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论家之间的相互诘难；唐宋八大家与反对古文运动者的争论；明代的前后七子与对立面之争；清季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实为改革）与反对者之争；“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与复古派、国粹派之争；二三十年代，“革命文学”、“左翼文学”与统治者文学之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之争；抗日时期的进步文学与“文学与抗战无关”之争；“民族形式”问题与现实主义问题之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人性论”、“人类之爱”等的批判；这都是文学界所熟知的。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大战役”（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反右派；文艺整风）更是全民皆晓。似乎中国内地文学的发展是和文学论争孪生共长的。然而，澳门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三百多年来却不曾发生过一次文学论争。即使在出现新文学以后，进入50年代以来，六十几年间也不曾发生过一次文学论争。“不争论”，是澳门文学的又一“特”。
这是为什么？
原来澳门文学除了文化背景的多样性外，还有这么一个宽松、宽容、宽厚的文学传统。往澳门避难、隐居的人，历经世事沧桑，看破人情变幻，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他们无意于再和别人进行文学论争。及至葡人占领澳门在澳门的统治稳定以后，他们热中的是把澳门变成“自由港”，在亚洲扩张他们的经济势力，对于文化和文学并不重视，听其自生自灭。这种对文学“无为而治”的态度，也就决定了葡人不干预文学，也不支持某个文化集团或文学派别。至于从内地、从海外移居澳门的文化人和作家，他们的第一步是求生存，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才求发展，解决生活富裕问题。他们之所以从事创作，谋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即使在文学问题上有什么想法，其对立面也是在内地或海外，因此也无需在澳门掀起什么文学论争。至于澳门当地作家和葡人“土生文学”作家，前者的发表园地多在香港和内地、台湾；后者的发表园地多在葡萄牙和欧、美等国。他们如有什么文学观要发表，也是在这些地方而不在澳门。由是之故，三百多年来澳门文学无论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受内地极左文艺思潮的影响，在澳门发表过一些“左”的言论，澳门文学界也不予置理，“不争论”。澳门也有文学批评，但在“三宽”的传统下，它们一般也只是说好话，很少开展批评，即使对作家作品提些意见，也是谈一些枝节问题，具体问题，不伤感情，措辞温和。
现在看来，“不争论”，有利于澳门文学的发展。如此特点，也是澳门所仅有的。
三
在澳门文学中还有一点被称为“离岸文学”的文学，这又是澳门文学所独有的。
澳门确实是弹丸之地，只有18平方公里面积，人口虽密集，也只有60万左右。澳葡当局历来不把文学放在眼里，所以在本世纪80年代以前，澳门的文学期刊和文学副刊绝少。50年代，有过“新民主协会”下属的《新园地》；澳门学生联合总会出版的会刊《学联报》和稍后的《澳门学生》刊登过一些文学作品。60年代出版的《红豆》，自费手工油印出版。澳门知名作家李鹏翥在《澳门文学的过去、现在及将来》（载《濠江文谭》，1994年出版）中说“澳门长期缺乏一家定型的有规模的出版社”，自1950～1985，“36年来澳门还没有出版过一本公开售卖发行的文学杂志”。由是之故，澳门作家、澳门文学青年，乃把他们的作品投到香港发表。凌钝从香港出版的《文艺世纪》、《当代文艺》、《海洋文艺》和《伴侣》等刊物上搜罗，澳门作家和文学青年从1959～1984年的25年间，共有30多人在香港发表作品。凌钝把它们编为一书：《澳门离岸文学拾遗》，从此有了“离岸文学”的名称。据《澳门文学概观》称，这批作家和文学青年，有的“已移居香港或海外，另寻发展，但大部分乃（仍？）立足澳门，成为今天澳门文学的中坚”。从80年代起，《澳门日报》于1983年6月创办了“镜海”文学副刊；1987年， 澳门笔会成立，纯文学刊物《澳门笔会》也于1989年创刊出版；澳门五月诗社于1989年5月成立，1990年出版了《澳门现代诗刊》；其后， 澳门中华诗词学会、澳门写作协会成立，主编出版了《镜海诗词》和《澳门写作学刊》。澳门的出版机构也相继成立，近十年来，出版的文学、文化著作已逾百余种。尽管如此，澳门作家和文学青年向香港、海外和内地投稿者仍络绎不绝，“离岸文学”仍然存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数量大大超过澳门文学期刊、出版机构所能容纳的数量，这是澳门“离岸文学”之所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可以预期，在澳门回归祖国以后，澳门作家和文学青年将更多地向内地投稿，“离岸文学”还将在澳门文学中长期存在下去。
