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构建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华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开国一代的“党内学者”中，能把“严肃的学者”与“热情的老布尔什维克”两种素质完美结合在一起的，并不算少，而华岗(1903-1972)则可能是其中一位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既是中共创业时期的职业革命家，又位列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同其他开国一代的许多著名“党内学者”均是学跨文史哲的通人型学者一样，华岗的研究也同时覆盖史学、文学和哲学①，在许多领域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有些具体贡献，因时代语境变迁而光环褪尽或已成为另一个时代的回忆，但从学术史上看，都不能不承认这些贡献所具有的不容轻忽的创始意义。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华岗的史学研究与郭沫若、范文澜和翦伯赞等主要在中国古代史领域耕耘不同，他的史学研究的重点始终集中在“中国革命史”范围内。
华岗在史学界初露锋芒，并一举奠定自己在史学领域地位的第一部史学著作，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以下简称《大革命史》)，这是由历史的直接创造者所撰写的一部当代史名著。
在“自序”中，华岗说自己起意编著《大革命史》，一是觉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二是因为在大革命失败后有人“不但不愿正确地去了解大革命的教训，而且还想一手推翻历史的事实”。这让华痛感“真确史实之流传，乃更有必要”②。三是华岗认为，当时中国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和新的革命浪潮将要兴起之时，“求得许多活的具体的历史辩证的教训，以帮助推动我们当前的实际斗争任务，以保证我们将来的胜利”③。1930年3月，华岗完成初稿，次年7月由上海春耕书店公开出版。此书出版后，深受中共重视，也广受普通读者欢迎，多次重印。赵俪生回忆说，《大革命史》成为当时进步青年入党参考的必读著作④。龚育之也认为《大革命史》“是解放战争期间在进步青年中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⑤。《大革命史》具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而作者亲自参加大革命实践活动又为撰写此著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据说毛泽东后来称赞此书“是一部好书，收集了许多宝贵的材料”⑥。
《大革命史》的写作，是当代人写当代史、革命家写革命史的典范，在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创制先例。它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初步确立了大革命研究的体系。桂遵义说：“这是一部规模大、体系比较完整的大革命史研究专著，也是一部很好的中国革命史教材。……这部史著完全改变了资产阶级学者只叙述大革命经过的作法，而注意了大革命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社会基础、准备阶段、经验教训等各个纵横方面的研究，对大革命史从历史现象的真相到历史本质的真相都进行了全面的研究。”⑦“这部火与剑的著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重版时，仍被廖盖隆誉为“到现在仍然是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唯一著作”⑧。此著出版后，被当时卷入社会史论战的人们视为“对中国史研究极有价值的书”，直接推动了这场论战⑨，并很快被翻译到了日本。
与《大革命史》几乎齐名并产生相当影响力的华岗另一部著作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延安和重庆等地广泛而系统地开展了中国革命运动史研究，陆续出版过多种关于中国革命运动史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华岗撰写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初版时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两部著作。它们不仅在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广泛流行，同样成为进步青年喜爱的读物。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撰写于1939年，次年由上海鸡鸣书店出版发行。正如华岗在增订本“自序”中说，初稿是在抗日战争紧张期间，为了适应读者急切需要而产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史实与经验教训，借以鼓舞抗日战争情绪，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民主抗战方针，反对中途妥协，避免重蹈过去民族抗战失败的覆辙”⑩。比较《大革命史》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如果说前者还只是对中国近代历史的一项专题研究，后者则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革命史的通史性著作了。
《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确定了一条中国革命史叙事的基本线索，即以反帝民族解放运动为主线。全书以此为线索叙述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与甲午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现代工人运动的发动——国共合作——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这条中国革命史的基本线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从它确定的上限看，它比张闻天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更具完整性，在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首次形成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科学体系。不仅如此，华著还确定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基本对象。作者虽然明确指出：“本书的范围只是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解放的史实以忠实的记载和扼要的分析，指出这些运动的根源、特征和教训，以便对于当前抗战建国大业有所借镜和帮助。”但是，作者又意识到，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是不能分离的，“如果没有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固然谈不上社会解放，可是归根到底说起来，如果没有社会解放的实现，也就不能最后消灭民族的压迫”。事实上，“这种民族革命斗争与社会解放运动互相影响与互相推动的事实，差不多充满近百年的中国历史”。因此，作者说：“在民族解放运动史的名义下，同时也记载了中国社会解放的斗争史迹，应该是不足为怪的。”(11)过去一些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局限，研究中国革命史往往只限于资产阶级革命，而不研究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革命，华岗的这一努力，无疑使中国革命的历史得到更全面的反映。
