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福特政府对韩国的核不扩散政策
——兼与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核政策比较
丁思齐 徐银婷*
摘 要 由于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的上升和来自美国的安全承诺的下降，韩国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秘密发展核武器。为了迫使朴正熙政府放弃核武开发，美国福特政府不惜对朴正熙政府“威胁抛弃”，即威胁彻底取消对韩国的安全承诺，迫使朴正熙政府在美国的安全承诺和核扩散之间二选一。在福特政府的压力下，朴正熙政府最终于1976年年底暂停了核武器开发。而通过进一步比较福特政府对韩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和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核不扩散政策后可以发现，美国对其盟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盟国的关系目标是“无核优先”还是“关系优先”，即美国在处理同其盟国的双边关系时是更为看重其盟国的无核化还是与盟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这很大程度上又由其盟国在美国的地缘战略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所决定，即战略地位重要时，为“关系优先”；反之，则“无核优先”。
关键词 核不扩散政策 福特政府 卡特政府 韩国 巴基斯坦
冷战时期是核扩散的高峰时期。据统计，包括苏联在内，共有16个国家或地区在冷战期间开始发展核武器。而这其中，英国、法国、巴基斯坦以及韩国都是与美国签订过正式同盟条约的盟友。[注] 这16个国家是：苏联、英国、法国、中国、以色列、南非、巴基斯坦、印度、朝鲜、南斯拉夫、韩国、利比亚、巴西、伊拉克、伊朗、叙利亚。需要说明的是，关于迄今有些国家试图发展过核武器以及这些国家是从何时开始发展核武器这两个问题，学界还存在诸多争论。因而，本文在界定相关国家的时候，采取的方法是取“最小公倍数”，即选取的试图发展核武器的国家是相关研究都承认的。相关研究参见Philipp C. Bleek, “When Did (and Didn’t) States Proliferate? Chronicling the Spread of Nuclear Weapons,” Discussion Paper (Cambridge, MA:Project on Managing the Atom,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nd the 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onterey, CA., June 2017); Jacques E.C. Hymans, Achieving Nuclear Ambitions :Scientists ,Politicians ,and Proliferation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3; Nicholas L. Miller, Stopping the Bomb :The Sources and Effectiveness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8, p.5。对这些试图发展核武器的盟友，美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可谓是迥然相异。对有的盟国美国不仅不反对，甚至还提供直接核支持；而对有的盟国美国则强烈反对，甚至不惜进行制裁。那么，美国为什么会对不同的盟国采取不同的核不扩散政策呢？在什么情况下，美国采取诸如制裁这样的强制措施阻止盟国发展核武器？
3.遵守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条件和重要保证。因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就是要用党的政治、组织、宣传、人事、群众、经济、工作、生活等诸多方面的纪律规定党组织和党员的言行，强化纪律执行，坚决防止和纠正执纪宽松软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要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6]
关于福特政府对韩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国内外学术界已进行过一定的研究，其中部分研究也使用了相关档案。[注] 高奇琦：《韩国的核选择：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当代韩国》2007年第4期，第59—66页。除此之外，相关研究将都在下文陆续提及。因而，这里不再专门列出。 但囿于档案解密的问题，相关研究所使用的档案并不完整，因而对诸多历史细节分析得较为粗略。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最新的解密档案，[注] 本文将综合运用近年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档案馆和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解密的相关档案。档案网址：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collection/128/south-korean-nuclear-history;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nuclear-vault/2017-03-22/stopping-korea-going-nuclear-part-i;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nuclear-vault/2017-04-12/stopping-korea-going-nuclear-part-ii。 对福特政府对韩国的核不扩散政策提供一个更为细致和完整的分析；进而通过横向比较福特政府对韩国和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核不扩散政策，以及纵向比较苏联入侵阿富汗前后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核不扩散政策，来讨论美国针对其盟国的核不扩散政策的一般规律。对此，文章拟从以下四部分展开讨论：第一部分讨论朴正熙政府的核武计划；第二部分讨论福特政府对朴正熙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第三部分讨论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核不扩散政策；最后一部分则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讨论美国针对其盟友的核不扩散政策的一般规律。
一、韩国的核武计划：动因与举措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和美国不再可信的安全承诺使得韩国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对冲这种不确定性，更好地维护韩国的国家安全，朴正熙政府试图建立自主国防能力。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举措便是发展核武器这种“绝对武器”。
(一)动因
一般而言，导致中小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最主要原因是安全因素。[注] Scott D. Sagan, “Why Do States Build Nuclear Weapons? Three Models in Search of a Bomb,”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21, No.3, 1996/97, pp.54-86.所谓的安全因素是指一国所处的安全环境对一国核选择的影响。大体上，这样的安全环境由一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和其接受的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的这两部分组成。[注] Nuno P. Monteiro and Alexandre Deb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39, No.2, 2014, pp.7-51; Alexandre Debs and Nuno P. Monteiro, Nuclear Politics :The Strategic Causes of Proliferation ,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而促使朴正熙时期的韩国发展核武器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安全因素，即一方面，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明显上升，而另一方面，来自美国的安全承诺却显著下降。
20世纪60年代末，朝鲜半岛局势不断恶化。根据美国的一份情报备忘录，从1966年10月中旬开始，朝鲜对韩国的军事挑衅开始突然频繁起来，而且表现出十足的攻击性：“过去，(朝鲜的)渗透的人员……很少选择交火。但从十月中旬起，渗透人员开始有意寻找韩国军队并蓄意发起攻击。”[注] Intelligence Memorandum, November 8, 1966, Johnson Administration, FRUS , 1964-1968, Vol.XXIX, doc.98.朝鲜对韩国的渗透活动则在次年达到了顶峰。1967年，朝鲜向韩国的渗透次数达到了历史最高峰——184次，而渗透人数同样达到了历史最高峰——694人(见图1和图2)。
图 1 1960— 1980年间朝鲜对韩国的渗透次数
资料来源：Narushige Michishita, North Korea ’s Military -Diplomatic Campaigns ,1966-2008 , p.201。
图 2 1960— 1980年间朝鲜对韩国的渗透人数
资料来源：Narushige Michishita, North Korea ’s Military -Diplomatic Campaigns ,1966-2008 , p.201。
与1967年相比，1968年朝鲜对韩国渗透次数和人数虽均有所下降，但其相继制造了“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号危机。1968年1月21号深夜，朝鲜突击队偷袭青瓦台总统府，刺杀朴正熙未遂。两天后，朝鲜又以领海被侵犯为由抓获了美国“普韦布洛”号武装间谍船，除在与朝鲜交火中阵亡的1人外，其余船员全部被朝鲜扣押。1969年4月15日，一架美国的EC-121侦察机在朝鲜附近海域上空被朝鲜人民军击落，机上31名人员全部罹难。朝鲜频繁且激烈的军事行动对韩国造成了严峻的安全压力。对此，时任韩国中央情报局主任李厚洛曾有言:“这时，我们的前线离危机只有半步之遥。朝鲜的进攻可能会在任何时候来临。他们的坦克和部队在向非军事区的方向逐步聚集。”[注] Seung-young Kim, “Secur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The South Korean Case, 1970-1982,”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 Vol.12, No.4, 2001, p.55.
