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与语义歧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歧义论文,文化差异论文,语义论文,中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世界各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因此产生不同文化。当今，举世公认最完整、最发达、影响最大的文化巨流是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起源的西方文化和以华夏文化（黄河、长江流域）为主的东方文化。中西文化差异点很多，这里仅就主要方面作一扼要比较。
在历史渊源上，中华民族历时五千年，渊源一贯，自尧、舜、禹至孔子，始成道统，经久不衰，世所罕见。汉唐以后，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其核心却始终未有所动。西方文化有三个来源：希腊文化（其源于古埃及、巴比伦和爱琴文化）、罗马文化、希伯来文化，其后加上意大利文艺复兴，并在吸收了北非、西亚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见其源杂。
在历史观上，西方人主易变，演进、发展；中国人主不变，循环，法先王，重榜样。中国人重历史，西方人重哲学；在人生态度上，西方人进取，也易趋绝望，好走极端，比较执一；中国人重节制，讲持中（中庸），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知足常乐是典型表现。
在认识路线上，西方人重知识性分析、逻辑验证，好对事物进行细密解剖，层层推衍，因而有较高的抽象思维、逻辑推理方法；中国人重直观感受，切身领悟，惯于对事物进行整体观照，养成生动活泼的具体思维及一套取譬托讽，言近旨远的表达方式；在思维方式上，中国人总体上是由内向外的思维方法——科学性差；西方人总体上是由外向内的思维转化——科学性较强。
在意志方面，西方人主张鼓励欲望，中国人主张容忍欲望，西方人鼓励能动性，中国人既鼓励能动性，又鼓励默从。西方人把进步的存在理想化，中国人把现实的存在理想化。西方人致力于改变事物，中国人则以自然的态度去经受改变。西方人把财富的生产理想化，中国人把对生活享受理想化。西方人的理想个人是一个专家，中国人的理想个人是一个享受生活者。中国人热衷于仕途，所以人们总在政府官员中寻找伟人，而西方人则在政治、体育、娱乐界中找寻伟人。
在西方，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在上帝面前，所有世间的尊卑长幼都平等地接受最后的审判。在中国，人不相信上帝审判或来世天国。于是，人执着地从理智到情感，从现实到观念，都处在这个细密复杂的人世的伦常关系网络中。我是谁？我是父之子，子之父，弟之兄，妇之夫……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就在这网络之中。人只有关系，人的“自己”不见了，个性、人格、自由被关系、集体、伦常所淹没而消失。人被规范在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他的思想、情感、行为、活动都必须符合这“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存在或本质。于是父有为父之道，子有为子之道，此即“道在伦常日用之中”。没有脱离人世的“道”，“天道”也不过是这“人道”的同构而已。这与西方认为有独立于人世的宇宙自然，有超越世间的主宰上帝，有自然律是大不相同的。
不仅如此，就在日常生活的一般习惯中，也有差异性，见面打招呼，英国人说“早上好！”中国人问“吃饭了没有？”路上见面，英国人说：“天气很好，是吗？”中国人问：“上哪儿去？”西方人觉得这是“干预私人事务，”在中国却正是行之久远表现出某种“人际关系”的习惯。本来你的存在与行为，都是集体的一部分，“集体”是有权过问和表示关注的。在这里，个体的存在、行为是被规定、束缚在纲常秩序的社会关系中，这里难得有个体的自主、自由、平等与独立。当人被称道或赞誉时，西方人常常回答：“谢谢你”即已足够。中国人却习惯于谦逊不惶地推谢：“过奖”、“不敢当”，这正如中国人不很习惯于夸耀自己的才干、能力一样。这种种谦虚无非是有意识地去压抑、贬低、掩盖个性主体。以尊重、护卫、高扬集体（社会）的伦常秩序。中国人的吵架，也习惯于由第三者的调停、协商解决，不重是非曲直的客观审断。所以礼俗代替法律，国家变为社会，关系重于是非，调解优于判定。“理无可恕”却“情有可原”。这说明中国以“礼”教为特征，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已渗透到一般现实生活中、风俗习惯中，形成了超越具体时代、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
二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的存在与发展既受社会的制约，又与社会相互依存。因此，语义不能不受社会文化的制约与影响，中西文化差异也必定导致语义歧义。
