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经济理论形成与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经济论文,理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5)09-0023-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5.09.004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正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组合，这样就形成了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空间新格局。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的核心是我国经济活动空间的拓展，包括国内空间和国外空间的拓展，其主要的空间形式是塑造国内经济地理相国外经济地理。塑造国内经济地理，就是要实现我国东部和中西部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发展；塑造国外经济地理，就是构建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新的模式，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和中国企业走出去，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无缝对接。拓展经济活动空间，或者重塑国内经济地理和国外经济地理，就需要以新的区域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这就要求我们创新区域经济学理论，或者在新常态下提出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和主张。而要创新区域经济学理论，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主要的理论观点。 一、国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从国际上看，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从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廖什的市场区理论以及胡佛的区域经济学和艾萨德的区域科学，再到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史。而在国内，区域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也走过了将近40年的发展历程。 1.国外区位理论的形成 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在研究经济现象时，通常做出很简单但是很不现实的假设，即所有生产和消费都集中在一个地点上，这样就剔除了空间因素这一极其重要而又棘手的变量。如果把空间因素囊括进去，则此时所得出的结论在许多情况下完全不同于不考虑空间因素时得出的结论。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运输成本，这种运输成本是因生产区和市场区在空间上的分离而产生的。主流经济学视这种成本为一种生产成本，并认为降低这种成本的主要途径是运输技术的改进或发展。然而，如果调整厂商的生产区位，则可以避免或大大降低这种额外的成本。为解决这种空间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影响而产生的理论就是区位理论。区位理论就是研究厂商选择何种地点生产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运输成本(古典区位论)，或者实现利润最大化(新古典的区位论)的问题。杜能(1826)最早注意这种成本，他发现离消费市场的距离的远近对农作物的布局有重大影响，他计算出各种农作物组合的最合理的分界线，并划分成六个同心圆状的农业圈。韦伯(1909)开创性地分析了区域间、国家间的经济区位，认为理想的厂商区位是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需运输里程最短和货物重量最少的地点。他在运输费用之外又增加了劳动费用和聚集因素，并由上述三者决定的最小成本作为厂商最优区位的标准。霍特林(1929)发展了企业间空间竞争理论，重点分析了在线性市场上的企业之间的区位竞争。然而，韦伯以后的区位理论研究者发现，最小生产成本不能最终确定企业的最优区位，成本最低也不意味着利润最大化。这样，他们创立了以利润最大化为原则、以市场规模为中心的区位理论。克里斯泰勒(1936)认为，高效的物质生产和流通的空间结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多级市场区构成的网络体系。廖什(1938)进一步发展区位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节点区会存在，定义了依赖于市场区以及规模经济和交通成本之间关系的节点区。这样，不仅使区位分析由单纯的生产扩展到市场，而且开始从以单个厂商为主扩展到整个产业。 区位理论研究的宗旨是为不同企业和部门寻找最佳的生产区位，使得企业或部门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该理论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是该理论以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为基础，认为市场是完整的，不存在不确定性，因而不存在实现交易所需的信息搜寻费用，同种同质产品的价格差只因运输成本而产生。然而，市场实际上并不是完整的，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此不同市场之间的商品价格差，不仅要考虑运输成本，还要考虑对不确定性的贴现。二是传统区位理论的分析方法是局部均衡方法，又是静态的方法。这种分析方法试图寻找一种力的平衡点并在这些平衡点上配置厂商，然而这种平衡是以单个厂商经济行为为基础的，忽略了其周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一系列影响，尤其是忽略了通过产业链或技术溢出表现出的经济活动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关系。三是传统的区位理论只注重运费或劳动力费用等经济因素，忽略了制度、技术创新以及经济政策等的作用。 2.国外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从区位研究转向区域研究、从微观经济分析转向宏观经济分析，与资本主义国家问题区域的出现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是密切相关的。在20世纪20年代，英国、美国等已完成工业化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开始出现了老工业区的结构性衰退现象。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这些萧条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处境更加恶化，出现了大量失业人口，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其实，马克思主义经典学者早在19世纪80年代分析过这种工业化国家内部出现城乡间和地区间不平衡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城乡统筹和产业均衡布局的主张。已完成工业化的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英国于1936年成立巴洛委员会，试图遏制产业和人口向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的集中趋势，并通过建立工业开发区、税收优惠等手段使产业向萧条区分散；美国于1941年成立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制订了田纳西河流域综合开发计划，其成功经验后来被许多国家所借鉴。然而，西方发达国家广泛关注区域经济问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二战结束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时代，各国把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投入在那些经济发达、技术力量比较雄厚、基础设施良好的地区以获得更高的发展速度，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这种经济政策，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因此保持在较低水平上。然而，有些地区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失业率持续偏高且越来越严重，大量失业人口流入大城市，甚至号称“金元帝国”的美国也出现了一批劳动力过剩、人口大量外流、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地区。