第二个方面，益智区游戏材料的投放要根据主题开展，讲究层次性。在幼儿园时期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主题设定，每一个主题都有不同的活动内容和重点、难点。所以，在进行游戏材料投放时一定要结合主题，适时投放，让幼儿可以在每个主题下集中的学习，掌握一方面的知识或者能力，得到更好的实践。在投放游戏材料的时候一定要讲究层次性，一方面，要按照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规律进行投放，做到与幼儿的认知发展相吻合；另一方面，要考虑到每个幼儿之间在能力、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性。这需要教师根据幼儿的特点提供不同层次的游戏材料，实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根据幼儿的兴趣和能力进行投放，以此来促进每一个幼儿能力的提高。
如上所述，朝鲜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动摇美韩同盟。而从实际效果来看，朝鲜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也的确成功地动摇了美韩同盟，导致韩国开始怀疑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增加了美韩同盟的离心力。“青瓦台事件”发生后，朴正熙旋即召见时任美国驻韩大使威廉·波特(William Porter)，要求美国方面支持韩国对朝鲜进行军事报复。但波特明确表示，美国不会采取报复行动，并且韩国任何单方面的报复举动都将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注] Victor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 -Korea -Japan Security Triangle ,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63.在“普韦布洛”号危机中，美国又放弃对朝鲜采取报复行为，而是选择了朝鲜提出的谈判解决的缓和政策。[注] 梁志：《“普韦布洛”号危机决策与美国的国际危机管理》，《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对美国而言，由于此时在越南的战事是其首要关切，朝鲜对韩国的军事挑衅并不对其地缘政治利益构成较大冲击，同时为了避免第二次朝鲜战争的爆发，其选择缓和政策有一定的合理性。[注] Victor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 -Korea -Japan Security Triangle , p.65.
但事后来看，在处理这两次危机时，美国采取的“厚此薄彼”[注] “青瓦台事件”发生后，美国仅仅象征性要求在板门店召开会议讨论此事。但“普韦布洛”号被俘却促使美国在未提前通知韩国的情况下便向乌山军事基地派出直升机，并调动“企业”号航空母舰，大有甘冒战争风险的架势。参见梁志：《冷战时期美韩同盟信任危机析论——以1968年美韩外交争执为中心》，《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第79页。 的做法以及美国表现出的“被动、软弱”，都严重削弱了韩国对美国防务承诺的信心。在韩国看来，“如果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采取任何措施打捞它的船只或拯救服务于其国家的人民，那么，它又能替韩国做些什么呢？”[注] Victor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 -Korea -Japan Security Triangle , p.65.1968年1月29日，朴正熙在青瓦台召开的紧急安全会议上表示：“即使美国是我们的盟友，但当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这个同盟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依靠自己来解决(韩国的)安全问题。”[注] Lyong Choi, The Foreign Policy of Park Chunghee :1968-1979 , Ph.D. Dissertation,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2012, p.38.而 EC-121事件中，尼克松政府的温和反应则再一次被韩国媒体和公众视为华盛顿漠视汉城安全的明证。[注] 梁志：《协调与猜忌——1969年EC-121事件前后的美韩关系》，《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总的来看，正如车维德所指出的，“华盛顿对在1968年至1969年间，朝鲜三次挑衅的矛盾回应已经严重削弱了韩国对美国防务承诺的信心”。[注] Victor Cha, 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 :The United States -Korea -Japan Security Triangle , p.64.
尼克松主义的正式实施则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根据尼克松主义：“在国内问题上，在军事防卫问题上，除非存在某个核大国的威胁，美国将鼓励并有权期望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处理，逐渐由亚洲国家本身来负责”。[注] 引用自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页。 于是1970年3月，美国出台了“第48号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依据该备忘录，美国将于1971年财政年度结束前削减两万驻韩美军(约占驻韩美军总数的1/3)。[注]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48, 20 March 1970, FRUS , 1969-72, Korea.3月27日，在美国驻韩国大使波特将美国撤军计划告知韩国后，韩国上下一片哗然，政府和舆论纷纷对此谴责。朴正熙更是致信尼克松，明确反对美国削减驻韩美军的计划。[注] 贺飞：《尼克松政府对韩国军事政策的调整及其影响(1969—1974)》，《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11期，第110页。 而且一定意义上，尼克松政府如此规模的撤军行动无异于一次对韩国的赤裸裸的背叛。因为1969年8月21日在与朴正熙的会晤中，尼克松向朴正熙郑重承诺，美国不会从太平洋地区撤离，也不会减少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承诺。[注]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1 August 1969, Nixon-Ford Administrations, FRUS , 1969-1974, Vol.XIX, doc.35.
正因如此，如此大规模的撤军计划定会不可避免地动摇韩国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进一步把韩国推向拥核以自保的“深渊”。正如韩国学者河英善所指出的，“在1970年7月美国正式向韩国表达撤军意向之后, 韩国出现了第一波关于核选择的讨论”。[注] Young-sun Ha, Nuclear Proliferation ,World Order ,and Korea , Seoul: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1983, p.127.而据包括时任韩国国务总理金钟泌在内的两位前朴正熙政府内部的高官回忆，也正是因1970年美国决定从韩国撤出驻军，朴正熙才开始考虑发展核武器。在1970年的一次谈话中，朴正熙告诉金钟泌：“美国不知何时会离开，因此我们要开始研究核武器，即便可以预料到美国的干涉会导致计划无法实施，但是掌握充分的技术并在必要时制造武器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注] Young Jang, “The Evolution of US Extended Deterrence and South Korea’s Nuclear Ambitions,”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 Vol.39, No.4, 2016, p.514.
