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927年间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交往的历史内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阀论文,内幕论文,年间论文,张作霖论文,吴佩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477(2002)02-0102-05
1925年—1927年间，以张作霖为代表的奉系与以吴佩孚为代表的直系由敌变友，再由友变敌，上演了一幕合纵连横的活剧。由于各种原因，这段影响北伐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历史，却轻易地被掩盖在贺胜桥与汀泗桥的硝烟之中。本文拟通过对一些相关的档案史料与回忆录的考证，作一钩沉。
一、1925年初：奉张预先示好
1924年10月，因冯玉祥倒戈，吴佩孚统率的直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败，几至穷途末路。同年11月3日，吴自天津泛海南下，企图依靠长江沿线的旧部重振旗鼓，但原属直系的萧耀南（湖北）、孙传芳（浙江）和齐燮元（江苏）等人为求自保，于11月28日联名通电拥段（祺瑞），与吴保持距离。不得已，吴只得辗转于河南、湖北、湖南之间，最后在岳阳托庇于湖南的赵恒惕。
不过，由于北方张作霖与冯玉祥两大势力互不相能，困居岳阳却地位超然的吴佩孚，顿时成为各方争相拉拢的对象。
据李炳之（时任吴佩孚顾问）的回忆，冯玉祥在1925年春秋之间，即曾派使与坐镇武汉的萧耀南联系，希望获得汉阳兵工厂的弹药补充。以此为开端，原属直系的各方开始酝酿拥吴复出。[1](P163-164)但比较而言，奉张对直吴的拉拢，其实更早，也更急迫。据苏锡麟（时任张作霖的骑兵卫队旅旅长）的回忆，就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不久，鄂督萧耀南即派其参谋长张月波赴沈阳面见张作霖，建议奉张直吴合作。此后，张作霖又派苏锡麟到湖北回访吴佩孚，双方达成“合作救国”的初步意向。[2](P82-83)
但是，李炳之与苏锡麟的说辞，毕竟是近40年后的回忆，其时间概念甚不精确。倒是吴焘的日记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可信的解释。
吴焘，字子明，云南保山县人。1907年—1911年任吉林提法使，民国年间曾在吴佩孚处办理文案，此经历使得他与张作霖和吴佩孚皆不生疏。1925年3月14日，寓居天津的吴焘突然被召到张作霖在天津的帅府，据其当天的日记记载：“……讵上灯后晚饭时，帅府用电话邀余与斐君、琪山三人往见。……帅意委托余到岳州联络吴子玉将军，同心救国，意极真挚。余虽以年老力辞，迄未应允。盖帅以夫己氏（指冯玉祥——引者）野心日炽，我国家定有沦亡之惨，若与吴通力合作，力量较大，凶焰或可少戢。”[3](P163)
此后，吴焘衔张作霖之命，在天津与岳阳之间奔走联络，一直延续到当年的7月份。因为这时已有冯玉祥回归直系的传言，张作霖对此事甚为疑惧，所以一再要求与吴佩孚“捐弃前嫌，同心救国”，甚至对吴的使者“言之泪下”。[3](P171)从吴焘日记反映的情况看，奉张与直吴在反冯这一点上，基本达成共识。但是，直到1925年10月21日，吴佩孚在武汉就任“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时，奉张与直吴在表面上仍处敌对状态。个中原因，可能有如下两点：
第一，就张作霖一方而言，虽然奉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京津一带剑拨弩张，但在郭松龄反奉之前，双方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盟友关系，面对冯玉祥有意识的忍辱负重，张作霖一时也找不到发难的理由。
第二，就吴佩孚一方而言，由于奉军触角已伸展到长江中下游，控制了沪、苏、皖等要地，对浙江的孙传芳和湖北的萧耀南构成直接威胁，虽然吴对冯恨之入骨，但卧榻之旁的奉军显然更危险。
是年底，国内政局再生突变。
二、1925年底：直吴再成中心