这种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缪尔达尔提出了累积因果理论(1957)，认为不管何种原因，一旦区域间出现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那么发展快的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会不断为自己积累有利的因素，遏制落后地区的发展，使得落后地区的处境日趋恶化。赫希曼(1958)认为，一旦增长点形成，则这些增长点通过累积性聚集不断增强自身的发展，扩大区际差距，虽然涓滴效应可以缩小区际差距，但这种效应要起作用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些说明，企业为利润最大化而做出的区位选择，在很多情况下不能实现区域整体效益的最优；区际发展差距不会因经济的普遍繁荣而缩小，因为在市场力的促使下，生产要素流入高回报率地区的趋势不会因经济的普遍繁荣而减弱；资本和劳动力的外流使得落后地区的处境更加恶化，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随着这种区域问题和城市问题的出现，许多经济学家根据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区域经济政策、劳动力就业以及城市问题。这些研究把解决区域问题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重点研究何种因素促使经济增长发生在国家次一级地域层面上，为何出现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以及经济发展速度上的巨大差异等，与这种区域经济研究相关的理论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这样，从单纯的区位研究逐渐转向区域经济研究，从微观逐渐转向宏观，进而区域经济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3.国外区域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到20世纪80年代为止，区域经济学仍无法解释一些经济现象，尤其是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不断自我强化的机制。一百年以前，新古典经济学的鼻祖马歇尔从三个方面说明了经济活动空间聚集与收益递增现象之间的关系，即知识溢出、劳动力市场形成以及与本地市场相联系的前后向联系，目前解释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主要从前后向联系角度去解释，也就是从我们比较熟悉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去进行解释。对这种前后向联系或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而导致的空间聚集现象成了区域经济学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然而传统的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新古典理论无法回答这种前后向联系效应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如果在厂商层面上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现象，那么可以解释这种前后向联系效应或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存在，但在厂商层面上不存在规模收益递增，那么厂商不一定选择大市场区为其生产区位，它可以选择多个单个市场，分别建立工厂，这时就不存在这种前后向联系效应或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反过来，如果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那么厂商间竞争不是完全竞争，此时市场份额较大的企业完全可以阻止其他厂商的进入，且逐渐成为该行业的垄断企业。再有，就生产区位而言，运输成本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新古典理论不能把运输成本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如果把运输成本纳入到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中，则就不存在均衡或只存在“零解”，因而也就存在所谓的“空间不可能定理”①。这些理论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在产业组织领域掀起收益递增革命②以后才得到解决。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以克鲁格曼(1991)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把产业组织理论分析工具大量应用在经济学的诸多领域，为解释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现象做出了重大贡献③。随着这些基本理论的突破，区域经济学进一步趋向于成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框架。 二、我国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在我国，区域经济学起步很晚，作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只有30多年的历史。尽管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曾研究过生产力布局问题，但区域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我国，区域经济学是为了适应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的区域性问题，例如区际差距、城乡差距、产业转移、区域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城市化、三农问题等一系列问题，在研究和解决这些区域性问题的过程中，我国区域经济学科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了。尽管我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适合于我国的区域经济学理论框架，但在有关区域经济学研究对象以及研究内容方面，逐渐趋向类同，这是一门学科走向成熟的表现。 1.改革开放以前的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 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改变旧中国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的弊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这种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这种理论主要体现在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是我国第一本区域经济学著作。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优先发展内地、平衡布局生产力的思想，即“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这种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工业在全国尽可能均衡分布”的思想和列宁的“使俄国工业布局合理，着眼点是接近原料产地”的思想，是第一代领导集体指导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指导原则和实现我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首先强调了以内地为中心的生产力布局原则。“一五”期间，在694个工业建设单位中，472个工业建设单位布局在内地，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大部分布局在内地。其次，在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指导下我国实施了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中西部开发战略，从1964年开始把工业布局重点转向内地，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展开了规模浩大的三线建设工程④。三线建设，主要是通过在中西部三线地区大量建设新的工业企业和沿海地区的大量的工厂向内地转移两种方式进行的，三线建设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为止。再则，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强调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从财政、物资、人力、技术等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了大量的援助，如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巨额的财政补贴、对特别落后地区供给各种生产和生活用品、从内地派遣大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并在基建投资、财政税收等方面给予了特殊的照顾。