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发展：中国新的追赶策略——写于建国50周年（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中国论文,写于论文,周年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表12 通讯与信息主要指标的国际比较
国家或地区 日报收音机
电视机 电话主线 移动电话
(1994年) (1996年) (1996年) (1996年) (1996年)
中国23161 252 45 6
中国香港719388 547
216
低收入国家 12 47 11 0
下中等收入国家 54186 246 62 5
上中等收入国家 96 255 14019
高收入国家 303611 540131
全世界 98 211 133 28
国家或地区 个人电脑 因特网用户[*]
(1996年)
(1997年7月)
中国3.00.21
中国香港150.5 74.84
低收入国家 0.06
下中等收入国家 8.20.87
上中等收入国家 27.7
8.44
高收入国家 224.0 203.46
全世界 50.034.75
*为每万人因特网用户比例。
世界银行：《1998／99年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中文版，中国财经出版社，1999年，第226和227页。
表13 中国电话入网费、资费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份 入网费 通话费 漫游费月租费
手机(元)
(元) (元/分钟) (元/分钟) (元/月)
1994 3000～5000 0.40.6
50 10000左右
1995 2000～3000 0.40.6
50 5000～600
1997.9
2000～3000 0.40.6
50
1998 1462.4
1999.5812.2
1998
1691
1999.5 725
1998
1183
1999.5 505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
支配收入(元)
1994 3496.2
1995 4283.0
1997.95160.3
1998 5425.1
1999.5
1998 5425.1
1999.5
农村电话人均纯收入(元)
1998 2162.0
1999.5
资料来源：中国电信，引自陈小洪：“中国电信业：政策、产业组织的变化及若干建议”，《管理世界》，1999年第1期。1998 年和1999年数据引自《经济日报》，1999年5月27日。
四、面向21世纪知识发展战略
知识是当代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最重要的因素。知识创造财富，知识促进发展。知识创新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持续增长，而且有利于促进人类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包括改善人民的营养结构，消除各种传染病，控制重大疾病，降低婴儿死亡率，普及科学知识，保护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等等。根据UNESCO的《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发展中国家科学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即从单纯的追求“国际领先知识”转向“知识创造财富”。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特别像中国放弃基础研究，相反恰恰需要强化这一领域的投入。国际经验表明，没有本地知识创新，仅依赖技术引进、设备引进无法有效地吸收全球知识，必须要建立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和技术创新体系，必须培养本地的知识人才。本国或本地知识创新能力越高，获取和吸收全球或全国知识能力则越大。
知识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由于它具有非排他性和共享性，几乎所有使用知识的人或机构都普遍性地受益，形成了知识的溢出效应，科学（主要是基础科学）的公共物品性质就决定了R＆D应当主要是由政府来资助。但是知识本身可以创造财富，又是一种市场物品，例如具有高收益的、应用前景和领域极为广泛的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技术，一旦被创新出来就会迅速的应用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由于这类知识创新或技术创新有很高的风险，不仅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资助，而且更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法律框架，加速知识与技术的创新生产与应用周期，保护其创新者的利益和收益。从长远方面看，这类知识与技术创新会激励各类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增加R＆D的投入。同样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也会对企业提高R＆D投入和提高市场竞争力造成外部压力。