1925年10月底，孙传芳、萧耀南拥吴复出，未几，直军将奉系势力赶出长江流域。11月底，奉系内部发生郭松龄事件，尽管张作霖在一个月后即平息反叛，但奉系元气大伤。在各方争夺中央政权的斗争中，吴佩孚及其统率的直系的作用愈显突出。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可以看出：在1925年底，中外各种政治势力都争相与吴结盟。
据娄向哲先生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发现的《田中家文书》记载，1925年11月27日，日本情报人员鹫泽舆曾向时任立宪政友会总裁的田中报告：他曾经在汉口拜访吴佩孚，并转达了日本希望吴（佩孚）张（作霖）合作的意见，吴当场未表明态度，只是嘱咐严守秘密，但在随后的一次会谈中，吴的幕僚张志潭向鹫泽舆表示“吴张提携的意见是可行的”。[4](P218-219)
几乎同时，苏俄政府也在积极考虑吴（佩孚）冯（玉祥）合作的可能性。1925年10月29日，俄共（布）在莫斯科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红军高级将领伏龙芝在给会议的一封信中，明确提出联吴的建议：“……然而中国的事态发展进程，越来越把吴佩孚和他所领导的直隶集团推到首先地位。吴佩孚正在成为核心政治领导人物，同时好象也在成为民族运动重新爆发的中心。人民军以及冯玉祥的作用和意义在渐渐消失。……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有必要同吴佩孚联合。联合的结果应当是成立新的中国政府。在新政府的人员构成上，要有直隶人，北方国民党人（冯玉祥）和华南（广州政府）的代表。”[5](P730-731)
虽然在同一封信中，伏龙芝也坦承：“因为这种联合不可能有什么牢固性可言，所以在进行现阶段的战争和成立新政府的时候，必须从建立真正统一的中国必然要继续进行战争的思想出发。不过这时已经是同吴佩孚及其追随者的战争。”[5](P731)言外之意，他也不过是想暂时利用吴佩孚，等打败奉系后，最终收渔翁之利，但是，暂时借助吴佩孚的用意还是十分明显的。
另外，1925年11月11日，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维经斯基向莫斯科发回书面报告，其中也谈到与吴佩孚合作的问题。据维经斯基的报告，在此前召开的张家口军政会议上，尽管冯玉祥的代表反对与吴佩孚接触，认为“同孙传芳和萧耀南可以建立军事联系，但不能同吴建立这种联系”，维经斯基也同意这种观点，但同时指出：“现在对吴佩孚采取任何行动，都可能是一个在策略上错误的和对反奉斗争事业有害的步骤。”[5](P735)
可见，在苏俄各方，都存在一种“暂时利用吴佩孚”的心态。也可能正是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之下，1926年1月6日，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在作政治报告时，也从侧面谈到吴佩孚，他说：“是时中国共产党曾和吴佩孚有过来往，马林也曾去见吴，他说吴的才力比陈炯明高过十倍，但可惜他总不懂什么是政治。兄弟因此联想及以前曾有一部分同志批评李大钊同志不该与吴佩孚往来。须知道在那时候李还未入本党，他拿共产党员资格与吴来往确是有的，他想用吴帮助共产党做国民革命事业，这也是革命党常有之事，有什么可以反对的？”[6](P22-23)
汪精卫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联吴反奉，但话语之中，对吴也全无恶感。
事实上，在1926年底与1927年初，由于中国的政治斗争进入一种特殊的均势，在地理位置与政治关系上皆处于中间地带的吴佩孚再次成为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连久居深宫却不甘寂寞的末代皇帝溥仪也托人带话给吴佩孚，希望他“不可灰心，养晦待时，好为国家出力”。[3](P184)
三、1926年初：奉张献上厚礼
