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议程”的对策与方略——关于音乐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的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议程论文,方略论文,调查报告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这份调查报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调查报告撰写组撰写，韩钟恩、崔宪执笔，乔建中审定。
制定未来音乐学研究对策与方略，显然是一项事关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跨世纪议程”。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受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的委托，于近期对音乐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了具有针对性的调查。本报告的总体意图，是在对现状进行采点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有关学科进行分层次的现状描述和全景式的发展趋势构架。其立足点在于：一方面通过此项工作进一步继承、弘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中国音乐的过去、现在、未来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另一方面通过此项工作与国际音乐学的学科发展加强联系与沟通，以求共同发展。最终目的，在于推出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的跨世纪议程。本文以此调查为基础，对音乐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进行如下报告。
在中国，音乐学（或曰音乐理论，音乐思想）作为一个涵有哲学、美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型态学，甚至文化学、人类学等等综合性思想问题者，早在古代时期就有大量的论述（带有散布零星之特点）；然而，作为一个趋于独立自足之理论学科者（具有系统集中之特点），则是在本世纪才开始进入思想议程的。尤其从古代至近现代间，由于西方文化持续不断，且大规模进入中国本土，导致其总体进程发生重大历史断代与文化转型；其后，又由于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大陆之主宰型权威意识形态话语，又使其意识形态发展了重大的思想时态定格。正是在这样的基本生态中，具有特殊性质的中国音乐学(Musicology in China)学科，开始了自身的建构与生成。自八十年代以来，在外部“改革开放”与内部“变相更新”的双重引力作用下，中国音乐学自身建设，又从新接续了前此数十年间音乐基础建设（主要是传统音乐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外来音乐理论的引进介绍）的传统，并经过相当规模的音乐思想建设（主要是对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澄清与疏理）。由此前提，在跨越世纪线前的最后一个年代（20世纪90年代）之际，对中国（大陆）的音乐学来说，似已进入到一个全面的学科建设时段，并将继续延续下去，成为下个世纪中国音乐学的历史发展重心。如此断言之据，一在于，与前此数十年相比，学科建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学科研究队伍不断成长，学科资料不断积累，新兴、边缘、交叉、前沿、复合课题不断涌现，新成果不断推展，与国外同类学科的交流日趋频繁。二在于，当下中国音乐学的发展与整个中国人文学科的发展进程基本一致，即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由于总体人文自省意识的日益成熟与局部学科自生意向的日益上升，使得音乐基础建设、音乐思想建设、音乐学科建设三极，互相支撑与并行不悖的相对平衡局面被打破，从而开始逐渐向音乐学科建设这一极位移或倾斜。三在于，近年来与之有共识的见解，已普遍存在并体现于从事这一事业的当事人工作之中。