应促进有形资本积累与无形资本积累、硬件投资与软件投资之间的联系与匹配，特别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无形资本和软件投资的差距（注：刘遵义：《技术进步是东南亚经济增长的源泉吗？》，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简报》，1998年第47期，9月25日。）。 中国是世界上国内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又是世界上“软件”投资比例最低国家之一。据世界银行统计，1995年中国国内投资率为42%，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2%，前者比后者高出20个百分点，但是大部分属于“硬件”投资，即对设备、厂房的投资。尽管设备投资中含有知识和技术的要素，但是对决定和影响经济长期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软件”投资比例过低，例如1990～1995年期间中国公共卫生支出占GDP比重为2.1%，而世界平均水平为3.2%，下中等收入国家为4.3%；1995年中国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2.3%，而世界平均水平为5.2 %，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2%，连印度这一比重也在3.5%（见表14）。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占GDP比重下降，各类软件“投资”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例如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1.00%下降到1996年的0.68%，政府科技经费支出占GDP比重由1991年的0.58%下降为1997年的0.41%；政府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由1991年的2.86%下降为1997 年的2.49%；政府用于计划生育支出占GDP比重由0.074%下降为0.059 %；1997年全国污染治理支出占GDP比重仅为0.22%（表15）。
表14 “硬件”与“软件”投资的国际比较（占GDP比重）
单位：%
国内投资率 公共卫生投资 私人卫生投资 公共教育支出
1995 1990～1995
1990～1995 1995
低上入国家
(不包括中国
、印度)201.1 2.0 3.9
中国
422.1 1.8 2.3
印度
270.7 4.4 3.5
下中等收入国家 234.3 2.4 5.2
上中等收入国家 224.3 2.4 5.0
高收入国家 216.9 3.7 5.5
世界平均
223.2 2.8 5.2
资料来源：World Bank,1998,1998 World
DevelopmentIndicators,The World Bank。
表15 各类支出占GDP比重 单位（%）
国内 卫生总 政府卫 科技 政府 教育 政府 计划生育
投资a 费用b 生支出b 经费c 支出c 经费d 支出d 支出e
1990 34.7 4.011.00
1991 34.8 4.110.942.30 0.58 3.38 2.86
0.074
1992 36.2 4.090.852.58 0.60 3.25 2.74
0.073
1993 43.3 3.960.782.54 0.51 3.06 2.51
0.066
1994 41.2 3.780.721.69 0.47 3.18 2.51
0.058
1995 40.8 3.860.661.65 0.43 3.21 2.41
0.055
1996 39.6 4.200.681.54 0.40 3.33 2.46
0.056
1997 37.3 1.58 0.41 3.39 2.49
0.059
污染治理支出f
1995 0.23
1996 0.20
1997 0.22
数据来源：a：《中国统计摘要（1999）》，第21页；b：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1998年10月26日；c：《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8 ）》，第6页；d：政府教育支出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714页；e：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财务司，1999年 4月12日；f：是指污染治理投资和排污费支出之和， 《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802页。
我们的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表明（见表16），资本投入作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最小，投资增长率或投资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仅提高0.1左右个百分点；而与知识相关的教育因素， 学龄前儿童入学率每提高一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4～0.6个百分点； 与知识相关的通讯因素，电话普及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增长影响有0.5个百分点；人口增长率每下降1个千分点，人均GDP增长率可提高0.4～0.6个百分点。这表明，对知识与软件投资的收益要高于对设备与硬件投资的收益，对人民投资收益要高于对物质投资的收益。我们发现，仅人口增长率下降1个千分点，学龄儿童入学率上升1个千分点，它们的综合作用（即所谓“人口要下来，素质要提高”）就可以使人均GDP 增长率提高0.72～1.20个百分点（见表16）。
表16 人均GDP增长率与其他指标之间的联系
参数 方程1方程2方程3 方程4
常数 30.786
27.991
32.24337.508
(8.937) (8.509) (6.767) (10.094)
log(人均GDP,1978年)] -3.488
-2.976
-3.867-4.338
(-6.810) (-6.179) (-6.924) (-7.509)
区位变量
1.8581.6322.618 2.381
(4.045) (3.298) (4.441)
(4.153)
log(电话普及率,%) 0.518
(1.770)
log(百万人口公路里程)0.856
(1.724)
投资增长率(%) 0.1090.116
(10.819) (11.500)
投资率(%) 0.108
(4.259)
人口增长率(%) -3.584
-3.793
-5.925-5.402
(-6.000) (-5.485) (-8.061) (-7.493)
log(学龄儿童入学率,%)
3.4595.855 3.978
(1.873) (2.248)
(1.889)
R[2]
0.3930.3880.196 0.214
S.E. 4.1324.3274.984 4.876
D.W1.3571.4471.216 1.169
样本数
434 446 449
414
