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需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政治经济学论文,正确处理论文,重构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呼唤新的政治经济学，这已经形成共识，但这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应该如何建立，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形成一种统一的看法。我认为要重构政治经济学的体系首先必须正确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一、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
我们从政治经济学一词的演变过程中来分析两者的关系。经济学一词，是从希腊文演变而来的，原意是家庭管理。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奴隶社会，就已经有许多思想家和政治家，象色诺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人开始探讨和研究经济问题了。不过他们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家务，即当时奴隶主的家庭经济的管理问题。这时的经济学反映了当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经济问题不仅超越了奴隶主家庭的范围，也冲破了国家的界限，成为整个社会和国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这样就出现了研究整个国家或社会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法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人物安·德·蒙克莱田于1615年发表的《献给皇上皇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是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作为书名的第一本著作。经济学演变为政治经济学就意味着研究的范围扩大了，由原来的研究家庭经济问题发展为研究国家和社会的经济问题了，1767年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写了一部名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的专著，从此，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便在西方各国普遍使用了。只是到了杰文斯发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之后才发生了些变化。他在书中建议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1890年马歇尔遵循杰文斯的建议，将自己的一部主要代表作命名为《经济学原理》。其后，西方的经济学家逐渐用“经济学”一词取代了“政治经济学”。但是到了6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经济学者又开始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根据范家骧和胡代光教授的介绍，目前的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不能只就经济谈经济，任何经济问题都涉及政治、社会、历史、文化、心理、制度这六大因素，研究经济问题必须联系这六大因素进行协同研究。如果不将经济以外的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就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经济理论若不能解释或解决现代经济问题，就会变成无用的了。因此，西方学者已经认识到孤立地讲经济、孤立地讲经济学是有缺点的，认识到经济不同政治结合，个人不同社会结合是有欠缺的。所以，“经济学”要回归到“政治经济学”当中。（参见《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8期第19页）
从政治经济学使用名称的变化中可以看出：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研究整个国家或社会的经济管理问题，如果有变化，只是反映了研究的角度和视野的扩大而已。因此，我认为没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当然从整个经济学学科来讲，经济学学科可分为三个部分的内容：一是理论经济学，二是应用经济学，三是边缘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它和整个经济学科属于种属关系，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部分，经济学中包括了政治经济学。从这个角度而言，命名为政治经济学似乎更为妥当一些，这也是我们传统的习惯用法，况且现代西方经济学已越来越多地采用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我们没有必要避讳谈政治经济学。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从根本上讲是对党和国家某一时期的政策的注释。这就颠倒了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关系。大跃进时期提出高速度增长理论，人民公社时又为人民公社大唱赞歌，文革中为了政策的需要，主张限制商品生产、货币的作用，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更使经济理论变为经济政策的奴隶、附庸。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一定的正确认识，但仍未正确摆正二者的关系。表现在：一有新的政策，经济界名流便大作文章，把经济学的研究之车套在了党和国家政策的大车上。往往不是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伴随着政策的变化，而是政策的重大突破和变化导致经济理论的更新和发展。这种现象的存在，使得我们在经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上，只满足于解释注释政策，有时造成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的现象，因为各个时期的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因此政策也有所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所制定的政策就是不同的。
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经济政策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经济理论是对经济活动规律的总结和概括，是对客观经济理论的逻辑归纳和演绎而产生的思想成果。而经济政策，是党和国家根据其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制定的一定时期内调整各种经济关系，指导经济实务的行为准则，其表现方式主要有：党的会议、政府的会议所形成的会议文件，党或政府所做的决定、决议、报告等。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经济政策的研究是以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为对象的。两者对社会成员行为的影响不同，经济政策属于社会规范体系，必然直接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发生影响，经济理论对社会成员的行为的影响则是间接的，要以经济政策作桥梁。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一方面经济政策要以经济理论作为指导，经济政策是经济理论的升华，某种经济政策必然产生于某种经济理论，经济理论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如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依据是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就产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另一方面，经济理论又必须具体化为经济政策。理论不能只停留在理论上，必须把它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经济政策正是运用经济理论的工具；经济理论是抽象的，它不具备可操作性，也需要政策化。所以，在重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必须摆正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位置，必须维护经济理论的严肃性和独立性。不能把经济政策当作经济理论来进行研究，当然也应反对片面重视经济理论而不注意研究政策，因为经济政策毕竟是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具体化。
三、思想教育功能和传授知识功能的关系
自从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设置以来，一直都是把它当作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来看待的，采取的方式是灌输，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不可能自发地接受，只有通过向学生不断灌输才能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无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它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一门科学，也是一门具有强烈阶级性的学科。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研究，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无产阶级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外，还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原理。而我们只注意其中的一个方面的学习，忽视了另外一个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甚至用思想教育功能来取代传授知识的功能，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有这么两个方面：一方面受原苏联的影响，原苏联就是把政治经济学只作为思想政治课来看待的，苏联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中国受其影响是自然的；另外一个方面恐怕以我们长期搞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恐资、反资也有关。这样造成的结果是严重的，由于片面强调思想教育功能，这样就使得教师不爱教，学生不爱学，培养出来的学生通过学习政治经济学似乎也只知道资本家是怎样剥削工人的，它的概念范畴是如何反映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的，至于商品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一般原理就知之甚少了。而不学习理解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经运行的一般规律和一般原理，又怎么能搞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呢？邓小平同志曾指出：我们国家有不少政治家，但是真正懂经济的不多。有些人连听都听不懂。今后选拔接班人，不能忽视这一条，要把真正懂经济的人提出来。在这里邓小平同志一方面指出能懂得现代经济运行规律的人不多，这说明我国的经济学的教学脱离时代，脱离实践；另一方面指出选拔领导人要把懂经济的人提出来，因为在现代社会不懂经济，就无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生活无法提高，中国在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中也就无法立于不败之地。
