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社会资本及其功效（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效论文,资本论文,社会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领域，人们常常发现，一个企业的成败往往与经营者是否拥有广泛的社会交往和联系紧密相关。通过这种交往和联系，企业可以获得价值连城的信息，捕捉令企业起死回生的机遇，涉取稀缺的资源，争取风险小获利大的生产项目，从而在愈来愈激烈的竞争中避短扬长，立于不败之地。这种交往和联系的重要性，虽然早已被经营者认识到了，但仅停留在经验的层次；虽然早已成为经济生活的一部分，但并没有理性地探讨其实质和规律性；虽然早已成为企业的经济行动准则，但并未公开明确地肯定它在我国经济转型中的特殊价值和作用。
笔者认为，企业经营者广泛的社会交往和联系对企业的发展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些交往和联系是一种企业资本，我们称之为企业的社会资本。正如企业的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企业的社会资本也需要经过积累和再生产，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在本文中提出3个问题：第一，企业社会资本的含义是什么， 如何测量？第二，企业如何形成和积累其社会资本，为什么有的企业的社会资本高于其他企业？第三，企业的社会资本对企业发展的功效如何？我们将针对中国的情况对上述三个问题做初步探讨和实证分析。在本文的结论部分，还将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理论及现实意义，特别是其对分析我国转型经济的运行机制，提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企业的社会资本：概念与测量
社会资本是从西方社会学借用的概念，但西方学者关心的是个人的社会资本，我们在本文中关心的是企业。我们首先介绍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概念，然后定义企业的社会资本，最后对企业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
社会资本的概念
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法国学者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于70 年代提出来的，其代表著作Distinction 于1984 年译成英文。 科尔曼（James Coleman）1988 年在《美国社会学学刊》发表的《作为人力资本发展条件的社会资本》一文，在美国社会学界第一次明确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论述。1998年10月底至11月初，“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的国际研讨会在美国杜克大学举行，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会，交流了有关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并对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进行了学术探讨和展望。
自布尔迪厄和科尔曼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社会资本概念，指的是个人通过社会联系涉取稀缺资源并由此获益的能力。这里指的稀缺资源包括权力、地位、财富、资金、学识、机会、信息等等。当这些资源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变得稀缺时， 行为者可以通过两种社会联系涉取（access）。第一种社会联系是个人作为社会团体或组织的成员与这些团体和组织所建立起来的稳定的联系，个人可以通过这种稳定的联系从社会团体和组织涉取稀缺资源。例如在中国是通过单位得到住房，通过校友会获得工作机会，通过教会得到生活救济，通过学会了解国际最新学术动态等等。对这种“社会成员关系”所形成的社会资本，政治学者尤为重视，其代表人物是哈佛大学的Robert Putnam。 他对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研究表明，由于参加各种志愿团体和组织的人数在逐年减少，美国的社会资本呈下降趋势（Putnam，1995）。陈健民和丘海雄对民间社团的研究发现，社团成员可以凭借其成员身分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获取更多的资源（陈健民和丘海雄，1999）。
第二种社会联系是人际社会网络。与社会成员关系不同，进入人际社会网络没有成员资格问题，无须任何正式的团体或组织仪式，它是由于人们之间的接触、交流、交往、交换等互动过程而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学者重视社会网络以及个人由社会网络涉取社会资源的过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曾在两篇重要的论文中分别阐述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如何通过社会网络而传播，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是如何经过社会网络而建立、巩固和发展的（Granovetter 1973，1985）。林南强调权力、财富、声望等社会资源是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的，缺乏这些资源的人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而涉取（借用），而社会资源的利用是个人实现工具性目标的有效途径（Lin 1982，1990）。90年代，社会网络的分析有了长足发展，已经成为社会学领域新的理论范式（Bian 1997； 边燕杰 1999）。