注：a：按各地区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
b ：计算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
c：区位变量作为虚拟变量，沿海地区为1，内陆地区为0。
d：括号内为t检验植。
e：计算结果引自：胡鞍钢、 邹平著：《社会与发展：中国社会发展地区差距报告》，浙江人民出版社，待出版。
战略性的发展决策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反之，战略性的发展决策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建国以来，我们实施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追赶战略（见表17）：一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赶超战略，50年代中期提出“超英赶美”的战略设想，60年代中期又提出了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设想，实行“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优先发展重工业包括军事工业，采取了资本密集技术路线，实行高度保护的进口替代方针，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日益突出。二是转轨期的追赶战略，80年代初提出了中国发展的“三步设想”，其中GDP翻两番的目标提前实现， 有效地利用了中国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促进出口导向增长，逐步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积极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市场竞争。这一战略比较符合中国国情，也加速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大大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但是这一战略仍然是以物为中心，追求经济高增长为最重要、最优先的目标，是以资本高投入、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也出现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发展差距扩大，及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基尼系数）在世界上上升幅度最大。
我们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 面对严峻的各种挑战以及诸多的发展途径的选择，必须站在全球和全国的高度，议大局，关注大的发展趋势，立足于中国国情，基于本地区实际情况创新性地提出新的发展思路。我们认为，应确立21世纪初期中国新的追赶战略，其发展目标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促进人类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其中知识发展战略是最重要的战略之一（见表17）。以知识作为推动经济发展、增加社会福利和促进体制变革的最关键因素。当今世界已进入知识的增长和扩散的时代，信息技术正以空前规模迅速发展，信息革命为发展中国家获取信息、利用信息、传播信息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表17 不同时期的追赶战略
传统赶超战略转轨期追赶战略
1.发展目标追求高速度 以物为中心
"超英赶美" 追求高增长,GDP翻两番
2000年实现"四化"
2.积累与消费关系 高积累、低消费 较高积累、刺激消费
强调生产性投资 强调"硬件"投资
3.产业发展与结构 优先发展重工业 利用比较优势
优先发展军事工业
重视产业结构调整
"科教兴国"战略
4.工业化技术路线 自主开发技术
开发与引进技术相结合
资本密集技术路线
重视劳动密集技术路线
5.国内与国际市场 自给自足,自力更生 对外开放
进口替代
出口导向增长
主要依赖国内资源和市场 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国内保护主义
逐步贸易、投资自由化
6.人与自然关系资源高消耗 先污染、后治理
7.收入分配关系平均主义"先富论"
8.城乡关系城乡分割城乡差距扩大
9.经济体制基于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机制
新的追赶战略
1.发展目标 以人为中心
促进人类发展，实现持续增长
"富国、强国"
2.积累与消费关系
强调"软件"投资
强调人力资本投资
3.产业发展与结构
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促进结构变革
知识信息发展战略
4.工业化技术路线
多种要素密集技术路线
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
5.国内与国际市场
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
提高国际竞争力
利用国际资源、市场、资本、技术
贸易、投资自由化
6.人与自然关系 可持续发展
7.收入分配关系 "共同富裕"论
8.城乡关系 缩小城乡差距
9.经济体制 基于市场经济
注：参阅黄顺基、吕永生主编：《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改革出版社，1999年；郭庆、胡鞍钢：《中国工业化问题初探》，中国科技出版社，1991年。
