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自觉——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路径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路径论文,自觉论文,哲学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哲学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有学者甚至以“哲学的政治学转向”① 来凸显政治哲学的当代价值。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沉寂之后，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开始在西方复兴，这既是人类对20世纪的政治危机、社会冲突等现实问题的反映，也是哲学在后形而上学时代自觉地走向“生活世界”、走向实践的结果。而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使得人们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面临历史性的变动，由此，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选择“政治哲学”这个话题来言说“时代精神”，便有了相当的合理性。
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历史久远的学科，经过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孕育出多样性的理论形态与立场，一方面，它既是当代言说者宝贵的思想资源，为我们理解人类政治现象提供了认识路径，但与此同时，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解蔽的同时又是遮蔽”，这些认识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它也构成了对我们认识的束缚。因此，当代政治哲学的研讨，首先必须自省自己的方法论前提。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防止各种政治学流派、思潮与理论“前反思性”地进入言说者的论域中。
此外，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正义论》所开启的“政治哲学的复兴”，更多的是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无缘。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甚至在这一复兴中成为西方政治思潮的输入方，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建构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从这一语境引发出来的。当我们在西方政治哲学兴起的背景下来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多样性的理论形态与政治立场所构建起的“逻辑遮蔽性”应是不言而喻的。因此，我们在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时，更需要这样一种方法论的自省：我们究竟是在什么理论维度上复兴或建构政治哲学？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刚展开之际，试图明确地回答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为此，我们换一种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即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中，有哪些理论维度是不可或缺的。本文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以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考量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不能搁置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政治哲学
在当代学术场域中，政治学与经济学之间即使不说是对立的，至少也是分离的。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来看，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经济学祛除政治色彩，即自马歇尔开始的经济学的“去政治”转向，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庸俗化所结出的果实。与此同时，在经济学“去政治化”的同时，政治学也实证科学化了，这导致了政治哲学的式微。然而，在古典时代的“知识之序”(福柯语)中，政治学与经济学是互为支援的，透过作为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古典经济学”(这里所说的古典经济学，需要与当下流行的各种实证经济学与政治学划清界限)这一理论形态，可以窥见政治经济学具有极强的政治哲学张力。
1.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经济学诠释与辩护。
在现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建构过程中，自然法哲学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等是其著名的代表人物。这些自然法哲学家“试图建立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即试图创立一种关于社会的综合性理论，涉及社会的所有方面和所有问题”②。这种社会科学最初以法学(政治哲学)的形式出现，经济学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作为自然法哲学重要传人的古典经济学家，法国重农主义者提出了著名的“自然秩序”理论，斯密则在重农主义“自然秩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主义，提出经济自由是“自然秩序”(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要求，它最符合人的本性，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就能实现社会的利益，个体之间相互受益的分散化的交换活动会自动实现对资源的配置，只要每个人都努力扩大自己的个人收入，社会财富就会随之增加，尽管“个人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己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非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③。这就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命题。
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这一政治经济学分析，实际上是对自由主义的“天赋自由”原则的最为有力的辩护。熊彼特指出，斯密“所谓的天赋自由原则，一方面是政策原则，即废除法律约束以外的所有限制，另一方面也是分析命题，即个人之间的相互自由作用，不仅不会带来混乱局面，反而会带来逻辑所决定井井有条的秩序”④。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政治哲学上的要害在于，它从经济的所谓“科学”视角论证了自由政治框架的合法性。布坎南认为，“英国经济在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初明显地政治化，从斯密等古典学者的分析中，既产生了对经济过程的实证理解，也产生了对于特定制度的哲学观点。关于自由放任主义的规范观点，与对于在特定的约束结构(主要特点是最低限度的、保护性的或守夜人的政府)的相互作用的实证分析，这二者是(也许是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的”⑤。