1971年7月，美国正式撤出了驻韩美军第七师，并将第二步兵师从非军事区撤出并后置部署。1971年11月，朴正熙对一名负责与防务有关的重化学工业的高级官员说：“由于美国在朝鲜半岛军事存在的不确定性，我们的国家安全很脆弱。为了变得安全和独立，我们需要摆脱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我们能发展核武器吗？”[注] Sung Gul Hung, “The Search for Deterrence:Park’s Nuclear Option,” in Byung-Kook Kim and Ezra F. Vogel, eds., The Park Chung -hee Era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 ,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83.1972年2月22日，也就是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在与一位青瓦台的专职记者共进晚餐时，朴正熙说道：“尼克松访华90%是为了再次当选，尼克松对华低调外交并不可取，我们还能信任美国多长时间？”[注] Lyong Choi, The Foreign Policy of Park Chunghee :1968-1979 , p.97.显然，尼克松主义正式推行后，美国从韩国的大规模撤军、与中国的缓和都严重削弱了朴正熙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心，而这也势必会进一步坚定了朴正熙拥核自保的决心。同月，朴正熙召开了一次跨部门的国防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朴正熙决定动员所有的科技、工业和学术资源来进行核武开发。[注] Seung-young Kim, “Secur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The South Korean Case, 1970-1982,” p.58.
概言之，朝鲜安全威胁的上升以及美国安全承诺的下降是导致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发展核武器的最主要原因。而这其中，美国安全承诺的下降无疑是最为关键的。正如后来曾任美国驻韩大使的菲利浦·哈比(Philip Habib)所指出的，正是美国错误的对韩政策激发了韩国的核野心；[注] Lyong Choi, “The First Nuclear Crisi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75-76,” Cold War History , Vol.14, No.1, 2014, p.78.韩核问题的症结是韩国认为其需要美国长期的核保证，但这些却是美国所无法提供的。[注] John Marcum to Brent Scowcroft, 24 July 1975, enclosing Jan M. Lodal and David Elliott Memorandum to Secretary Kissinger, “Approach to South Korea on Reprocessing,” 24 July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16.
(二)举措
为了应对严峻地安全局势，更好地维护韩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朴正熙政府决定发展韩国自己的核武能力。为此，韩国于70年代初制定了代号为“890”的核武器研发项目。总的来看，为了发展核武器，朴正熙政府做了如下努力：
1.设立专门的机构。1970年8月，朴正熙成立了专门负责武器研发和导弹项目国防发展局。在五年内，国防发展局从成立之初只有169名工作人员发展到了拥有超过2000人的庞大机构。[注] Seung-young Kim, “Secur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The South Korean Case, 1970-1982,” pp.61-62. 同年，更为隐蔽的武器开发委员会组建。武器开发委员会对青瓦台负责，监督核武器的发展，并负责采购和生产核武器。除此之外，朴正熙还相继设立了工业发展研究所、韩国科技部以及负责经济事务的第二总统秘书办公室以间接支持核武计划。
2.加强海外合作。由于此时韩国国内的技术水平还远不足以达到生产核武器的标准，因此朴正熙政府开始从海外学习核技术以及进口关键核设施。1972年，韩国科技部部长率代表团访问英国和法国，商讨未来在核后处理设施方面进行技术合作的可能性。10月，韩国原子能研究所开始与法国原子能委员会商讨购买相关设备和技术的事宜。次年，韩国与法国SNG核能公司签署了一项关于后处理设备的合约。[注] Ibid., p.59. 不久，韩国又与加拿大原子能有限公司(AECL)谈判进口CANDU型重水铀反应堆和NRX反应堆。1973年3月至7月，韩国从海外邀请20名韩裔核科学家来获得后处理能力。12月，韩国科学家访问印度和中国台湾，学习和了解与NRX反应堆的运行等技术相关的问题。1974年7月，韩国与比利时BN公司签署了关于购买一个混合氧化物燃料后处理实验室的合同。[注] Ibid., p.66.
3.加大国防投入。根据国防发展局在1973年底向朴正熙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若韩国想要制造一枚和美国投放在日本长崎一样的钚弹，那么整个核武项目的预期投入在15亿—20亿美元之间，[注] Joong Ang Ilbo, November 13, 1997, 转引自 Sung Gul Hung, “The Search for Deterrence:Park’s Nuclear Option,” p.491。 但1969年韩国全年的军费支出才仅仅3亿多美元。[注] Sangsun Shim, The Causes of South Korea ’s Nuclear Choices :A Case Study in Nonproliferation ,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ryland, 2003, p.160.因此，为了满足常规武器现代化建设和核武研发的需要，1973—1976年韩国连续颁布《国防工业法》和《国防税收法》。1975年7月，朴正熙决定从1976年开始，将韩国国防支出占GNP的比重从4%增加到5%。在此基础上，韩国的国防投入将从1975年的7.19亿美元增加至1977年的18亿美元。[注] Sung Gul Hung, “The Search for Deterrence:Park’s Nuclear Option,” p.488.
二、福特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
虽然韩国的核武研发始于美国总统尼克松任内，但直到1974年底，美国福特政府才发现韩国在秘密发展核武器。[注] 笔者在阅读相关档案以及与此相关的研究时，并未发现有关于尼克松政府对韩国核扩散问题的讨论。 为了迫使朴正熙政府放弃核武开发，福特政府最终使用了基恩·戈乔伊(Gene Gerzhoy)所界定的美国针对其盟国发展核武器而制定的“威胁抛弃”(threats of abandonment)策略，即威胁取消对盟国的安全保护，迫使盟国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与自身的核野心之间二选一。[注] Gene Gerzhoy, “Alliance Coercion and Nuclear Restraint:How the United States Thwarted West Germany’s Nuclear Ambi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39, No.4, 2015, pp.91-129.在福特政府的强力干预下，朴正熙政府最终于1976年底停止了核武开发。
(一)认知与评估
3月12日，美国国务院接到了驻韩大使馆的回复。回复中，驻朝韩大使施奈德表示“基本赞同”美国国务院对韩国核扩散的相关判断及相应的应对措施。但同时施奈德也表示，美国不应该低估韩国的核决心和核能力，韩国获得核武器可能不需要十年之久，80年代初韩国可能就会获得核武能力：“我们判断韩国开发核武器所需的时间用不了10年。从我们掌握的各种情报来看，韩国政府高层对开发核武器非常关心，到80年代初相关结果就会显现出来。凭借韩国人的坚韧毅力和他们已经掌握的高水平技术，以及可以吸引外国专家的政策，再加上有包括总统在内的国家领导人的热切激励，韩国在短期内就制造出核武器绝非杞人忧天。”[注] U.S. Embassy Seoul telegram 1637 to Department of State, “ROK Plans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 12 March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10.因此，施奈德建议华盛顿方面制订更为直接和坚定的应对计划。同时施奈德提醒，要注意韩国通过商业途径从第三方获取相关核技术和核设备的可能性。[注] Ibid.
