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贸易自由化影响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研究——理论与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贫困论文,理论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过去的20多年里，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选择全球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自由化作为自己的发展策略。虽然从长期来看贸易自由化优于封闭经济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但是就贸易自由化的收入分配效应则较少达成共识。贸易的分配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在发展中国家收入不平等非常典型，同时那里还有大量脆弱和易受影响的人群。如果经济一体化导致贫困人口的进一步增加，那么这种贸易利益的实现则是以社会成本的极大增加为代价的。因此，近年来，贸易自由化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已经引起广泛关注，贸易自由化的支持者认为贸易有益于经济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它增加了“馅饼的尺寸”；而贸易自由化的批评者认为贸易在某些方面有损经济发展，其中之一便是贫困(Jagdish and Srinivasan,2002)[1]。在此背景下，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这些文献对贸易影响贫困的机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很好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本文拟对贸易自由化与贫困关系的研究进行疏理。
一、贸易影响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机制
分析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影响，通常从静态和动态这两条线来探讨。前者是假设资源和技术既定的条件下，贸易自由化是如何从短期影响贫困的；后者则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增长和技术对一国贫困的长期影响。
（一）静态分析
1.劳动力市场机制。
在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是传递贸易自由化影响贫困的一个重要机制。就业是脱贫的确定途径之一，而失业可能是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假定要素供给既定，而工资富有弹性，在两要素世界中，Stolper-Samuelson定理（以下简称SS定理）预言劳动密集型商品价格的上升将要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产出，提高真实工资（如图1）。然而，SS定理虽在理论逻辑上无懈可击，但该定理不足以回答现实世界中贸易和贫困的问题，如该定理在多产品、多要素情况下是缺少说服力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劳动力的供给完全弹性，这时工资是固定外生的，调整的是就业（如图2）。只有在劳动力从生存部门（比如农业）流失到正式部门非常大，以至于生存部门工人的工资上升的情况下，贫困才会减轻。Winters(2000)认为以上第一种情况得到20世纪70和80年代东亚发展现实强有力的支撑。第二种情况正如一些成功发展的案例，通过该机制整个经济体得到成功转型[2]。
图1
图2
早期关于贸易和就业的讨论是由Krueger(1983)提出的，她认为理论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会提高劳动密集型的产出和提高就业。经验研究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制成品确实是劳动密集型的，但是由于要素市场的扭曲，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是模糊的。之后的很多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即贸易自由化对就业影响不明显，或影响较小[3]。如Rama(1994)使用了一个垄断竞争模型对乌拉圭1979-1986年39个部门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在制造业部门中，保护和就业呈正相关关系，但是对真实工资却没有影响[4]。在对摩洛哥、墨西哥、智利和巴西的研究中，也得到了以上结论(Currie and Harrison,1997; Revenga,1997; Levinsohn,1999; Moreira and Najberg,2000)。
贸易改革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大部分研究都是假设市场是分割的，这样就很难得出贸易对总体贫困影响的结论。而且这些研究通常依靠跨部门和跨公司的变量来鉴别这种影响，因此很少涉及一般均衡的影响。Goldberg and Pavcnik(2004a)认为虽然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忽视了总体均衡的影响，但是该方法的吸引力在于对经验发现的易处理性和可信性[5]。
2.商品价格变化机制。
这里的商品价格机制是指贸易自由化通过对家户消费和家户产品的价格影响从而影响贫困。该机制对贫困的影响的经验研究常常被国际贸易学家所忽视(Goldberg and Pavcnik,2004a)。