在古典政治学中，卢梭通过人民主权，使得个人与国家联结起来，这使得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从而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与卢梭同具革命性意义的是斯密在经济学中的变革：他提出了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可以自动协调的主张——“看不见的手”，这就为原子式的市民社会(市场经济社会)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换言之，斯密对自由主义的论证，与古典自然法学和古典政治哲学中把个人意志通过社会契约转换成众意的观点，在政治哲学方法论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从个人存在到社会建构提供了一个经济学的“科学”途径。斯密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比喻，实际上提出了现代自由主义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追求自己利益的人们不违反正义律，利己主义的行为通过市场体制这一“看不见的手”，可以使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个人利己行动会极大化地自动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这一条从此就成为自由主义的最基本主张。在中国90年代关于市场经济以及私有化问题的讨论，不少经济学家在论证自由主义思想时再次援引斯密的这一观点。
总之，在近代人类政治观念的演变过程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它建构了一幅经济体系的社会政治图景，它以社会契约观念为核心，彻底颠覆了古代关于共同体的政治观念，这在经典社会学中被表述为“从共同体到社会”(滕尼斯语)。在传统的宗教共同体或古代共同体(如氏族)那里，当时的人们所争论的问题是在这些外部力量被打破之后，建立一个自主的社会体制。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都是围绕这个社会哲学主题展开的。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对于政治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把每一个人设定为自利的“理性人”(这是经济学的逻辑前提，它与古代公民社会对高尚公民的向往与设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通过交换理论，依靠需求与利益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证明了市场型的社会就可以自行解决自主的社会体制问题⑥。这使得人们把市场型的社会组织看作政治的新形态，政治权力由此从上帝、君主的手中被转移到资本家的手里。把社会看作市场、把政治拒之门外，治理社会不再靠政治这个“看得见的手”，而是靠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这在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中作了全面的论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因此，斯密所代表的经济学，其要害并不在于对于人类现代经济活动规律的研究，而在于从自由主义立场全面论证市场经济和市场社会观念。因此，其经济学并不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是科学的单纯的经济，或者说与政治无关的经济——“家计学”，而是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的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才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其政治哲学的逻辑张力由此可见一斑。
2.生产方式对于政治的决定性意义：古典经济学对政治哲学的方法论革命。
古典政治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它提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命题。作为政策而言，自由主义可能是多变的；但作为基本的命题，自由主义的分析范式几百年来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霍布斯、洛克、斯密等人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
这些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命题为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最重要的方法论支撑，同时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方法论具有重要价值。这便是在古典经济学形成过程中，经苏格兰学派(弗格森)到英国古典经济学(斯密)，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各种社会可以用“生产方式”⑦ 作为基础来区分社会发展阶段，由此来考察相应的政治。如斯密认为，在最初的狩猎时期，由于人们普遍缺乏生活资料，后来意义上的财产权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与此相应，谁也没有权力统治别人。到了游牧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有了剩余财富并且出现了贫富不均，这种贫富不均改变了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产生权力支配关系——政治，用斯密的话来说，即“造成财富不均的对牛羊的私有，乃是真正的政府产生的原因”，“占有若干牛羊群的人对于其他的人必定拥有很大的左右力量”⑧。洛贝尔图斯则认为，“国家生活的上层领域是同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的，生产率越高，国家的精神生活和艺术生活就愈能丰富多彩”⑨。需要说明的是，后来洛贝尔图斯指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抄袭他的思想，恩格斯在《资本论》的出版说明中专门对此问题作了辩护。这段历史“公案”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经济力量在政治关系中的重要意义。这使古典经济学家们比较早地意识到，生产方式以及由其决定的经济力量在政治权力关系中的决定性意义，这一思想资源后来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平台上转换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科学命题。
这种基于对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读，还引出了理解政治哲学的一些基本前提：一是这种生产方式要求有一套制度性东西与之相匹配，这就产生了上层建筑领域。用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话来说，制度以及意识形态能够节约交易成本，“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办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单化”⑩。用社会学语言来说，这种“政治无意识”及“集体知识”是每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所不可或缺的。政治哲学如果着眼于实证的、科学的分析，就不能不关注这个方面。二是这种生产方式塑造了社会的行动者，马克思由此指出，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当事人——资本家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这样，政治生活中的“人”，其身份认同就既不是抽象的——如中世纪神学政治中与启蒙自然法哲学中，也不是任意的，而是被给定的。用海德格尔的语言来形容就是“此在”“在世中”，这个“世”在当下便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哲学的沉思还是难以逃离当下“生产方式”这个天罗地网。三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分配方式导致对资源的不平等分配。这种资源的分配方式如何才是正当的？如果不是正当的，那么应该如何改变？这样，就由政治经济学的生产方式的分析引出了政治哲学的“正义”问题与“革命”问题。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这种隐蔽的方式来掩盖其对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因此，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强调自由平等，但实际上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正义的。这一政治经济学论断成为马克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的道德基础的重要支撑。
二、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超越