第一，有些词由于受特定的文化背景限制，很难从字面去理解其真正含义。《美洲华侨日报》曾登载过这样一则小故事，一位“老美”汉语学得不错，特别爱听用汉语演唱的歌曲，有一次他和一位华人朋友一起欣赏一首香港歌曲，歌曲描述一位女子送丈夫出门的情景，其中有这样两句唱词“虽然已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这位“老美”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丈夫出门与开花有什么关系。后经华人朋友解释才恍然大悟。又如，美国俚语中科学者为egghead（鸡蛋脑袋），这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应的形式和涵义（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蔑称，因1952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史蒂文森本人有知识分子气质，额部特大，故有此称）。同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曾一度被污蔑为“臭老九”，如果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很难理解这一称呼的含义。
第二，任何一国的语言都有其地域性、民族性、历史性，乃至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因此有些词语是很难从另一种语言中找到同义词语来表达的。比如英语中的uncle，到底是叔父呢，还是伯父、舅父、姨父、姑父，在翻译中很难确定。英译汉有这样的问题，汉译英也有这样的问题，中国一个“礼”字，要有十几个英语单词来译，才能译出它所包含的意思，但没有一个单独的英语单词是和它相当的。英国人对吃下午茶特别讲究，普通吃蛋糕一类的茶点叫lowtea，吃肉类的叫hightea，这在汉语中没有对应词。同样，汉语中“推敲”在英语中也没有对应词。由于这种语义的不完全对应，英语原文和汉语译文最终不可能完全等值。
第三，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英语的某些词汇所标示的客观对象对中国人来讲是陌生的。反之，汉语的某些词汇所标示的客观对象对英美人也是生疏的。因此在翻译中很难用对应词进行语义传递。美国社会出现的“hippies”、“yippies”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即使译作“嬉皮士”、“噎皮士”仍不能表达原英语词义的全部外延与内涵。同样，汉语中的“赤脚医生(bare foot doctor)”“干部(cadre)”、“炕(kanq)”、“馒头(mantou)”、“叩头(koutou)”等词的英译语义也很难让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的英美人透彻理解。
第四，由于不同的世界观，反映在语言里，也造成文化上的差异。同一客观事物，在不同的文化里可以包含不同的价值，引起不同的联想，具有不同的内涵。英美人喜爱狗(dog)，很多习语中dog用来指人，并无贬义。例如：you are a lucky dog（你是个幸运儿）、old dogs can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难学新艺）Every dog has his day（人人皆有得意日）。但在汉语中，有关狗的词语都含有贬义，如“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狗腿子”、“走狗”等。再如汉语中的“白象”、“金鸡”，不但没有什么不好的含义，反而含有可爱、吉祥之意，所以被选作两种名牌商品的商标。殊不知，在英语中white elephant为“无用之物”，英国甚至忌用大象做图案，认为它是笨拙的象征。golden cock中的cock更是一个污言秽字。“孔雀”在中国是喜庆的标志，可是在英国却把它看作淫鸟、祸鸟，连孔雀开屏也被认为是自我炫耀吹嘘的表现。“龙”在英语文化中是没有地位的爬行动物，是可怕的、恶的象征，在中国古代，“龙”却是皇帝的象征。中国人视“蝙蝠”为吉祥之物，西方人却视之为非禽非兽的异类。因此，我国生产的“蝙蝠牌”电风扇出口时不得不变换商标名称。
第五，基督教文化和西方哲学是英语国家传统的主体，“天”和“王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天”这个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其内涵都指宇宙万物的主宰，但在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它产生的联想却有差别。欧美人多信基督教，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上的一切都是按上帝的旨意安排的。而在传统上，中国人只有“开天劈地”的盘古和主宰自然界的“天老爷”。“上帝”(God)和“天老爷”所代表的东西不相同，含义也不一样。“上帝”具有浓厚的基督色彩，是欧美文化的个性。虽然我们可以把英语的“My God!”译作“天哪！”，但反过来把汉语中的“天”译为“God”就不大合适，尤其是古典文献的翻译。因为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上帝的概念。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道教的“玉帝”、佛教的“阎王”、神话中的“龙王”等概念在欧美文化中都不存在。