知识发展战略是新型的追赶模式，它具有广泛的含义，即投资于体现在物质资本的知识中，投资于人民，改革机构体制以提高吸收和利用知识的能力。这一战略十分强调对“软件”投资，对人力资本投资。它旨在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同时促进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知识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缩小知识差距的主要途径是：一是获取全球或全国知识；二是提高本国和本地知识创新能力；三是提高广大公民吸收知识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四是培养和加强广大公民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能力。促进知识获取、生产、吸收和交流四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都会对其他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和协调作用（注：World Bank,1999.）。
知识与信息不仅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改革要素。当今世界，一国或地区在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有形因素上的优势不再是永远的优势，而知识及提高自己的知识潜力，即动态比较优势（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才是发展关键， 这使得发展中国家有着极大的机遇发展得更快些，甚至赶上工业化国家（注：参阅世界银行：World Bank,1999.）。
21世纪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实质是加速技术的追赶过程。由于技术引进和模仿的技术成本大大低于技术创新的成本，同时也大大缩短了开发到应用的时间成本，这使得中国通过对内和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和国际贸易增长，吸引国内和国际私人投资，引进国内和国际先进技术，有效的利用信息和通讯手段，吸收传播和应用最新知识，加速技术进步，同时实现技术追赶和经济追赶。为此中国必须从保护性非市场的科技路线转向竞争性市场导向的科技路线（见表18）。新的科技路线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既包括国内市场，也包括国际市场；在鼓励政府与公共机构对R＆D的投资的同时，更着眼于鼓励企业与私人机构的投资；鼓励国内技术创新，也鼓励和促进技术引进，并大幅度降低引进成本；鼓励市场竞争，刺激创新者，提高私人回报；促进产学结合，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重新界定政府角色，积极发挥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等等。
表18 两种科技路线比较
保护性非市场科技路线 科技竞争性市场导向路线
运行机制 计划供给导向市场需求导向
所有制形式国有机构为主非国有机构为主
投资主体 政府与国有单位 企业与私人
政府职能 越位与缺位并存 正当干预
技术主要来源 国内技术国外技术
引进技术 成本高 成本低
国内市场 高度保护,高壁垒 自由贸易,零关税
高度垄断竞争市场
技术创新动力 激励不足激励机制
私人回报低下私人回报较高
科技目标 追求国际先进水平创造财富
科技特区改善人民生活质量
科研项目招标 限制竞争,行业分割
公开竞争、平等竞争
科技与经济相互割裂相互依赖
科技成果 转化率低下 转化率较高
注：本表参阅，Robert G.Eveson,Gustav Rains,1996。
五、获取全球与全国知识的政策
引进全球知识，获取全国知识，创造本地知识是缩小知识差距战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认为，对世界范围内技术知识存量的开发利用，是生产高速增长和表现现代经济特征的结构迅速变化的源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是依靠对世界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利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作为欠发达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知识基础，扩大其知识存量，就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获取外部知识，创造本地知识。其主要途径是：
第一，大力发展国际贸易，鼓励引进国外新技术，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发展国际贸易是从国外获取知识最为重要的方式之一。从进口资本货物、技术产品和服务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知识与技术；出口商为促进产品出口就必须满足国际标准采用先进技术，也可从外部获得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凡是鼓励自由贸易的政策都有助于获取全球知识、技术和信息，同时也会产生有效的竞争压力，迫使国内厂商提高竞争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从中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指下中等收入阶段）以及中国自主性技术创新能力（指专利数）严重不足的角度看，中国目前追赶先进国家最好的技术选择是技术引进，为此应以最低的成本引进国外技术，必须调整技术进口政策，促进技术流入和技术交易。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引进技术，并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消化吸收经费比例。1997年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引进经费达236.5亿元，占其销售收入的2.0%；而技术改造经费高达1102.4亿元，占其销售收入的9.5%； 消化吸收经费为13.56亿元，仅相当于技术引进经费的5.7%（注：引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8），第106页。）。 大幅度降低对高新技术及设备进口关税税率，逐步取消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对电话和信息技术及设备实行零关税。