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演化——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模式论文,为例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典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订日期：2015-08-15 DOI：10.11821/dlyj201511001 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性明显，表现为要素、市场、关系的趋同。各模式间相互借鉴融合，呈现“殊途同归”之势，有必要重新认识地理学的空间差异问题。 1 引言 中国经济发展的崛起激发了许多学者的思维与想象。全球化时代，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也方兴未艾[1]。费孝通指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就是特定区域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独自探索出的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是地区经济发展实践主要特征的综合反映[2]。自从1983年费孝通提出“苏南模式”之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浦东模式等概念相继提出[3]；国外学者也从不同视角、不同区域界定了东欧模式[3]、拉美模式[4，5]等。 经济地理学者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具有路径依赖特性[6]。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条件的可变性，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根据经济发展条件和资源结构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和转换；进而在路径依赖(阻力)和路径创造(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实现从自我崛起到自我突破和自我超越，实现区域发展的螺旋上升与递进创新[7]。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过程中，产业创新是其中的一条主线。如“苏南模式”通过大量吸引外资，实现从劳动和资金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形成了“新苏南模式”[8]。而国外学者则关注全球价值链[9]、经济对外联系等[10]在区域经济发展演化中的作用。制度变迁是另一条演化主线，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一些地区将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正是在当时分权式改革背景下得以形成的。随着所有制理论的突破、国企改革的深化、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的内涵和外延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1]，同时也在寻找和进行发展模式的再创新，其中一条主要的途径便是大力发展适应和促进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多种所有制经济[12]。如苏南模式实现从集体所有制向集体控股或股份合作制的转型，形成新苏南模式；而温州模式则通过委托代理制，实行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合作制，形成了后温州模式[13]。而珠三角在发展策略上积极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争取发展赋权，通过相对有效可行的尺度政治策略，主动创造“地方—全球”连结渠道，从而实现路径创造[14]。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既表现为产业创新，还表现为制度创新，并受经济全球化、开放经济的深刻影响。 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处在不断创新和发展的进程中。一方面，各种模式在不断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体现出各地自然历史的差异与地方政府自我探索、相互竞争，并表现出独立发展，形成自身特色[3]；另一方面，各种模式间也在相互学习和取长补短，表现出相互融合的一面。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例，经过20多年的发展，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并在创新中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在一定范围内，两种模式出现趋同性[15]。张一力以人力资本结构为视角，将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分别归纳为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和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并认为“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等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将殊途同归[16]。杨樱对区域发展模式的十多个指标数据的计算与测量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发展模式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趋同性，在其他方面的差异性又会表现出来[3]。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大多为模式内涵与特征的描绘，而缺乏从定量的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脉络进行分析；模式趋同研究大多数是分析在特定指标上所表现出的趋同性，但忽视演化的动力机制机理。以上是本文的出发点。 2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类型划分 2.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维度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应源于对其内涵与机理的客观判断与准确把握，并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获得关于外界事物本质的认识，应该是经过重新组合建构起来的，而不是进行机械描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也应该深入其本质属性，避免在概念探讨和特征描述上反复地打转。要素、制度一直是经济学者和地理学者所关注的重要方面。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认为经济发展内生决定于要素禀赋结构，以及政府、市场在此过程中的作用[17]。马克思指出经济发展过程是“技术进步—分工专业化—市场拓展—制度变迁”交互推动、自我强化的内生演进过程[18]。技术反映对资源要素的改造能力，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反映，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对分工与交换的重视，表明其已经开始注意到关系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路径依赖理论认为，在区域经济演化过程中，不仅存在技术路径依赖，还存在制度路径依赖和关系路径依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除了关注本地尺度对区域经济演化路径的影响，全球尺度将是路径依赖理论关注的重要方向，进而地方—全球关系在区域经济发展演化中得到重视[19]。Grabher指出，路径依赖可能带来锁定风险，分为结构锁定、政治锁定、认知锁定[20]，进而形成技术路径依赖、制度路径依赖和关系路径依赖。在Grabher思想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的机理图(图1)，以反映在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的共同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与创新。