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的时期，也是我国区域经济学形成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建设奠定了我国工业化的基础，促进了生产力的均衡布局，缩小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但这些生产力均衡布局的基本原则在很大程度上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因此根据这些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难免存在较多的问题：一是强调资源配置主体是政府，并视国家指令性计划为实现生产力布局的机制，抛弃了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二是重内地轻沿海，抑制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乃至全国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三是各地片面强调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尽管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也提出专业化与分工，但在我国中西部与东部之间形成的分工格局，基本上是垂直分工，中西部地区为原料和燃料生产地，东部为制造业基地，正是这种垂直分工加大了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差距。 2.区际非均衡发展理论的形成与演进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置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在继承前一代领导集体经过30多年探索的成果以及借鉴西方国家的区域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由过去的平衡发展转向为不平衡发展，区域发展战略也由向内地倾斜转向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 首先，在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指导下制定了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马克思当年构想的社会主义经济完全不同，把平衡发展和均衡布局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布局规律，而把生产力发展不平衡规律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布局规律是片面和错误的，过去那种过分追求区际平衡的发展模式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的渐进过程。基于此，党的领导集体开始集中优先发展在资源、区位、人文以及发展水平上具有优势因而投入能够产生很大效应，以及能够带动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地区，具有这些区位优势的地区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为落实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战略布局，在1979年和1984年，分别建立深圳等四大经济特区和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92年又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并在投资布局、对外开放、优惠政策、体制改革上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随之，我国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蓬勃生机，成了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动机。 其次，在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两个大局”的发展构想。一国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总是不平衡的，总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上存在差异；一国经济首先重点发展生产力水平较高的高梯度地区，然后利用高梯度地区的经济扩散，逐步向低梯度地区推移，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基于此种认识，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就是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因为沿海地区在经济基础、交通运输条件、生产力水平、人力资源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具备率先发展的基础，东部沿海地区的率先发展可以快速增强国家整体实力，有能力帮助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两个大局”构想，既强调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又强调了区域经济非均衡中的均衡，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这一发展构想也成了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并进一步延伸成了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3.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区域经济学研究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引擎的东部沿海三大增长极的大力发展，初步完成了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构想中的第一个大局。然而，东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使得东部地区成了我国经济的隆起区，而中西部地区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经济结构提升等方面明显滞后于东部，成了我国经济的塌陷区，例如东部地区GDP在全国所占份额由1980年的52.3%扩大到1993年的60.1%，而中西部地区分别由31.2%和16.5%下降到26.8%和13.1%。这意味着，实施“两个大局”发展构想所提出的第二个大局的时机已成熟，要开始着手解决区际发展差距问题。 首先，为解决区际发展差距问题，我国提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为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提出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的概念，系统阐述了国家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十五”计划纲要和十六大进一步强调了沿海地区的发展和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十一五”规划强调了协调发展和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十二五”规划又把主体功能区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至此，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框架业已形成，其核心思想是适度倾斜与协调发展相结合。该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是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非均衡发展并非单纯、孤立地发展少数地区、少数优势产业，而是围绕优势地区和优势产业建立一个结构紧密、相互协调的区域产业体系。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区域经济学从上世纪90年代后把区域经济研究领域扩展到包括区域发展模式、优化产业结构、城乡联系、三农问题、协调发展等诸多方面，为制定重大方针政策提供了依据。 其次，为解决城乡发展差距问题，我国提出了城乡统筹理论。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乡差距逐渐加大，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90年的2.20∶1扩大到2001年的2.90∶1，2007年已扩大到3.33∶1，城镇居民的收入已为农村居民的3.3倍之多。