华岗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与此前张闻天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此后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构成自抗战开始到40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取得的重要成就。建国初期，华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与范著《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都是大学里最为流行的教材，有学者认为，“至今有一些中国近代史教材的基本框架仍未超出华、范二书多少”。《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不愧是中国近现代史“奠基之作”(12)。
如果说《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是一部近代中国革命史通史性著作，那么，华岗在40年代末出版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则是关于中国革命运动的另外两部专史著作。对于后两部著作的撰写，《华岗传》的作者向阳认为，可能是由于华岗认为太平天国的反清战争与当时的解放战争在实质上都是一场更高阶段的农民战争，因而特别值得研究(13)。其实，华岗在1955年“订正本题记”中已经明确说明他扩充修改的目的是“当时只因看到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歪曲和诬蔑太平天国的许多著作大量流行，为了企图澄清一下读者对于太平天国革命的视听，才把这本不成熟的初稿，交海燕书店于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14)。另外更主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华岗认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始自“太平天国革命”(15)，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华岗对五四运动的研究，特别注重揭示这一事件本身所包含的意蕴以及它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在华岗看来，五四运动“在本质上是个民主运动。它上承了自从太平天国与戊戌政变以来的由下到上和由上到下的民主运动的两股潮流，而给以总结；同时它又下启了五卅运动以及‘五卅’以后的一切民主运动的潮流”(16)，“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启蒙运动”(17)。同时，华岗还指出，从反封建以启蒙思想文化的角度看，“五四运动正是新兴市民层在民主主义基础上，对于封建主义的思想学术文化的一个大批判，正是民主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一个大决斗。这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科学与反科学的对立”。五四运动请出了“德先生”、“赛先生”，也就使它在思想文化上不仅做了一些破坏工作，而且也有了建树(18)。
此外，还可能与华岗当时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预想有关。1948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在华岗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革命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回顾反思这两段历史的开始和所以开始，对于即将走进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中国，求得一些活的历史经验教训，华岗可能认为更具有意义。况且，对于五四运动，正如华岗所说：“五四运动到现在，业已经历了三十多年，还没有出现一本完整的五四运动史”，而且他还认为五四运动“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更远远没有深入拓展，彻底反封建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19)。所以，《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出版后，受到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前苏联把前者译成俄文出版；后者也很快脱销，尔后又连续翻印。华著《五四运动史》对五四运动爆发原因的分析比较客观、准确，至今许多教材仍大体沿用华岗的分析思路和框架。
《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和《五四运动史》的出版，连同《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是华岗贡献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中国近现史研究的第一批重要成果。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在广大青年中，华岗以自己的历史著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赢得了一批又一批读者，相当多的青年人正是读着他的书，在他的影响下选择了革命道路。不仅如此，这些著作还在中国近现代史专题研究以及中国近代革命史通史编纂上都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筚路蓝缕之功实不可没。
华岗不仅重视具体的历史研究，而且更重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1949年前，华岗先后出版和发表《社会发展史纲》、《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中国近代史的特征和研究门径》、《中国历史的翻案问题》、《谈谈历史方法》等著作和论文，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都作出了可贵的探索。
华岗与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翦伯赞、范文澜等人一样，其治学理念从一开始就不是“为历史而历史”，而是强调立足现实，为着变革现在和再造未来，这是他们这一代革命史家的最突出特点。华岗始终认为革命的史学家“为着改造现在和争取将来，必须熟悉过去。对于过去知道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加多懂得现在，也越有把握改造现在和预测将来”(20)。