1974年11月4日，在得知了韩国即将从加拿大购买到核反应堆的消息后，新上任的美国驻韩大使理查德·施奈德(Richard Lee Sneider)向美国国务院汇报，建议华盛顿方面直接向渥太华施压以阻止加拿大向韩国出售核反应堆；与此同时，美国驻韩大使馆将计划对韩国的核计划展开全面的评估，以明确韩国是否有发展核武器的意图。[注] U.S. Embassy in Republic of Korea telegram 7328 to Department of State, “Canadian Nuclear Reactor Program in Korea,” 4 November 1974,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3.事后来看，施奈德大使是福特政府成功迫使朴正熙政府放弃核扩散的关键人物，其在福特政府干预朴正熙政府发展核威慑力量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1975年12月10日，施奈德致电美国国务院，建议国务院直接与韩国驻美大使咸秉春对话，并通过咸秉春向朴正熙下达“最后通牒”，即如果韩国政府执意从法国引进后处理设施，则美韩关系将受到根本性的影响：“与时任韩国总理(金钟泌)的谈话表明，我们(对韩国的施压努力)要想奏效，则必须强调(韩国继续引进后处理设施)将会对我们与韩国之间全面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我认为，我们需要清楚地(向韩国)表明这一点：如果韩国继续发展核武器，则不止我们的核支持将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美国和韩国之间的整体安全和政治关系都将受到影响，而这其中就包括国会可能会反对继续向韩国提供安全援助。”[注] U.S. Embassy Seoul telegram 9487 to Department of State, “ROK Nuclear Reprocessing,” 10 December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Ⅱ, NSAEBB 584, doc.13.
而面对美国的进一步施压，朴正熙政府的表现令人十分惊愕，不仅明确拒绝美国提出的暂停引进后处理厂的要求，而且还矢口否认韩国计划引进的后处理厂具有军事用途，声称韩国获取后处理厂仅仅只是为了“学习和训练”。其甚至还反过来诘问美国，为什么日本同样从法国引进后处理厂，美国对此却不加以反对，而仅仅只是反对韩国从法国引进后处理厂，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不信任韩国。[注]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19, 20, 21, 22.1975年8月27日，在与朴正熙的会晤中，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和施奈德再度警告朴正熙，称韩国的核武器项目会对美韩关系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注] Sung Gul Hung, “The Search for Deterrence:Park’s Nuclear Option,” p.507. 施莱辛格告诉朴正熙：“唯一可能削弱美韩之间政治关系的因素就是韩国为获得自己的核武器所做的努力。”[注]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27 August 1975, Nixon-Ford Administration, FRUS , 1969-1976, Vol.E-12, doc.272.但朴正熙再次表示，韩国没有在发展核武器。在经过近一个半月与韩国方面的交涉的之后，9月30日，施奈德向美国国务院汇报，称其已完整地执行完第二阶段的干预计划，但回顾近期与韩国高级官员的会晤，他们均“明确否定”了美国的提议。面对这种局面，施奈德建议，华盛顿应直接对朴正熙施加“最大影响力”(maximum leverage)。[注] U.S. Embassy Seoul telegram 74642 to Department of State, “ROK Nuclear Fuel Reprocessing Plant,” 30 September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22.
为了进一步对韩国施加弃核压力，1975年8月初，已升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哈比、负责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乔治·韦斯特(George Vest)和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一道向基辛格建议，通过经济杠杆来向韩国施压，即威胁韩国，如果不暂停引进后处理设施，就要扣留美国进出口银行对古里2号核反应堆提供的2.92亿美元贷款，以及美国计划向韩国其他反应堆提供的低息贷款和技术援助。[注]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Philip Habib,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o-Military Affairs George Vest, and Policy Planning Staff Director Winston Lord through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Ingerso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pproach to South Korean on Reprocessing,” circa 4 August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17.
1.2.2 不同因素对花青素提取量的影响 参照文献[5-11]的方法测定不同因素处理山竹果皮花青素的提取率。
1974年7月30日时任美国驻韩大使菲利浦·哈比致电美国国务院表示，他有一种“特殊的感觉”(visceral feeling)，即他认为，“由于对韩国国防事务越来越独立的态度以及日益增长的对美国安全承诺持久性的疑虑，大多数韩国国防政策制定者都希望能最终获得生产核武器的能力。”[注] U.S. Embassy in Republic of Korea telegram 4957 to Department of State, “Korean Accession to NPT,” 30 July 1974,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1.据目前解密的档案，这是美国政府内部第一次有人对韩国的核武意图表示出关切。而随着韩国核计划的持续推进以及美国对韩国核计划关注的加深，1974年下半年越来越多的可以直接或间接表明韩国在秘密发展核武器的信息开始被福特政府获取。基于对这些信息的分析和研判，福特政府最终于1974年底确认了韩国在秘密发展核武器。
(二)初步干预
根据3月确定的方针，施奈德开始与韩国政府接触。4月30日，在与施奈德讨论韩国的核、导问题时，朴正熙明确表示，韩国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同时朴正熙表示，尽管发展导弹能力会增加财政负担，但由于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再可信，韩国必须要发展独立的导弹能力，以获得在未来与朝鲜的战争中独立攻击朝鲜空军基地和城市中心的能力。对此，朴正熙说道：“韩国必须要未雨绸缪。如果真到了美国政府向韩国正式通报驻韩美军撤出的那一天才开始发展导弹能力，就一切都太晚了。”[注] U.S. Embassy Seoul Telegram 3090 to State Departmen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Park:Missile Strategy,” 1 May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Ⅱ, NSAEBB 584, doc.4.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与加拿大、法国方面接触，尽力劝说和阻止两国向韩国出售核设施和核技术。[注]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Ⅱ, NSAEBB 584, doc.12, 13.1975年4月23日，在延期7年后，韩国终于正式加入了NPT条约。但尽管如此，朴正熙仍在继续其核武计划。
面对严峻的核不扩散形势，在2月28日的政策草案基础之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于3月3日再度讨论了韩国的核扩散问题，并出台了一份题为《韩国武器计划》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全面地分析韩国的核导能力、韩国的核扩散对美国造成可能的负面影响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具体来说，这份备忘录认为：第一，韩国具备了在未来十年内完成核、导开发的能力。第二，韩国发展核武器会严重损害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首先，韩国的核扩散可能会导致核多米诺效应，即刺激朝鲜和日本也去发展核武器；其次，它可能会导致在未来的冲突中，苏联和中国向朝鲜提供核武器支持；最后，韩国的核武器计划以及朴正熙正在进行的减少对美国军事依赖的努力都反映出韩国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的降低，这些都会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第三，美国对韩核不扩散政策的基本目标是要迟滞韩国目前的核开发，并最大限度地抑制韩国发展核威慑力量。为此，美国应采取双边和多边“双管齐下”的方式来干预韩国的核扩散。双边方面，美国应直接对朴正熙政府施加弃核压力以及加强对韩核设施、核活动的情报监控。多边方面，一方面美国应要求韩国尽快批准NPT条约，将韩国的核设施、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之下；另一方面，则应直接向法国和加拿大施压，明确要求两国不得向韩国提供相关的核设施和核技术。最后，这份备忘录要求美国驻韩大使馆就上述相关政策措施提出补充意见。[注] “U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Memorandum, ROK Weapons Plans,” March 3, 1975,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Gerald R. Ford Presidential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Presidential Country Files fo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Box 9, Korea (4), Obtained by Charles Kraus. 这份备忘录是福特政府时期美国应对韩国核扩散的纲领性文件，此后福特政府对韩国核扩散的干预也基本上是按照该备忘录的思路在进行。次日，这份备忘录稍做修改后，以基辛格的名义发往了在汉城的美国驻韩大使馆。[注] State Department telegram 048673 to U.S. Embassy Seoul, “ROK Plans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 4 March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9.
