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Мертвые души”译名：语义选择与文本重构——鲁迅译著《死魂灵》题名汉译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译著论文,语义论文,译名论文,重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0)03-0030-8
鲁迅(1881-1936)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创始人之一。鲁迅的文学翻译实绩为现代汉语文学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创作资源和现实具体的参照坐标。与此同时，基于对作为“文化书写”的文学翻译实践的深刻体悟和深入思考，鲁迅从自身的文化—政治理念(构想)出发，提出了旨在汉语文化—文学价值建构的翻译思想。
从1909年与周作人合作编译《域外小说集》之前开始，鲁迅一生翻译介绍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涉及俄罗斯(苏联)、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芬兰、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奥地利、芬兰和日本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1:82]。在鲁迅译介和评论的外国文学作品中，俄罗斯(苏联)的文学创作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以“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著称的、作为“导师和朋友”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成为鲁迅文学翻译关注的焦点[2:400]。
在俄罗斯文学名家中，鲁迅对19世纪近代“散文之父”——H.B.果戈理(1809-1852)的创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基于特定的文化—政治理念的逻辑，鲁迅对果戈理作品中所蕴含的社会批判价值和艺术结构价值表现出深度的认同。1907年，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鲁迅高度评价果戈理的创作，指出它们具有“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3:46]的艺术特质和认知价值。在果戈理的全部创作中，鲁迅对其“现实主义”奠基作品——《死魂灵》(1842)复加褒赞。他在《〈鼻子〉译者附记》中指出：长篇小说《死魂灵》“除中国外，较为文明的国度都有翻译本”[4:353]，从而提出翻译《死魂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在对《死魂灵》进行具体分析时，鲁迅指出它对于现代中国语境的意义所在：“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觉得仿佛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伟大的写实的本领。”[5:1]鲁迅将果戈理的讽刺艺术效应定义为“含泪的微笑”：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果戈理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6:316]
鲁迅翻译《Мертвые души》的汉译本——《死魂灵》被称为“艰苦的奇功，不朽的绝笔”[7:256]。《死魂灵》这部汉译名著由鲁迅根据德国翻译家Otto Buek的德译本并参考日译本翻译而成。1935年5月至10月，鲁迅译著《死魂灵》(第一部)刊发于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第1-6册)，同年1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将其列入《译文丛书》，发行单行本。《死魂灵》(第二部)的部分章节完成于1936年，分章刊于《译文》(新一卷第1-3期；新二卷第2期)。
关于果戈理《Мертвые души》的鲁迅汉译本(《死魂灵》)，特别是关于“Мертвые души”题名的汉译——“死魂灵”，在翻译界始终存在有较大的分歧。这一论题关涉到基于特定文化—政治理念对原著作品的解读和再现，基于特定翻译理念对翻译原则的理解、对翻译策略的适用，以及在翻译(转译)过程中对原语语义的确认和对应性作业，等等。一部文学作品的“题名”，不仅承载着作家本人的创作意图、作品文本的价值指向，而且还为作品文本的接受和评论提供了必要的“期待视野”和必需的“线索”和“钥匙”。鉴于此，本文拟对果戈理《Мертвые души》题名的鲁迅汉译版本——“死魂灵”进行系统的考证和辨析，对“死魂灵”这一汉译版本所引致的、相对于原著题名的“语义变异”和原著作品“价值值变”及其动因进行描述和分析，并对它们所产生的文学效应给予评价，藉此把握鲁迅以汉语文学价值建构为翻译目标的话语策略。