自马克思主义创建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一直十分注重历史研究的致用性，但是，怎样才能真正发挥历史研究的作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他们才有了全面的思考(21)。这时，他们开始意识到，为了寻到历史为革命服务的真理，必须对历史研究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华岗说：“我们在叙述或记载的过程中，都要如实地把它反映出来，再现出来，还它一个本来面目。”(22)同时，对过去被歪曲过的历史，还要进行“翻案”。“我们所需要的是真实的过去，即真实的历史，而不是伪造和歪曲的历史。”“我们要使人类历史真能发生推动解放斗争的重大作用，那首先必须要所根据的历史事实是完全真实的。”反动统治者往往通过捏造历史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种想法和做法，顶多只能暂时收到蒙蔽一部分人使之盲从法西斯的效果”。华岗坚决反对捏造历史和玩弄历史，并且反对借用任何理由为此辩护，即使是为了发挥历史推动人民进行革命事业的斗争，也不能“捏造一些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历史事迹”，因为这样做，导致的结果是“前提既经落空或错谬，论据必然丧失客观真理的意义，要想不把事情弄糟，已经很少可能，哪里还谈得到鼓舞和推动解放斗争呢”(23)？
如何才能求得历史的真实，从而建设“信史”呢？在华岗看来，除了要有科学的历史观作指导外，还要特别重视史料的搜集、整理、考订和辨伪。华岗一方面肯定前人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同时，又指出中国过去的考据之学“缺少活的神经”，失实太多，以致成了“一种跛行学问”。这个“活的神经”，在华岗看来，就是“科学历史观”，因此，华岗提出，要想建设“信史”，“必须重新搜索史料，经过科学的整理和厘革，对于伪造的历史和被曲解的历史，要重新给以评定，被歪曲的要加以矫正，被粉饰过的要把粉饰去掉”，“还原出对象的本来面目”。华岗还强调，考证辨伪是发掘历史真髓的“不可缺少的一环”，“考证学在整个历史科学中，乃是主力部队之一，不应该让它局限于旧的岗位，而应该移置在新的战略据点上”。他反对那种对史料不下功夫，而仅仅依据抽象的理论和公式，“拿它当作邮局的图章，乱刻在史料上，结果只能搬演公式的八股文章，并不能具现真实的历史”(24)。华岗是一个非常懂得严谨的考据对于建设“信史”十分重要的人，强调考据是华岗史学一个突出特点。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建国后华岗在任山东大学校长期间，他为什么能够广纳并重用考据派学人，在旧派学人郑鹤声《天王洪秀全状貌考》一文招致关锋的“棍子”打来之时，华岗为何又能够挺身而出，支持郑进行申辩，从而解除了郑的思想包袱，使他能够大胆地进行学术研究。华岗之所以非常懂得旧学和了解旧学的价值，或许是因为他具有浓厚的旧学修养，也许是他本人具有“旧知识分子”的典型习性使然，赵俪生先生说华岗“与其说是一个共产党员，毋宁说他是一位大民主党派人士”(25)。
华岗这种强调考据、重视建设信史的追求，使他在贯穿整个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之历史主义思潮的演进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1948年，华岗化名“少峰”，在翦伯赞担任主编的香港《文汇报·史地周刊》第二期发表了《谈谈历史方法》一文，有论者认为，明确提出“历史主义”范畴虽远在抗战初期和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但作为一股当代史学思潮，历史主义却可能发源于华岗的这篇文章(26)。
应当说，华岗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思考是富有深度的，这当然是他长期坚持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必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后在史学理论与方法上已臻于成熟。
以1949年为界，华岗的学术研究历程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阶段。此前华岗侧重于历史研究，此后，他则转向对文学和哲学的研究。在文学研究方面，华岗主要集中于对鲁迅和文艺美学的探讨上。
新中国建立之初，华岗转向研究鲁迅绝不是偶然兴趣所致，其原因，一是试图通过诠释和塑造过的鲁迅来取代胡适在学界的地位；二是由于鲁迅早被毛泽东塑造成“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典型代表，在对旧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环境中，鲁迅已成为知识分子学习的榜样。因而，当时学界对鲁迅的研究迅速成为一门“显学”。1949年10月19日，在鲁迅逝世13周年纪念大会上，华岗作了题为“我们应该从鲁迅思想中学习什么”的讲话，同日，华岗又在《胶东日报·鲁迅纪念专刊》发表《鲁迅所理想的新中国》一文。这两篇文章虽是应急之作，但华岗对鲁迅思想的分析却较时人深刻得多。1951年5月《文史哲》创刊，华岗在第1至5期连续发表系列鲁迅研究论文，直接切入当时鲁迅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具有很强的导向性。这批文章后收录编成《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一书，1953年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此书中，华岗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对鲁迅的认识，特别是对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以及对鲁迅关于中国历史、科学、文艺、妇女诸问题的思考进行了系统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此全面而系统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鲁迅思想的少之又少，从而也就显示出这本专著是不可埋没的珍珠。”(27)现在看来，华岗所开辟的鲁迅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对后来“鲁迅学”的形成具有奠基意义。在50年代初期，华岗是对鲁迅真正有“研究”的为数很少的学者之一。
在对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研究中，华岗重点回答了“鲁迅是谁？”这一焦点问题，他认为鲁迅是20世纪的鲁迅，具有现代特色，反对把鲁迅作各种比拟，认为这些比拟都是反历史主义的。在这个方向上，华岗详细探讨了“鲁迅怎样从进化论者发展成为阶级论者？”这一命题。与一些学者观点相同，华岗也认为鲁迅在早年是进化论的笃信者，曾用进化论观点解释社会现象。但是，华岗强调，鲁迅所理解和笃信的进化论，并没有使鲁迅思想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或庸俗的渐进改良主义，也没有使鲁迅一开始就走上发展的观点和新陈代谢的观点。华岗进一步指出，鲁迅是一个具有发展观点的进化论者，在他的作品中充满着鲜明的变革精神。“鲁迅的进化论宇宙观和他底战斗现实主义相结合，就作了他后来发展到无产阶级宇宙观的桥梁。”在华岗看来，由于鲁迅思想的基本出发点是现实、人民和进步，考虑问题始终不离开现实，始终为人民利益和推动进步着想，这就在基本上把鲁迅导向了唯物论，而最后促使鲁迅由进化论跃向阶级论、由直感的唯物论跃向历史唯物论、由个性主义跃向集体主义、由人道主义跃向社会主义，则是由于他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和对现实政治斗争的独特感受(28)。
华岗对鲁迅的历史观、科学观、文艺观以及妇女观都作了若干探讨，尽管深浅不一，但从华岗论鲁迅所涉及的几个方面看，他事实上为后来的“鲁迅学”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学术框架。