四
澳门文学的“特”，还表现在历史发展的波浪性上，它不是线性的发展，也不是螺旋型的发展，而是波高浪低式发展。波高时出现高潮，浪低时出现低谷。
澳门文学一开始就出现以汤显祖写“香澳”的诗歌为代表的“波高”。 据《澳门文学概观》编写者的考证， 汤显祖在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十月中旬到过澳门，写下了《香澳逢贾胡》、《听香山译音》之一、之二、《香山验香所采香口号》、《南海江》等杰出诗作，其中《听香山译者》之二云：“花面蛮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尽头西海新生月，日出东林倒挂香。”其中的“花面蛮姬”当指葡萄牙女子，“蔷薇露水”则是她们使用的化妆品。“贾胡”、“译者”、“番鬼”（《南海江》）都是澳门独有的人物。《牡丹亭·还魂记》的《怅朓》《谒遇》和《旅寄》中也曾提及“香山
”、“巴”（三巴寺）、“番鬼”、“通事”、“真珠窟”（香山），柳梦梅之所以能北上进京赶考，也亏钦差识宝使臣苗舜宾的资助，后来才得与杜丽娘“幽媾”。香山在《牡丹亭·还魂记》中是个关键地点。但汤显祖一走，写澳门的文学顿趋沉寂。明末清初，一批明末遗民进入澳门，澳门文学的“波高”又起，但其后澳门文学又跌入“浪谷”。雍正、乾隆两朝，又有一批诗人、作家来到澳门，其中著名的有李珠光、陈官、张汝霖、张道源等人，他们的诗作或写澳门风光，或表爱国情思，颇有佳构。澳门文学又出现“波高”现象。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年间的澳门文学（主要是诗作）却并无突破性的作品。只有曾和葡萄牙驻澳门的负责管理的官员有所交往的魏源的《澳门花园听夷女洋琴歌》，真实反映了他和该官员全家相处融洽的情景。清末民初，大批文人到达澳门，旧体诗词创作又见“波高”，但到30年代，已成强弩之末，旧体诗词的思想和艺术均陷于停滞。至于澳门的新文学，正如《澳门文学概观》所揭示的，在三四十年代，有过一个小高潮，但50至70年代则落入“孤寂摸索”的境地。以中葡两国外交部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订前后为标志，澳门新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波高”。作家作品、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文学社团、出版机构、文学评论像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澳门文学出现了兴旺发展的繁荣景象。预期“九九”回归祖国后，澳门文学将有序地、稳步地健康发展，再不会出现“浪谷”现象。
澳门文学发展的波浪型，是由澳门的特殊地位决定的。一方面澳葡当局不以文学为重（自签订中葡《联合声明》后，澳葡当局已对文学事业有所支持）；另一方面内地文人不规则地进入澳门，而澳门的葡人“土生文学”则与华人文坛无关，澳门的本地作家，在民国以前屈指可数，在民国以后到80年代之前，如李鹏翥所说的“文社阙如队伍不壮”；因此澳门文学发展的“波浪型”这一“特”，在澳门回归祖国前，就不是偶然而是必然的。
五
在内地，在台湾，在香港，文学样式中成就最大的一般是小说、散文、戏剧，惟独在澳门文学样式中最有成就的却是诗歌。这不是说澳门的小说、散文、戏剧缺少成绩；相反，澳门的散文很出色，小说、戏剧也时有佳作，但比起诗歌的成就来则不免逊色。所以，并非偶然，深圳《特区文学》、广州《作品》、韶关《五月诗笺》、北京《四海》、《诗刊》等刊物，都曾以专辑的形式，集中介绍过澳门诗人的作品。香港的《诗》双月刊和台湾的《亚洲华文作家》也出过“澳门诗特辑”（《诗》）和专辑。即以《澳门新生代诗钞》而言，其思想和艺术比之内地青年人的诗作并不多让。澳门的青年人不甘心于庸庸碌碌地生活，他们响往的是“超越”：“为了不断向上／又不断地／从大地的怀抱／腾起 翻翔／重新超越／人类自然的高度”（卢伟钧：《超越》）；他们富于幻想，或者“寻梦”（梦子：《寻梦》）；或者“逐梦”（苦果：《逐梦》）；或者“把梦照亮”（莫志强：《梦》）。他们直接歌颂青春（黄静波：《青春》）。他们出污泥而不染，虽然生活在资本主义的澳门，但他们和祖国的青年们的心相通，一样地倾向光明，一样地要求美好的生活。澳门的“新生代”诗人，并不回避现实，而是对现代澳门作了双重透视。他们承认澳门经济上的繁荣，但他们也看到了澳门的阴暗面。（梦子的《两个世界》、袁立新的《梦幻岛》、郭颂阳的《牌坊》、林玉凤的《失踪少女》等）在这些诗歌中，澳门的光明与阴暗，高尚与卑鄙，希望与龌龊，都富有感情色彩地跃然纸上。澳门的“新生代”诗人在澳门的现实、在人生、在世界、在宇宙面前好作哲理的思考。在《澳门新生代诗钞》中，哲理诗占了很多篇幅。这些哲理诗有的把哲理和形象结合得很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李夏薇的《过客》、林玉凤的《长夜和长街》、彭铭恩的《了悟自然与物象》等都写得很成功，做到了哲理与形象的统一。