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成长：灾难与进步相伴而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而行论文,创伤论文,灾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4-0122-07
人类创造文明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人类战胜灾难的进行史。面对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温家宝总理曾引用说：一个民族所遭受的灾难总是以民族的进步作为补偿。灾难意味着现实的残酷、心灵的创伤，而灾难也总是伴随着人类的进步与成长。成长需要付出代价，更需要理性的思考。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 growth，为叙述方便，以下简称PTG)究竟是真实普遍的心理成长，还是灾后的一种心理防御反应，现已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PTG的几个理论问题。
一、创伤后成长的本质问题
PTG最早被定义为个体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自我知觉或体验到的心理上的积极改变(Tedeschi，Park，& Calhoun，1996)。在这一定义中，心理积极改变的说法比较笼统，它可以是不良情绪反应的好转，也可以是自我建构的积极改变。后来，Calhoun等(2000)将PTG更明确地界定为：在应对重大生活危机中体验到的一种十分明显的自我的积极改变。他明确指出，这种积极改变与自我相关。成长是心理发展的具体体现，创伤后成长作为心理发展的一种具体表现，更应该是与自我心理建构的改变相关联。如何确认这种与自我相关的心理建构上的改变是PTG研究的关键所在。
迄今为止，PTG研究都依赖于创伤经历者的自我报告。处在创伤应激中的个体极有可能进行自我防御性报告，因此，这种与自我相关的积极改变既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成长报告，也可能是防御策略式的自我增强报告。防御式自我增强报告也有两种：一种是个体采用积极的防御策略导致的自我增强报告，如个体对自我成长的积极寻求和应对创伤的自我效能感体现，这样的个体可能暂时没有实现真正的成长，但潜在的成长可能非常大；另一种是个体采用消极防御策略导致的自我增强报告，如情绪化地否认、贬低当前的困境，夸大自身的能力以缓解当前的应激反应，这样的个体潜在的成长可能就很低。因此，依赖于个体自我报告进行认定的PTG将存在三种可能的情况：真正的成长反映，潜在的成长反映，非理性防御策略反映。现有研究在无法区分这三者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三种结论：第一种是揭示有真正的PTG，第二种是暂时未发现真正的成长但在较长时期内发现真正的PTG，第三种是揭示PTG只是一种自我增强的假象。下面就分析现有研究中出现的这三类情况与观点。
(一)创伤后成长是真正的心理成长
相信PTG是一种真正的心理成长的研究者认为，PTG是个体战胜创伤的结果，是一种自我超越了的心理建构，是对环境的理解、认识与应对的提升(Joseph & Linley，2006)。Aldwin(1994)曾提出，PTG是一种应对创伤性事件的副产品，而应对不仅有内衡功能(homeostatic function)，还具有转换功能(transformational function)。内衡功能即指个体维持内在已有的心理结构与状态的要求，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内在心理上的惯性。内衡功能导致个体产生内衡应对，这种内衡应对则导致个体退回到应对环境的最初水平上，表现为退行的不成熟应对反应。转换功能与内衡功能相反，它描述个体在原有的应对基础上出现一种新的应对改变。这种改变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积极的改变导致PTG，而消极的改变则可能导致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Tedeschi和Calhoun(2004)提出PTG的功能描述模型(functional-descriptive model of PTG)来说明这种创伤后成长的真实存在。在这一模型里，创伤性事件撼动或毁灭了个体心理的一些重大目标或世界观。比如，地震毁掉了美好的家园，夺走了亲人，一辈子追求的幸福目标一下子被毁。此时，灾难直接挑战他们内心的远大目标和信念，而这种挑战导致的应激则启动了一个循环沉思与行为卷入，以降低应激反应。开始这种沉思是自动化而非故意的，它不停地反馈给思维以创伤相关的主题信息。当第一次成功应对(情绪应激被降低)出现时，沉思就进入有意识的过程，个体接下来会充分地利用这种成功的方式来思考灾难后的心理重建。因此，沉思被认为是发展个体PTG的关键因素。