首先，华岗详细阐述了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在华岗看来，鲁迅是“中国史学界最早注意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先进”，早在1907年就写了《人之历史》，研究了从猿到人的大略进化过程。鲁迅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以中国的具体历史来证明历史科学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同时就在批判旧历史中找出新时代”。“历史一到鲁迅手上，就不仅是一面镜子，而且成为一把锋利的匕首，把国民党政府反革命、反人民、反民族的真面目一下子就刺穿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阻滞状态和守旧性，鲁迅曾经把它比作北京老房子的“活埋庵”，这比喻真正说中了旧中国社会的病根，即因循守旧而陷于落后，由于落后更阻塞了自己的生机。对于中国的旧史籍，华岗认为，鲁迅虽然主张中国历史应该重新写过，但并不是认为旧史籍没有任何可取的东西，那些多少能够反映民族灵魂与指示将来命运的史籍，应加珍视。另外，华岗还指出，鲁迅所认为的旧时中国的野史比正史可靠，是有充分根据的。从总体上看，华岗认为，鲁迅在中国历史学上的建树是伟大的(29)。
其次，华岗论述了鲁迅对于科学的认识。在华岗看来，鲁迅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同时还是诚挚的科学工作者，“是热爱科学和最早以通俗方式把科学知识介绍进来的先进”。鲁迅对“科学的起源”、“科学的功能”都作了认真探讨，并提出“科学必须和封建主义及宗教迷信作斗争”思想。华岗还探讨了鲁迅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转变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认为科学运动和文艺运动必须互助合作，各自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30)。
再次，华岗分析了鲁迅对文艺的认识。华岗认为，鲁迅所以弃医从文是由于他看出“当时中国第一要著，是在改变国民精神，而善于改变国民精神的是，他那时以为要首推文艺。……文艺是改变国民精神的有利武器”。关于鲁迅对文艺的认识，华岗分别从“文艺的源泉和作用”、“文艺的起源和发展”、“文艺在旧中国的社会地位”、“论创作方法”、“论文艺批评”、“文艺工作者应如何改造自己”等方面作了详细分析。鲁迅肯定“文艺的源泉是人民群众在自然斗争和社会斗争中发出的火光，同时又是引导人民群众前进的灯火；文艺本身就充满战斗性，因此必须具有战斗精神和态度，才有资格从事文艺，才能创造出真正意义的新文艺”。关于文艺创作的方法，华岗认为，鲁迅强调搜集充分的材料；撰写时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而且要有相当的思想准备和艺术修养；文艺作品不仅要选择典型环境典型性格加以提炼，而且需要反复推敲和深入研究，发现本质，才能恰当地反映客观事物，此外，创作还必须对读者负责，使自己的作品能够让读者看得下去和得益。关于文艺批评，鲁迅主张要进行正确的文艺批评，认为“那种反对批评与抹杀批评的态度是不对的，因为如果没有批评，文艺作品的质量就不能提高，文艺运动就不能向前推进”(31)。有学者认为，在50年代，比较全面论述鲁迅文艺思想的文章，除陈涌的《鲁迅文艺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就是华岗的《鲁迅论文艺》，比较这二者，华岗的文章更多地照顾了鲁迅文艺思想本身的特点和层次(32)。
最后，华岗还专章论述鲁迅对妇女问题的认识。在华岗看来，鲁迅对“妇女在旧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即“男尊女卑”向来抱有深恶痛绝的态度；鲁迅提出封建社会“‘表彰节烈’是杀害女性的陷阱”；鲁迅主张“批判寡妇主义和坚壁清野主义”；鲁迅还认为自由恋爱应该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和适当的位置之上，“批判超现实的恋爱观”；最后，华岗还探讨了鲁迅所理解的“妇女解放的前提和关键”等几个方面的问题(33)。
确如有学者所说，华岗对鲁迅的研究并非十分深入，但是，华岗的贡献不在于他对鲁迅研究的深浅，更重要的是他开拓并提炼出了许多鲁迅研究的新领域，而上述几个研究侧面的提出本身即具有别开生面的创始意义。不仅如此，华岗还在全国高等学校中率先将“鲁迅研究”搬上课堂。1952年，华岗提出在山东大学中文系开设“鲁迅研究”课，并成立备课小组。1953年，“鲁迅研究”在山东大学正式开课，华岗亲临讲坛授课。在短短几年内，华岗使山东大学成为全国鲁迅研究的重镇(34)。而韩长经、刘泮溪、孙昌熙诸教授在华岗之后又把山东大学的鲁迅研究事业发扬光大。
在文学研究领域，华岗除开拓了对鲁迅的研究外，更重要的是他对文艺美学问题的深入探讨。
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学问题引起国内文艺界、美学界、学术界广泛重视，掀起了一场美学大讨论。华岗此时身陷狱中，但还能有机会读书看报，他密切关注铁窗之外的这场美学问题讨论，尤其注意这场讨论提出的诸多理论问题，并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写下自己的思考，撰成《美学论要》一书。在书中，华岗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首先综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美学问题上历来的斗争，然后从“美的客观性、自然性和社会性”、“现实美与艺术美”、“艺术的特征”、“艺术中的典型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宇宙观和艺术创作”、“文艺批评”以及“美学基础和理想”等方面，深入而详尽地阐述了他对美学诸问题的看法。
华岗首先对美的本质以及如何把握美的客观性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还就审美活动的特征和实质作了明确概括：第一，美是感性具体的，为人们的感官所能直接感受的；第二，美是富有表现力、富有内容和具有本质意义的；第三，美是始终表现由自然和社会所产生的人的内容。这些特征中的任何一个特征，就其单个本身来说，都不足以说明审美的实质，只有上述所有特征的总和才能说明(35)。华岗对美的这一概括和总结，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对反映论的坚定信念。
华岗认为，艺术美是对现实美的反映，在人的生活和自然界中，自然美无处不在，艺术作品对于美的描写和塑造，是客观自然美的再现和加工，如果客观上不存在自然美，那么这种反映和加工就根本不可能进行(36)。现实生活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基础和源泉，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如果离开了现实生活的丰富源泉，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实美经过艺术家反映、再现和塑造，就成为艺术作品和艺术美(37)。不仅如此，华岗还注意到，现实美和艺术美虽然都能引起人们的美感，但它们所引起人的美感的精神反应是有差别的。“艺术并不局限于美，它还反映和再现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因此，在艺术作品中，既有美好的东西，也有丑恶的东西，这就形成艺术作品中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也就是艺术作品中悲剧、喜剧、崇高和滑稽的现实基础。”艺术家把现实生活中丑恶的东西加以典型化和审美化之后，使之成为美的事物的对立面，形成批判丑和否定丑的强大力量，而这样做正是为了表现美和肯定美，这就是艺术作品的美学意义(38)。
在坚持文艺反映论的基础上，华岗对文艺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以及“悲剧”和“喜剧”等文艺样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华岗看来，坚持认识的内容决定认识的形式，这是解决艺术内容和形式问题的出发点(39)。在坚持这一前提的同时，华岗还指出，人们应当把反映同现实、同所反映的对象区别开来。艺术对于现实现象的再现，不是镜子般的死板反映，而是复杂曲折和矛盾发展的创造过程，其中包含着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观察和评价(40)。