这时，眼见各方抛来的绣球，吴佩孚大致有三种选择：(1)联冯抗奉；(2)联奉打冯；(3)作壁上观。但他最终选择了第二种，即联合张作霖，打压冯玉祥。关于吴佩孚与冯玉祥之间的微妙关系，事后有人评论说：“冯见吴‘讨贼’未及己身，授意鹿钟麟对段倒戈，见好于吴。讵吴正在利用冯迫段去职，并未放弃仇冯，……。”[7](P257)言下之意，似乎是吴不识时务，拒绝了冯的好意。不过，如果我们还记得上述维经斯发回莫斯科的报告，应该知道在1925年11月的张家口军政会议上，正是冯的代表强烈反对与吴联手，只愿意与孙传芳和萧耀南合作。事实上，这也是冯玉祥自始至终的一条底线：联直不联吴。而与此同时，老谋深算的张作霖却送来一份让吴很难拒绝的“大礼”。
1926年1月初，刚从郭松龄事件中回过神来的张作霖，立即派使与吴佩孚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有：“(1)双方共同以冯玉祥为敌，合力消灭冯和国民党；(2)事成后奉军出关，关外地盘由张作霖主持，吴不过问；(3)以直、鲁归吴，以三特别区归张宗昌和李景林；(4)以后中央政府和陕、甘、豫地盘听吴主持，奉张绝不过问。”[8](P99-100)这无异于恢复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前的态势，据此，吴佩孚可以轻而易举地入主中央，再次挟“中央”以令诸侯。
正是出于这种野心，吴佩孚在与奉系达成妥协后，立即结束在山东与张宗昌的战事，利用河南地方势力消灭隶属冯玉祥的岳维峻部，与奉系联手将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河北。面对奉张与直吴的两面夹击，冯玉祥一方面辞职下野，以避锋芒，另一方面则让部下向张作霖发电，离间张吴，认为吴与张“三次寻仇，所蓄怨毒，抑尤甚焉，绝非一二人虚辞通款，所能焕然冰释”，并进言：“奉、国两军唇齿相依，倘伊（指吴佩孚——引者）得势，固不利于敝军（指国民军——引者），亦非有利于奉方”。[9](P41)不过，鉴于冯玉祥曾经与郭松龄密谋反奉，张作霖并不相信冯玉祥及其部下的“好意”，继续支持吴佩孚。到1926年奉夏之交，吴佩孚的直军已经突破保定，直指北京，中南海的那张蒙着虎皮的椅子似乎已经在向他招手了。不过，双方的猜疑一开始便显现出来。
饶有兴味的是，不论是直吴，抑或是奉张，他们在解释合作的原因时，皆打出“信义”的招牌。譬如，面对国民军多次低三下四的乞和请求，包括张学良在内的奉军前线军官大多为之动心，但张作霖却坚持己见，他的解释是：“我为顾全信义起见，即曾与吴合作，吴已进兵，我方滦州之举（指奉军进攻滦州——引者），在事势上不得不然”。[9](P43)而吴佩孚也曾在1926年5月对魏益三说过：“一个人活一辈子，又能有多少光阴？总应当以信义为重，利害为轻。我既然答应同张雨亭合作了，怎么又能食言反悔呢？”[10](P236)
不过，同样凯觎中央政权的奉张与直吴，绝对不可能为了所谓“信义”而对对方礼让三分。如奉军的前线指挥官张学良在1926年4月底即多次向奉系中枢请示“对于大局各主张”，[9](P89)插手中央的意图十分明显。而吴佩孚也为了维护其夺取北京政权的优势地位，也不得不拼全力肃清北方的国民军势力。
1926年6月29日，吴佩孚北上进京，与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会晤。但双方未就未来的北京政府达成任何协议，吴迅即出京赴长辛店督战。
四、1926年夏：直吴拒绝奉援
然而，让吴佩孚始料不及的是，当他使冯玉祥的国民军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时，他也使自己陷入两面对敌的不利地位。由于武汉属四战之地，一旦他决定与北方的国民军为敌，那么势必就要面对国民军在南方的盟友——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而当蒋介石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兵发湖南时，吴佩孚顿觉首尾难顾。
事实上，当广东方面开始进逼湖南时，暂时置身事外的孙传芳与张作霖都十分敏锐地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如孙传芳在1926年7月27日致吴佩孚的电文中，一再警告：“今日之事，南重于北”，希望吴“即日南下”。[11]而张作霖也在8月19日密电吴，希望其“节麾南旋”，并提出奉方愿意与直方协助“解决南赤”。[9](P94)