那么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思想教育功能和传授知识功能的关系呢？我认为两者不可偏废，一方面不能忽视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教育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有鲜明阶级性的社会科学，它必然为某一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服务。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页）由此可见，由于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本身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阐述这门学科的思想性以及所包含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而且还要明确无产阶级的党性，通过学习政治经济学，明确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树立无产阶级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又不能忽视现代经济知识的传授。通过学习政治经济学，又必须使学生掌握现代经济学的基础知识，了解和认识经济运行的规律。总之，思想教育功能和传授知识功能两者是有机的统一体，必须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达到思想教育的目的，不能单纯就思想教育而思想教育。当前，搞经济建设是我国最大的政治，因此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就使学生了解了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律，也就增强了学生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政治经济学必须破除空想的成份，抛弃夸夸其谈的恶习，增加实用性、知识性、操作性内容，使人们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实实在在地掌握知识，唯有这样才能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信心。空谈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必然适得相反，死路一条。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它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其次它是使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具有矛盾特殊性又具有矛盾普遍性的经济体制。矛盾的特殊性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国度性，有中国特色，矛盾的普遍性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市场经济的共同特征，普遍原则。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一方面必须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果，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照抄照搬，全盘引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这就意味着过去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转轨为以市场经济为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在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有待探索的课题，这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老大哥”，他们不仅有几百年的搞市场经济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也有一套较系统的市场经济理论，因此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积极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着现实的意义。
西方经济学是几百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经验和理论探讨的概括及总结，它是研究如何对稀缺的资源进行有效地配置的科学，也就是研究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基本问题的。它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部分。西方经济学理论一方面探索和揭示了市场经济普遍适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另一方面又有其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辩护性质。过去，我国经济学界受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影响，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一概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认为西方经济学完全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的伪科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我们逐步纠正了这种错误思想，开始正确对待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果。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拓展，又涌现了另一股思潮，即盲目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因此，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中，怎样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
首先必须分析西方经济学中哪些是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的人类文明成果，是普遍适用的原理，哪些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庸俗成份。如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供求规律、均衡价格原理、消费者行为分析、厂商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等等，宏观经济理论中国民生产总值的计算、乘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等，都有其可借鉴的成份，但西方经济学中用均衡价格理论来反对劳动价值理论，通货膨胀有益论则是我们必须加以批判或反对的。其次对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也可利用，如边际分析方法，投入——产出法，定量分析方法等等，但对其用高深的数学方法来取代定性分析则是应该尽量避免的。第三，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一些新进展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如产权理论，制度分析理论等等。第四，学习、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用成果，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必须为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服务。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各国都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否定各自的国度性，而且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虽然市场经济是中性的，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服务，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它总是要和一定的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新构建必须具有中国特色，必须坚持以公有制、按劳分配为主体。
总之，重新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体系是一项长期艰苦的工作，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不成熟的实践就不可能产生完全成熟的理论，以上所说的这些关系的处理也还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因此设想在目前就建立起完全成熟、自成体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是主观的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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