悲剧和喜剧是美学的特性和范畴，也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两种重要样式。华岗认为，文艺作品中的悲剧、喜剧和悲喜剧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悲剧直接肯定美，喜剧间接肯定美(41)。人们所以爱好艺术中的悲剧，是因为它是现实生活中悲剧事件的反映和再现，而且更概括、更集中、更典型。而“真正具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悲剧艺术，不是以死亡和毁灭来威胁大家，不是叫人退却，不是叫人放弃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而是叫人把悲痛化为力量，为争取实现美好事物而奋斗(42)。
值得注意的是，《美学论要》设专题讨论文艺批评问题。在华岗看来，文艺批评是文化批评的一部分，首先必须服从整个文化批评的规律和原则，正确的文艺批评能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否则，只会阻碍其发展。华岗认为，正确的文艺批评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许他已觉察出，“胡风事件”冤案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没有正确处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华岗痛感正确对待二者关系的重要。他说，文艺批评有自己特殊的批评和教育方法，“思想只能说服，不能强加。文化批评，按其本质来说，应该是真理的说服工作，可是现实常常阻碍这种神圣的说服。这种阻碍当然会使真理及其坚持者遭受种种迫害，但是，想用野蛮暴力来消灭真理或歪曲真理，终究是一种徒然的努力”(43)。华岗明确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实践，而不是什么主观臆造的标尺，更不是什么统治者的‘圣旨’。利用政治权力强迫别人接受某种思想，或取缔和消灭异己思想，这是很不光彩的事情，也是毫无效果的蠢事。”(44)很明显，华岗对高层处理胡风文艺思想简单粗暴的方法是坚决反对的。正确的文艺批评，其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在他看来，应该是“文艺的政治内容和艺术形式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相互联系和相互渗透地构成艺术的统一体，抽去了其中的任何一方，他方即不能存在”。不过华岗也承认，“在政治和艺术的辩证关系中，政治内容和政治方向居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文艺的本质”。但他同时又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作品，无论政治性怎样强烈，也是没有力量的。”(45)
不仅如此，华岗还指出，科学的文艺批评，除“必须掌握文学艺术的特征和规律以及最基本的美学原理”外，还“必须具有伟大的胸怀，不仅要对作者负责，而且要对读者和社会负责”。文艺批评家“必须比艺术家和作家具备更多方面的社会知识、更有系统地对于社会生活的了解、更深刻地对于美学价值的判断能力，以便能够完成艺术家和作家为要实践自己的创作任务所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华岗强调：“文艺批评是严肃的论争和真理的说服工作，只能以论据和真理取胜，而辱骂、恐吓、造谣、诬陷等等则是荒谬和卑劣的行为。”(46)
华岗没有因自己在政治上被诬陷而影响独立思考，这在“文革”之前学术越来越迁就政治，最后沦为政治婢女的语境中，表现出了可贵的学术品格。从著述内容看，华岗提出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华岗在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史上“应该有他的一页”(47)。时至今日，山东大学仍是全国文艺学研究的重镇，良有以也。
华岗在史学和文学上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这也是他那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共同特点。而华岗所以能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问题，这是由于他本人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不仅如此，华岗还特别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探讨。华岗最先探讨的是历史哲学，其次则是一般哲学。
在抗战初期，为批判日本秋泽修二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错误观点，华岗撰成《社会发展史纲》一书，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了历史科学的诸多问题；第二章“人类的起源和进化”；从第三章至第七章，华岗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几个社会形态分别阐述。华岗以人类社会发展史观代替社会进化史观，系统阐述了自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看法。华著《社会发展史纲》是继蔡和森《社会进化史》(1924)、李达《现代社会学》(1926)、马哲民《社会进化史》和邓初民《社会进化史》(1931)等著作之后，第一部用“社会发展史”概念取代“社会进化史”概念的著作(48)。《社会发展史纲》表现了华岗对人类社会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哲学思考，它既是一部社会史著作，更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与此前不久出版的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一起成为当时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一把钥匙。
《社会发展史纲》出版于1940年，是当时的“生活书店”青年自学丛书之一，生活书店在出版这本书时，对其特点作了如下概括：“一、它肃清了过去国内所有社会发展史读本中的各种错误观点；二、它完整地叙述了人类历史上各种生产关系的基本形态，并且不是平面地一一叙述，而是从发展的一般叙述中，更论及中国历史发展具体形态，再加上作者的广博的知识与优美的文体，实为研习社会科学的读者的入门书。”(49)此书在当时的青年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在《社会发展史纲》“自序”中，作者认为：“历史科学是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有力工具。我们应该知道人类真正的历史，各国人民大众被奴役和解放的历史，应该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这对于鼓舞当时的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过去我们关于社会史一类的书籍太少，而且很多观点都是错误的：一是过去社会史都持进化史观；二是关于五种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形态的叙述，“到现在为止，国内所出的社会进化史或社会发展史，差不多都只讲到资本主义为止”，“把资本主义制以后的历史，完全抹煞了”；三是历史的一般法则是从许多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事实中，即从世界史之综合的现实过程中抽象出来的。但是，一般编译的社会史，大抵都很少谈到中国，有些虽然提到一下，但都不能把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史范围来观察，给以正当的评价。华岗撰此著作就是“想用正确的观点，对人类历史作一全面的分析，以图补救上述三种缺点”(50)。当然，由于战事紧张，缺乏撰写一部完整详细的社会发展史的必要条件，所以只能是一个“史纲”，但是《社会发展史纲》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观点都是非常可贵的。
