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艾思奇《大众哲学》并没有“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等概念。至今未发现毛泽东读《大众哲学》的“批注和摘录”。毛泽东《矛盾论》的主要矛盾理论与艾思奇《大众哲学》无关。科学研究要言必有据，实事求是。
关键词：毛泽东； 《矛盾论》；《大众哲学》；实事求是
2018年《毛泽东研究》第1期发表了金民卿的长篇论文《毛泽东的主要矛盾学说及其在国情分析中的运用和发展》(以下简称金文)。金文对毛泽东的主要矛盾思想做了比较系统完整的阐述，特别是从历史和现实的贯通上论述了该思想在国情分析中的应用情况，文章总体上很不错，应予以充分肯定。但在第一部分主要矛盾学说思想资源的“借鉴和深化了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方面稍有瑕疵，笔者想就此谈一点意见。
金文首先指出了对苏联哲学家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吸取。这无疑是对的。这是笔者早在1980年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三十年哲学的关系》所说明了的，也为《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所证实。金文往下接着说：“中国哲学家艾思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自己的论述，他在《大众哲学》中明确提出要在复杂的矛盾体系中把握主要矛盾，毛泽东在阅读此书时也做了批注和摘录。这些批注和评语构成《矛盾论》论述主要矛盾学说的基础。”这是不准确的，应该是引用资料方面的疏忽。笔者研究《实践论》《矛盾论》与《大众哲学》的关系已有40年，很清楚毛泽东对《大众哲学》没有“批注和摘录”。笔者在驳斥有的非毛者诬蔑《矛盾论》抄袭了《大众哲学》的谬论时曾客观地、详实地说明了《矛盾论》与《大众哲学》的关系，澄清了各种错误观点[注]许全兴：《为毛泽东〈矛盾论〉辨诬》，《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金文出现这种疏忽，有可能被非毛者利用，故有说明的必要。
首先，应当不断引进新的辅导员，使辅导员人数与学生人数比例适当，同时应当对这些辅导员进行岗位培训，以提升辅导员的专业水平。其次，应当明确辅导员在高校中的地位，例如，建立晋升机制、构建考评体系以及设立准入标准等，以保证辅导员的稳定性。最后，还应当提升辅导员的职业素养，以提升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效率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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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笔者为弄清《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和中国三十年代哲学的关系，以驳斥“抄袭说”，便利用北京大学图馆藏书丰富的有利条件(当时笔者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工作)，用了近两年时间进行了学术调查，通过文本比对，查清了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写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时的主要参考书，从而厘清了《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和中国三十年代哲学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先后写作了《〈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三十年代哲学的关系》《〈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再谈“两论”与〈社会学大纲〉》等文[注]笔者以上论文均发表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动态》，后收入《为毛泽东辩护》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出版)。。在《〈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一文中曾说到：《实践论》结束时有关认识根本规律的表述并非源于《社会学大纲》，而是源于《大众哲学》。这是我国出版物中首次提出《实践论》与《大众哲学》有文字上的关联。因为发表的刊物为内刊，故影响不大。1986年，为参加纪念艾思奇逝世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笔者对《大众哲学》与《实践论》《矛盾论》的关系做了进一步深入的比较研究，写作了《〈大众哲学〉与〈实践论〉》。论文在我国学术界首次提出和论证了《实践论》吸取和发挥《大众哲学》的某些思想，从而说明《大众哲学》虽然为大众化的通俗物，但仍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笔者在会上的发言和论文引起与会者的关注。拙文以《浅议〈大众哲学〉的理论价值》为题收入会议论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注]该论文收入《为毛泽东辩护》(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出版)一书时恢复原题《〈大众哲学〉与〈实践论〉》。。笔者为什么只写《大众哲学》与《实践论》的关系，而没有涉及《矛盾论》呢？只是因为笔者认为：与认识论相比，《大众哲学》的“矛盾统一律”写得比较一般，无更多的理论特色。因此《矛盾论》吸取它的东西甚少，除“鸡蛋可以孵出鸡”的例子外，甚至看不出两者有什么文字上及思想上的联系。
毛泽东在抗大讲哲学、撰写《实践论》《矛盾论》前读过《大众哲学》，《实践论》吸取和发挥《大众哲学》的思想，这都是确定无疑的，但至今尚无发现保存有读书“批注和摘录”。《毛泽东哲学批注集》只收入了毛泽东在1937年9月写的《读艾思奇著的〈哲学与生活〉一书的摘录》，而且其中并无有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内容。
ZHOU Hai-yue, GUAN Qi, GUI Juan, OUYANG Peng-ling, DING Xin-wen, MA Li, SONG Li-hua
在此须说明，苏联著作中有关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的思想集中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中。该书由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列宁格勒分院哲学研究所编著，1931年出版。该书虽然提出不少新的思想、新的概念，富有创新性(正是这点，毛泽东最看重这书，对它的批注、吸取和发挥也最多)[注]顺便指出：《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在当时产生过重要影响。该书出版后为日本学者广岛定吉、直井武夫两人共译成日文出版。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陈豹隐(又名陈启修1886-1960)在1932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中称该书为“最新颖、最正确、最能将辩证法具体化”的著作。他说：他讲述的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大半取材于此书(该书“序”北平，好望书店，1932年12月3版)。李达在1932年翻译出版了《教程》。李达译本对中国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学者讲哲学的重要参考书。杨秀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讲义，除引用陈豹隐著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之外，更多地是直接引用《教程》资料。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刘泽华发掘出《矛盾论》有抄袭杨秀峰的《社会学大纲》(后订正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之嫌，并以数条引文作证。该文为人民网、凤凰网等转载，一时为非毛者搞得沸沸扬扬。笔者不搞历史研究，更无考据癖。但笔者深信毛泽东在抗大讲课、写作《矛盾论》时没有读过杨秀峰的1935年印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讲义。笔者找来陈豹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一阅，原来所引杨秀峰《社会科学方法论》讲义的材料来自陈豹隐的讲述笔记。其实，毛泽东的《矛盾论》、陈豹隐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和杨秀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都吸取了苏联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资料。但若进一步将上述毛、陈、杨三者的书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毛泽东著的《矛盾论》同陈的讲述笔记和杨秀峰的讲义有显著不同，完全印证了笔者在《〈实践论〉〈矛盾论〉与〈社会学大纲〉》中所说的：“不是亲自领导中国革命、直接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是同党内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这样杰出的论著的。”