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区域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技术、人力资本，以及制度因素。其中，资本、技术、人力资本可视作区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要素”，而政府管理方式与水平、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和引导能力、市场化程度等制度因素则决定区域内资源配置情况、资源利用效率等，制度成为决定各要素配置状况的骨架。一般来说，完善的制度使得经济增长表现为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的发展，而不完善的制度将使经济增长受限于制度的发展；制度不仅直接作用于区域经济发展，还通过影响生产要素投入和配置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21]。这种配置状况也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特征。Scott等新区域主义学者和Dicken等全球生产网络学者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受到内生和外生两种力量的影响[22]，进而表现出内生型经济增长和外生型经济增长。在这些学者思想的基础上进行衍伸，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可分为以本地要素及市场占主导的内生型模式和以全球要素及市场占主导的外生型模式。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要素具有高度流动性，使得每个有能力的地区都可以在更大尺度上去组织要素，关系成为决定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与演化的重要动力。在要素、制度、关系三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形成(图2)。国内外大量学者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研究，主要是从要素结构[23]、制度环境[8，24]、内外生关系[25]等三个维度入手。但大多只关注了一方面或部分方面。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归纳，从三个维度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进行系统分类。
图1 路径依赖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 Fig.1 Path dependence and evolution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图2 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制度、关系示意图 Fig.2 Elements,systems and relationships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2.2 三维结构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多维的复杂系统，一种模式的形成与发展，既离不开要素的驱动，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也离不开内生与外生的关系。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划分标准不是排他性的，如珠江模式、苏南模式等从三个维度均可以进行划分。为此，对现有研究进行综合归纳，建立“要素—制度—关系”三维分析框架，根据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方式，将其划分为8种类型(图3)。每个区域代表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进而可以概念化地划分为“资源—市场—内生型”模式(RMEn)、“人力资本—市场—内生型”模式(HMEn)、“资源—市场—外生型”模式(RMEx)、“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HMEx)、“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RGEn)、“人力资本—政府—内生型”模式(HGEn)、“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RGEx)、“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HGEx)等8种模式。
图3 三维结构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Fig.3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in the three-dimensional structures 3 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 3.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与标准 从模式和发展模式的内涵出发，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内涵的研究进行系统归纳。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时间与环境条件下，为实现特定的发展目标，通过配置内生或外生的生产要素、创新生产关系，形成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径；并表现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对其他地区具有示范作用。该概念强调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各种要素、制度、关系综合作用下的发展路径，并强调了作为“范本”的内涵，还强调其是关于经济发展若干现象和特征的规律性概括。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确定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标准之上，用一元的指标或标准又难以描述一种真正的、复杂的状态；一种模式的确定标准应包括三方面：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具有示范性、发展模式具有一定边界(即示范性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之上)[26]。 3.2 样本选择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五花八门，有省级尺度的，如浙江模式；有地区尺度的，如苏南模式；有城市尺度的，如温州模式；也有乡村尺度的，如耿车模式。城市作为生产型企业和人口的聚集区，是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和政策的重要空间依托，也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产生的主要空间尺度[27]；而且，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大多数以城市作为切入点。为此，将城市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尺度具有较强的合理性和现实性。依据可持续性、示范性、边界性三个原则，对研究样本进行筛选。同时，剔除具有重叠性的模式，如昆山模式包含于苏州模式，晋江模式包含于泉州模式；由于县级统计资料缺乏，用金华模式代替义乌模式。经过筛选，得到16种模式①(表1)。 3.3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定量划分标准 3.3.1 要素维度划分标准 Acemoglu等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23]，这可视作“物”的资本和非“物”的资本，这些资本成为区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要素。张复明等将工业分为以自然资源资本为主导的工业部门和以人力资本等为主导的工业部门[28，29]。依据以上观点，假定工业内部只有资源经济部门与人力资本经济部门，二者分别对应的是资源驱动型模式和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不管是资源驱动还是人力资本驱动，任何区域总会有一个倾向。资源型产业占据优势地位，为资源驱动型模式，反之则界定为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对于资源型产业的界定，借鉴陆大道的研究成果[30]②。由于缺乏对资源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和人力资本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公认的定量刻画指标，特定义“产业结构比”(CYJG)指标，计算公式为③：