但吴佩孚此时最为挂念的还是北方的政权安排。1926年8月22日，国民革命军攻克岳阳、通城、羊楼司，吴佩孚在保定召开有奉方代表参加的军事会议。但直至此时，吴在会议上讨论的首要问题，仍是内阁的组成，其后依次是“西北军事之进行”、“西北收复各地之善后”、“京绥、京汉两路之管辖”，最后才是“对南用兵筹饷”。[6](P685)重北轻南的心态，显而易见。
直到8月29日与30日，国民革命军连克汀泗桥与贺胜桥，吴佩孚张皇失措，在贺胜桥失守的当日，即致电张作霖与孙传芳，请求支援。在该电中，吴明确表示：“务望以讨赤为前提，以救国为要义，悉捐一切猜疑，永远同心相卫。并请雨帅（指张作霖——引者）先开两师南下，馨师（指孙传芳——引者）速调得力军队一、两师，合守汉阳、汉口，以固根本，再议其余。”[9](P98)
不过，吴佩孚请援同时，并未将其在京汉路上的主力南调布防，显然，他仍然割舍不掉控制北京政权的意图。张作霖对此当然也心知肚明，便以“京汉路车辆拥挤”为由，要求直吴主力南下。因此，在31日，吴即以前电为后方总部不知道自己“变更作战计划”所发，系“张皇告急”，要求奉张援军“无庸出发”。[9](P99)
如果直吴主力仍滞留在河北一带，奉军肯定不敢长驱南下，因为即使在两湖击退国民革命军，也难免被直军断掉后路；而吴佩孚也不甘做奉军的炮灰，因为如果倾力抗击国民革命军，即使获胜，也会落得两败俱伤的结果，无力与奉军争夺对北京政权的控制权。
1926年8月14日，奉、直、鲁军联手攻克南口，北方对冯玉祥国民军的战事应该说是告一段落。但自此之后，面对广东国民革命军咄咄逼人的进攻，张作霖、吴佩孚与孙传芳三股势力始终未能整合起来，一致对敌。个中原因，即在于三者，尤其是奉张与直吴之间的相互防范。
1926年10月初，吴佩孚曾建议奉军从海上进攻广东，对北伐军形成两面夹击，但张作霖以给养困难等原因推脱；数天之后，由于奉军在保定一带压迫直军，吴佩孚愤而致电张作霖：“军事首须齐一，必主客同心，援乃有效。尊处作相援之准备，待请援之时，然后出进，至合时宜；若作强援之举，则将类拔苗助长。”[9](P151)以至张作霖最后不得不告诫部下：“现在时局，我方对吴尚未可公然破裂，彼方紊乱至此，自消自灭即在目前。我方稍缓须臾，仍可仁至义尽，收最后之胜利也。”[9](P148)言外之意，是要坐观直吴被北伐军消灭。
是年11月19日，孙传芳潜赴天津，向张作霖求援，在第二天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各方划分地盘，吴的老巢——河南被分给奉系的韩麟春，显然，这时的吴佩孚已被张作霖彻底抛弃了。[6](P1190)不过，双方最后摊牌，还是在第二年的初春。1927年2月8日，张作霖令奉军与鲁军分别沿京汉线与陇海线强入河南，吴部起而反抗，最终结束了双方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
五、余论
应该说，1925年—1927年间奉张与直吴间这段由敌变友、再由友变敌的关系，对北伐战争的进程有极大的影响。张作霖、吴佩孚与孙传芳三股势力，加起来不下60万军队，而广东的国民革命军不过10万，即使加上北方的国民军，总计也不过20万左右。北伐军之所以能够横扫敌军，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利用了对手的不团结，尤其是奉张与直吴之间的相互猜忌，而予以各个击破。在北伐军出师之初，蒋介石曾向外界宣布其北伐战略，即“‘政治方法’与‘军事方法’并用，以政治战略使军阀唯求自保，互不救援。”[6](P476)事实证明，这个战略是成功的。
对于缺乏统一意识形态与价值目标的北洋军阀而言，唯一能令部属效忠或让他方合作的因素便是利益。奉张与直吴的分分合合，说到底，还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与破裂。即使在他们内部，也因这种纯利益关系，很难保证部下对自己的忠诚。像奉系的郭松龄倒戈与直系靳云鹗的背叛，皆是明证。因此，北伐战争的胜利，与其说是蒋介石战略得当，倒不如说是由于北洋军阀缺乏共同政治目标而自乱阵脚。
收稿日期：200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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