澳门“新生代”诗人思考的结果，不是消沉，不是绝望，而是洋溢着理想。夏谷的《响往》就是这样，表现的是一种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好诗应该是意象、意境、意念的融合。意象源于形象，但又高于形象；意境来自意象，而又高于意象；意念升华自意境，但又高于意境。《澳门新生代诗钞》中的一部分诗作达到了“三意”的较好统一。如秋雨的《小站》，其中“小站”的意象，“别离和相逢”的意境，以及那“只有目光依依不舍／看到／小站／越来／越远／……／……”的意念，浑成一体，表现诗人对诗艺的掌握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因此，我在一篇评论中称《澳门新生代诗钞》为“澳门的青春之歌”。《澳门文学概观》的编写者总结得很对：“80年代澳门新诗在澳门文坛独树一帜，格外引人注目”，是符合澳门诗歌成就的突出性这一澳门文学的“特”的。
六
澳门作家的“一专多能性”，又是澳门文学的一“特”。
在澳门作家中没有一个作家只专门从事某一文学样式的创作，而是“一专多能”，除主要从事某一文学样式的创作外，还同时从事其它文学样式的创作。
澳门资深作家李鹏翥是散文家，著有《澳门古今》，又是文学批评家，著有《濠江文谭》，他还写得一手好旧体诗词（他是澳门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又是一个书法家（他的作品参加过内地书法展）。作为《澳门日报》总编辑，他常以梅萼华的笔名写作随笔、杂文，是一位澳门人所共知的随笔家、杂文家。
陶里是澳门名诗人，但他又是评论家，著有《逆声击节集》。其中的评论，挥洒自如，傥论迭出，中外古今，无所不谈。此外，他还是散文家、小说家（有小说集《春风误》、《百慕她的诱惑》）。
黄晓峰（笔名高戈），是诗人（有诗集《梦回情天》），又是评论家。
鲁茂（邱子维），散文家、小说家、影评家。
苇鸣，诗人，散文家，评论家。
吴志良（吴闻），散文家，评论家，又是澳门历史家。
林中英（汤梅笑），小说家，散文家。
……
澳门文学之所以出现作家“一专多能”的多面手现象，一则澳门无政府养起来的作家，他们若要以写作谋生，就不能不以多种文学样式从事文学创作，其后某一文学样式他驾驭得特别好，成了他的一“专”，但其它文学样式，他也不会放弃，于是他又“多能”。二则澳门作家文化素养较高，古典文学、新文学、外国文学、文学理论，他们都有较高造诣，有条件“一专多能”。三则，澳门文学园地少（90年代后有所改变），他们为了向外发展，向香港、内地及海外投稿，也需要“一专多能”。由是：澳门文学有了第六“特”：作家的“一专多能”，他们都是文学多面手！
七
澳门文学的第七“特”：葡裔土生人所创作的“土生文学”。
葡裔“土生人”是一个特殊的族群。他们有葡萄牙人的血统，但由于葡人占领澳门已有400年，与中国、印度、日本、 马来西亚人通婚的不少，代代相传，在他们的身上既有葡萄牙的文化基因，又有中国等其它亚洲国家的文化基因。由于他们世代居住在澳门，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他们又爱澳门、爱中国，创作题材多取自澳门华人和葡裔“土生人”的生活，因此他们的“土生文学”作品应是澳门文学的一部分。正如华裔美国人谭恩美用英文写作的《喜福会》是美国文学的一部分并得到美国的文学奖项一样，《澳门文学概观》的编写者们把他们写入《澳门文学概观》是完全正确的。澳门的“土生文学”这一景观，不仅内地没有，香港也没有。因为港英当局虽然统治香港已有百多年，但香港的英国“土生人”极少，而澳门的土生葡人却占澳门总人口的2%， 绝对人数相当可观。而且他们文化素养很高，不少土生葡人去葡萄牙或欧、美等国接受过高等教育，回澳门后从事文学创作，于是也就有了澳门的“土生文学”。其中的优秀作品也很多。葡国对澳门的“土生文学”则颇为重视。飞历奇的《疍家女阿张》就获得葡国科英布拉大学1950年颁发的菲阿幼德·阿尔梅达百花诗文学奖。阿德的作品用澳门土语写成，这种土语，“以葡萄牙语为根源，充分吸收了马来语、古亚方言、西班牙语……和近代英语的养分，尤其深受汉语影响而形成”。（吴志良：《土生诗人阿德》，转引自《澳门文学概观》）它是澳门“土生文学”中的奇葩。马若龙以诗集《一日中的四季》知名，他曾任澳门文化司司长。他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贡献，澳门政府曾于1987年颁发他文化功绩勋章。遗憾的是，只有少数精通葡文的人阅读过这些澳门的“土生文学”作品，对它们的研究更不够。我提议，应该将澳门“土生文学”作品翻译成华文，就像把林语堂用英文写成的《京都烟云》译成华文一样，使中国有更多的读者、作家了解澳门文学中的这一特殊品种：澳门“土生文学”。
从上可见，澳门文学并不是如某些人信口开河说的，澳门无文学；而是历史悠久，并有很多为中国其它省、市、自治区文学所没有的“特”。今后我们应该多多地了解澳门文学，研究澳门文学，使澳门文学与内地文学互补，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
（本文中若干资料取自刘登翰主编的《澳门文学概观》及我自己过去写的有关澳门文学的文章，特此说明，并向《概观》的编写者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