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Мертвые души”的汉译译名历经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呈现出特殊的历史样态。从1921年至2008年的汉语译著(包括原著翻译和相关作家、作品评论翻译)和文学评论中，“Мертвые души”的汉译译名有：“死灵魂”、“死灵”(“灵魂”)、“死掉的农奴”、“死掉的灵魂”、“死魂灵”、“死魂”、“死农奴”、“死人”、“死丁”等等。
由上述内容可以发现：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不同时代的翻译家对“Мертвые души”这一题名的汉译与原著题名的语义界定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涉及到汉语文化的制限和翻译家个性等因素。为对其中的“正译”和“误译”加以辩正，对“误译”可能和动因给予判定，首先应对“Мертвые души”俄语语义进行源考和厘清。
在Д.H.乌沙科夫编辑的《俄语详解词典》(四卷本)(1935-1940)的《第一卷》(1935)中，“Мертвые души”被解释为：“被以虚假方式编列在某处的、事实上不具其权利和义务的人(该表述源自农奴制时代，称已死的、登录在丁籍上的农奴)”。
在俄国科学院语言学研究所和A.Ⅱ.叶甫盖涅娃合编的《俄语词典》(四卷本)(1999)中，ДуШ
共有6个义项。除第4义项以外，其他义项分别为：1.人的内心世界，其感受、情绪和感情等。2.个体所具有的典型的特质和特征之总称；人的性格。3.[口语]人(通常在指数量时，也用于固定词组)。5.(通常与“我”连用)[口语]友爱、亲昵的称呼。6.[转义]最基本、主要的事物，某事物的本质。在此，第4义项为“B cтapинy:кpeпocтнoй кpecтьянин”(“古时称农奴”)。该词典将“Мертвые души”解释为：“被以虚假方式编列在某处的人(原指在两次注册登记之间已死的、丁籍上登录的农奴)”。
在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和Ю.C.索罗金合编的《18世纪俄语词典》(1992版)中，ДYШA共有6个义项。除第4义项，其他义项分别为：1.人身上非物质的(根据宗教观念——神的，不朽的)因素，生命的载体。2.人的内心世界——意识和情感；情绪；感情和思想的位置。3.道德面貌，人的伦理特质。5.[俗语]关于珍贵的、可爱的(人和物)。6.[转义]生命基础；最主要的，本质。其中第4义项为“人”(作为计算单位)，相关意指有：“作为纳税阶层代表的农民”；“Дyшa peвизскaя”(“税丁”：纳税阶层的人)；“农奴(作为计算单位)”。
另外，在C.И.奥日科夫的《俄语词典》中，“Дyшa”义项和解释也与上述基本相似。
须强调指出，对于一般语言使用者而言，通过语言习得掌握词典义项内容的充足程度，依据义项序列呈现出“完整·清晰→非完整·模糊→零位”的模式。语言使用者基于词典义项内容对特定语词语义的认定，也同样遵循这一模式。换言之，在语言的具体使用中，语言使用者为定义特定语词而对词典义项内容(语义)进行无意识的选择，按照词典义项序列呈现出“完整·清晰→非完整·模糊→零位”的顺序。在上述词典中，除去口语、俗语和转义形式，“душa”的“农奴”义项被置于后部，并且这一义项的给定还伴随有若干条件(与“历史”、“统计”、“纳税”和极端的“社会行为”等相关)。所有这些因素必然给“дyшa”之“农奴”语义的解读和判定带来诸多障碍——这一结果对俄语—母语使用者是这样，对俄语—外语使用者(翻译家)则更是如此。在1842年1月7日《致普列特尼约夫》的信件中，果戈理在谈及《死魂灵》审查一事时，有这样一段描述：
委员会讨论手稿的方式仿佛是早已准备好要演一出喜剧似的：因为所有责难无一例外地都是最高级的喜剧。主任委员戈洛赫瓦斯托夫刚刚就座，一听到《死魂灵》这个书名，便以古罗马人的噪音喊叫起来：“不行，我绝不允许这样，魂灵是永生不灭的，死魂灵是不可能存在的；作者居然向永生不灭挑战。”[8:232]
这一“误读”遂被合理的“语文解释”所终止。同在这场讨论中，一个检察官评论道：
无论您怎么说，乞乞科夫出的价钱，他给一个灵魂出的两个半卢布的价钱，能气得人灵魂出窍。这引起人感情上激烈反对，尽管这个价钱只不过是购买写在纸上的一个名字，然而这个名字毕竟是个灵魂，是人的灵魂，他毕竟生活过，存在过[8:233]。
以上，在第一情境中的“语文问题”得到解决以后，第二情境中的“语文问题”似乎引致更为复杂的文本效应——若干“灵魂”的得出，显然是对第一情境中的“灵魂”(误读)的维持，以及对这一“误读”的合法性引申。在此，“引申义”使得“дyшa”的语义发生扩张，生成“双关”的修辞方式(在这种情形下，“Мертвые души”双关语的生成均系误读的结果)，为作品文本的“象征意义”提供了合理的空间。果戈理将这一基于词典义项优选操作的“误读”称之为“喜剧”。然而，这一现象的发生并非能用“语文知识”水平的高低简单作出判断的，其效应也可能成为文学解释和接受过程中“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