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正式工人上（通常在制造业），虽然这个强调重点在研究中等收入国家贸易自由化对城市部分的影响上可能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在穷国经济中只有一小部分个人会加入劳动力市场①因此单从工资水平角度研究全球化和贫困的关系是不全面的，需要从贫困人口的产品和消费品的价格变化入手来做进一步的分析。Deaton(1989)提供了一个非参数的经验方法，该方法使用建立在商品供给和需求模式基础上的信息来研究价格变化通过家户消费和家户产品对家庭福利的影响。Deaton的研究显示家户产品价格和特定商品（该商品作为家户支出的一部分）的消费价格之间的差额和与该商品价格相关的生活成本弹性负相关。因为处于不同福利分布阶段的家户在他们的产品和消费模式上是不同的，所以分析价格变化分布结果的一个便利的途径是通过非参数估计在所有每个支出分布上的平均净收益率，净收益率的期望显示价格改变的影响分布。商品的价格上升将要提高（减少）家户生产（消费）的净福利，从而会对贫困产生影响[6]。
考虑消费的影响和承认家庭支出分布的不同是重要的。这在Porto(2004a)的经验研究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Porto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劳动力市场和消费的共同影响。同样地，Deaton(1989)、Benjamin and Deaton(1993)研究了价格的变化通过产品渠道对家户福利的影响分布。他们很有说服力的显示这样的分析方法在鉴别处于收入分布哪个部分的家户可能会从贸易自由化导致的价格改变中获益（受损）最大时是个有力的分析工具。这样的工具在未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和贫困的研究中或许会被证明是有用的。
贸易自由化通过商品价格机制影响了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家户福利，进而影响了贫困。但是不同类型家户对贸易自由化引起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反应能力（包括从机会中的获益能力和免于不利冲击的能力）是不同的，因而就需要一个补充政策来帮助确保更贫穷的家户可以和更富有的家户一样对商品价格的变化做出恰当的反应。
3.财政收支机制。
贸易自由化会潜在的减少国家税收，特别是对于一些低收入国家，这将会使政府的预算失衡。那么国家的税收损失有多大?国家税收收入的下降会通过其它税种的补偿性增加或转移支付的减少伤害穷人吗?关税在总税收收入中的份额和经济发展水平呈反向变化关系，许多低收入国家有一半甚至更多的税收收入来自关税②。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都说明了贸易改革和税收之间有一个简单的联系③。总的来说，如果条件是近似满足的，关税的下降会削减税收收入。
对于关税收入下降的一个反应是寻找来自非贸易品税收收入的增加进行替代，很显然这种税收移位对穷人的影响要看财政工具的选择，Konan and Maskus(2000),Harrison et al.(2002)认为一些CGE模型表明关税收入损失的福利意义依赖于所引入的替代税的种类。一般而言不存在这种负担将要落在穷人身上的经济学原因[7][8]。但是，简单和低成本的关税工具被复杂和高成本的国内税所替代是危险的（世界银行，1988）。对于税收收入下降的另外一个反应是削减公共支出。目前存在大量的文献描述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导致关税下降，进而政府通过公共支出特别是社会分部门支出减少对贫困产生的冲击（例如Killick,1995; White,1997; Squire,1991）。而Gaag(1991)，Sahn(1992)则认为这种调整导致社会支出削减的证据至多是混合性的。虽然一些国家的社会支出有明显下降，但是多数人还是赞同社会支出（特别是和资本的支出相比）相对受保护的观点。
此外，足够的证据表明，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支出并未很好的以穷人为目标(Castro-Leal et al,1999)，Lanjouw and Ravallion(1999)的研究显示了在印度一些学校教育和反贫困经费被非穷人所获取。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支出的削减对穷人有更小的影响，Lanjouw and Ravallion(1999)认为实际上评估福利影响的传统方法会低估穷人从更高的公共支出中的获益，同时也会低估来自削减的损失。因而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就做出判断是极其危险的[9]。
总的来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贸易自由化和社会支出的削减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然而，以往的研究表明即使贸易自由化没有导致税收的减少，公共支出的削减对穷人的冲击也是不言而喻的。证据表明在政治意愿下，社会支出特别是以穷人为目标的支出也许是充分受保护的。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关注的是如果贸易自由化是在一个行政框架下被推动的，替代税可能会增加，社会支出可能被削减，从而对贫困产生不利影响。
（二）动态分析
1.经济增长机制。
对于动态分析，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更加突出的问题是，这种影响是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之下，资源和技术不再是既定的，我们把这种影响分两步来进行阐述：贸易促进增长，增长减少贫困。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是绝对贫困缓解的关键。它增加了资源从而提高了收入，即使“滴流效益”不足以给穷人带来利益，当收入变得更高、增长更快时，政府就有余地采取更强的收入再分配措施。
(1)从开放到增长。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贸易自由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因。从中期来看，贸易利益来自增长；从长期来看贸易的潜在积极因素还包括引进技术、引进合适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竞争的利益以及对政府的无能和腐败的约束④。但是，不幸的是以上没有哪一条利益渠道可以得到保证。Rodriguez and Rodrik(2001)认为建立研究开放与经济增长的模型并不困难。因此，从根本上说，贸易与开放之间的联系的研究实际上是一种经验研究[10]。Dollar(1992)、Sachs and Warner(1995)、Edwards(1998)等通过对一些转轨国家的研究发现，开放有利于经济增长。虽然有些学者认为以上研究建立在脆弱的经验主义的基础之上，在对开放的度量问题以及计量经济研究方面存在缺陷(Rodriguez and Rodrik)；但更多的学者认为，开放会增加收入水平仍然是不容置疑的，尽管影响的大小是难以确定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估计，贸易限制对长期收入增长是有害的(Jones,2001)[11]。