企业的社会资本
我们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不是简单地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套在企业上。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涉取稀缺资源的能力。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体，是经济行为者；同时，企业也是在各种各样的联系中运行的。提出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就是强调企业不是孤立的行动个体，而是与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发生种种联系的企业网络上的纽节。能够通过这些联系而涉取稀缺资源是企业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企业的社会资本。
企业在经济领域的联系种类繁多，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我们将这种联系概括为三类，即企业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企业的纵向联系是指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的联系。这种纵向联系的取向主要是向上的，目的是从“上边”获得和涉取稀缺资源。纵向联系并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独有属性；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企业与政府也存在纵向联系，只不过较为松散和间接。在我国转型经济中，国有企业和城市集体企业仍然隶属于某级政府部门，虽然政府部门对所属企业的控制能力逐渐削弱，但正式和非正式的影响力尚在。转型经济时期新产生的企业，有的挂靠在某级政府部门之下，有的与国有、集体企业合资合作而受政府纵式结构的影响，还有的直接为一级政府管辖（如部分乡镇企业）。所以，企业的纵向联系是客观存在的，是一种社会资本。
企业的横向联系指的是企业与其他企业的联系。这种联系的性质是多样的，如可以是业务关系，协作关系，借贷关系，控股关系等等。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存在着企业的横向联系，其作用不仅是沟通信息，而且是解决资源短缺和突发事件的最后保证。在转型经济时期，作为独立的财政核算单位，企业的横向联系大大发展起来。横向联系多而广，企业的有效信息就多，可选择性就大，因而可以有先人之举，得到发展。横向联系少而窄，企业就闭塞、机遇就少，只能在有限的空间求生存。从这个意义上判定，企业的横向联系是一种社会资本。
企业虽然是在经济领域内运行的，但企业及其经营者则生存在广阔的社会空间之中。企业经营者的社会交往和联系虽不是企业的属性，却是企业必要的财富。这是因为企业经营者非经济的社会交往和联系往往是企业与外界沟通信息的桥梁和与其他企业建立信任的通道，是涉取稀缺资源和争取经营项目的非正式机制。就像一些企业家所说的，企业经营者不但要头脑灵、点子多，而且要路子广、朋友多。因此，企业及其经营者的社会联系也是企业的社会资本。
企业社会资本的测量
针对中国的情况，我们设计了3个指标测量企业的社会资本。 第一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过职。我们的假设是，企业法人代表曾在上级领导机关任职意味着企业的纵向联系有优势，反之则不占优势。第二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跨行业的其他任何企业工作过及出任过管理、经营等领导职务。使用这一指标的假设是，企业法人代表若有上述这种经历，表明该企业的横向联系占优势，反之则不占优势。第三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是否广泛，是一个定序的主观评价指标；广泛者的企业则在社会联系上占优势，不广泛者的企业则处于劣势。
上述3个指标是符合企业社会资本的定义的，但是不完全， 不能涵盖企业社会资本的全部甚至大部。作为第一次提出和使用这一概念并进行测量的研究者，我们的测量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3 个指标的信度也须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确证。
表1.企业的社会资本：测量及因子分析（调查企业数＝188）
纵向联系: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政府部门工作过? 频数
1.否153
2.不确定 15
3.是 20
横向联系: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过?
1.否106
2.不确定 17
3.是 65
社会联系: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如何?
1.一般/不太广泛 52
2.广泛 110
3.非常广泛
26
因子分析结构(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因子负载值 本征(Eigen)值:
纵向联系.774
已解方差:
横向联系.733
因子均值:
社会联系.621
因子标准表:
纵向联系: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政府部门工作过?百分比
1.否
81.4
2.不确定8.0
3.是
10.6
横向联系: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过?
1.否
56.4
2.不确定9.0
3.是
34.6
社会联系: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交往如何?