“душa”的“农奴”义项作为20世纪现代俄语极少使用(甚至在19世纪也未被俄国知识阶层优先、高频地使用)的义项，对于德译、日译和汉译的翻译家(俄语—外语使用者)则更为陌生和疏远。这一语义的水平特征为翻译跨语言的“误读”提供了基本前提。
在对作为原语的“Мертвые души”的俄语语义作考察之后，需要对其汉译的核心概念——“灵”、“魂”和“灵魂”等进行辨析。以下是《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对汉语“灵”、“魂”和“灵魂”的解释：
“灵”：①古时楚人称跳舞降神的巫。《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灵偃蹇兮娇服，芳菲菲兮满堂。”②神。《楚辞·九歌·湘夫人》：“灵之来兮如云。”曹植《洛神赋》：“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③属于死人的。如：灵位；灵柩；移灵。④灵魂。温庭筠《过陈琳墓》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另有⑤好。⑥聪明；灵巧。⑦灵活。⑧灵验；应验。⑨威灵。⑩姓。等义项。
“魂”：①古人想象人的精神能离开形体而存在，这种精神叫做“魂”。《易·系辞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②指人的全部心灵作用。如：心魂；神魂。③泛指一切事物的精神。苏轼《再用松风亭下韵》诗：“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冷月葬诗魂。”④特指崇高的精神。如：民族魂；国魂。
“灵魂”：①宗教所信居于人的躯体内主宰躯体的精神体。这种观念产生于原始社会。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及各器官的功能，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以为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被称为“灵魂”的精神体在活动。②心灵。如灵魂深处。③比喻起指导和决定作用的因素。
可以发现，“душa”与“灵”“魂”和“灵魂”等在核心语义层面，既存在有对应的方面，同时又存在非对应的“文化—历史语义”(语义差异)。这为“Мертвые души”的“等同性”汉译带来“天然的”障碍。
综上所述，在“语言翻译”层面，以语文学的翻译标准考评鲁迅对“Мертвые души”的汉译(“死魂灵”)，可以得出“误译”的结论。这一汉译版本属于对成语性短语误读(初始源自被转译的“原语文本”)的典型案例。其次，在文化学层面，根据宗教文化逻辑，“死魂灵”无论在现实界还是在观念界均不存在其“所指”内容(对象物)。“死魂灵”这一指称的生成属于语言使用过程中对“词典义项优选”的结果(在前述中“主任委员”的理解即是一例)。然而，须强调，这一由“误译”而建构的“语象”对于文学文本及其接受则具有非同寻常的效应。
在“翻译历史”层面，根据史料记载，鲁迅对果戈理《Мертвые дyши》的翻译根据两个外语版本(以Otto Buek的德译本为“原语文本”，并参照上田进的日译本)完成。其中，Otto Buek将“Mертвы дyши”译为“Die Toten Seelen”(即“死灵魂”)。问题在于：1934年(在正式着手翻译《Mертвые дyши》的前一年)，鲁迅在翻译立野信之的《果戈里私观》时，已经接触到“Мертвы дyши”日译的两个版本，它们的汉语直译分别是“死掉的农奴”和“死掉的灵魂”(载1934年9月16日《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并且，鲁迅通过立野信之的论证得知“死掉的农奴”确为正确版本。同在1934年，鲁迅在《〈鼻子〉译者附记》中也使用了“死掉的农奴”这一版本。因此可以断定：1935年，在翻译(转译)果戈理《Мертвые дyши》的题名——“Мертвые дyши”时，鲁迅对另一版本“语义”(“死掉的灵魂”即“死魂灵”)的选择是有意识的“误译”作业，准确地说，它属于有意识的语义选择和语象建构的书写行为。这一“选择”和“建构”呈示出翻译家自身的文学阐释。其结果是：翻译家基于特定的文化—政治理念、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和“建构”完成了对原语文学文本的重构。进而，从“灵魂”到“魂灵”的转化，表明鲁迅对“吴方言”有意识的援用。这一翻译—书写策略一方面与翻译家的现代汉语建设构想相一致，另一方面则与果戈理“Мертвые дyши”“乡土化”和“民俗化”的场域(题材指向)密切相关。对这一“对应性”要求的判别和操作，反映出鲁迅在文体和修辞层面的认知水平。