国内各类技术标准尽快与国际标准（如ISO9000 和ISO14000环境质量认证标准）接轨，迫使企业在生产全过程中，提高质量，采用新工艺、新材料，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提高国内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第二，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特别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 开放的贸易和投资体制可以带来知识的收益，是获取国外先进技术的最好途径，这是因为跨国公司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是全球的带头人和主要来源，它们占了世界生产总值的1／3，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3，占世界FDI的70%，占世界R＆D支出的80%。 它们在中国的投资与经营活动对于吸收和传播知识和新技术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技术主要是通过技术领先国投资而流入较落后的国家，先在某些“飞地”扩散并渗透和改变整个经济时，就开始了迅速而持续的发展（注：Robert E.Evenson,Gustav Rains：《科技富国》，中文版，青岛出版社，1996年，第 38页。）。通过培训当地职员，通过与国内供货商和分包商的接触，跨国投资者的行为带来可观的知识“外溢效应”。此外积极吸引外资也会引入竞争、提高效率、吸收国际管理知识和经验。国际经验和中国各地区经验表明，那些外国直接投资占GDP 比重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率就愈高，出口增长率就愈高；反之则反。其背后隐含着从外国直接投资获得的知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政府不再保护亏损的国有企业，而应当鼓励和支持国内企业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资企业提高国内和国际竞争力，为所有的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经济政策环境。
第三，建立技术许可证制度。技术许可证制是取得某些新型技术专有权的市场准入的有效方式。随着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技术许可证变得越来越重要，政府应取消对技术许可的各种人为限制，鼓励跨国公司在本国或本地区申请技术许可证和专利，同时也鼓励国内企业利用该种制度引进技术，推动技术发展和技术扩散，为全球知识和技术的流入大开方便之门。政府鼓励技术信息中心和技术咨询中心，为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较为方便的获得相关的国际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
第四，充分保护知识产权，包括国际知识产权和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制度是鼓励创造新知识的激励机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的生产者正在寻求更好的保护知识产权环境。政府不仅应当承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且也维护知识生产者的利益，包括本地知识生产者和保存这种知识的人，保证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如中草药以及在本地植物基础上所形成的现代药品的知识产权保护。而制造假冒伪劣、任意侵犯知识产权的做法得不到严厉的打击和惩罚，就等于剥夺知识生产者的利益进而妨碍知识与信息的流入，因此政府要坚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盗版侵权行为。
第五，充分利用原籍的海外人才资源或外地人才资源。中国或欠发达地区获取全球知识或本国知识的重要途径就是广泛联系和充分发挥海外侨民、留学人员或原籍外地人才包括院士、教授、工程师、管理人才、企业家的人才资源优势，鼓励他们不定期返回本地传播知识、转让技术、交流信息，提供各种讲学机会、投资机会和贸易机会，利用他们的知识和关系建立海外或各地区人才与知识信息网，积极创造条件吸引他们为本地提供知识、技术与信息。
六、提高本国科技创新能力政策
第一，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提高政府对R＆D的投入，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知识创新与R＆D的投入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和规模效益。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任何一项战略性基础研究都会比小国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尤其是在解决诸如农业与育种、自然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气象预报、减灾防灾、计划生育、重大疾病防治、食物营养与健康等方面的R＆D的投入都显示出巨大的收益。一是进一步增加政府对旨在知识创新的R＆D财政投入，委托给非政府组织（NGO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对全社会公开招标竞争；二是将政府用于技改投资额部分转为旨在技术创新R＆D基金，打破地域、行业界限，允许各类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科研机构（大学与研究所、公立机构与私人机构）公开竞争或联合竞争；三是将政府削减对粮食企业亏损财政补贴转向对农业R＆D投入（二次大战之前美国政府R＆D支出最大的用途是农业研究，并产生一场农业革命）。