1925年的4月，在北平走投无路的丁玲给鲁迅写了一封求救信，鲁迅相信了当时正在他家的孙伏园(注：一说荆有麟)的判断，以为是休芸芸(注：即沈从文)冒名女性给他写信，很生气。之后，他在给钱玄同的信里，以挖苦的口吻提到沈从文。1928年初丁玲走红文坛后，鲁迅知道了真相，曾说，真有丁玲这么一个人，我还真错怪了她。事实上，鲁迅错怪的不是丁玲，而是沈从文。但他没有就此向沈从文道歉或者是表示一种遗憾。
8月16日，美国国务院指示其驻韩大使馆执行第二阶段的干预计划，即要对韩国“恩威并施”。“威”方面，要向韩国表明，其建造后处理设施是美国的“严重关切”。因此，韩国建造后处理设施可能会影响美国与韩国后续的民用核合作。同时韩国如果执意推进其建造后处理设施的计划，则美国国会可能拒绝美国进出口银行为韩国的核反应堆提供贷款；“恩”方面，如果韩国放弃进口后处理设施，且经济条件允许，则美国将支持在东亚建一个地区性的多边后处理厂。[注] State Department telegram 195214 to U.S. Embassy Seoul, “ROK Nuclear Fuel Reprocessing Plans,” 16 August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18.
1974年12月2日，在经过近一个月的分析、研究后，美国驻韩大使馆致电美国国务院，表示一致认为韩国已经决定发展核武器，且已进入了核武研发的初级阶段。[注] U.S. Embassy Seoul telegram 8023 to Department of State, “ROK Plans to Develop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 2 December 1974, Secret, excised copy attached to W.R. Smyser and David Elliott to Secretary Kissinger, “Development of U.S. Policy Toward South Korean Development of Nuclear Weapons,” 28 February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6.1975年1月，美国中情局经过分析后认为，韩国可能在十年内拥有核武能力和获得导弹发射系统。[注] William Burr,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 1974-1976, Part Ⅰ,” Briefing Book #582, March 22, 2017. 2月26日，美国收到消息称，朴正熙在加拿大将韩国批准《核不扩散条约》(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简称NPT条约)和向其出售核反应堆挂钩的压力下，终于决定于1974年4月批准加入NPT条约。[注] U.S. Embassy Seoul telegram 1239 to Department of Stat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26 February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8.而这也是在全面暂停核武计划之前，朴正熙政府在核武问题上所做出的为数不多的妥协。两日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应对韩国的核扩散，并将讨论出的政策草案提交给了国务卿基辛格。[注]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6.
1975年10月15日，参加总统招待会后，韩国副总理南德祐和青瓦台秘书室长金正濂告诉施奈德，韩国政府在核协议上的立场仍然很“坚定”。[注] U.S. Embassy Seoul Telegram 8074 to State Department, “Nuclear Developments,” 16 October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Ⅱ, NSAEBB 584, doc.6.10月23日，韩国外交部长卢信永告诉施奈德，经过慎重考虑，韩国政府表示在现阶段取消同法国已签订的引进后处理设施的合同是不可能的。并且卢信永重审，韩国引进后处理设施“仅供学习之用”，并欢迎美国的核查。对此，施奈德则表示，他对韩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失望。[注] U.S. Embassy Seoul telegram 8278 to Department of State, “ROKG Rejects Our Representations on Nuclear Reprocessing,” 24 October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25.
1975年10月31日，美国驻韩大使馆致电国务院，称韩国政府已先后两次明确拒绝放弃从法国引进再处理设施的要求。对此，施奈德表示很失望，为此他建议：“……要达到最终目的，必须让韩国政府感受到切实的压力，美国国会要正式研讨削减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同时否决向韩国提供古里2号反应堆的贷款。但不知道面对这样的压力，韩国政府会不会屈服？但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决心……”[注]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able, ROKG Nuclear Reprocessing,” October 31, 1975,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Gerald Ford Presidential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Presidential Country Files fo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Box 11, Korea-State Department Telegrams, to SecState-NODIS (7). Obtained by Charles Kraus. 可见，尽管态度坚决，但就实际效果而言，因“西岗陷落”[注] Lyong Choi, “The First Nuclear Crisis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75-76”. 和朝鲜军事挑衅的“回潮”[注] Seung-young Kim, “Secur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The South Korean Case, 1970-1982”. 导致的朴正熙政府主要决策者对韩国国家安全的持续担忧，以及美国干预力度的有限，福特政府对韩国核扩散的初步干预收效甚微。朴正熙政府的坚持使得美国对韩国核扩散的干预已陷入僵局，美国需要重新思考对韩国的核不扩散政策。
(三)威胁抛弃
面对僵局，11月18日，菲利普·哈比和温斯顿·洛德向基辛格提交了一份题为《韩国后处理——下一步》的行动备忘录。在备忘录中，他们指出，韩国的核扩散问题“再次变得紧迫”(renewed urgency)。为此，他们提出了四种进一步的应对方案：第一种，接受韩国引进后处理设施的事实，同时施加特殊的限制手段来尽可能降低(韩国将此用于军事用途的)风险；第二，在告知/不告知朴正熙美国已经知道韩国的核武意图的前提下，直接要求朴正熙暂停建造后处理厂；第三，强化美国的反对立场，与此同时，对加拿大和法国采取补充措施；第四，作为方案三的补充措施，要求法国破例取消已与韩国签订的合同。这四种方案中，他们二人强烈推荐方案三，即对韩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核不扩散政策。[注]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Philip Habib and Policy Planning Staff director Winston Lord through the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Ingersoll)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Korean Reprocessing-the Next Step,” with attached study, “Korean Reprocessing:Issues and Options,” 18 November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26.12月2日，在陪伴福特总统访问中国期间，基辛格批准了哈比和洛德的建议，同意对韩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核不扩散政策。[注] State Department telegram 283167 to U.S. Delegation, “Korean Reprocessing,” 2 December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28.