在宏观层面，上述翻译作业源自翻译家主观性的判断和推理，是其文学书写的经验使然。它同样为原语文学文本的重构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Мертвые дyши》题名的汉译及其核心指向(相对于原语文学文本主题的转向)的完成，与鲁迅文学接受的“期待视野”密切相关。具体地说，鲁迅对“Мертвые дyши”的“阐释”(“语义选择”和“语象建构”)源自他对果戈理整体创作的主题和风格的“期待视野”。当代文学理论在解释“期待视野”时，指出：“一个具有主体能动性的读者，在进入文学阅读和鉴赏过程之前，基于个人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经验，心理上往往会形成一个既成的审美定势。读者的这种根据既成审美定势对于阅读鉴赏客体的预先估计与期盼，就叫作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简称期待视野。”[9:255]作为接受理论的核心概念，“期待视野”揭示出文学解读过程的本质所在。姚斯认为一部作品“它唤醒以往阅读的记忆，将读者带入一种特定的情感态度中，随之开始唤起‘中间与终极’的期待”[10:29]。鲁迅本人的“复杂的生活经历和文学经验”(悲剧性的人生体验和旨在拯救“国民性”的书写实践)所生成的具有其个体性风格的“审美定势”以及自身的“阅读的记忆”、特别是关于果戈理创作的“前理解”——对果戈理“以描写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摩罗诗力说》)和“写实”手法(《〈鼻子〉译者附记》)等主题和风格的认定，必然引致其特定“期待视野”的生成。正是这一“期待视野”决定了鲁迅对“Мертвые дyши”的“阐释”。
“虽然作品文本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在各时代并无变化，但人们‘发现’的意义却不断变化着。这说明，文学作品不但只有经过阅读才能获得生命力，其意义也只有在此过程中才会产生。”[11:325]由于德译本和日译本的“误译”的存在，“Мертвые дyши”所谓的“双关性”语义(须指出，就“Мертвые дyши”而言，无论对于原语读者，还是对于译语读者，所谓“双关语”效应均属“误读”的结果)直接呈现于汉语语境。由汉语语词语义结构决定，“Мертвые дyши”在汉语语境中并不存在基于“双关”修辞方式表达双重语义的空间。具体而言，汉语无法以单一语词兼容“死农奴”和“死魂灵”两项语义。与此同时，鲁迅基于特定“期待视野”的文本解读所获得的“意义”则指向文本的“批判极限”，这一“意义”转而投射到对“Мертвые дyши”有意识的阐释上。在这种情形下，鲁迅选择了“误译”方式以完成对自身文学阐释的独特呈示。通过这一特殊的书写方式，“死魂灵”在汉语语境中的接受契机以及基于该契机的主题指向被置于前景。这表明经由翻译家跨语言“‘发现’的意义”业已赋予《Мертвые дyши》以“新的生命力”。
随着鲁迅“Мертвые дyши”的汉译版本——“死魂灵”在汉语文学语境中的确立，相对于果戈理《Мертвые дyши》主题指向，鲁迅的《死魂灵》的主题指向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具体而言，将“Мертвые дyши”翻译为“死魂灵”表明：汉语题名对俄语题名实施了有效置换，即“Мертвые дyши”的客观—历史性称名被转换为“死魂灵”的主观—评价性称名。在原语文学文本中，“Мертвые дyши”作为特殊的文学契机(包括特定的文学题材范畴)出场，而《Мертвые дyши》则旨在对19世纪俄罗斯地主阶层人格缺陷和人性缺失进行“善意的讽刺”(“含泪的笑”)。在译语文学文本中，“死魂灵”(文学人物泛“命名”)则作为对地主阶层的极端评价(“非人”)在场，《死魂灵》旨在揭露地主阶层人性的堕落、异化，他们作为现实“生命”无可救药或业已死亡，由此赋予《Мертвые дyши》以深刻的社会批判精神，并且将这种批判提升至制度层面，遂与沙俄农奴制发生关联。
“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独立自足的、对每个时代每一位读者都提供同样图景的客体。它并不是一座文碑独白式地展示自身的超时代本质，而更像是一本管弦乐谱，不断在它的读者中激起新的回响，并将作品本文从语词材料中解放出来，赋予它以现实的存在。”[12:477]果戈理《Мертвые дyши》题名的汉译在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以多种版本存在，经历了漫长的沿革过程。鲁迅对《Мертвые дyши》题名的汉译及其版本——“死魂灵”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误译”及其结果，而是有意识的语义选择和语象建构的书写作业及其成果。这一“书写”呈示出翻译家基于特定的文化—政治理念的文学阐释，最终完成了对原语文学文本的重构。鲁迅对果戈理《Мертвые дyши》题名独具意义的汉译——“死魂灵”，使得果戈理的《Мертвые дyши》“从语词材料中解放出来”，最终被赋予“现实的存在”。与此同时《Мертвые дyши》获得了相应的汉语身份——《死魂灵》。《死魂灵》相对于原语的《Мертвые дyши》，完成了“语义扩张”和“价值增殖”，主题指向发生了重要的转向。基于此，《死魂灵》在拥具“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特质的同时，以《Мертвые дyши》名义在翻译文学系统的“俄罗斯文学史”中“激起新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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