众所周知，马克思正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开始了自己的政治哲学研究，现代学者在论及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区别时，主要依据《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文本，认为马克思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了对近代政治哲学的超越，如提出了政治革命的局限性以及社会革命的意义、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等政治哲学问题。这固然不错，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对黑格尔等人政治哲学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并不直接等于马克思本人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确立。换言之，尽管马克思此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但其基本的理论框架与“问题式”并不具有与资产阶级政治哲学“认识论断裂”的意义。假设可以认定马克思此时已从根本上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哲学，那么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时间就应该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前至1843年，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般认识的。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代表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文本，国内的政治哲学研究中涉及这些文本时，主要是关注其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的关系，而这一超越背后的方法论抉择问题并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其直接的表现就是研究者们很少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来解读其政治哲学思想，更多关注的是马克思早期的文本。单纯就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所依据的文本而言，仅有马克思早期的著作为依据是否是合法的，是否能完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的基本理论逻辑，这便是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学界公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发生在1845年之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文本更多的具有过渡的性质，有些甚至还处于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视域中，能否依据这些文本来理解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是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实际上，从更宽的理论视野来考察，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批判并不仅仅是针对黑格尔的言说，而是对整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潮——从自然法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与超越。由于古典经济学是古典自然法的最精致、最“科学”的形态，所以，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超越，就必须站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之上。这是我们指认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来超越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根本历史语境。
作为一个德国思想家，马克思最初面对的是德国古典政治哲学，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构成了这一逻辑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康德哲学之所以被认为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其原由在于其对卢梭天赋人权与人民主权等政治哲学思想的呼应。康德认为：“人民对于他们本身都不能规定的事，一个君主就更加不可以对他的人民规定了；因为他的立法威望全靠他把全体人民的意志结合为自己的意志。”(11) 按恩格斯的说法：“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从康德开始的”(12)。康德之后，费希特大大推进了政治哲学研究。如果说康德是对卢梭的呼应的话，那么，费希特则是对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的呼应。费希特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发生期正是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进行期，因此充满了主体的能动性与革命性，费希特的《自然法权基础》一书就是从主客体统一的自我推演出一个由法权规律支配的人类社会。黑格尔则作为普鲁士王国的“官方哲学家”，以《法哲学原理》一书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与立场，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最完善的政府形式时，德国的哲学……也已经宣称赞助中等阶级了”(13)，马克思正是基于这一背景写作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由此可见，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政治哲学，构成了青年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的一个重要背景，从更大的历史语境来看，德国古典哲学又是从属于资产阶级自然法到古典经济学这一近代思潮的。当然，尽管从马克思文本的表面指涉对象来看，黑格尔是凸现的，但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解读，并不能仅仅放在“马克思与黑格尔”这种简单的逻辑公式中，而应当置于欧洲近代社会政治思潮演变的内在逻辑来看，并且首先着眼于方法论与叙事方式的变革。只有这样，才有一个客观的历史语境，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总体性视域，否则，很容易陷于以黑(格尔)解马、以西(西方政治哲学)解马的窠臼之中。
众所周知，在欧洲中世纪的法哲学(政治哲学)中，一切都是按神学原则来处理，教会信条同时便是政治信条，《圣经》在法庭中具有法律效力。因此，中世纪法哲学、政治哲学的实质给封建制度披上神圣的外衣——这是上帝的安排。随着中世纪后期欧洲各国封建制度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的产生，近代以降的启蒙思想家们不再从神学中引出政治哲学、法哲学原则，而是开始祛魅宗教神权、批判神权论的政治哲学思想，开始用“人”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法与国家问题，用人权代替神权，用国家代替教会。罗桑瓦隆认为，这是一场“人建”反对“神建”的现代化运动(14)。
在这场“人建”反对“神建”的现代化运动中，自然法权的政治哲学思想被确立起来。它强调，国家和法律的依据在于人的理性和经验的自然法权，封建制度因为违反了自然和理性而被宣布为非法，这在法国古典经济学——重农学派中被表达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秩序”，而封建制度则是“人为”，因而是非法的。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我们容易发现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人为”的，是在抽象的“经济人”的名义下建构起来的，但在当时启蒙精神的祛魅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符合”人的理性和日常经济生活的经验而被当作“自然秩序”，这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被晦涩地表述为“第二自然”。对这种资本主义制度“自然秩序”观念的批判与超越，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历史与逻辑前提；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方法论革命正是对这种“伪自然”观念的颠覆。