显然，相信PTG是一种真正的成长的观点及理论都十分强调个体内在自我认知上的重构，强调个体的理性沉思在这种积极重构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认知重构的观点与当前个体心理发展的认知观相一致。支持PTG是真正成长的研究也揭示创伤后的积极改变是与自我相关的认知结构的改变，如个体发展、人格利益、新的生活优先排序(生活的价值信念)、深刻的意义感、与他人尤其是那些高境界者的关联感等有关(Tedeschi et al.，1996，2004)。
(二)创伤后成长是一种自我增强错觉
也有研究者提出，PTG只是一种自我知觉到的应对策略，是一种自我增强的评价或是正性错觉(Taylor & Brown，1994；Taylor et al.，2000)。已有研究对PTG的测量都是采用自我报告方法。如果个体在创伤发生后出现一种积极心理应对，则其很容易采取一些自我防御的应对策略，比如为了掩饰悲伤而采用的自我增强暗示，为了缓解内心的巨大失衡而自我劝慰。持自我增强错觉观的研究者们认为，PTG是一种具有心理调节功能的防御策略，是一种利好的意义采择过程(meaning making coping process)，个体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一种基本的努力，即极力寻求对创伤事件的一种意义解释，而这种寻求意义解释不仅包括因果归因，即为什么会发生这场灾难，还包括利益归因，即这场灾难预示着什么(Davis，Nolen-Hoeksema，& Larson，1998)。后者的利益归因则可能导致出现自我增强的防御反应。
此外，迄今为止的研究对PTG的测量均只能来源于创伤经历者的自我报告，采用的标准调查问卷也主要是PTGI(Posttraumatic Growth Inventory)与SRGS(Stress-Related Growth Scale)，还有不少是访谈，因此持防御策略观者更有理由质疑报告时存在防御式的自我增强效应。为了验证这一问题，Smith和Cook(2004)研究对比了创伤测量问卷PTGI在与具体创伤事件直接关联与不直接关联的条件下，被调查者对自己的PTG的评估。结果发现，当PTGI与创伤事件直接关联时，被试把成长归因于创伤事件时更为谨慎，这说明，过去采用PTGI问卷进行调查时没有高估反而低估了PTG的存在。PTG的研究方法本身并不导致趋好报告效应，但这也并不能证明PTG中不存在自我增强错觉成分。
为了进一步探讨PTG的真实性，研究者们分析了PTG与相关负性情绪及PTSD症状之间的相关，以确认是否这些不良情绪及应激反应导致了PTG，结果发现PTG与情感(如焦虑症状、愤怒、回避或无望、自尊和生活无意义感等)无明显相关(Joseph et al.，1993)，与PTSD症状无明显相关(Powell et al.，2003；Cordova et al.，2007)，与抑郁情绪负相关(Frazier et al.，2001；Grubaugh & Resick，2007)。此外，研究还发现，创伤的严重程度与PTG之间似乎成一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创伤引起更多高的PTG(Colville & Cream，2009)。这些研究表明PTG并非诸多不良情绪因素或应激因素导致的自我防御反应。
上述的方法混淆研究与情绪反应性研究均证明，PTG并不完全是自我增强的错觉，PTG包含着真实的自我成长成分。支持这种多成分观的证据还来自纵向与横向研究之间的比较。对已有研究的综述发现，纵向研究均证实PTG存在，只有一些横向研究未发现PTG(Aldwin et al.，1994；Davis et al.，1998；Frazier et al.，2001)。基于单纯的自我增强错觉或是真实成长成分，很难解释纵向与横向研究发现上的不一致，但基于前述的PTG三种成分观就很容易解释：当研究者测量的是真正的成分性的成分，纵向研究可以观测到PTG三种成分中的两种成分，即真正实现了的自我成长与潜在可实现的自我成长。此时，同样测量真正的自我成长成分，横向研究则只可能观测到一种成分，即真正实现了的自我成长。相比之下，纵向研究观测到自我成长的几率会高很多，当然具体高多少还要看潜在自我成长可能的个体在PTG者中的比例。类似地，当PTG测量包括所有心理上的积极改变时，即包括PTG的全部三种成分时，纵向研究就很容易发现成长，而横向研究仍有可能观测不到成长。可见，PTG三成分的区分在解释已有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时是有效的。
(三)创伤后成长的整合解释