1.一般/不太广泛27.7
2.广泛 58.5
3.非常广泛 13.8
因子分析结构(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因子负载值1.521
纵向联系.774 50.7%
横向联系.733 2.173
社会联系.621 1.000
本项研究的资料取自1998年在广州进行的“企业工资及经营情况问卷调查”。该项调查由丘海雄主持，边燕杰参与问卷设计，广州市劳动管理协会和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共同推动。随机选取200 家企业作为访问对象，回收192份问卷，有效问卷188份。问卷由企业主管劳动工资的负责人填写。这188家企业的所有制包括国有、集体、 中外合资等8种形式，国有企业占多数（120家）。其行业分布包括制造业、商业、金融和房地产以及建筑业等7种。在规模上，正式职工平均559人，注册资金平均3487万元。
我们在表1中报告了对这次测量的分析结果。 由于填写问卷的不是企业法人代表，所以在我们设计的3个问题中， 有些被访人不很确知企业法人代表是否在政府部门、在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过。故我们将“否”给值为1，“不确定”为2，“是”为3， 所以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都是3点定序变量，得分越高，表示存在这些联系的可能性越大。 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联系填答十分理想，分布如表1所示。
在188家受访企业中，10.6 %的企业法人代表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34.6%的企业法人代表曾在不同行业的其他企业工作过。企业法人代表社会交往一般或不太广泛的占27.7%，广泛的占58.5%，非常广泛的占13.8%。总的说来，受访企业法人代表社会交往广泛、非常广泛的占多数。
为便于资料简化和理论概括，我们将3 个指标用因子分析的方式合并，所得因子即为企业的社会资本因子。3 个指标对因子的相对贡献由因子的负载值表示，依次排列是纵向联系（.774），横向联系（.733），社会联系（.621）。这个排列显示，企业的纵向联系是积累和发展社会资本的最重要的渠道，其次是横向联系，再次是社会联系。必须说明的是，3个指标对因子的贡献都相当大，而相对差异并不很大， 所以企业社会资本的3个方面，没有哪个方面是可以忽视的。
企业的社会资本因子的原始形态，是标准分变量，即均值为0， 标准差为1。为了理解和叙述方便，我们将因子值提高2.173，使最低值为1，均值为2.173，标准差不变。做了这一处理后，在188 家受访企业中，企业的社会资本最低的为1，占19.1%；最高的为4.704，占2.7%。总的分布是向低值倾斜，说明社会资本较低的企业占多数。
二、企业之间社会资本差异的解释
数据表明，企业的社会资本量是不等的。那么，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提出两种解释，一为结构约束论，另一个称为企业家能动论。
结构约束论
结构约束论认为，企业是在一定的经济结构中求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结构对企业形成约束，企业只能在结构约束的范围内，按照结构约束的要求运行。什么样的结构约束要求企业追求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提升呢？这里，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我们可以粗略地将所有制结构分为3个部分，即国有、集体所有、 新生民营。前二者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自1983年利改税以来接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但改革的关键即产权改革尚未完成。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资产所有权实际上属于某级政府，资产转移权不在企业，虽然资产管理使用权由企业行使，但资产收益权尚有诸多限制。在这种产权结构的约束之下，企业缺乏积累社会资本的充分条件和动机。
新生民营经济则截然不同。这些经济实体的自主经营性质和强烈的增值动机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广泛的社会联系推销产品、树立形象，需借助横向联系寻项目、找机会、拓门路、求发展，亦需尽力发展与政府部门的纵向联系，以与国有和集体企业争资源、分项目、挖人才。也就是说，民营的经济性质是一种结构约束，它使新生民营企业有条件和充分的动机全方位地发展企业的社会资本。为此我们假设，所有制结构的约束趋势是，国有和集体企业的社会资本量低于新生民营企业。
产业结构虽然也是三分的，但我们研究的188 家企业中没有第一产业，均属第二、三产业。第二产业在样本中约占60%。我们将第三产业进一步划分为商业和新兴的第三产业，后者包括金融、电信、房地产、运输、社会服务等。新兴的第三产业既有公有制，也有其他各种所有制，所以不能认为所有的新兴第三产业都是市场化了的企业。新兴第三产业所面临的市场条件与制造业、商业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多为计划经济下产生的企业，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新兴的第三产业大多需要自行开拓横向联系，发展与政府部门的纵向联系，并力求建立广泛的社会联系，为企业培植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换言之，新兴的第三产业面临较大的市场压力，必须努力发展企业的社会资本。为此，我们假设，如果企业属于新兴的第三产业，那么它们比制造业、商业企业的社会资本量要高。
表2.对企业社会资本的回归分析
均值 模型Ⅰ
自变量
(标准差)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结构约束变量
所有制类别 .203 .446***
(新生民营企业=1,其他=0) (.404)
(.179)
产业类型
.198
.350**