青年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攻读法学时，曾受到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一书的影响，试图写一部法学著作。他先是模仿费希特的“自我”与“非我”建构一个法的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在给父亲的信中谈到，“我搞的是一套我概然称之为法形而上学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按照费希特的那一套，只不过我的东西比他的更现代化”(15)。在1843～1845年间，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发现政治与法权问题源于经济生活，“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开始了颠覆“法形而上学”的理论探索，并逐渐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认识自然法政治哲学等。后来在5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批判神学政治论的理论基础的“人”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种错觉是到现在为止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这是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想象”的结果，实际上，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16)。实际上，这种“美学上的想象”是政治哲学的修辞所必备的。历史上每一种政治哲学思潮的发生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前提，就是其最终的合法性基础。这实际上是一个规范理论的问题。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作为规范理论的政治哲学不同于作为科学的政治哲学或认知理论的地方就在于，它试图从根本上洞察规范的政治概念，寻求接受或拒绝特定政治制度的合理根据”(17)。从统治技术层面上看，它是可以纳入意识形态范畴的。
对于这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引发的政治学想象，施密特曾指出：“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最高和最确定的实在，即超验的上帝，被抛弃了。比哲学家的争论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是谁接替了他的职能，担任最高和最确定的实在，因此也是历史现实的终极正当性之所在……出现了两种新的世俗实在，并贯彻着一种新的本体论：人与历史……在现实中，它们作为两个新的造物主主宰着思想。首先，人类社会以不同的形式走上前台，如人民、共同体、人类，但总是携带着同样的革命任务。”(18) 因此，在资产阶级启蒙与革命运动中，“人民”与“历史”成了颇具号召力的两面旗帜。前者在卢梭的人民主权论中得到系统的说明，并在法国大革命中得到淋漓尽致、甚至是过激的表达；后者则在德国历史学派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历史学派思想家看来，“这里的人民不像卢梭所言，是自身的主人，而是历史的结果”，这个人民是“历史中具体的人民，这个人民因这种限定性而成为社会学的和历史的实在”(19)。
而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方法论，既与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与人民主权论不同，也与德国历史学派从民族传统中来确定“历史”不同。其原因在于，马克思在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大大深化了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哲学张力。前面我们曾分析了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对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最有力论证，与此相应，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最深刻批判与颠倒也恰恰是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上展开，而不是简单地从政治哲学出发。因此，古典经济学所具有的政治哲学张力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被重新设定了，这使得马克思对政治哲学的“历史现实的终极正当性之所在”的“最高实在”——“人民”与“历史”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被重新阐释了。第一个方面的异质性表现在，马克思不是抽象地谈人，而是在社会关系中来理解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看来，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是阶级关系，因此，资产阶级启蒙的“人民”这一概念被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所取代。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结构(经济基础)进行了解剖，并指出无产阶级必然取代资产阶级。因此以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提法代替了人民革命。后来在20世纪初中国革命斗争中，实质上也面对同样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以后，人民这个概念也一度成为“阶级色彩”极浓的、区分敌我的一个范畴。第二个方面的异质性表现在，马克思不是从所谓的民族精神或民族传统中来理解历史，而是从对生产方式的历史变迁中来确定“历史性”。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域中加以考察，按马克思的说法，“对这个社会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可以在经济学中准确地加以探讨”(20)。因此，可以通过对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解剖，来把握特定历史语境中的政治、精神等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存在”。以上两个方面，无论是对“人民”的阶级分析，还是对生产方式的“历史”分析，都是基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对生产方式的解剖。
如前所述，对于生产方式的分析，最初是由古典经济学提出来的。然而，尽管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经济力量在政治问题中的决定性意义，但又走向极端——以经济(财富)作为政治的价值基础。在《国富论》中，斯密从财富发展的视角分析了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指出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更能促进财富的生产，是最文明的社会。实际上，“历史终结论”可以从这里找到他们的政治经济学根源。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斯密等资产阶级学者分道扬镳了：马克思认为，尽管资本主义比封建制度进步，但它毕竟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永恒的“自然秩序”，也不是任由“看不见的手”支配的放任自由，更不是“历史的终结”。
与此同时，同样是强调经济分析方法与生产方式解剖的重要性，马克思又与古典经济学家存在着重大差异。一方面，一部分人强调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即生产力的视角；另一部分人则强调社会关系。如德国历史学派对生产力发展的强调(李斯特等)，晚近如丹尼尔·贝尔等人，他们从生产技术的角度区别了几种社会形态。而在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构成了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运动，并不是像经济学家那样静态的(非历史地)、单纯从一个视角出发(非辩证的)，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又内含了历史的、辩证的理论逻辑意蕴。