其中，最值得珍视的，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强调。华岗一方面申述历史发展是“一般性与特殊性之辩证的统一”；另一方面，他更突出各个民族和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问题，这与以往片面强调历史发展的“一般性”有了明显变化。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论证中国历史的“合法则性”，片面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性和普遍规律，很少留意甚至根本抹煞中国历史、社会、国情的特殊性，在运用历史规律解释中国历史时，完全否认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的差别和不同(51)。华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尽管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在世界史上一般发展法则的基础上，渗透了独有的特殊性，特别是封建制时期比较长。我们的研究，应力避抽象的原理式的叙述，而要尽可能去发现活的历史的具体面貌”(52)。“我们应该从中国历史的本身，从中国历史与其周围邻近的民族的相互关系，乃至从它与世界历史的统一过程中，从正面反面和侧面去究明中国历史自己运动及其发展的规律性，发现出构成其发展动力之主导的及从属的诸契机，藉以窥探其现实的动向。”(53)华岗的这一努力，对扭转学术界长期以来片面强调“一般性”而忽视“特殊性”的观念和做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华岗重在思考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即历史唯物主义问题，1949年后，他则开始研究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即辩证唯物主义问题。
新中国的诞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为了适应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倾力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1949年9月《学习》杂志创刊，在创刊号上艾思奇发表了《从头学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方法》一文。1950年，毛泽东又明确指示，知识分子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在毛泽东的号召下，50年代初，全国上下很快就掀起了学习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高潮。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是当时学习的主要教材之一。在宣传学习中，艾思奇在北京，华岗在青岛同时上政治大课(54)，成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两大风景、两面旗帜。
华岗的政治大课虽然开在青岛山东大学，但却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在这些大课上，华岗从新的历史时代出发，结合新中国建设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理论用简明的语言阐释出来。他的这些哲学演讲由韩长经、王启新等人记录下来，发表在《新山大》和《文史哲》杂志上，其反响之大，可以说轰动一时。后来华岗又将这些演讲汇集成《辩证唯物论大纲》一书。
现在看来，《辩证唯物论大纲》一书，基本上是一部政治性宣传读物，但它的价值在于记录了华岗在这一时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而真正能够代表华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所达到的高度的著作则是他在狱中撰写的《规律论》。
《规律论》是华岗的遗著，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此著撰写于1962年。这是一部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哲学著作。50年代后期，思想理论界刮起唯心主义旋风，无限放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客观规律可有可无，甚至可以创造条件消灭(55)。主观主义思潮已经无法控制，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已被置诸脑后，结果导致严重社会灾难(56)。痛定思痛，60年代初，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教训，批评不顾客观规律，盲目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错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报告，从哲学上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认为是由于人们缺乏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号召全党，今后要下大力气调查它，研究它，在实践中逐步加深认识。华岗虽然身陷狱中，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十分关注，他响应号召，从哲学和方法论的高度思考“大跃进”以来，中共在制定方针、路线和政策时出现问题的原因。在《规律论》“导言”中，他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撰写此书的目的，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有人把法则(规律)同法律相混淆，有人把规律同原理、原则或规则相混淆，有人把定律同定理相混淆，也有人把仅仅属于自己主观愿望而在客观实际上未曾存在的东西当作规律，有人甚至认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规律和废除规律，如此等等。为了澄清这些分歧和克服这些不合理现象，有必要对规律问题进行一番较有系统的科学研究”(57)。从哲学上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救时补弊的意图非常明显。
全书以规律问题为中心，从不同方面详细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一系列相关问题，如规律的“本质”、“基本特征”、“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关系和作用”以及辩证唯物主义的几个基本规律等。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问题，华岗还设专题分析“社会发展规律的特征和创造性”。有学者说，华岗著“《规律论》是建国以来对规律的哲学思考最系统的一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20世纪60年代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规律的研究一个总结”(58)。