第二，鼓励企业增加对R＆D的投入，使企业成为我国技术创新主体。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R＆D总经费来源的50%左右或50%以上是来自于企业，R＆D总经费支出60%左右或60%以上是用于企业，而中国R＆D总经费来源企业（指横向收入）仅为37%（注：见国家统计局、国家科委编：《中国科技年鉴（1998）》，第40页，第232页和第233页。）。据英国贸工部1998年对世界排名前300家跨国公司调查，它们在R＆D 的投入平均占销售额的4.6%（注：引自《中国经济信息》，1998年第8期，第9页。）。随着市场经济转型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形成对企业投入R＆D的外部压力，势必迫使企业增加R＆D占销售收入的比重，1997 年全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这一比重为3.0%， 用于新产品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比重为1.9%（注：按企业自筹资金计算。《中国科技年鉴（1998）》，第85页，第94页和第99页。），逐步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适当提高不同行业的折旧率；企业R＆D投入可作为所得税抵扣项目；对企业进口新技术设备实行减免关税；降低引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成本，并简化手续；政策性金融机构应设立“新技术产业化贷款”，支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提供低息贷款。
第三，确立R＆D投资优先领域，鼓励“知识创造财富”、“技术创造财富”。政府对知识创新R＆D投资应集中在那些具有社会效益与经济目的，特别是与中国长期发展与增进广大人民福利密切相关的领域，例如农业、人口与健康、节能、节水、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环境保护、自然灾害与减灾、气象预报等。根据世界银行研究，中国农业R＆D和技术推广工作对提高农业生产率作出了重大贡献，其投资回报率高达94.4%。但是在过去15年来，农业R＆D经费与农业产出的比率在持续下降（注：世界银行：《2020年的中国：新世纪的发展挑战》，中文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第64页。）。政府对技术创新R＆D投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开拓国际市场，应集中于电子产业、软件产业、通讯制造业、航天与航空制造业、生物技术产业、新药与中药业等新兴产业。
第四，充分发挥现有科技人才资源作用，激励知识创新者和技术创新者。鼓励那些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自由探索，特别是有重大科学意义并有广阔发展前景的基础研究的科学探索；鼓励我国科学与国外科学家合著科技论文（欧盟国家这一比重达30%～40%，日本和美国分别占20%）。技术创新带来收益（可称为创新租金），应大部分归创新者个人所有，使私人获得与其创新努力接近的私人回报。为此需要提高专利发明者个人净收益比例，提高技术推广者个人净收益比例，从而大幅度提高他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以万名科技人员专利数为重要指标）和开拓市场能力（以人均技术市场交易额为重要指标）。
第五，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鼓励一批R＆D公共机构实行企业化或公司化改组，形成新型科技企业，直接进入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鼓励那些具有潜在市场需求、高附加值、面向海外市场的R＆D研究者寻求企业赞助或直接与国内企业合作。推动产业界和学术界联合研究与开发，政府对技术创新R＆D资助项目，其负责人必须由产业界人士担任，80%以上的经费应来自参与项目的企业，使新技术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和商业化的产品。
第六，鼓励创新活动和高技术产品向服务业转移或扩散，使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业、政府和公共机构等）成为高技术的主要购买者，不仅可以产生对新技术的巨大需求，而且还显著提高生产率和扩大就业范围。
第七，加快建设面向21世纪促进技术进步的设施，例如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加速专用网、数据网和通讯网“三网合一”。
第八，实现军民两用技术一体化，利用军事技术来促进民用技术的应用，利用民用技术满足国防需求的潜力，改革国防与军事装备采购制度，鼓励军用与民用科研机构参与竞争招标。
第九，鼓励私人进入R＆D领域研究。私人R＆D一般集中在应用技术方面，但随着基础科学商业化步伐的加快，也有私人R＆D机构对商业化前景看好的基础研究表示兴趣，政府应根据本国或本地情况，发挥私人R＆D机构同市场联系紧密的特点，给予一定的优惠，鼓励私人R＆D从事科技的商业化研究工作。应将外资企业R＆D 中心和研究者视为本国R＆D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允许和鼓励他们公开申请、 公平竞争国家或地区科学基金、政府资助高新技术开发项目和重大的技术改造项目。
七、扩大全体公民吸收知识能力的政策
有效的缩小地区差距战略必须包括提高广大公民吸收知识能力的措施。这包括普及基础教育、发展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等多样化的教育体系。
稀缺的公共教育支出与巨大的社会教育需求之间的矛盾始终是我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供需矛盾的基本格局。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教育人口，“穷国办大教育”是我国教育国情的最大特点，也是我国教育发展最大的限制因素。据统计，1997年全国各类学校在校生为21308 万人，各类成人学校在校生为7008万人，全国教育人口共计28316万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22.9%（注：《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715页。 ），约占世界教育人口总数的1／4。中国用于教育的公共开支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低于3%。换言之，我们以不足3%的世界教育公共支出资源来承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门类齐全的各类教育，这一基本教育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有效的使用公共教育开支，同时必须鼓励增加私人和社会的教育投资。