从历史文化的多重角度而言，本学科依照历时原则进行取域，大致可断代成这样几个历史层面：(1)西方文化尚未大规模进入中国本土之前的古代中国音乐思想带；(2)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本土之后的近现代中国音乐思想带；(3)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的当代中国音乐思想带（此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而依照共时原则进行定位，本学科则大致可类别成这样几种学术范型：(1)（古代）混生形态的叙事品位；(2)（近现代）分离形态的学理样式；(3)（当代，尤其是近十余年间）综合上述两者形态的新范型（即具有学理推论与人文叙事之双重品格），且处于古今、中西、雅俗，以及内外、是非等多元边缘与杂语喧哗状态之下。去其表层而及其深层，就当下而言，则历史层面与学术范型，（上述三者）为共存并行。因而，无论是逻辑构架，或者是历史叙事，当下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已显示出以往任一时段所难以“总和”的逻辑力与历史感。
近年来随着新的人文生态的成型，有关研究似乎又出现了新的态势。比如，从对个别历史人物及其学派（诸如儒家、道家等）的关注，逐渐位移到对某些综合性问题或一些基本音乐范畴的探讨；从对古代文人音乐思想概念（诸如“和”、“大音希声”等）的注疏训释解，逐渐扩大到对更为广泛的中国传统音乐方式的人文索隐；从对外国音乐思想理论（诸如苏联、东欧、欧美之古典、现代等）的引进介绍，逐渐进入到趋于独立自主的运筹布局；从对音乐学整体理论的建构，逐渐分化到对具体音乐事项（诸如创作、表演、欣赏、教学、批评等）的疏理；从对音乐学哲学基础一元（轴心—深度模式，权力统制型）形态的建构（诸如唯心主义或者唯物主义的单元排斥型选择），逐渐转型为多元（边缘—平面模式，散点聚合型）形态的“哲学场集”构架；从对音乐学单一学科的深度延伸，逐渐关联到与平行学科（诸如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等）的平面相间；从对音乐美学人文学现象论与音乐文化人类学本体论的互向关照，逐渐上升到音乐哲学人本学存在论的上位统摄；从对音乐基础建设与思想建设的局部营造，逐渐倾斜到对音乐学科建设的总体整合；等等。
具体而言。
音乐史学。中国古代音乐史，具有时空跨度大、内容广泛的特点。近十余年来，本学科已出版了一系列学术专著。另外，近年来在综合研究的同时，各相关学科的研究也有不同程度的展开，诸如音乐考古学、音乐图像学、乐律学、古谱古乐研究、音乐文献学等等。作为继续深入的研究，一方面在横向上整理音乐与其他部分有联系的史料，如音乐美学与古代哲学、乐器与科技、乐种与社会、文化氛围中的音乐家等；另一方面在纵向上对乐器、乐谱、乐目、乐人、乐社、乐种、乐律、乐论等进行分类整理。其中相对紧迫的任务是：音乐史的分期、乐律学的基本理论、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进行释译注，并将这些成果尽快在音乐教学、教材编写过程中进行推展。关于历史分期与断代的问题，新的进展主要体现在，改变原来按历史朝代划分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思路，提出新的历史断代思路，比如以音乐基本形态为基础的划分。类似的各种划分，也已涉及到音乐地域学、音乐环境学、音乐文化学、音乐人本学等相关交叉学科。在史料建设方面，专门致力于资料编纂的人员为数不多，且学术水准参差不齐，而这一基础工作的滞后，将直接有碍学科的发展。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相比，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这一时段音乐的研究，则有条件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力求做到完整准确。目前已有一些大型项目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之中。当前，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忽视了传统音乐，这就使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仅限于受西方音乐影响的职业性、专业化音乐。与此相仿的问题是，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非常薄弱。除此之外，也应重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的音乐。当代中国音乐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主要集中在音乐思想方面的建设与直接参与社会音乐生活的音乐批评两方面。进入八十年代后期，则开始对贯穿世纪性的重大问题予以关注，比如，对左右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文化发展的中西关系、雅俗关系、古今关系等进行的集中研究，以及展开对现代与传统、中国与西方、雅与俗、艺术与学术等关系的讨论。另外，通史以外的地方音乐、专题音乐、音乐家研究等，近年来有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可使得通史的撰写更加全面、完整、系统。与中国音乐史研究相比，外国音乐研究无论在资材积累、队伍成长、课题涌现、成果展示、教学教材，乃至对外交流等方面，都显得势头不明，力度不足。然而，即使在此情况下，仍然有新的作为。比如，在西方音乐史的研究中，开始重视对中古以前史料的收集整理，并意识到了解外国古谱的重要意义。同时，重视以我们自己条件进行中西比较的研究，以拓宽思路。另外，也开始加强对东方音乐，尤其是对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音乐的研究；加强外国音乐研究与音乐美学研究的联系，以提高史学的理论素质。诚然，在外国音乐史的研究中，在西欧音乐研究与非欧音乐、东方音乐研究之间，还存在严重的倾斜现象。与此相关的音乐翻译，囿于出版一直不成系统。