若仅仅看到《实践论》《矛盾论》吸取了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成果，就得出有“抄袭之嫌”，这是皮相之见。《实践论》《矛盾论》的精彩思想是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血的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这是仅有书本知识的哲学家写不出的。。但因为是初创的教科书，因而从内容结构到文字表述，问题较多。该书结构较为零乱，没有形成有内在联系的逻辑体系；论述文字也比较粗糙，不够精细。该书这方面的缺点，受到苏联哲学界的严厉批评，认为该书“只编写了一些不成功的、没有内在联系的概论”，这是“可悲的经验”。笔者认为，这种片面的严厉批评，“导致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哲学家们忽视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有价值的思想，致使该书中提出的主要矛盾、主导矛盾方面等概念，再也没有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哲学大纲》等著作中出现过”[注]许全兴：《〈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版，第121-122页。。也许正是这种情况，影响到艾思奇、李达等哲学家在当时自己的著作中亦无采用这些概念和吸取这方面的思想。毛泽东则不同，他从实践经验中、尤其是同党内“左”的教条主义斗争中深切感受到矛盾特殊、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等概念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根据中国经验进行大大地发挥与创新，构成《矛盾论》的主体和最大亮点。
日本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竹内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承认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1937年的著作，而认为是1940年前后写的。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竹内实颠倒了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与艾思奇的《研究提纲》的关系，认为后者是为前者编写的准备材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学术界以无可辩驳的材料证明，《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是1937年的著作。竹内实放弃了原来的错误认识。笔者在拙著《〈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中专门列“日本学者颠倒了毛泽东《讲授提纲》与艾思奇《研究提纲》的关系”一目加以澄清辨证。国内有的非毛者却借国外研究毛泽东名家的错误来攻击《矛盾论》，诬蔑《矛盾论》抄了《大众哲学》。对此，笔者撰文加以驳斥，并在专著中列有“驳《矛盾论》与艾思奇《研究提纲》‘几乎雷同’”一目加以详论[注]许全兴：《为毛泽东〈矛盾论〉辨诬》，《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事实上，在1936年出版的《大众哲学》里并没有出现“矛盾特殊性”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等概念。不仅如此，在《大众哲学》之后的《哲学研究大纲》(1936年6月)、《哲学讲话》(1934年11月-1937年7月)、《民族解放与哲学》(1936年8月)、《思想方法论》(1936年6月)、《现代哲学读本》(1937年3月)、《哲学与生活》(1937年4月)、《辩证法唯物论梗概》(1937年7月)等艾思奇的著作中也均无使用“矛盾特殊性”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等概念。由此可以认为，金文所说的毛泽东“批注和摘录”《大众哲学》是不准确的。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有关对艾思奇主要矛盾论述的批注是在《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1939年5月以后)中。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带动下，延安出现了干部学习哲学的热潮。为解决学习资料不足的问题，艾思奇从苏联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郑易里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主编，沈志远译)、《新哲学大纲》(米丁主编，艾思奇译)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著作中选取具有特色的章节编成《哲学选辑》，以供学习之用。该书还有两个附录：一个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另一个是他自己编著的《研究提纲》。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吸取了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在内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观点和思想。毛泽东在读《哲学选辑》时着重对《研究提纲》做了批注，其中确有涉及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内容。但这已是《实践论》《矛盾论》问世以后的事，不是《矛盾论》吸取了《研究提纲》，而是相反，《研究提纲》吸取了《矛盾论》。
后来的研究者在论及《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和中国三十年代哲学关系时最好先读一读鄙人的有关论文和专著，以免在史实上出现不必要的差错。金民卿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研究方面比较下功夫，也发表了一些有分量的论著(如《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之路》等)，是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正因为如此，笔者对他此文的疏忽特别要提出来。
最后顺便指出，金文在一开始就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学术问题：即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什么？金文说：“在一定程度上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以矛盾论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在矛盾论哲学的体系结构中，矛盾特殊性理论是主体内容；而在矛盾特殊性哲学的理论框架中，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学说，是最具有独创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笔者以为金文的观点尚可商讨。
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内容十分丰富，但其最重要的基础、核心、灵魂和精髓则是实事求是思想。毛泽东讲哲学始终抓住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这一哲学的基本问题和认识运动的基本矛盾。他善于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总结实践经验，并上升为哲学理论。他认为：主观和客观相一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注]《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28页。。因此，他最关注的是认识论问题，解决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曾说，哲学就是认识论 [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他还说过：“《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矛盾论》不如《实践论》那篇文章好。”[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6页。所以，笔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以矛盾论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体系”的论点尚可斟酌商讨。再就《矛盾论》而言，笔者以为其最重要、最有创新的应是矛盾特殊性的理论(自然其中包含有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思想)。这是一个学术问题，见仁见智可以继续讨论。
作者简介：许全兴，男，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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