从总体上来看，作为一部优秀的哲学著作，《规律论》在以下几个方面达到了时代的高度：
第一，紧跟时代步伐，反思并力求回答现实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规律论》密切关注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关注执政党在这一建设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力求从思想路线上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为政策调整提供理论支持。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会出现“大跃进”，从根本上分析，是人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所致。华岗指出，如何认识和运用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制定纲领政策和正确指导实践活动的科学基础，“一切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想法和做法，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因而也就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只有严格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想法和做法，才符合于客观真理，才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华岗进而指出：“衡量任何一个改造社会和创造历史的纲领、政策和计划究竟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观现实所固有的社会发展规律。”(59)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例外，“社会主义计划化也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其他经济规律，特别是按劳分配规律、价值规律以及和它们相联系的经济范畴的利用上”(60)。
华岗的这些论断，对已经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单凭主观意志片面提高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冒险主义做法，无疑是一针清醒剂，但遗憾的是，华岗身处狱中，其观点不能为人所知。熊复在读华著《规律论》后深有感触地说：“华岗身处含冤莫伸的幽禁环境，但他的思想并没有离开我们党的事业，没有落后于我们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始终在为党取得的每一个成功而高兴，为党遭到的每一个挫折而忧心。”《规律论》体现的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的品格，此一品格“不会由于时光的流逝而减弱它的意义”(61)。
第二，将哲学理论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大量材料基础之上，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优秀哲学著作可贵的理论品质。在华岗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对具体科学的不断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即在于此。在《规律论》中，他引用大量自然科学相关知识，广泛涉及科学史、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方面的资料。“华岗同志这样做不是简单地为了丰富这部著作的内容，更不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知识，而是出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自然科学结合起来的自觉。”(62)华岗深信：“当代的自然科学正经历着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愈加深入地揭示和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自然科学中对于各种运动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及其进一步深化，乃是客观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规律的表现。”(63)将哲学研究扎根于自然科学基础上，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但是，长期以来，由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将主要精力集中于争取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胜利，对20世纪自然科学领域出现的新成果难以潜心研究；解放后，又由于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教条主义盛行，使得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远远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无法成为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华岗为改变这一现象，在《规律论》一书中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第三，捍卫真理，敢于冲破个人迷信的束缚。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左”的思想泛滥，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严重时期。执政党虽曾进行过纠“左”活动，但是，由于最高领导的指导思想并没有从“左”的路线上纠正过来，因此，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阶级斗争“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问题。这样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的错误思潮迅速膨胀，以至于把党内不同意见都被看作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华岗对这种人为制造矛盾的错误做法极为不满，但由于失去了公开发表意见的机会，他只能把自己的不满与抗争完全寓于《规律论》的具体行文之中。于是从哲学上关于“差别”与“矛盾”的关系入手，华岗逐层展开他的思想抗争。他说，为了推动事物或现象的进步发展，我们当然不应该掩饰矛盾，而应该揭露矛盾，并从客观矛盾运动本身去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与途径。但是，“如果客观事物或现象本身并不存在矛盾，或只有差别而这个差别并未发展成为矛盾，那就不应该无中生有地或捕风捉影地臆造矛盾”(64)。“差别和矛盾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有它们各自不同的含义，所以不能说差别就是矛盾，因为差别固然可能包含着矛盾或在一定的条件下引导到矛盾即转化成为矛盾，但并不是任何一个差别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如此。”(65)华岗强调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光荣是实事求是地去发现客观所存在的矛盾，并且按照矛盾本身的性质，采取正确的方式和方法去解决矛盾，而不是无中生有地臆造矛盾和随心所欲地去夸大矛盾。一切以臆造矛盾和夸大矛盾为业绩的思想和行为，都有可能甚至必然会造成严重的恶果。”(66)更为可贵的是，华岗还指出：“宇宙间有许多对立面的矛盾，并不是采取一方打倒另一方和一方消灭另一方的斗争方式来解决，而是长期甚至永远处于又矛盾又统一的运动过程中，这种又矛盾又统一的自动调整，就是该事物或现象的生命之所在，这种又矛盾又统一的运动过程一经停止，该事物或现象的生命也就结束。”(67)这是当时含冤莫伸的华岗在狱中为捍卫真理，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等错误做法所能作的最有力的抗争。在真理面前，在“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左”潮肆虐面前，华岗选择了真理，他像当年同王明“左”的思想作斗争一样，敢于冲破个人迷信的束缚，考虑的永远不是个人的安危。