第一，实现全民普及基础教育目标。政府应将更多的资金投入于社会效益高、受益面广的初等教育，必须为所有的孩子提供基础教育，同时为扫除文盲青壮年普及基础教育提供机会。尽管中国在提高儿童入学率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仍然赶不上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斯里兰卡等国（World Bank，1998）。主要是农村孩子比城市孩子有较高辍学率，女孩子的辍学率又大大高于男孩，边远山区孩子的辍学率又高于临近城市孩子的辍学率，少数民族的孩子辍学率远高于汉族孩子的辍学率，这不仅造成了学校设备和教师资源的浪费，而且也成为普及初等教育目标和提高公众识字阅读能力水平的障碍。要进一步扩大中央财政对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资金投入，改变传统的资金分配办法，可以合同方式直接委托给NGO（如中国青少年基金会）， 直接用于补助贫困人口孩子学杂费、书本费和其他费用，乡村教师的生活补贴，乡村校舍建设和设备投入。该项投入应与儿童入学率、辍学率等指标挂钩。鼓励和提倡城市以多种形式帮助农村贫困人口孩子上学，可利用城市目前因学龄儿童规模大幅度下降所闲置下来的中小学设施为贫困地区孩子办寄宿学校（注：以全国为例，1990年全国小学数为76.6 万所，1997年下降为62.9万所，普通中学由8.8万所下降7.9万所；1990年上海小学校数为2630所，1997年下降为1533所。）。对贫困地区采取多样化的办学形式：半寄宿制学校、女童班、中小学的民族班。改革中小学教学内容，使之适应和贴近当地实际。
第二，加速普及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目前全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不足50%，其中西北五省区初中毕业升学率在34%～53%之间，即有约一半以上的初中毕业生终止学习。在实现普及基础教育的同时要大力促进城市中等教育普及，使所有的初中毕业生有条件获得高中教育、职业高中教育和中等技术教育，提倡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等灵活方式。在农村开办与农业生产和乡村工业发展相适应的农村职业学校，进一步提高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普及率。政府应资助贫困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使学生有一技之长，成为当地实用技术人才。
第三，大力发展第三教育，推进普及化程度。普及高等教育是韩国成功的经济起飞重要的经验，1960年韩国实现了全民小学教育，这为劳动力受到良好教育提供了基础。随着加速工业化，韩国的中等教育和第二教育迅速发展，70年代初，韩国大学入学率约10%，到1995年几乎达到55%，与大多数OECD国家相差不多，中等教育总体入学率也由原来的24%上升为90%。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迅速增长，对韩国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起了重要作用。 韩国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主要是私人投资推动的， 1995年韩国私立大学在校生占总数的82%，私人用于高等教育投资超过政府投资比例（World Bank，1998）。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情形与韩国70年代的情形相似，高等教育经费中私人投资比例（指个人学费和杂费）太低，普通高校为13.6%，成人高校为26.3%，当时韩国为20%，主要以政府为主。显然加速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和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非政府投资，特别是私人投资应成为投资主体。这是高等教育由奢侈品到普及消费品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全国逐步普及国民基础教育、在城市已经基本普及中等教育之后，要加快高等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这就要求全面开放高等教育市场，打破国有部门长期垄断高等教育市场、缺乏竞争机制、投入产出效益低下的局面，发展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学校模式：一是“国有公办”，由各界人士组成的高校理事会公办学校模式；二是“国有民办”，转让给社会独立法人承办经营；三是“民有民办”，由社会力量集资自主办学；四是“合资合办”，鼓励允许国外大学及机构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兴办正规学校，社会大学、合资、合办专业培训学校，鼓励世界一流大学与中国一流大学合办世界一流专业、学院甚至合办世界一流大学。改变政府对高等教育支出分配办法，面向全社会，公开竞争招标，直接与教育产出效益指标挂钩。放开对大学生学费的管制，全国不做统一规定，由供需关系决定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人力资本投资价格（即学费），辅之多样化学生资助和勤工俭学办法。
第四，大力发展具有规模效益的跨区域“开放式”大学。如电视教育、远程教育、网络教育、虚拟大学利用卫星和因特网来传授课程使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学习者可共享资源。这种大学迎合了广大远程学习者的需求包括正规学校学生和非正规成人学习者，帮助那些没有校舍教师和设备条件的学生直接与最好的教师进行对话。教育部、国家广播电视局应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好的开放式大学条件，包括聘用一流教授和使用命名最新的教材，增加新的教育与可视设备，开办多样化的专业和课程。国家图书馆和沿海城市的大学尽快建立数字化图书馆，为欠发达地区提供便捷的信息和教学服务，鼓励北大、清华等一流大学招收欠发达地区攻读学位或非攻读学位的远程教育学生，由中央教育支出补助，可以起到效益成本低的作用。