胡锦涛同志曾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指出，“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取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中共十七大报告又提出了“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的政策主张。城乡统筹理论主要包括：一是“三农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它曾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重中之重，中央在1982-1986年期间连续发布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从2004年开始中央又每年发布有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尽管每年的一号文件涉及不同的主题，但从这些不同的主题中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的城乡统筹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方面的政策轨迹。二是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城镇化理论的新型城镇化理论。近年来，我国城镇人口每年以1.02%的速度递增，2014年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的54.77%。但我国城镇化发展，长期以来主要以西方国家城镇化理论为主要依据，以西方国家城镇为主要参考系，这要求我国必须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城镇化理论和参考体系，我国城镇化要回归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上来。2009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要稳步推进城镇化，“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了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2014年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强调了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是指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这样，就形成了不同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我国独特的新型城镇化理论框架。三是提出了适合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思路与对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具体化，是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把“三农问题”放在重中之重，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加快农村全面实现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步伐；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强调指出，要繁荣农村，则必须坚持不懈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水平，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至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思路和对策基本成型。 三、“一带一路”战略与经济活动空间的拓展 在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正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也称为“战略组合的2.0版”，即积极推进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为核心的“四大板块”战略和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江经济带”建设为核心的“三大支撑带”战略，而这种战略组合的核心是拓展我国经济活动空间，具体表现为重塑国内经济地理和国外经济地理。 1.国内经济地理重塑 为扭转我国区际生产力布局失衡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进入21世纪，我国开始调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我国区域经济由过去的单极驱动转向为多极驱动。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构想，东部地区首先发展起来，然后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发展。但实际上没有出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东部地区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带动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反而东西部差距进一步加大。东部主要依赖国外市场，这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国外资源促进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目标，但这种路径一旦形成，则必然逐渐疏远国内市场，东部地区的发展更大程度上带动了海外相关市场的拓展，并没有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相关市场的发展或拓展。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深刻影响了我国区域经济空间模式的变化。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主要依赖国外市场的东部地区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东部地区要摆脱困境，则要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需要那些已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从东部地区转移出去。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因而原材料供给充足，但长期缺乏充足的资本、技术和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这就为那些在东部失去优势的产业提供了新的生产区位。为此，从2009年开始，中央政府高密度地批复各地呈报的各种经济区发展规划，并采取各种措施促使东部地区的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我国已在四大板块地区先后建立了13个国家级新区和6个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意味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由过去的以东部地区(以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为中心)为中心的单极驱动转向为包括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多极驱动，这是在新形势下的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变化。其次，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由过去的以重点项目为主的单项开发模式向以经济聚集为重点的经济区开发模式转变，经济区开发模式已成了我国区域经济开发的重要的模式。这种开发模式强调以某种功能为主的功能分区，这种功能又与本区比较优势相关的分工专业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可见，我国国内经济活动空间由分割开始趋向于统一，而这种由空间分割趋向空间统一的过程就是拓展国内经济活动空间的过程，也是重塑国内经济地理的过程。重塑国内经济地理，目前重点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促使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问题；二是东部地区在转移出产业的同时如何升级和调整自身的产业结构的问题；三是西部地区如何承接产业转移的问题。目前最突出的国内经济地理重塑现象，就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 2.