马克思正是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彻底颠覆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在中世纪神学政治学中，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最高实在)是由上帝来担任；而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是由市民阶级的经济理性中推演出自由主义的“理性经济人”，及其自发形成的“自然秩序”与“看不见的手”，作为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些政治哲学命题都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主体性价值悬设——抽象的人。在马克思这里，则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上帝、人、类的合法性地位，转而从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来理解与把握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力量。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由此成为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基本方法。在马克思看来，正是生产方式中的现实支配力量在思想层面上意识形态化为“社会意识”、在哲学上本体化为“最高和最确定的实在，因此也是历史现实的终极正当性之所在”。总之，传统哲学与生产方式及其所建构起来的意识形态具有千丝万缕的关联，这正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所在！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正是由此引发出来，并成为革命的哲学。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当代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反思
以上分析表明，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来看，政治经济学对于政治哲学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然而，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发展，在今天的历史语境中，我们也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范式，对于当代政治哲学的研究是否仍然有效。这是我们所说的方法论自觉的另一个层面。
从现实层面上看，无论是当代中国还是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的复兴，都是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与反映。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变迁，使得人们的政治生活面临历史性的变动，在西方则是出于对人类20世纪的政治危机、社会冲突等现实问题的回应和反映。因此，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有其现实的基础的。但由于第二国际“经济决定论”的破产，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往往因陷于经济主义或还原主义(简单直接地把政治上层建筑问题还原为经济问题)的置疑和诟病而退居幕后。因此，在近一个世纪以来政治思想的演变中，特别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思潮发展史中，政治经济学批判总是不能进入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核心地带，转而向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寻求理论支援。哈贝马斯甚至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缺乏一个法学(政治哲学)的传统，这显然完全忽视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所具有的强大政治哲学张力。因此，总的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范式实际上是被遗弃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文化政治学、符号政治学却大行其道。然而，从深层次的学理层面上看，政治哲学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前提。这种说法或许有些突兀，但自有其理由。
首先，政治哲学所要面对的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提出来的，当代政治哲学所处的语境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主导的世界，包括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也需要通过加入WTO来进入世界商品生产与交换体系。因此，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运动是为了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利益而进行的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斗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它是为无产阶级提供肯定自身价值与历史使命、对抗统治阶级的道德系统的强大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如果离开了这个根本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历史语境则是无根的、飘浮的“能指”，如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哲学便是采取这种模式。
其次，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任务是对特定的统治与被统治结构的理解，并且为这种统治结构提供合法化的政治信念，以此进行意识形态动员，无论是实证的还是规范的政治哲学都有这种诉求。“政治经济学，从最广大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21)，它提供了对基本生产关系(统治关系)的解释模式。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模式把阶级看作统治结构的关键，阶级结构是获得生产资料与分配剩余价值的社会权力结构(即经济基础)，它认为，当代世界的基本生产关系与统治关系是资本统治劳动的全球资本主义；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解释模式认为，当代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是自由竞争、分工演进与生产效率提高的结果。这两种不同的经济学解释模式为不同的政治哲学信念提供了基本的假设和合法性来源。政治哲学的研究离开了这个基本的“问题式”是无法维持的。
第三，当代政治哲学的焦点问题——阶级斗争、全球化、文化认同、日常生活政治等问题——其内部也仍然包含着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模式。传统的阶级斗争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关系的剖析中已有很好的说明；全球化问题，沃勒斯坦从马克思主义立场也已作了很好的阐释。这里主要谈一谈文化政治、符号政治与日常生活政治，这在日常生活世界凸现为哲学中心的时代尤为重要。在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通过集中关注日常生活，把结构与权力(生产关系)分开，创造了一个试图脱离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哲学论域。正如希勒指出的，“由美国大公司主宰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仅仅是让位于一种跨国公司文化统治——在大型、‘无国籍’的跨国公司的支配之下……今天的世界市场经济‘已’从起初的美国模式演变出来，但保留了其核心特征，我们从中看到的是‘由在诸多国家建立基地的跨国公司所组成的全球体系，运用起源于美国、且仍然在那里盛行的传播和文化的经验与方法’”(22)。因此，面对资本主义所建构起来的政治关系，如果离开了对商品的生产、分配过程及其发生的市场条件的分析，没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就不能够说清文化政治斗争中起源及其利害关系。