第六，客观对象相同，但由于社会文化的差异而使同一个词具有不同的内涵。英语中orphan与汉语中“孤儿”是对应词，但二者并非绝对同义。汉语中的“孤儿”作死了父亲的儿童或失去父母的儿童解；英语的orphan作a person(especially a child) Lackngione or both parents（一个失去单亲或双亲的孤儿）解。很明显，汉语的孤儿强调“丧父”这一概念，而英语的orphan却无这一内涵。汉语的“家”、“家庭”相当于英语中的family，但两者之间也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英国人的家庭属nucleus family（核心家庭），儿女成人之后，各自组织以个人为核心的家庭，儿女并无瞻养父母的法律责任。中国的传统家庭属entended faimly（延续型家庭），子女有瞻养父母的法律责任与义务。在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处理这一关系方面，二者也存有差异。
第七，文化中的文学传统也对语言使用有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希腊、罗马神话和我国的一些传说和神话。古希腊文化拥有各种各样的神：有主神宙斯，太阳神阿波罗，文艺女神缪斯。古罗马文化也有春天女神维纳斯，小爱神丘比特等等。这些都成为欧美人的共同文化遗产，由此产生的一些典故，如Pandora's box（罪恶之源），Judas kiss（背叛行为），Achilles'Heel（致命弱点）等，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陌生的；而外国读者对于我们的“盘古”、“嫦娥”、“牛郎”、“织女”也是生疏的。对于这类特定的文化产物，在翻译中应意译或直意结合或附加说明。
第八，特定的地理环境也使语言交际出现语义歧义。中国人心目中的“东风”是温暖的，能使草木萌芽，万物生长，仿佛和春风相似。唐德宗的诗中有“东风变梅柳，万江生春光”的句子。明朝的蓝茂也说“东风破早梅，何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可见东风和春天是密切联系的。但英国的east wind（东风）是从欧洲大陆北部吹来的寒风，和我国的西北风相似。英国大文豪Charles Dickens的文章中有这样一句：How many winter days have I seen him，standing blue-nosed in the snow and east wind！（在许多的冬日，我都看见他，鼻子冻得发紫，站在飞雪和东风之中！）
第九，思维方式不同也形成文化上的差异，反映在语言上，也常常给外语学习者带来障碍，产生歧义。中西文化都把时间看作一个连续体，但在用“前”和“后”分别指过去和未来时，它们似乎采取了不同的观点，传统的中国人仿佛是面朝过去站着，把已经发生过的事看作在前面，而把将发生的事情看成在后面，例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而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则正好相反。But we are getting ahead of the story（不过我们说到故事的后面去了）。
英国女作家Jane Austem写的一篇小说《说服》(Persuasion），说的是三姊妹的故事。大姊Elizabeth为小说的第一人称I，二妹为Ann，三妹为Mary，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问Elizabeth有几个姊妹时，她的回答一定是：I havetwo sisters-Ann and Mary。这也是中国人的思维和西方人不同的地方。中国说的姊妹，要把父母生下的全部包括在内，自己自然也不例外，而英文则重在“你有的”当然不能把自己包括在内。如果说I have three sisters，I加上three岂不凭空多了一个人，而变成姊妹四个了吗？
第十，英语语言的习惯表达，也往往使学习者陷于语言“陷阱”。英语中有不少词组、成语和习惯用法，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一种意思，并且这一意思往往与汉语的某一词汇合拍，使学习者轻松地挑选了那个合拍的汉语词汇，却造成了错解、错译。实际上，这些英语词的内在含义不是字面意思简单的总和。例如：“Confidence man”骗子（不是信得过的人），“mad doctor”精神病科医生（不是发疯的医生），“Criminal lawyer”刑事律师（不是犯罪的律师）“talk horse”吹牛（不是谈马），China policy对华政策（不是中国政策）。
三
由于文化差异，不同国籍的人相互交往，往往发生隔阂或产生误会，甚至感到不快。文化差异性越大，越应该加强交流，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世界古代史上各自发展，交流稀少，互不冲突的两大文化区域，迄今为止，中国文化仍然是欧洲最生疏的文化。通过交流，一些国家古老的智慧，在另一些国家会开出灿烂的现代之花，从而加速文化的繁荣与进步。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一靠自身由少到多、由浅入深、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积累和进步；二是靠外来文化的不断补充、丰富、启发、刺激与冲击，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竞争中壮大自己，减少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