第五，改革传统的高度集权的教育体制。建立中央宏观调控、地方分权为主的教育管理体系。中央教育部门从直接干预转向负责全国教育发展的方针政策，集中精力、集中财力援助欠发达地区，对他们“雪中送炭”，解决这些地区普及义务教育的任务，大力发展具有规模效益的跨区域性的电视教育、远程教育、网络教育，将发展高等教育的职能和财政支出转移给省级政府。实行“政校分开”的原则，高等学校应当成为自主决策、自主约束、自负盈亏的事业法人。高等学校应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理事会决定校长招聘方式和人选，校长对理事会负责，并受理事会监督和制约，理事会成员可由教育主管部门、中央或地方政府委派人员、企业界、科技界、教师代表组成，高校有权自主决策招生考试和录取，不同专业的学费数额、专业设置、教学计划、师资聘任资格、工资水平、经费筹措等，教育主管部门具有建议权、指导权、监督权和审计权。
第六，大力提倡大学生勤工俭学，实行多样化学生资助与劳动报酬方式。早在1957年刘少奇同志就提出应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他认为，国家提供助学金只能解决困难学生一部分困难，不能设想，国家的助学金可以无限制地增加，学生中所有的困难都全部由国家揽起来予以解决。青年不应该一有困难就完全躺在党和国家的怀里，只懂得伸手向国家要，而不去自己动手想办法。对低收入家庭学生实行助学金制，对优秀学生实行奖学金制，对所有学生实生贷学金制，国家财政用于高等教育的部分开支用来贴息或减息，由学生家庭或亲戚朋友担保；研究生或博士生按照国际惯例实行助教金制和助研金制，鼓励研究生或博士生从事辅助教学、科学研究活动，并使他们的劳动和贡献得以补偿。
第七，实行教育质量评估制度，使人们获得选择教育所需的信息。教育质量关系到整个国家知识战略的成败。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由直接管理学校向直接监督评定学校的教育质量方面转变，并向社会、学生和家长发布有关教育质量的信息，提高消费者的选择空间。以后逐步采用复合的方式，由国家强制性地制定基础教育的质量，而由独立的权威的民间机构评估高层次的教育质量。
八、扩大公民交流知识与信息能力的政策
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使得人们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分享知识，发展中国家在利用新技术的优势改革其教育体系，拓宽工商业机会，并缩小与工业化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知识差距方面拥有很大的潜力。要把这种潜力变为现实，国家要更有效的利用新的信息技术作为其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推动力，同时国家主动打破通讯领域的高度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降低使用成本，促进新型通讯技术在城乡地区的迅速普及。
第一，充分利用通讯和计算机新技术促进人类发展。新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发展更为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机会以及产生更大的潜在收益，例如远程教育、广播教育、电视教育、可视电话教育、虚拟教育都成为开放式的大学，迎合了各类学习者的需求，同时克服了距离障碍，既扩大了开放式大学在校生规模，又大量减少了学习者费用。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规模巨大，利用这些新技术发展开放式大学，收益十分显著，政府要强化这类具有显著外溢效应、社会边际成本较低的公益性的高等教育项目的投入。在环境领域，利用卫星遥感和通讯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的环境信息，包括国家的和社区的环境质量信息，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行动。
第二，为贫困地区和穷人提供更为方便的通讯系统。新型的无线技术在那些人口稀少、地形险峻、气候恶劣的地区以较少而更佳的成本提高质量的通讯服务。政府应对小城镇、边远地区、山区提供电话网络安装、电脑网络、无线通讯技术提供专项补助资金，提高这些地区人口电话、电脑普及率。使用这些补助金可以采用市场竞争，公开招标方式，可降低系统成本。
第三，进一步提高广播、电视覆盖率。收音机因廉价和耗电少而能为众多常人所接受。电视因文字和图像一体而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但是在许多农村边远地区，电力供应不足，或者电费过高妨碍了广播与电视的普及和使用。除了建立农村电网之外，还应为农民提供使用常识和修理服务，使之更有效地利用现代媒介传播知识。国家与地方广播、电视、有线电视网应增加各类知识特别是农业技术知识讲座、技术示范的播出时间和节目，以广泛地扩大科学知识普及和实用技术应用。
第四，加快电讯业开放，降低服务成本和资费。开放电信业市场是世界性潮流。最新技术的采用，使得公众以低廉价格获得一系列电信服务，这对原有的垄断电信业是个冲击。到1997年2月底，代表着世界电信市场90%以上份额的60个WTO成员国召开国际会议， 保证承诺开放基本电话服务，包括：有声电话服务，长途国际电话和转音频电话服务，数据传输，私人租借线路、移动电话和卫星服务，以及中继线服务等（World Bank，1998）。开放电讯市场最大的受益者是消费者，特别是那些低收入地区和低收入家庭，可以从通讯革命中获益，也会增强他们交流知识与信息的能力。打破电信业的国有垄断格局有助于提高效率，帮助电信企业降低成本压力，促使电信业内外竞争变成高度竞争行业。为了确保在开放市场中公平竞争就要制定公正的、管理的电信业务收费标准，建立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规章制度，确保企业既不能作有碍于竞争的活动，也不能欺骗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