(2)从增长到贫困。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主张经济增长总体上会缩减贫困，但也有许多学者Fields(1989)、Ravallion(1995)、Bruno et al.(1998)认为增长对贫困的影响没有确定的路径和体系。这些早期的研究是建立在较小的样本基础之上，但是近期的研究扩大了样本的范围并且达成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些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争论。最有争议的是来自Dollar and Kraay(2002)的研究，他们从横向（跨国）和纵向（跨时间）两方面考察了增长和贫困之间的联系，Dollar and Kraay把穷人的平均收入（收入分配中20%的最底层）和总体的平均收入作回归，加上一些额外变量，研究结果没有拒绝穷人的平均收入按比例的随着总体平均收入的变化而变化的假设[12]。Dollar and Kraay方程式的残差较大，这完全符合增长可能会伤害穷人的情况。然而，平均来说，这种对穷人的不利影响被穷人的获益所抵消。Ravallion(2001)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接受的贫困和增长关系的讨论，他通过回归平均每天以美元衡量的贫困比率的变化和平均收入的变化，发现平均收入每增长1%会导致绝对贫困人口比例下降2.5个百分点。当然，个体的减贫情况将会围绕平均的增长贫困弹性波动，而这种波动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初始的不平等水平[13]。
总之，虽然近期的文献提出了一些方法上的挑战，但是没有证据推翻传统的关于增长有益穷人的结论。
2.技术进步机制。
在开放导致经济增长的作用中也许至少有一部分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Esfahani(1991)、Feenstra et al(1997)、Gisselquist and Pray(2000)的研究认为进口提高效率的证据是充分的，而其前提假设是来自出口和技术之间的联系是更加微弱的。当然技术的流动不一定仅仅依靠贸易或者WTO框架内的技术政策，它们可以是自发的或者是通过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发展的直接干预。后者的例子比如绿色革命，大多对绿色革命持有的评论是它在减轻贫困方面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总之，经验研究显示贸易自由化对技术进步有很强的影响。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是削减贫困策略的必要组成部分。
二、经验研究
（一）可计算一般均衡研究
已有的研究贸易自由化和贫困关系的文献大都使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来模拟自由贸易政策对贫困的影响(Harrison,2006)[14]。
一种方法是使用一个单一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的CGE模型，来研究由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化，然后把这些变化应用到家户数据中来计算对贫困的影响。
Ianchovichina et al.(2001)使用该方法模拟了墨西哥既定的各关税水平，同时匹配各级家户收入和支出的调查数据，把他们运用到CGE模型中，这样可以研究估计价格的改变对观察中每个家户的影响。结果显示生活成本的改变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因为消费篮子变化了），作者估计结合价格和收入的改变，所有的家户将要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而相对更贫穷的家户则获益更多[15]。Hertel et al.(2001)也运用了同样的方法，根据家户收入的主要来源把家户分为五个等级，每个等级又被分解为20个收入水平。他们估计了一个一般消费模型，把收入和消费的截面数据与CGE模型结合起来，探讨了可能的贸易自由化对假定贫困线附近家户群的影响。他们考察了多边贸易自由化对七国的影响，其中四国会减少贫困（印尼、菲律宾、乌干达和赞比亚），三国会增加贫困（巴西、智利和泰国）[16]。
另一种方法是在CGE模型中嵌入家户分解。这个方法的好处在于内在相容性。而家户水平上的行为改变在第一种方法中则是被忽视的。这种方法早期的研究可见Bourguignon et al.(1991)，更多近期的研究包括Cogneau and Robillard(2000)和Chen and Ravallion(2004)。
Cogneau and Robillard从来自马达加斯加的调查数据估计了一个家户模型来说明劳动收入的决定，然后把它嵌入3部门的CGE模型。他们的模拟之一是出口农作物的世界价格有一个增长，这样会减少农村贫困，但是城市贫困会有所增加[17]。Cockburn(2001)使用了一个类似的方法研究尼泊尔，得出贸易自由化主要会降低农产品的价格，这样会使城市贫困者受益，而损害农村贫困者。Chen and Ravallion运用了同样的方法来评估中国的贸易改革对贫困的影响。总的来说，中国加入WTO对平均家庭收入、不平等以及贫困的发生率的影响微小。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家户影响不同。农村家户的福利受损，城市家户福利得到增进。同时，贸易改革对不同省份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8]。
上述运用CGE模型模拟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的研究是有意义的，这些研究应该作为政策制定进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特别是即使平均来说贸易自由化是有益的，他们仍然可以帮助识别出易受影响的家户类型。但是，以上这些成果都是预测性的，只能作为事后检验研究的一个补充，而不能替代它。只有后者才能检验我们的模型，才能使我们真正理解现实的世界。