半个月后的11月20日，在一份提交给国务卿基辛格的题为《第二份警告报告》的分析报告中，基辛格的主要助手温斯顿·洛德(Winston Lord)和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司副司长马丁·帕克曼(Martin Packman)指出，“朴正熙去年8月私下告诉韩国的新闻记者，他已命令韩国科学家在1977年前制造出原子弹”。同时，他们提醒基辛格，(韩国的核扩散)可能会对区域稳定和美国的核不扩散战略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美国需要“做点什么”。[注] Winston Lord, director, Policy Planning Staff, and Martin Packman, deputy director, Office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 “Second Alert Report,” 20 November 1974,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Ⅰ, NSAEBB 582, doc.4.
1.5 统计分析 数据用（）表示，采用SPSS 1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各实验组和对照组比较用Student’s t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2月16日，根据金钟泌的指示，韩国科学技术部副部长李昌硕和韩国原子能研究院主任云永谷拜会了施奈德。在会谈中，面对李昌硕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施奈德并没有给予直接的回答，而是反问到，韩国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损害不仅在核和科学技术领域，而且还在更广泛的政治和安全领域内与美国的至关重要的伙伴关系。[注]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able, ROK Nuclear Reprocessing; Canadian Approach,” December 16, 1975, History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 Digital Archive, Gerald Ford Presidential Librar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Presidential Country Files for 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 Box 11, Korea-State Department Telegrams, to SecState-NODIS (9). Obtained by Charles Kraus.(Accessed at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4607)
事后来看，施奈德的“威胁”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10天后，朴正熙秘书的金崇右告诉施奈德，考虑到与美国的全面伙伴关系以及美国“严肃的”反对立场，朴正熙总统决定重新考虑从法国引进后处理设施。同时金崇右告诉施奈德，如果韩国在核研究和开发方面的要求能得到美国的满足，则韩国可能会取消已签订的购买合同。但与此同时，金崇右仍在否认韩国有发展核武器的打算。[注] U.S. Embassy Seoul telegram 9928 to Department of State, “ROK Nuclear Reprocessing,” 26 December 1975,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Ⅱ, NSAEBB 584, doc.23.可见，施奈德的“威胁”使得朴正熙政府对是否引进后处理设施犹豫起来，一改此前的“坚持”立场而开始与美国讨价还价。但由于在1976年印度的和平核试验之后，美国抛弃了之前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盟国核扩散的选择性核扩散政策，而选择反对任何国家发展核武器的全面抑制核扩散的政策，[注] Nicholas L. Miller, Stopping the Bomb :The Sources and Effectiveness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 cha.4.因此，对美国来说，韩国的核扩散问题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
简而言之，教师对“支架”教学理解越到位，对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判断越准确，对教学“支架”的使用越自如，越有可能通过“支架”作用满足学习者的学习需求。但是，如果学习者不积极配合，在课堂中保持沉默，或者认为“支架”教学没有作用，不全身心投入，那么教师的单向努力也不能实现“支架”的作用。
可以说，1975年12月至1976年1月间，美国接连的施压使得朴正熙政府的“核列车”行驶到了一个十字路：到底是冒着全面损害美韩关系的风险继续向前，还是就此停下。务实的朴正熙选择了后者。而毫无疑问，福特政府的“威胁抛弃”是导致朴正熙政府放弃核武开发的最主要原因。正如此后一份中情局报告所指出的那样，朴正熙之所以停止核武计划，主要是因为包括其在内的韩国政治精英意识到了韩国的核计划已成为美韩关系中的“主要刺激”(major irritant)。[注] South Korea :Nuclear Developments and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 CIA 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Center, June 1978, p.7.1976年1月，法国政府接受韩国正式提出的取消从法国引进后处理设施的合同的请求。加拿大政府也同样终止了向韩国提供相关核设施。韩国从比利时引进钚后处理技术的合同也于 1976年11月取消。1976年12月，韩国完全停止了其核武计划。
由于卡特上台后再度推行撤军政策，韩国国内再度兴起“核武装”论。1977年6月，韩国外交部长朴东镇在回答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提问时说道：“我们已经签署了NPT条约。而且我们的基本立场是不发展核武器。但如果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和人民安全的考虑，核选择是必要的话, 韩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在这一事情上做出自己的决定是可能的。”[注] Seung-young Kim, “Secur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The South Korean Case, 1970-1982,” p.68. 但伴随着朴正熙遇刺身亡以及罗纳德·里根上台后美国对韩国的进一步安全承诺，韩国的核野心最终消散。
三、从制裁到援助：卡特政府的巴核政策
概括而言，卡特执政时期，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核不扩散政策以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界可分为两个时期。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卡特政府为了阻止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甚至不惜对其冷战盟友进行制裁；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为了联巴抗苏，卡特政府虽然依然反对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但放弃了对巴基斯坦直接的无核化施压，并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
同年底，受到基辛格的委派，菲利浦·哈比亲自到汉城劝说朴正熙放弃研发核武器。在与朴正熙面对面的谈话中哈比表示，如果韩国继续发展核武器，美国将重新评估整个安全联盟，包括撤出核保护伞。他同时暗示，如果韩国停止核武器项目，美国将增加对韩国的民用核能发展的技术和经济援助。[注] Seung-young Kim, “Secur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The South Korean Case, 1970-1982,” p.66. 1976年1月22日，由代理助理国务卿迈伦·克拉泽(Myron Kratzer)率领的美国访韩代表团与由韩国科学技术部崔庸石率领的韩国代表团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克拉泽明确表示，未来美国与韩国的核合作取决于韩国是否取消从法国购买后处理设施的购买合同。[注] U.S. Embassy Seoul telegram 0516 to Department of State, “ROK Nuclear Reprocessing,” 22 January 1976, in William Burr, eds., Stopping Korea from Going Nuclear , Part Ⅱ, NSAEBB 584, doc.30.而克拉泽访韩之后，朴正熙就指示崔庸石停止从法国购买后处理设施。[注] Seung-young Kim, “Secur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ursuit of Nuclear Weapons and Missiles:The South Korean Case, 1970-1982,” p.79, note 67.