(新生第三产业=1,制造业和商业=0) (.399)
(.139)
企业家能动变量
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 3.929 -
(7点定序变量)(.905) -
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3.566 -
(6点定序变量)(.930) -
模型其他值
常量/截距
2.103***
已解方差(R[2]) .056
F检验
5.281***
企业个案数 182 182
模型Ⅱ
自变量
未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结构约束变量
所有制类别.317**
(新生民营企业=1,其他=0)
(.127)
产业类型
.282*
(新生第三产业=1,制造业和商业=0)
(.112)
企业家能动变量
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 .157**
(7点定序变量) (.141)
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
.183***
(6点定序变量) (.169)
模型其他值
常量/截距.785***
已解方差(R[2]) .111
F检验
5.533***
企业个案数
182
单尾检验：*P＜.10；**p＜.05；***p＜.01。
企业家能动论
结构约束是死的，企业家是活的。企业家的能动性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提升的重要作用无庸赘言。
企业家的能动性是态度和行为变量，这方面的调查要求研究者对被调查的企业家进行历史的回顾和对现实行为的考察。但1998年的广州调查不具备这样做的条件。为此，我们使用了两个替代性指标来间接地表明企业家的能动性。第一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教育程度。经验告诉我们，企业家能动性的发挥，不但要看企业家的动机，而且要看企业家是否有能力认识经济形势，是否能策划和调整自身行为，将发展社会资本的欲望转变为现实。教育程度可以作为这种能力的指标。社会分层和管理科学的研究证明， 教育程度是能力的前提， 与能力呈正相关（Blau 和 Duncan，1967；Lin和Bian，1991；Lou和Qiu，1997）。 为此，我们假设，企业家的教育程度越高，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可能越大。
企业家能动性的第二个指标是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行政级别是计划经济和科层组织的产物，但它的层化意义，即使在今天全方位改革的形势下也是不能低估的。这是因为政府及其他组织机构还继续使用行政级别来管理干部，分配工作；非行政组织和新生民营经济内部，管理者和经营者也借用行政级别划线分层，既方便内部的人事管理和调动，也方便与企业外部的联系。换言之，行政级别可以看做经济体系科层化结构上的地位标志。社会资源理论认为，地位越高，发展社会联系越容易，涉取资源的能力也越强（Lin，1982）。这个理论启示我们， 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越高，其发挥能动性、变动机为实效的本钱就越大，因而其社会资本量也可能越大。
分析结果
按照上述思路，我们对被访企业的社会资本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分析的目标是评估结构约束变量和企业家能动变量对社会资本量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见表2。
首先我们描述企业在4个解释变量上的均值和标准差。表2显示，将所有制类型作为二维虚拟变量之后，均值为.203，即20.3%的企业属于新生民营。产业类型上，19.8%的企业属于新兴第三产业。企业能动变量方面，企业法人代表的受教育程度是从小学到研究生的7 点定序变量，姑且作为连续变量计算平均值；平均值为3.929，略计为4，相当于大专教育水平。标准差是.905，略计为1，说明95 %的企业法人代表的教育水平在2到6之间（均值加减2个标准差），即初中和大学之间。 最后，企业法人代表的行政级别也是一个定序变量，姑且作为连续变量，以便解释。其均值为3.566，标准差为.930；即95 %的企业法人代表处于科级和处级之间，或类似这些级别的层次。
下面解释模型Ⅰ的回归分析结果。在模型Ⅰ中我们只考虑结构约束变量，检验结构约束论的解释力。 所有制类别和产业类型统计显著（p＜.05），说明所估计的系数值在95 %的可信区间内可以推论到广州全部企业，并对全国大城市企业有宣示效应。所有制类别的未标准化系数是.446，即新生民营企业比同产业的国有、 集体企业的社会资本量高.446。换句话说，如果国有、集体企业的社会资本量取均值2（见表1下端均值数字），那么新生民营企业的社会资本量约为2.45， 增长约 22.5%〔（45／2）×100〕。这是一个不小的增长幅度。产业类型的非标准化系数较小，为.350，就是说如果制造业、 商业的社会资本为均值2，新兴第三产业的社会资本量就是2.35，增长幅度为17.5%，也是比较可观的。括号内标准化系数表明，所有制类别对于企业的社会资本量的影响超过产业类型。这说明，发展企业的社会资本，必须首先调整所有制关系和约束，然后才是产业结构关系和约束。模型Ⅰ的已解方差为 5.6%，F检验显著。
在模型Ⅱ中，我们保留了两个结构约束变量，加入两个企业家能动变量的替代性指标。两个结构约束变量继续保持了统计显著性，系数值减小的原因是这些结构变量与两个企业家能动变量有共变相关，是非常自然的。两个结构约束变量的标准化系数表明，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位置未变。这些都说明，结构约束是影响企业社会资本的真实的、直接的要素，无论企业家如何发挥能动性，还是完全放弃能动性，企业发展自身的社会资本，都将受到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的约束。这是支持结构约束论的重要实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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