“一带一路”战略与国外经济地理重塑 “一带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长的经济走廊，它从中国开始，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欧、中欧直至的大西洋沿岸，它贯穿了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角度，还是应对经济危机、转型升级的角度，沿线各国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战略为拓展我国经济活动空间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其拓展经济活动空间具体途径如下：首先，它促使形成新的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过去亚洲地区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雁形模式，以日本为雁首。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以及日本经济持续的衰退，以日本为雁首的分工格局和产业转移模式已被打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将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逐渐形成以中国为雁首的新的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的雁形模式。其次，加强对亚欧地区的直接投资，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一般认为目前是中国以高铁、核电、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纺织等行业为重点的制造业走出去的极好时点，因为不仅发展中国家，包括中东欧的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都需要提升现有的基础设施水平，有些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也面临着老化问题，而且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性价比有很强的竞争力。其三是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无缝对接，实现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发展。只有一带一路战略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无缝对接，才能使中国资本和企业源源不断地流入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实现共同富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正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组合，而其核心是拓展我国经济活动空间，其主要的空间形式为拓展国内经济活动空间和国外经济活动空间，前者指要实现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协调发展和一体化发展，后者指构建新的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加强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无缝对接，加强对外直接投资和促使中国企业走出去。拓展经济活动空间，要求创新我国的区域经济理论，而要创新区域经济理论，有必要回顾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以及主要的理论观点。 国外区域经济理论，经历了从生产区位研究到区域经济研究，从微观研究到宏观研究的过程。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把产业组织理论分析工具大量应用在区域经济学领域，解释了经济活动空间聚集的内在机制。随着这些基本理论的突破，国外区域经济学理论进一步趋向于成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国内区域经济理论是在解决一系列区域性问题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改变旧中国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的弊端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在这种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生产力均衡布局理论。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一代领导集体三十多年探索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由过去的平衡发展转向为不平衡发展，区域发展战略由向内地倾斜转向为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为解决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我国还提出了特有的区域协调发展理论，并在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理论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完整的城乡统筹理论，该理论包括“三农问题”及其解决途径、我国独特的新型城镇化理论以及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 在新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正统筹实施“四大板块”和“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其核心是我国经济活动空间的拓展。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我国区域发展指导思想由过去的以东部地区中心的单极驱动转向为包括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多极驱动，我国区域开发模式由过去的以重点项目为主的单项开发模式向以经济聚集为重点的经济区开发模式转变，这是在新形势下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变化。这意味着，我国国内经济活动空间由分割开始趋向于统一，这一过程是拓展经济活动空间的过程，也是重塑国内经济地理的过程。一带一路战略为拓展我国经济活动空间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一是通过以中国为雁首的新的产业分工和产业转移模式，促使中国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依次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动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和工业化水平；二是加强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无缝对接，通过这种发展战略的无缝对接，实现我国21万亿美元储蓄的对外投资与先进的大量过剩产能的对外转移。 ①Starrett,D.,"Market Allocations of Location Choice in a Model with Free Mob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78,17,21-37. ②Dixit,A.K.& J.E.Stiglitz,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3),pp.297-308. ③Krugman,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1991,99(3),pp.483-499. ④三线建设，主要是指从战备需要出发，建设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基地的战略性部署，它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一线地区是指处于国防前线地区的省份，包括闽、粤、浙、沪、苏、鲁、京、津、辽、吉、黑、内蒙古、西藏、新疆；三线地区是指处于内地腹地的省份，包括蜀、黔、滇、陕、甘、宁、青、晋西、冀西、豫西、鄂西、湘西、粤北、桂西北；二线地区是指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省份。标签：区域经济学论文; 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工业区位论文; 地区经济发展论文; 区位理论论文; 区位因素论文; 中国东部论文; 均衡生产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一带一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