第四，当代政治哲学一个最重要的理论旨趣是公共性(或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中的善治理论以及世界范围内全球治理变革的兴起而更加凸显。对公民社会、公共性、公共哲学的考察，目前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与政治哲学的语境中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实际上并“不在场”。但是，在现实政治公共领域与公共生活中，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却以触目惊心的方式存在，如政治选举中的经济丑闻、利益集团的操纵等。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公共领域源于经济的结构，因此，资产阶级社会的公共领域不过是“资产阶级管理公共事务的委员会”，这实际上是指认了在公共哲学的讨论与公共领域的分析中，阶级的视角与立场是不可或缺的。沿着这一思路深入挖掘下去，则必然扭转公共哲学(公共性)研究中单纯的政治哲学视角，而提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要求。最近有些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有学者开始反思“公共哲学”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市民社会与国家’框架只能是若干解释模式中的一种，应当与其他解释模式相结合，比如说，我所主张的在认识与解释层面的‘阶级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考虑将‘阶级分析模式’同‘国家与社会模式’二者结合起来”(23)。在当前公共哲学的讨论中，提出“阶级分析模式”的有效性，势必要回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分析思路上来。
总之，如果缺失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来言说当下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将削弱当前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产者与无产者冲突之现实背景下，政治哲学的当代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将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走向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果说，抛弃了政治立场——阶级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分析——的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的话，那么，放弃了生产关系分析的政治经济学视角，从抽象的公平与正义演绎出来的政治哲学，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庸俗政治哲学。这与庸俗经济学中以抽象的经济人作为理论假设，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政治价值与人学的形而上学悬设！公共选择学派最重要的理论突破之一，是把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引进对人们政治行为的分析中，认为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也是以个人的成本—收益为基础的，公民在选票箱前的行为与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行为没有本质的区别，政治过程就像市场的交换过程一样，包含着自愿交换的互惠性。在这一点上，公共选择学派以及制度学派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问题上更具有解释力。
不仅如此，政治经济学批判立场的缺失，实际上还造成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的逃避综合症。政治哲学实际上必须面对社会各方(阶级)的利益冲突现实，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必须在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有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和改革开放(区别于暴力革命)等新的历史条件下回答中国革命(建设)的基本政治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根基与现实基础。倘若无视或回避这些问题，仅从西方政治哲学的视域来移植和引申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陷于一种“无根性”的境地之中。因此，本文提出政治哲学的方法论自省问题，与其说是关于从古典政治哲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梳理，毋宁说是关于社会政治思潮的时代语境之省察，以免我们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喧嚣中丢失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
注释：
①赵汀阳：《哲学的政治学转向》，《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2页。
③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27页。
④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280页。
⑤布坎南：《宪法经济学》，载《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35～336页。
⑥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⑦生产方式虽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概念，但并不是马克思最先提出来的，在古典经济学中就已有思想家提出这个问题，如苏茨等。国内学者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张一兵，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⑧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41～42页。
⑨洛贝尔图斯：《关于德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12～113页。
⑩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0页。
(1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8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88页。
(13)恩格斯：《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9页。
(14)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第10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17)王新生：《作为规范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求是学刊》2006年第3期。
(18)施密特：《政治的浪漫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19)同上书，第65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4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60页。
(22)转引自莫利、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
(23)邓正来：《关于“国家与社会”框架的反思与批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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