（二）以回归分析法为基础的研究
1.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较小的研究。
哥伦比亚在1985-1995年的贸易自由化的同一时期伴随着城市贫困下降了10%，Goldberg and Pavcnik(2004b)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采用了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得出虽然城市贫困和失业、非正式部门的就业以及低于最低工资水平的收入之间高度相关，但通过回归1984-1998关税的削减对贫困的影响，未发现哥伦比亚的贸易自由化和城市贫困之间有任何直接的联系[19]。
Topalova(2004)建立了一个贸易政策（用关税衡量）影响贫困（用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衡量）的回归模型，通过对印度省际数据进行考察，发现在印度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关税显著负相关[20]。Topalova认为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限制阻碍了经济的自我调整过程，因为在劳动力流动性较高的地区贸易政策对农村减贫的负面影响要小得多，甚至完全消失。而在印度城市贸易自由化和贫困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这和Goldberg and Pavcnik的发现一致。
2.贸易自由化对贫困影响显著的研究。
和哥伦比亚、印度的结果相反，Hanson(2004)对墨西哥的研究则表明开放程度对贫困的影响明显。他考察了1990-2000年墨西哥跨地区劳动收入分配的变化，发现开放程度低的州相对于开放程度高的州劳动收入下降10%，工资贫困（即劳动收入不足以维持一个四口之家维持在贫困消费线之上的工资水平）的发生率则增加7%[21]。Balat and Porto(2004)也认为贸易对贫困有显著影响。他们考察了1990年代赞比亚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改革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同时还探讨了非贸易品出口增长对贫困的影响。作者分别从消费和收入两方面进行考察。结论指出赞比亚农村将会从扩张的世界市场中获益[22]。张茵和万广华(2006)考察了1988-2001年全球化对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发现平均收入的增长与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负向相关；而全球化，特别是贸易开放，与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正向相关。[23]
（三）其他经验研究
Porto(2004a)发展了一个经验框架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该框架把不同类型的家户纳入到一个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中，同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劳动力市场和消费的影响。Porto(2004b)运用该方法来研究阿根廷加入南方共同市场对阿根廷城市家户福利的影响，他发现通过劳动力市场渠道，阿根廷贸易自由化与城市贫困的减少相关联；而消费渠道却增加了贫困。但是，前者的影响总体上要大于后者，即贸易自由化减少了阿根廷的贫困[24]。黄季焜等(2005)利用CAPSIM模型分析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农业的总体影响利大于弊，但是对贫困农户的不利影响要大得多，贸易自由化可能有助于一些地区缓解贫困，但会恶化另一些地区的收入分配，同时会加剧地区内部农户的收入不均现象[25]。
三、结论
本文从贸易影响贫困的机制，以及贸易影响发展中国家贫困的经验研究两方面对贸易自由化与贫困关系的相关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以往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与贫困的关系是复杂的，贸易自由化对贫困的影响将依赖于贸易自由化实施时的外界环境，包括贸易自由化的初始点以及相应的政策等等。不应孤立地看待贸易自由化，有时需要额外政策来加强它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说贸易自由化的减贫效应总是需要补充政策，这种效应的大小可能还要看一国的现实背景。
其次，虽然贸易自由化不一定是一国减贫最有力、最直接的渠道，但它是最容易改变贫困的途径之一。当前在许多减贫措施是复杂和代价高昂之时，贸易改革（关税的削减和非关税壁垒的废除）与之相比则更易实施和节约成本。贸易改革可能是政府可利用的最有效的反贫困政策之一。
最后，大量的经验研究表明，穷人比富人更加缺少保护自己免于外界不利冲击和从贸易改革中获益的能力，因此伴随贸易改革的补充政策显得更加重要，这些包括对利益受损者的社会保护以及增进穷人获得潜在利益的补充政策。当然针对各国国情来设计伴随贸易自由化的恰当补充政策措施是更加可取的。
注释：
①如根据Edmonds and Pavcnik(2003)等人的研究，1993年的越南年龄在20-64岁的成年人仅有19%从事获得工资的工作，而仅仅有7%从事制造业的工作。
②MeCulloch et al.(2001)列出1994-1996年96个数据可得的国家，58个国家该比例超过5%，其简单平均数为20.3%，有16个国家超过25%.
③Greenaway and Milner(1991)认为理论上还有许多因素是重要的。比如在征收关税的情况下，如果最初的关税水平超过它的最佳税收水平，税收收入将会随着贸易自由化而增加。
④可以参见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or Lucas 1988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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