卡特是一位相当关注核扩散的总统，在其眼中：“原子武器在世界范围内的不必要扩散就是最大的浪费和危险。我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消除所有国家的核武器能力”；[注] J. Samuel Walker, “Nuclear Power and Nonproliferation:The Controversy over Nuclear Exports, 1974-1980,” Diplomatic History , Vol.25, No.2, 2001, p.234.防止核扩散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领导人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注] J. Michael Martinez,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1977-1981,” Journal of Policy History , Vol.14, No.3, 2002, p.264.具体到巴基斯坦的核扩散，卡特认为，“如果巴基斯坦完成了核扩散，则南亚地区的稳定将会受到威胁，这将会直接影响我们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印巴之间的核军备竞赛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威胁正在日益逼近”。[注] Paul H. Kreisberg to Mr. Newsom, “Presidential Letter on Pakistan Nuclear Program to Western Leaders,” March 30, 1979, William Burr,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s Quest for the Bomb , NSAEBB 333, doc.33.卡特总统的核不扩散事务特别代表杰拉德·斯密斯(Gerard Smith)在致信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时表示，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项目“是自1945年以来对国际结构的最大挑战……如果巴基斯坦坚持(发展核武器)，印度必然会发展核武器……目前关于(核)武器扩散的共识也将会进一步受到侵蚀”。[注] Memorandum from Gerard C. Smith,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President for Non-Proliferation Matters, to the Deputy Secretary, 27 March 1979, in William Burr,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s Quest for the Bomb , NSAEBB 333, doc.32C.因此，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巴关系的核心议题正如卡特所言：“摆在美巴关系路上的真正法律和政治障碍就是巴基斯坦试图获得后处理厂的打算”。[注] Nicholas L. Miller, Stopping the Bomb :The Sources and Effectiveness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 p.199.为此，卡特政府不惜对巴基斯坦进行制裁以迫使巴基斯坦放弃核武开发。
本文将在综合考察文献中同伴反馈的定义、分类以及同伴反馈类型的识别方法的基础上，对同伴反馈进行重新界定、分类和识别，为深入同伴反馈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1977年9月，美国派遣核问题专家约瑟夫·奈访问巴基斯坦。在访巴期间，奈表示，如果巴打算继续从法国购买后处理设施，则美国将切断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注] Feroz Hassan Khan, Eating Grass :The Making of the Pakistani Bomb ,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138.随后，正如奈所言，美国开始根据1976年通过的《格伦修正案》对巴进行制裁。但制裁不完全，仍保留了5000万美元的援助以及不大受《格伦修正案》限制的粮食援助计划。[注] 崔磊：《盟国与冷战期间的美国核战略》，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第97页。 这是卡特执政时期，美国第一次对巴基斯坦进行制裁。
赵玲玲等［19］发现，LA可对老年患者的认知功能产生一定损害，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年龄，纤维蛋白原水平均是导致LA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且与患者病情存在明显的正相关。齐冬等［20］的研究也揭示糖代谢异常的严重程度与LA病变程度相关，T2DM以及LA影响了认知的评分。
第二次则是在1979年。在阿卜杜勒·卡迪尔·汗博士的供应商网络的帮助下，巴基斯坦的核武研发于1978年底获得突破性进展——1978年12月，美国中情局发出警告，称巴基斯坦的核技术获取网络“比以前更广泛和更复杂”，巴“可能已经成功获得具有战略意义的气体离心浓缩能力的主要缺失部分”。[注] John Despres, 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 for Nuclear Proliferation via Deputy Director for National Foreign Assessment (and) National Intelligence Officer for Warning to Director of Central Intelligence, “Monthly Warning Report-Nuclear Proliferation,” “Warning Report” attached, 5 December 1978, in William Burr,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s Quest for the Bomb , NSAEBB 333, doc.21.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3月，美国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访问巴基斯坦。访问期间，克里斯托弗明确警告巴基斯坦总统哈克，如果巴继续坚持核武计划则“格伦或赛明顿修正案都可能会被触发，而其结果就是发展援助、军事训练项目以及军售都有可能被暂停”。[注] U.S. Embassy Islamabad Cable 2769 to State Department, “Nuclear Aspects of DepSec Visit Discussed with U.K. and French Ambassadors,” March 7, 1979, in William Burr,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s Quest for the Bomb , NSAEBB 333, doc.26A.于是3月末，美国开始根据《赛明顿修正案》切断对巴的援助。4月初，卡特政府宣布一切形式的对巴援助已经中止。[注] Steve Weissman and Herbert Krosney, The Islamic Bomb :The Nuclear Threat to Israel and the Middle East , New York:Times, 1981, p.163.截至1979年末，卡特政府已经对巴基斯坦实施了两轮核制裁，但由于彼时巴基斯坦对美国的依赖度较低，卡特政府的制裁无法对巴基斯坦造成较大的影响。[注]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米勒(Nicholas L. Miller)指出，美国制裁威胁的可信度以及核扩散国对美国的依赖度是决定美国对核不扩散政策制裁能否取得成功的两个关键要素。Nicholas L. Miller, “The Secret Success of Nonproliferation Sanc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68, No.4, 2014, pp.913-944; Nicholas L. Miller, Stopping the Bomb :The Sources and Effectiveness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因此，卡特政府的制裁收效甚微，巴基斯坦仍在继续其核武计划。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则几近从根本上改变了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核不扩散政策。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被卡特政府视为其南下争夺和控制波斯湾的第一步，而“任何试图控制波斯湾地区的外来势力都将被视为对美国根本利益的侵犯”。[注] T.V. Paul, The Tradition of Non -Use of Nuclear Weapons ,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79.加之，在卡特政府看来，作为美国抗击苏联前线的巴基斯坦的安全也受到了苏联的巨大威胁。因此，卡特政府认为，一个更为强大、自信的巴基斯坦对制衡苏联的扩张野心是至关重要的。[注] Nicholas L. Miller, Stopping the Bomb :The Sources and Effectiveness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 pp.203-205.而这直接导致如何联合巴基斯坦以更好地制衡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取代了巴基斯坦的核扩散问题成为了卡特政府在处理对巴基斯坦事务时新的核心议题。正如威廉·布尔(William Burr)所指出的，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在处理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时，美国“最优先的事项是与伊斯兰堡合作制衡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注] William Burr,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s Quest for the Bomb,” NSAEBB 333.