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结构比大于1，说明资源型产业在工业中占据优势，将该模式定义为资源驱动型模式；若低于1，定义为人力资本驱动型模式。 3.3.2 制度维度划分标准 本文中的制度是指由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所构成的制度环境，如苏南模式、上海模式的“强政府、弱市场”与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的“小政府、大社会”。Yang等众多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表明，所有制改革[24]、产权制度完善[13，31]、市场经济体制建立[32]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而所有制结构、市场化程度则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集中体现。一般来说，国有制占比越高、市场化程度越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强，反之市场作用更强。市场化程度是反映资源配置经济决策市场化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指标。参考金玉国提出的生产要素市场化指数(SCH)[33]，其内涵是投资的市场化，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自筹投资、其他投资”三项指标的比重，由于这三项投资基本上由市场决定，其比重大致反映了投资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其公式为：
所有制结构是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两种力量的重要指标，国有控股企业及集体企业占比越大，该区域经济发展越依赖于政府作用力；而民营、外商、股份合作等企业占比越大，说明市场力量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由于缺乏对政府主导或市场主导公认的定量刻画指标，特定义“非公有化率”指标，即工业总产值中非公有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计算公式为：
为了保持量纲的统一，对两项指数进行加权，权重分别为0.5和0.5，进而可得到I=0.5SCH+0.5FGYH，该指数越大，说明市场对于经济发展作用越强，反之则政府作用越强。为了区分一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政府主导型还是市场主导型，以0.5为临界点；若该指数大于0.5，将该模式界定为市场主导型模式；反之，界定为政府主导型模式。 3.3.3 关系维度划分标准 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内生与外生两种力量此消彼长，依据要素和市场的内外生关系，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分为内生型模式和外生型模式。内生型模式的要素主要来源于本地积累，要素积累的自发性较强，以国内生产和国内市场为主，受全球经济形势变化影响相对较弱，外贸依存度和外资占比也相对较低。外生型模式积极参与全球劳动分工，更加依赖国外要素积累，以国际市场为目标，受全球经济形势的影响程度更深，外贸、外资在国民经济中占比相对较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依据资源、市场的内外生关系，将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内源拉动”和“外源拉动”模式[25]。对于内生型与外生型模式的划分，借鉴李远的观点，通过开放度作为衡量指标，计算公式如下[34]：
式中：Q为开放度；X为当年出口额；M为当年进口额；GDP为当年国内生产总值。Q≤5%时，为完全内向型经济；5%＜Q≤10%时，为基本内向型经济；10%＜Q≤20%时，为基本外向型经济；Q＞20%时，属于完全外向型经济。本文以10%为界限，若经济外向度高于10%，将其划分为外生型模式，反之，划分为内生型模式。 指标选择不合理、研究方法失当一直是国内各种评价、定量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指标选择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从评价对象的本质出发选择相应指标，即自上而下的方式；二是通过对大量指标进行分析，筛选出最合适的指标，即自下而上的方式。与其漫无边际地选择指标，不如选择与研究对象、评价目标关联最强的指标，既能紧扣评价目标，又能减少指标的共线性。本文在三个维度采用的指标较为单一，旨在在尚无公认标准的情况下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的划分作一定的探讨。 3.4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各城市历年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由于地市级数据的统计存在较大困难，主要表现为统计口径存在差别、部分年份数据缺失等；对部分城市的数据缺失，采用插值法或者回归法进行估计，确保数据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因为20世纪80年代是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时期，因此大部分城市数据的起止时间选择1987-2012年。由于城市数据统计的起始时间存在较大差异，如长沙和贵阳的数据起始点为1992年，重庆、大连、鄂尔多斯的数据起始点为1997年，而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多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或21世纪初期，在数据上能保证模式演变过程的完整性④。通过以上方法，整理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定量划分所需指标的数据。从表2可看出，要素维度的指标均值和标准差均不断增加，说明总体上人力资本在各模式中的地位增加，但由于部分城市资源型产业独大和东部发达地区资源依赖程度降低现象并存，各区域产业结构差异仍然明显。而制度和关系两个维度的指标均值不断增加，标准差不断减小，这也大体反映出各模式在市场化、外生化方面的差距在缩小。 3.5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 通过对三维结构下中国16种典型模式在1987-2012年间的演变分析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体上呈现出由“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人力资本—政府—内生型”模式、“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等多种模式向“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转型的趋势，即以资源驱动型、政府主导型、内生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人力资本驱动型、市场主导型和外生型转变(图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各模式经过多样化的发展和演化过程，逐步走上趋同的道路。
4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分析 4.1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演化的动力机制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是资本、技术、制度、劳动力等要素以及自然环境、社会文化、政策、全球化等各种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变动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路径也会产生影响。依据路径依赖理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化是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兼具的过程。在内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或区域内生力量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动态演化。路径依赖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形成路径锁定，表现出模式的继承性；而经济发展中的行为主体也对现有社会规则与制度做出反应并采取行动以寻求最优路径，进而实现路径创造。在路径创造作用下，原有路径锁定以及模式之间的平衡得以打破，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走向多样化的演化路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创新演进过程中，既有各自探索的一面，也有相互学习的一面[3]，并表现出模式趋同与趋异两种趋势；若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力量更强，模式间便会走向趋同，反之则走向趋异。