民族音乐学。自八十年代作为新学科引进中国以来，不仅充分发挥了其在方法论意义上的解放作用，而且随着相应研究的逐渐深入，其实证性手段与强调文化相对论的主张，已基本进入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本体之中。在学科对象方面，民族音乐学已把全世界的音乐纳入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因此对现有的范围又作了进一步的延伸，即冠以“世界民族音乐”的研究。每个文化区都有共性与特性，文化的价值是等同的，但又都不是唯一的。因此，研究中国音乐也需要把它置放在世界音乐文化的范围之内进行，才可能得出更准确的结论。音乐文化发生问题是音乐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课题。对不同音乐文化方式进行比较研究，又是有关音乐文化发生问题的一个具有突破性意义的关节点。因此，这一研究可望成为音乐文化研究的前沿课题。就现有情况看，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初级水平。比如，单项音响的初步分编、技术型态的简单分析、体裁类型的单一划分、一般背景的泛泛描述等，或者是这些单项作业的简单相加。另外，从相关学科文化人类学方面看，也还没有从音乐方面着手进行研究的先例。有鉴于此，如果对此问题进行前沿性、交叉性、边缘性、复合性的研究，或冠以音乐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名称，则不仅可以深化现有的音乐文化研究，而且也可以为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输入有关音乐的内容。与此相比，目前的音乐比较研究，尚处于就事论是式的初级阶段，简单比照与功能描述多见。因此，可加强古今影响比较、中外对照比较、音乐学内部不同学科的横向比较、音乐与其他艺术门类或文化现象的平行比较、音乐学与旁类学科的跨际比较。另外，鉴于音乐比较研究将可能成为前沿学科，就必须建立世界性的文化视野。音乐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理论学科，广泛涉及哲学、美学、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学科论域，试图将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学（尤其是音乐美学与民族音乐学）融解于“全文化”的论域之中。乐种学是研究乐种的科学概念、模式及其发展规律的一个专门学科，该学科除了阐明基本概念、原则、方法之外，还探讨乐种在一定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产生、发展、变形、变异等演变流程规律。在体系归纳方面，梳理乐种、乐种族—乐种系的层次关系和艺术特点，研究留存于乐种中的传统文化沉积，并在更大文化层面或文化流程中寻求其价值与地位。在分类学研究方面，学科分类仅按历史、体系、应用来分，虽然比较规范化，但忽视了各学科之间的交叉演变过程。同时也要重视母学科与子学科、基础学科与分支学科、单一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关系。随着世界范围的“宗教热”的兴起，必然引发新的宗教文化，而宗教文化的发展又必然为相应的研究工作提供新的天地。对此，必须抓住机遇，为建立新的宗教文化而努力。音乐型态学的研究，应把原有的作曲技术理论（和声、对位及赋格、曲式、配器、旋律学、综合技法以及二十世纪新技法等）纳入到音乐学研究范畴之中，这一部分与传统音乐研究中的型态部分，可复合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音乐型态学。而前此的音乐技术理论教学与研究，仍以西方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的理论为主；而对西方这一时段前、后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仍然薄弱。目前，特别迫切的需要是总结中国传统音乐的理论，并用于专业音乐教育的内容中。关于旋律学研究的问题，随着《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的相继完成，对旋律学问题的研究开始突现。长期以来，对旋律学的研究不成系统，反映在国内各音乐学院的教学上，主要还是仿效欧美的模式，而在基本课程的设置上竟无旋律学这一项目。对此，有必要建立旋律学学科。