创伤后的应对是复杂的，虽然前述区分出真正的自我成长与自我增强错觉，但实际上这两种成分在个体身上是很容易同时存在的，即既有真正的成长，也有自我增强的错觉表现。因此建立一种整合两种成分的PTG模型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很有必要。最早进行这种理论尝试的Taylor等提出的双面模型(The Janus Face model)(Taylor & Brown，1994；Taylor et al.，2000)进行解释。双面模型提出：自我知觉的PTG既具有功能的、自我超越的或建设性的一面，也具有策略性的、自我增强的或正性错觉的一面。这两面在PTG中共同存在，而研究者们较多地关注其功能性的、建设性的一面。实际上，PTG至少部分是自我增强错觉，这种错觉有助于个体用来帮助人们平衡情绪上的悲伤。双面模型的这两面与心理调节之间的关系也不同：建设性的一面与健康调节相关，这从它的长期效应上显示出来。对应地，错觉性的一面则与自我固化(自强)有关，从近远期的自我否认上体现出来。
临床案例可帮助我们理解双面模型强调的PTG双面性。例如，一位在灾难中丧夫丈夫的女士会描述：灾难发生后，就一个想法，希望他活着，只要能在我身边，哪怕只能跟我说说话。可是灾难不留情，他去了什么都没有留下。经历这些，我感觉人活着，只要能够和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好，最幸福，其他的钱财都不重要。我也很感激这些帮助我的志愿者，很感激。从这些描述中，我们能够看到，创伤经历者在创伤后会对生活意义进行重新审视，会更加珍视家人带来的亲密感，而这些正是创伤带来的心理成长，不是自我增强的错觉。同样地，临床上也会发现遭受重大创伤的受访者满脸沮丧地宣称，灾难让他变得更坚强，他感觉自己成熟多了。但实际上他并不能准确地说出更成熟体现在哪里。从外在看，他比以前更痛苦，人们很难想象他一面极力地将害转换为利，进行自强，而同时否认当前悲惨状态。在这个例子中，自我知觉到的PTG可能就代表着一种认知回避策略，是一种自我增强错觉。
除了上述的双面模型外，还有一种基于整体心理发展的生物心理社会进化观(biopsychosocial-evolutionary view)的解释(Christopher，2004)，这种解释把PTG归结为人类进化固有机制——元学习的一种体现。这种观点认为创伤性事件作为一种来自环境的冲击力量打破原有的元认知图式导致元认知的重组，而这种重组正是学习与适应的基本方式。从这个意义上，Christopher认为创伤后应激的通常结果就是成长，而创伤后障碍则是心理失调的表现。创伤性事件导致个体在生理及心理两个水平上都发生着改变，生理改变与心理改变并不一定同时发生，而理性则是人类在进化中获得的最新且最复杂的降低应激的机制。显然，生物心理社会进化论是把PTG放在创伤反应的整体范畴当中来解释的：PTG是通常的结果，创伤后障碍是非通常的结果；前者是理性努力的结果，而后者则是非理性起作用的结果。生物心理社会进化论者还进一步认为，这种通常与非通常的结果、理性与非理性起作用的表现有着其相应的生理基础，那就是情绪应激中的双通路加工机制。情绪加工的双通路机制研究揭示(LeDoux，1995)：情绪性反应除了经由下丘脑直接到杏仁核的快速低通路外，还存在一条经由下丘脑到大脑皮质再到杏仁核的较慢的高通路。前者被认为主要启动的是情绪化的非理性的应对，而后者则被认为是经由大脑认知评价加工的理性应对。创伤事件会击溃个体原有认知图式，这为新的图式形成及重构提供了前提，但是如果此时个体无法顺利地找到新的意义重构线索，个体就会出现焦虑或情绪化反应，表现出PTSD症状。我们认为，此时情绪反应的快速通路表现突出。相反，如果原有认知图式被击溃后个体能够找到新的意义线索，进行新的认知重构，个体就会出现更多理性化的反应，表现为PTG现象。此时情绪反应的慢通路表现较突出。
根据双通路理论我们可以发现，正常适应性反应从根本上体现为情绪反应的高低两条通路之间的良好协调，而异常反应则体现为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如果个体在慢通路的认知加工层面上不能够提供很有效的意义解释来整合高低通路之间的不一致，那么个体就表现为理性层面上的自我增强错觉，而非理性层面的快速通路的反应变得更加强烈(对创伤相关信息变得更敏感)，这就是上述策略应对观持有者们揭示的现象。如果个体能够在慢通路的认知加工层面上提供有效的意义解释来整合高低通路之间的不一致，那么个体就出现自我超越的心理建构，这就是结果观持有者们揭示的现象。除了上述两特例外，高低两条通路之间的整合更可能是不完全的，此时自我成长感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就会共存，并且彼此之间产生复杂的交互影响。
综合分析上述PTG的综合解释模型不难发现，双面模型从结果上描述了PTG的不同成分，整合解释了现有调查研究结果之间的差异，但双面模型未能从机制上解释PTG的形成，另外在PTG成分的考虑上也只是考虑到两种成分，没有将潜在真正成长成分与自我增强错觉成分区分开，因此在解释已有结果上尚显不足。生物心理社会进化模型则从基本机制上对PTG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分析，给出了生理、心理及进化上的解释，但对PTG的成分却难以给出具体分析。全面的解释PTG的本质及相关的认知神经机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讨PTG三成分的发展变化规律。
二、创伤后成长是创伤后的常态反应