图4 中国典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动态演化 Fig.4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typical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in China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及开放经济条件下，全国乃至世界的统一市场形成，要素自由流动；资本倾向于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而劳动力倾向于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两地资本价格与劳动价格趋于均等化，最终实现两地区资本与劳动力的一般均衡[35]，进而通过要素的空间流动促使不同地区经济趋同。人员流动促使观念与方法的融合，技术的空间扩散也将缩小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区间的经济趋同。开放经济下，各地区得以通过引进、学习和吸收其他地区的先进知识来扩大自己的制度选择集，相较于“干中学”可以付出较小的代价和时间。单一政策创新的边际效用递减促使地方政府间的相互学习与借鉴，进而加深了各地区之间的制度模仿[35]，形成制度上的趋同，而这种制度趋同又进一步加深了要素之间的流动。同时，国家的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官员交换与流动也是促使要素和制度趋同的重要因素。可见，在要素、制度、关系共同推动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得以在演化中不断趋同(图5)。
图5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演化的动力机制 Fig.5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model convergent evolution
图6 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维度的趋同 Fig.6 Model convergence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4.2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维度上的趋同性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主要表现在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性也应从这三个维度进行测量。运用Theil指数作为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维度趋同性的衡量指标，公式为：
式中：T为Theil指数；
为各研究区域该指标的平均值；
为第i个区域的特征值。以sys T表示制度的趋同系数，采用社会投资比重(inv T)和非公有工业总产值比重(non-pub T)的平均值，以open T表示关系维度的趋同系数，以ind T表示要素维度的趋同系数(图6)，sys T、open T、ind T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敛性，反映出各模式在三个维度均表现出趋同特征。其中，open T较其他指标高，是由于深圳、东莞的开放度远高于其他地区使得Theil指数也相对较高所致，但随着其他地区开放度的不断上升，open T迅速缩小。从要素维度上看，ind T具有较强的波动性，如2002年以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资源依赖程度的增加使得资源型产业比重有所上升，导致ind T从2002年的0.1239上升到2010年的0.1800；但在研究时段内，ind T总体上处于下降趋势，从1987年的0.1998下降到2012年的0.1429，反映出中国各种模式在要素维度上由资源驱动型向人力资本驱动型转变。从制度维度上看，由于地理区位、国家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深圳、东莞等因改革开放带来的外资进入，市场化进程较快，温州模式则因民间资本活跃也走在了市场化的前列；而西安、重庆、贵阳等则因经济较为封闭、社会资本不发达、企业所有制改革较慢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从制度创新的总体趋势上看，反映市场化程度的社会投资比重以及反映所有制结构的非公有化率两项指标均呈现出较强的趋同特征，各地区均呈现出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演变的趋势，inv T和non-pub T分别从1987年的0.0187和0.0764下降到2012年的0.0021和0.0079，进而sys T也从1987年的0.0476下降到2012年的0.0050，制度趋同特征明显。从关系维度上看，呈现出明显的梯次推进的特征。改革开放初期，东部地区因改革开放提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制度环境，经济发展深受外生力量影响；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则走的是内生型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依靠本地生产要素与国内市场。20世纪90年代后期，苏州、温州以及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均表现出明显的外生型模式特征，外生型模式逐渐占据主导，反映内外生关系的open T从1987年的0.4587下降到2012年的0.1807。从不同维度上看，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的三个趋同系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收敛性，这在总体上反映了中国16种典型模式逐渐趋同。 4.3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趋同性 国内外对于经济增长趋同的分析主要从时空两个视角进行研究[35]，对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分析也有必要从时间(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空间(不同区域)两个视角入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趋同是指不同地域空间的各模式之间通过相互学习与模仿，逐渐趋同或差异缩小的现象。借鉴俱乐部趋同的部分思想，分别分析东中西部各模式之间的趋同性；通过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各指标求得平均值，再分析东部与中西部各指标的收敛性。总体上，除open T以外，inv T、non-pub T、ind T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图7)，这反映出从三大地带来看，东中西部的各模式也呈现出较大的趋同性。而open T呈现出倒“U”型特征，反映出在前期东部地区依托其优越的区位条件，经济外向度大幅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俱乐部趋同的特征；而2005年以后，open T逐渐缩小，说明东中西部的开放度出现收敛。
图7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空间趋同