在目前条件下，可先借鉴世界各国旋律研究的方法，加强对旋律的比较研究；包括：不同时代旋律传承关系的研究、不同地域旋律间共性与亲缘关系的研究、不同体裁旋律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演变线索的研究，等等。另外，可从《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的巨库中疏理出大量的型态问题。在音乐学院的教学上，应从学科建设的高度首先在作曲课程中设置旋律教学的内容。与此同时，可加强对与旋律学有分工互补关系者的关注，比如：旋律词典的编纂、节奏研究、调式研究、曲式研究、句法研究、歌腔研究、风格色彩研究，等等，并从中吸取提炼出旋律学学科自身建设的任务。汉族传统音乐研究，主要仍然是集中在民歌、戏曲、器乐曲、说唱、古琴、民间乐种诸方面的研究。同时，这些研究已或多或少与某些新兴学科与前沿理论有所结合。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目前正进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撰工作，这一工作就是为了使汉族音乐与少数民族音乐的比重失调得以纠偏。当然少数民族音乐史的编撰方法不能延用汉族音乐史的编撰方法，而要体现五十五个少数民族自身的特点。如果将这部史编撰出来，再加上汉族音乐史，那么中国音乐史就比较全面完整了。在民族民间音乐集成与民族音乐志撰写方面，最重要的建设，是七十年代末至今还在进行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的编撰。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收集工作，是中国历史上第四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整理，范围广、质量高、品种全。不但作了基本的资料工作，也培养了一大批各地的音乐集成的专家。音乐人种志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重点不在于研究而在于记录。记录音乐生活及演出情况，音乐对听众、社会的影响以及自身的演变过程。这种记录不限于描述单纯的声音现象，而是基于个人体验或采风经历，并对音乐发生过程中的事件进行详细的记载与分析。目前的发展，不仅仅限于记录描述音乐及其演出活动，同时也试图对此作系统的分析，从而出现由“志”到“学”的趋势。音乐民俗学是一门探讨与民众社团生活密不可分的各种模式化音乐文化现象的学科，它不仅打破了那种仅仅局限于有明确分工的创作、表演、欣赏之专业化、职业化界限，而针对那种保留古老型态的创作、表演、欣赏三位一体的即兴音乐行为现象，以及某种与一定地域社会团体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并具有明确特定社会功能的音乐文化现象。在原始资料的记录方面，《中国音乐年鉴》自1991卷开始设立专栏，每年以三万字的篇幅集中记载有关地区的单一民俗活动及其音乐。音乐传播学。作为音乐社会学的一个分支，针对音乐在社会群体网络中的通讯、传播现象，与主体间的信息交通，乃至文明交流、民族融合、商业贸易、战争冲突、人群迁徙、地缘变化、国家关系等等内容。随着发展，其传播视角可望逐渐形成文化圈的理论。随着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及文化地理学自身的发展，音乐人文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交叉性的学科将受到广泛的关注。目前，传统音乐研究领域正以民歌的地理分布现象为对象，进行不同范围内民歌文化的分区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以传统音乐为本体的音乐地理学理论。与此相关的音乐文化区划问题，是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点，也就是对音乐文化现象进行分区与多层描述。这一工作将参照较多侧度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其中包括：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取域边界条件的物质因素，语言及方言因素，习俗信仰及文化历史传统类型，音乐形态本身的特点，人口迁徙与文化交融的因素，不同群体的审美意识，等等。
音乐美学。当代中国音乐美学，存在着由关注创作实践的社会功能，到关注客观作品的美的本质，再到关注欣赏主体的审美感受，并最终关注音乐艺术的存在方式，这样一条学术范式转型与思维运动行程的主干脉络。其中，所谓“音乐艺术的存在方式”，不仅指历时的过去、现在、未来，而且还指共时的有机整体。具体而言，则可从音乐立美心理学的角度，加深对（作者）音乐创作意图的认识；从音乐文化现象学的角度，加强对（作品）音乐文明内涵的认识；从音乐作品分析学的角度，加强对（通讯）音乐信息编码的认识；从音乐审美接受学的角度，加强对（听众）音乐意义价值的认识。多年来，在音乐美学研究方面，基本呈现为如下四个专题：历史理论、观念理论、基础理论（元理论）、边缘交叉理论。目前正在进行的《〔当代／20世纪〕中国音乐美学志述》，主要通过史料的归整，为撰写相应的史论作学术准备。