按照Tedeschi等的界定，所有由创伤导致的积极心理改变都是PTG。从已有研究来看，这种创伤事件导致成长的比率就非常高，绝大多数创伤经历者都会有某种程度上的心理成长(Calhoun et al.，2000；Davis et al.，1998；Fontana & Rosenheck，1998；Lindley，2003；Tedeschi et al.，1996；Salter & Stallard，2004)。相应地，创伤事件导致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患病率是10％～35％，而这些PTSD患者中的绝大多数不经过治疗在6-16个月后症状都能自行消失(Baum & Fleming，1993)。相关创伤事件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在个体成长过程中绝大部分个体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创伤性事件，相比于创伤后的心理病理表现(如PTSD)，PTG更应该是创伤事件应激的正常反应(Christopher，2004)。
从个体发展来看，PTG是正常成长的一个构成部分。DSM-IV将创伤性事件界定为那些威胁生命及机体的事件，不仅包括自然灾难，也包括一些社会恶性事件(如凶杀、绑架、抢劫)、暴力事件(虐待、殴打、性侵犯)。按照这一定义，创伤性事件在个体成长中非常普遍，差不多每个人在成长中都会经历过至少一两次(Christopher，2004)。这表明，每个个体的成长都是建立在战胜多种创伤性事件基础之上，PTG是个体成长的一个构成部分。
PTG是应对创伤性事件的常态化反应。前文已述，已有研究揭示，PTG与情感无明显相关，与PTSD症状无明显相关，与抑郁情绪负相关，这表明PTG是创伤性事件的常态化反应，与焦虑、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等非常态反应相区分。就经历创伤性事件的群体而言，PTG的常态反应应该是普遍现象、常态反应，而非常态反应的焦虑、抑郁与PTSD是非普遍现象，非常态反应。
从人类发展进化的角度来看，PTG也是必然的普遍现象。从远古到现在，人类遇到的灾难不计其数。如果每一次的灾难带来的都只是伤害和障碍，那么随着个体成长经历的丰富，心理发展不是变得越来越成熟，而是变得越来越异常，最终无法适应环境，那么很难想象人类能战胜频频发生的灾难生存下来，并且创造出日益辉煌的文明。因此，无论是依据现有的调查研究，还是人类与心理的发展理论，都能得出PTG是一种普遍现象的结论。
三、创伤后成长的影响预测因素
PTG是个体应对创伤后的积极心理改变，是常态反应，如何预测和影响创伤事件的经历者，引导他们向积极的自我成长发展成为当前PTG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依据前述理论分析，如果创伤经历者灾后表现出的是防御性的自我增强错觉而不是真实的或潜在真实的心理成长，那么这些个体就极可能给灾后心理干预及心理重建工作带来重大困难。他们自我展现出来的似乎是一种积极的成长，就像心理防御机制中提到的反向作用一样，甚至可能会积极地去开导帮助别人，但实际上他们的成长只是一种自我防御的假象，并不能排除非常态反应的可能。这样的创伤经历者其实就成为最隐蔽的创伤后障碍患者，极可能“意外”地表现出异常行为，如自杀、出走、自我隔离等，从而给灾后的心理重建工作带来重大挫伤。因此，如何有效地寻找预测与影响PTG的有效指标就成为灾后心理健康工作的另一个重点。那么，哪些因素能较好地预测或影响PTG呢？参考Zoellner与Maercker(2006)的总结与现有研究进展，本文总结出以下八大可能的预测及影响因素：
1.积极的再评价与意义寻求(Sense making)。研究表明，积极的再评价十分显著地与创伤经历者报告的个人成长正相关，积极的意义寻求也与报告的个人成长正相关，这两者被认为是个体获得PTG的最重要途径(Zoellner & Maercker，2006)。其实应激理论中的多重评价学说即是对这一指标的最佳阐释。
2.坚韧性与一致感(Hardiness and sense of coherence)。坚韧性是指许诺、挑战、控制，一致感是指世界是可理解的、可管理的、有意义的。研究表明(Waysman et al.，2001)，创伤经历者所具有的坚韧性与创伤后出现较高的正性改变相关联，一致感也与PTG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坚韧性与一致感作为重要的预测指标，反映的是个体已有认知结构的开放性或可塑性，坚韧性与一致性高者其接受、容纳新异刺激的可能性就高，反之就低。
3.乐观气质(Dispositional optimism)。研究表明，乐观者更灵活，更多采用问题集中的应对，在不可控情境中更多利用重构或接受应对。乐观气质与PTG之间呈中度正相关(Tedeschi & Calhoun，1996)，能较好地预测PTG(Davis et al.，1998)。乐观者对灾难的应对比悲观者积极。