从前文可看出，区域经济模式的演变存在一定的空间差异，总体上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不断趋同的演变轨迹(表3)。从要素维度上看，总体上东部地区以资源驱动型为主的模式在不同时期均要少于中西部地区。在三个研究时段中，东部地区资源驱动型模式分别占60%、22.7%、31.8%，而中西部地区则分别为75%、50%、40%；东中西部地区总体上均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而2002年以后，由于天津等由“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变为“资源—市场—外生型”模式，使东部地区资源驱动型模式有所上升。从制度维度上看，1987-1992年，东部地区政府主导型模式占70%，中西部占75%，二者差异不大。1997-2002年，东中西部则开始出现了分化，东部地区几乎全部进入市场主导型模式，占95.5%，仅有政府力量强势的上海仍处于政府主导型模式，而中西部大部分仍处于政府主导型模式，占总数的80%，仅有长沙为市场主导型的模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深化，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强，2007-2012年，东中西部所有地区均进入了市场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从关系维度上看，东部地区外生型模式所占比重也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三个研究时段中，东部地区外生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占比重分别为50%、86.4%、100%。2007年以后，所有地区外生型均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而中西部在三个时段中的比重分别为50%、70%、70%，可见东部地区在经济外生化方面总体上领先于中西部地区。 从三维结构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变分析可看出，1992年以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资源—政府—内生型”、“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即资源驱动、政府主导、内生型特征明显。1997-2002年，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中西部地区仍主要为“资源—政府—内生型”、“资源—政府—外生型”和“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等模式，东部地区在产业结构高级化、市场化、经济全球化方面领先于中西部地区。随着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技术扩散加快，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驱动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交通通讯和信息技术进步使得中国各地区经济成为更加紧密的整体，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各地区的影响全面深化，以至于2007年以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均占据了主导地位。以上分析反映出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开放市场的形成、经济全球化加深等，中国各区域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各种模式的相互学习、融合加深，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从相异到相似的“模式趋同”演化特征。
图8 不同阶段的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占比 Fig.8 Proportion of variou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in different stages 4.4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趋同性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趋同性是指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朝着相似的目标发展，进而呈现出各模式特征相似甚至趋同的现象。经济发展阶段判断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采用《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2)》提出的方法，即将经济发展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5个阶段，采用人均GDP、三次产业比重、城镇化率、R&D经费占GDP比重4个指标[36，37]。其中，人均GDP为以采用汇率—平价法折算后的美元，汇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2》，平减指数采用齐元静等[38]的成果。由于城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数据难以获取，对该标志值进行修正。中国201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9.95%，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4.17%，二者的比值为68.41：100，进而尝试通过该系数对报告[36]的标准进行修正。考虑到划分标准的表现形式，将前工业化阶段、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阶段的分割点设定为整数，即20%、35%、40%、50%。为分析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演变，将各种模式类型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图8)。在研究时间段内，并无哪种模式处在传统经济发展阶段，故主要分析工业化初期以后各经济发展模式的出现频次。 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速度、水平及方向的差异，使得模式类型多样，有7种类型出现。占据主导的模式类型分别为“资源—政府—内生型”和“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这属于截然相反的模式。前者主要出现在内陆地区和东部经济相对较差的地区，技术水平较低，经济发展依赖于资源驱动，政府作用力较强，受经济全球化影响相对较小，具有内生型的特征。而后者主要出现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大，经济外向程度较高，市场经济体制较完善，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更强。工业化中期阶段，“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所占比重超过其他经济发展模式，占50%；同时，“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资源—市场—外生型”模式、“人力资本—政府—外生型”模式等也占据较大比重。其中，“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起着对外联系、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要素创新等重任。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对资源的强烈依赖，使得“资源—市场—外生型”、“资源—市场—内生型”、“资源—政府—外生型”等以资源推动型模式仍占据较大比重，三者合计共占据40%。工业化后期阶段，“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比重继续扩大，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开始减弱，“资源—市场—内生型”和“资源—市场—外生型”模式仅占27%，而人力资本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占73%。此时，市场经济体制占据绝对主导，政府主导型模式仅占5%。而后工业化阶段，仅有深圳和上海两地，但却是典型的依赖人力资本、市场经济推动、外生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走向高度发展阶段时可能的模式。 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阶段趋同演变可见，在4个经济发展阶段出现的模式类型分别为7、5、5、1，“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这反映出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经过百花齐放之后，不约而同地向着共同的目标(“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演进，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由分化到趋同的演化，总体上在走向殊途同归。 