作为操作，该课题将依照“人—事”不可分离之原则，在编撰当代史料的同时，通过对各个具有学术典型意义的当事人的记述，来显示“人—事”之间的互动制衡关系。作为意义，该课题不仅有利于进行必要的历史总结，而且可望对今后乃至跨世纪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也可为更大范围的音乐学学科建设提供一份详实的史料，另外还可为今后有关的专题史、断代史研究与人物志撰写提供基本的史料轮廓与逻辑框架。在方法上，该课题采用纵横交错融合的方式，以历史志述为纵向线索，以“立人—立题”为横向断面，两者复合以形成一定宽度的“历史带”，以求从中找出某些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实现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通过历史志述，完成时段的划分与一般背景的叙述，对各历史时段中体现出来的有关重点问题进行学术疏理，对总体历史发展进程作规律总结与逻辑提炼；通过人物与专题志述，对各类学术历程进行史学分档，对历史理论、观念理论、基础理论、边缘交叉理论诸问题进行逻辑归类，对总体历史发展进行“基础建设、思想建设、学科建设”的学理抽象与人文整合）。与此同时，考虑理论研究、创作观念反映、批评实践之间的共时同构关系。在音乐批评方面，存在着个别体裁比较集中，个别体裁不足的现象。音乐批评不仅涉及音乐美学问题，而且更可把它归到音乐史的研究中去，尤其与当代音乐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与当代发生关系，不能仅用实用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而应该尽可能地排除政治的干扰与纠缠。音乐心理学，尚处于思辨、预测为主阶段，而主要手段实验缺乏。音乐社会学，以采点抽样调查与预测推断为主，缺乏系统系列性调查报告。随着各种新兴学科、前沿理论的涌现，对方法论本身的研究也逐渐进入学科议程，目前的主要重点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强化音乐学学科的总体问题意识，并以此推进各分支学科的理论架构。音乐哲学人本学，作为一种更抽象层次的思维路径，可望对物象研究、事项研究、思想研究进行新的整合。在当代音乐思潮研究方面，主要研讨的问题为：在当下人文生态中的音乐总体现状；在市场经济格局中的音乐文化前景；在经济接轨的同时如何制定文化发展的对策；在文化工业语境与文化霸权统摄下的中国音乐处境；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对中国音乐的实际影响；民俗型传统音乐的当前复苏与学院型前卫先锋实验音乐的未来走向；城市型流行音乐与摇滚文化的相互关系；大众传播媒介（体）对当代音乐存在方式的介入和参与；以及与上述诸项相应的当代音乐审美文化的建设问题；等等。
音乐教育。音乐学学科建设在某些边缘交叉学科领域未能取得长足进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受目前音乐教育体制的限制，具体表现为：专业音乐教学中的音乐学口径相当窄，课程设置仅围绕音乐史学、民族音乐学、音乐美学、音乐型态学等传统专业方向，而对于一些新兴学科的课程则很少涉及。任何一门新学科的生成与发展，大多需要依托于一些相关的学科群，以及相对独立的板块课程结构；加之我国的音乐学教学几乎都是处于专业音乐学院的生态之中，而对于一些综合性的人文学科接触较少，因此一些交叉边缘性的学科，如音乐考古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文献学、音乐文化人类学、音乐传播学等，就难以在此生态中得到正常生长。就人才培养而言，目前我国的音乐学院主要以培养创作、表演型的实践人才为主，因而其课程结构也都与之相关，即使有也只是一些分散个体性的行为，而不可能形成较大面积的自觉生成。
音乐科技。音乐治疗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近年来某些问题已在临床实验的基础上，进入了理论形态。音乐声学实验尚处于起步阶段，此前已在出土音乐文物、乐器改革的测试、辨证方面起积极的作用。目前，又开始对人声、唱法、乐器音色等进行分析及音频研究。随着电脑技术的广泛运用，这门分支学科将会受到更大的关注。计算机等音乐高科技在音乐领域中的应用，是近十年来飞速发展的一个新兴事物。随之而来的，是计算机作曲、教学、绘谱、资料管理，及与之相关的电声乐器的数码接口系统(MIDI)在音乐创作、编配中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推动了原有领域与现代高科技结合的广阔前景。由于计算机与MIDI技术的操作方便、音响丰富、制作成本低及完成时间短等特点，在商品化的通俗音乐的创作中，使用MIDI系统的电声技术，已占该创作领域的大部分作品。特别是电视音乐的创作，几乎没有不与之相关的作品存在。音响设备的家庭化，使近年来出现的以玩味音响设备“硬件”和欣赏音乐作品“软件”的发烧友，已成为现今社会的一种时尚。这对于进一步普及严肃音乐、提高音乐文化素质，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由于计算机在音乐资料的管理方面，已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如何在音乐院校、音乐科研单位中达到数据库的建立、图书的检索、资料的使用，以致尽快实现“信息高速公路”的应用，将是从“九五规划”到二十一世纪的主要课题。