4.人格的内外控(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研究表明，知觉到的PTG与内外控之间显著相关，内控性特质与PTG自我增强错觉显著关联(Zoellner & Maercker，2006)。这与我们的日常感觉是一致的，即那些内控者(相信自己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相信事情的成败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人)，看起来或表现出来像是已经从创伤中获得了成长(经验或成熟)，但实际上这种成长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增强的错觉。
5.沉思(Rumination)。沉思是指创伤经历者创伤后自动或故意进行建设性的思考。沉思是一种理性化反应过程，沉思与PTG之间的内在联系，前述的生物心理社会进化论理论也已经给出了充分的解释。现有研究也表明(Calhoun et al.，2000)，经历多项重大创伤的大学生，其早期的沉思显著地与后来的PTG正相关。需要注意的是，与PTG相关的沉思主要是指那些有意进行的建设性思考，不包括那些与创伤事件相关的自动性思维。
6.经验开放度(Openness to new experience)。经验开放度是临床研究中最常用的一个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当个体面对新异环境刺激时，尤其是个体已有心理建构无法对之进行同化的刺激，是否能主动地改变已有认知建构来顺应新的环境刺激。经验开放度高的人对待新刺激时更能主动积极地去适应，而经验开放度低的人则多采取自我固化的防御策略。相比于PTG，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就意味着超越已有的应对方式或能力，实现心理上的真正成长，而采取自我固化的防御策略则意味着应对失调，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成长。经验开放度与PTG之间的关联也已经得到相关研究的支持(Tedeschi & Calhoun，1996)。
7.接受应对(Acceptance coping)。与前面的理论解释相一致，非理性的防御的应对策略导致个体的自我固化，而这种固化的结果是不能顺利适应新异情境刺激，因而也就不可能实现适应能力上的自我超越，也就无PTG可言。Park等(1996)研究也证明PTG与接受应对之间显著正相关，高PTG者更容易接受应对，面对现实的挑战，实现自我的成长。
8.社会支持。创伤后成长与个体的特质因素密切关联，尤其是积极的再评价与意义寻求，但这些个人特质因素真正发挥作用，还是与环境支持有很大关系。良好的社会支持与创伤后的积极成长之间密切关联(Jayde，2005)。
四、创伤后成长与灾后的心理重建工作
PTG理论的建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创伤经历者提高灾后心理健康水平，真正实现将灾难转化为心理上的成长。基于以上的研究总结，针对现实中的灾后心理重建工作，本文提出三点建议：
1.创伤经历者对创伤事件的意义解释与再评价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获得PTG。灾害发生发展的科学解释信息经常是灾害经历者形成合理意义解释的重要信息基础，因此灾害发生后灾害监测部门及时发布科学的灾害信息会极大地影响灾害经历者的创伤后成长。
2.积极的心理辅导对创伤后的心理成长有重大帮助。心理辅导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帮助找出那些具有内控型人格者和悲观气质者，因为这些受害者最容易形成虚假的自我成长表现，也即前述所说的自我增强错觉者，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地适应创伤，是潜在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二是提高他们的经验开放度，这是促进他们实现PTG的最容易实现的心理改变途径。三是作为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帮助个体尽早面对现实，从心理上接受这种现实的改变，并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求对灾难的合理的意义解释，从而实现积极的PTG。
3.在学校开展创伤教育对学生积极应对创伤有重要作用。PTG与创伤事件发生前个体的理性思考习惯、乐观气质以及积极世界观之间密切关联。在学校教育中实施创作教育就是要帮助学生形成理性分析事情的习惯，养成乐观的品质特征，树立起积极正确的世界观。理性的思考习惯有助个体在应对创伤时能够积极主动地进行沉思，寻求以问题为中心的应对策略。乐观的气质能够帮助个体在应对创伤时降低悲伤的情绪性反应，灵活积极地对创伤事件进行重新评价，尽快战胜创伤，实现心理上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