5 结论与讨论 一定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总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随着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经济发展模式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国内外对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划分主要有资源驱动与人力资本驱动、政府与市场、内生型与外生型三种关系，本文以新结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对现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总结归纳，并构建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类型划分的“要素—制度—关系”分析框架。依据“要素—制度—关系”三维结构，可划分出8种模式类型，并对中国16种典型模式进行概念化类型划分。同时，以演化经济地理学为研究视角，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以及时间和空间(发展阶段、空间趋同)两个角度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性进行了分析，得到结论如下： (1)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动态演化的特征。在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的矛盾统一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实现螺旋上升与递进创新。在演化过程中，各模式通过“干中学”而表现出动态差异性的发展路径。但随着全球化深化、开放经济与统一市场的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政策、制度模仿，以及人员、资本等要素流动和技术扩散，各模式在相互学习与相互融合中逐渐走向趋同。 (2)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更注重人力资本等无形生产要素、市场力量和外生力量。首先，中国逐步改变以前依赖传统资源投入，向依赖信息、科技、制度创新转変[39]，实现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转型；其次，反映了中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再次，反映出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也逐步融入全球市场。这既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演变的客观反映，也是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方向，即加强技术、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融入经济全球化并重视本地与全球的连结。 (3)中国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性明显。从要素、制度、关系三个维度上看，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特征的四个指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收敛性，各模式之间的特征趋于相似。从空间上看，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异也逐渐缩小，这反映出区域之间联系逐渐加强，各种模式的相互学习、融合加深，并呈现出空间趋同特征。从发展阶段上看，工业化初期，“资源—政府—内生型”和“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等模式占据主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推进，“资源—政府—内生型”模式、“资源—政府—外生型”模式等逐渐减少乃至消失，而“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开始占据主导。这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经过百花齐放之后，开始走向“殊途同归”，这既是市场经济、开放经济、全球化经济等的必然结果，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模式趋同更多地反映在各模式目标的趋同，而演化过程却存在较大差异，各模式在演化中所凸显的重点、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相异。正如温州模式以“小商品、大市场”、私有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为主要特征，珠江模式以“三来一补”并转向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自主创新模式为特征，而苏南模式则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后期以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加工业为主要特征。正是这种具有差异性演化并不断趋同的过程，形成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具有鲜明特色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趋同也不会呈现出长期的均衡，而是像经济增长在收敛与发散之间波动一样，在趋同与趋异之间长期波动。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复杂的、综合的系统，也是一个难以取得学术界公认的命题。随着中国模式已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而世界其他地区，以及中国西部地区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是通过对外输出资源还是以技术创新为推动，是经济融入全球市场还是注重内生力量，是政府主导发展还是深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中国与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等不同类型经济体的模式演化是否相同，具有哪些共性，存在哪些差异？中国模式是否具有全球意义，是否成为全球共识？以上问题仍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也希望更多的经济地理学者投身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只有通过对不同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其演化规律，才能推动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服务。 ①16种模式并不代表中国所有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但力求通过有限的样本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化作力所能及的探讨。 ②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行业统计标准”，本研究的资源型产业主要包括第二产业中的B类、D类以及C类中的C13、C14、C15、C16、C17、C19、C20、C21、C22、C25、C26、C30、C31、C32、C33。 ③由于城市分行业工业总产值主要是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统计，故工业总产值主要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统计口径。 ④数据起止年份并不代表模式的生命周期，而是用尽量长的时间序列数据，相对完整地反映模式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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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趋同与演进--以中国16种典型模式为例_苏南模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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