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是适应当今国家发展与进步的必要条件，然而在企业的逐步完善过程中，财务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并严重阻碍了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财务管理能够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前提条件，因此分析出当前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的财务管理问题，并找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意义非凡，值得引起相关企业人员的重视。
高校第二课堂是第一课堂的补充，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具备多种形式,成为素质发展、创新意识培养和实践能力提升的重要载体，正是由于第二课堂教学的灵活性和新颖性,使其越来越受到高校的重视。
核心议题的改变也带来了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政策的改变。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态度可谓是“一夜间……从根本上改变了”。[注] Dennis Kux,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1947-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 Baltimore 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45.1979年12月在给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的电话中，卡特表示，要根据1959年的美巴双边安全合作协议重新加强双边合作，以更好地制衡苏联。[注] Dennis Kux,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1947-2000 :Disenchanted Allies , p.245.次年1月4日，卡特又公开表示，“我们将提供军事装备、食品和其他援助，以帮助巴基斯坦捍卫其独立和国家安全，抵御它现在面临的来自北方的严重威胁”。[注]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Soviet Invasion of Afghanistan, January 4, 1980,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Jimmy Carter. 在1980年的国情咨文中，卡特则申明，美国将“协助巴基斯坦抵抗任何外来侵略”。[注] Christopher van Hollen, “Leaning on Pakistan,” Foreign Policy , No.38, 1980, p.40.在1月4日的涉及白宫、国防部、中情局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等多部门的特别协调会议上，卡特政府决定解除对巴基斯坦的制裁。[注] Nicholas L. Miller, Stopping the Bomb :The Sources and Effectiveness of 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 p.202.1980年1月18日，卡特政府决定在未来两年内向巴基斯坦提供价值4亿美元的援助。[注] Ibid., p.203.
（4）浇筑事故处理。混凝土浇注中如出现浇筑中断时间过长导致混凝土初凝或导管被拔出混凝土面的情况，应立即清除孔内混凝土重新浇筑；如清除难度大则可在上游侧增加一道混凝土防渗墙，采用高压旋喷桩在新、旧墙端头结合处进行补强，确保墙体质量。
而在核问题上，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尽管卡特政府依然反对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但卡特政府将施压重心放在了如何确保巴基斯坦不进行核试验以及巴基斯坦不向他国转移敏感核技术上，而非阻止巴基斯坦继续发展核武器上。[注] 关于这点最为详尽的研究，参见Or Rabinowitz, Bargaining on Nuclear Tests ：Washington and its Cold War Deals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139-145。1980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计划访巴。临行前，卡特指示他们，一方面，要向巴基斯坦表明美国对巴的支持，另一方面，在核问题上，只要得到巴不进行核试验的保证即可。[注] Or Rabinowitz and Nicholas L. Miller, “Keeping the Bombs in the Basement:U.S.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toward Israel, South Africa, and Pakist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40, No.1, 2015, p.77.美国国务院在于1980年1月30日发往美国驻瑞士大使馆的电报中写道：“巴基斯坦的核试验将会在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产生巨大的反应……我们已经告知巴基斯坦政府，核试验将会对美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双边关系产生剧烈的影响。我们将会继续在该问题上对巴基斯坦试压”；“我们要特别强调我们继续努力加强对向巴基斯坦出口对浓缩或后处理活动有用的技术、设备或物资的控制的至关重要性”。[注] State Department cable 25686 to U.S. Embassy Switzerland et al.,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and Renewed Assistance to Pakistan,” 30 January 1980, in Burr,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s Quest for the Bomb , NSAEBB 333, doc.46.根据1980年4月中情局的一份情报评估，“最近有报道称巴基斯坦政府内部认为，美国试图与巴基斯坦在核武器能力问题上和解”。[注] State Department cable 25686 to U.S. Embassy Switzerland et al., “Non-Proliferation Policy and Renewed Assistance to Pakistan,”30 January 1980, in Burr, The United States and Pakistan ’s Quest for the Bomb , NSAEBB 333, doc.47.由此可见，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无核化施压是相当有限的，以至于巴基斯坦内部都有声音认为，卡特政府将在核扩散问题与巴基斯坦达成和解。
四、结论：无核优先还是关系优先
本文首先利用最新解密的档案试图较为完整且细致地分析福特政府对韩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其次，对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核不扩散政策做较为简略的分析。而通过比较福特政府对韩国的核不扩散政策和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核不扩散政策，可以看出：第一，两者均对韩国和巴基斯坦的有着高威胁认知，即明确意识到了尽管韩国和巴基斯坦的核扩散不是为了威慑美国，但也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第二，正因为其高威胁认知，两者均对韩国和巴基斯坦的核扩散采取了强制措施；[注]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家弗朗西斯·加文(Francis J. Gavin)的权威界定，美国对核扩散国的强制核不扩散举措包含：军事打击、制裁、威胁抛弃以及破坏这四类。参见Francis J. Gavin, “Strategies of Inhibition:U.S. Grand Strategy, the Nuclear Revolution, and Nonprolif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Vol.40, No.1, 2015, pp.9-46。第三，两者的区别在于，卡特政府最终放弃了对巴基斯坦的强制措施，并且反过来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而福特政府则将强制措施坚持到了最后。那么，为什么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卡特政府放弃了巴基斯坦的强制措施，并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呢？
本文认为，这取决于美国对盟国的关系目标，即美国的决策者如何定位盟国的无核化在美国与其盟国双边关系议题中的位置。如果美国的领导人将盟国的无核化视为其处理与盟国关系时的优先考虑，即“无核优先”，则此时美国往往会对其盟国采取诸如威胁抛弃、制裁这些严厉的核不扩散政策；而反之，如果美国的领导人更为看重与盟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即“关系优先”，则此时美国不会对其盟国采取严厉的核不扩散政策。因为严厉的核不扩散政策势必会影响美国与其盟国之间的双边关系。而美国的领导人是选择“无核优先”还是“关系优先”，则由盟国在美国地缘战略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决定，即如果盟国在美国的地缘战略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则为“关系优先”；反之，则为“无核优先”。
可以看出，接受干预前，两组孕妇的各血糖指标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干预6周后，观察组孕妇的餐后2 h血糖（6.2±0.8）mmoL/L 和 HbA1c（5.3±0.8）%，均显著低于对照组（7.0±1.2）mmoL/L 和（6.4±1.2）%（P＜0.05）。 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
简言之，在美国战略收缩、中美缓和的大背景下，作为美国关键的冷战盟友的韩国尽管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依然不容忽视，但韩国的“双重遏制”的战略功能已然被削弱。因而，对韩国核扩散有着高威胁认知的福特政府敢于将无核化置于美韩双边关系议题的首要位置，从而使用了威胁抛弃这样的强制核不扩散举措来迫使韩国放弃核武开发。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前，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的核不扩散政策亦如此。即因巴基斯坦对美国有限的战略效用，对其高威胁认知促使卡特政府对巴基斯坦“无核优先”。为此，卡特政府试图通过对巴基斯坦进行制裁来阻止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使得巴基斯坦在美国地缘战略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得到提升，从而导致“关系优先”取代了“无核优先”成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关系目标。卡特政府也因而放弃了对巴基斯坦的制裁，并出于联巴制苏的考虑而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
* 丁思齐，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徐银婷，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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