音乐学术档案资料库建设。中国音乐资料的高文化开发，事关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问题。所谓资料的高文化开发，就是指一种脑体共同作业的系统；也就是说，应该考虑如何超越现代电脑所及，以真正效发资料的深层可用性，并通过人脑的设计按排使之由科研过程的准备跨入科研过程本身，即，使之“本体化”。学科建设与话语系统叙事结构的互向关系是为重要。对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而言，主要考虑，在论及对象及其与之相关者时，必须基于有特定意义指向，且严格限定了的术语概念、文词句型、话题以及对话规则等之上。术语概念，是构成话语系统与叙事结构的基本元素，因而也是结构学理规范的基本材料之一。任何一门相对独立的理论学科，其术语概念体系的健全与否，是衡量其学科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当下而言，面临的现实主要是，如何减少自身理论研究过程中术语概念体系的语型—语义分离状，并在语型—语义的现实重合中加增真正的历史文化感。在理论研究过程中讲究术语概念的运用，不仅可以使我们从以往的成果中获得新的认识，同时也有助于学术个案的建立。学术个案的建立，既有助于一些具有相对独立自足意义的理论框架与体系的构想，而且也可以部分保证学术（尤其是一些带有争议性的论题）的某些跨时段的连续性，以使其不至于因某种暂停而长期中断，因而对长时段性质的专项研究具有前结案与后备案的作用；同时，对于学术研究队伍自身的建设与完善也可起到一定的作用。由于音乐学是具有非常学理性质的学术研究（而非日常实用），因而，有必要对其术语概念体系进行技术性的规范处理。因此，关键术语不仅具有现实的功能（提供文本读者贮存，以备日后检索查考），而且更为主要的是，文本作者可以依此保持较清晰的逻辑思路、并求得更加有序的叙事与论述。由此可见，术语概念体系的建立，以及对音乐学研究的介入，系学科建设本身的一个已经有所显现的价值指向。建立关键术语库，其主要目的是，对与此理论相关的关键术语进行不同层次的集录。以现有的条件论，首先须对有关文论进行必要的分类编目，然后在此基础上按以下四个层次对关键术语进行全面集录——①总录：所有相同术语的总录；即通过学术文论的文献索引，对同一关键术语所涉及到的各种文论进行总集。②叙录：单一术语的特定叙录；即通过学术文论中的有关文本特指，将同一关键术语的不同文本涵义加以叙录。③引录：选择一个中性术语作为中心，对相关术语进行彼此的引录；即通过对与学术文论中有关关键术语涵义近似的文献者进行个例分析，并通过引录别种文献的有关文本进行比较、参照。④解录：选择一个与理论问题相应的术语作为中心，对类似的术语进行总体解录：即通过对上述叙录、引录之关键术语涵义相关问题进行泛化读解，并通过各种近似文本的比较、参照与分析进行整合性阅读。另外，关键术语的学术定位，将根据不同的意义指向大致分为四级：一级关键术语，以学科性质定位；二级关键术语，以理论类型定位；三级关键术语，以叙事对象定位；四级关键术语，以该文论自身逻辑概念定位。
在即将跨入新世纪之际，音乐学的学科建设需要进行合理的建构，总体上应将物象研究、事项研究、思想研究作互向观照；并把研究主体、研究对象、研究方式进行多重复合。就目前而言，音乐学学科建设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收集直接资料，整理包括中外历代在内的文献，顺应时代变革推进知识结构的换代，培养通古今中外的专门人才，以开放的姿态开展与推动科研工作，促进理论实践与文献实物的系统化，对已有学科要分层深入，并在现有的基础上对音乐学进行总体的框架设计。
作为跨世纪的议程，必须对音乐学的学科建设作多向性的运作。既重视学者的个体创造，又重视科研机构的管理。真正克服人自为战、缺乏统一规划的时弊。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如何顺应九十年代学科建设的趋势，及时转换音乐研究业务机构的运行机制。即，把各级音乐科研单位转换为真正具有当代水平、足以代表中华民族（各地区）音乐文化的中国音乐资料研究中心。就此而言，就是不再延续现有的资料与研究分立式的条块分割，而尽可能把两者复合起来进行协同作业。在这一机制的转换过程中，通过对资料建设的强化来引发学术课题与研究人才的开发。进一步就是，通过资料中心的建立与人才集团的成就，来实现音乐基础建设；通过对研究主体独立品格（自立自强、图新图变）的张扬，来实现音乐思想建设；通过自生滚动机制的建构，来实现音乐学科建设；再加上持续不断地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形成尽可能健全的学术共同体，从而在一种“无形学院”的氛围中成就起社会组织变化与科学知识增长的互动机制。
1995年6月2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