诚如有学者所说，如果仅仅从纯粹哲学研究角度看，《规律论》“在今天是不难被我们的后起之秀超过的”(68)，但华岗的《规律论》是着眼于回答现实社会问题的，作为一部从哲学或方法论高度思考现实问题的著作，其价值却是当代和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其他一些纯粹哲学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华岗既是中共开国一代的职业革命家，又是集著名史学家、美学家和哲学家于一身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先驱，在上述各个领域的开拓中，华岗可以说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从更长远的学术史看，华岗的不朽可以说不在于他在文史哲各个领域的具体成果，而在于他与同时代的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们一道，共同缔造了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
这一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左翼范式笼罩文史哲各个领域。在历史研究领域，这一范式摒弃了过去人类社会是停滞的、循环的观念，在进化史观基础上形成了社会是进步的、发展的历史观念，相信“有生命的历史……是一趟过的，是一直向前进的，不容我们徘徊审顾的。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返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69)。从此以后，“社会发展”的观念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最基本的预设。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既是这一预设的产物，又为此后社会发展史研究掘开先河。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一范式坚信“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认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70)。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文艺反映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最基本的信念。从民主革命时期开始，当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为了“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深入生活，反映生活，把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经过反映、加工和塑造，形成观念形态上的文学艺术。此后，“革命文艺”、“大众文学”等无不是这种反映论的产物。在哲学研究领域，这一范式坚信客观规律普遍存在，注重探索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为规律是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及人的思维中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存在的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坚信历史是合规律发展，历史规律是历史过程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又制约人们的历史活动、决定历史基本进程的客观必然性，是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之间的本质联系；人不能创造和消灭规律，但可以发现和利用规律，违背规律必然要遭到规律的惩罚。
长期以来，在中国共产主义学术话语笼罩下，上述观念和思想，自然而然成为文学、史学、哲学三大领域的核心关注，而“社会发展史”、“反映论”、“规律”甚至成为各自学科的符号和象征。从中国现当代学术史看，马克思主义学术范式正是由这三大中心概念所构成。华岗的不朽，正在于他为锻造和诠释这三大概念付出了独特而又不懈的努力！
[附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孙宜山拟以《华岗史学研究》为题撰写学位论文。他给本文写作提供了资料支持，并参与了初稿的讨论工作。谨致谢忱！
注释：
①王学典：《华岗与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传统的形成》，《光明日报》2003年6月3日。
②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自序”，北京：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
③华岗：《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国大革命史》，北京：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第4页。
④赵俪生说：“1937年初清华共产党支部审查当时‘社联’、‘左联’、‘民先’的成员认为够了入党水平的人，每人发给两本小书，都是留声机钢针精心在蜡纸版上小字刻写印出的小册子，一曰《清算李立三路线》，一曰《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简本)》。这后一本的著者就是华岗。”《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⑤龚育之：《此心不与年俱老》，《光明日报》1999年1月11日。
⑥谈滨若：《征途漫漫忆明灯——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青岛日报》1983年11月29日。
⑦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56页。
⑧廖盖隆：《华岗著〈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重版前言》，《文史哲》1981年第5期。
⑨参见向阳：《华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⑩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增订本自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1年，第1页。
(11)以上引文参见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自序”，胶东新华书店，1945年，第1-4页。
(12)路遥：《中国近现代史的奠基之作——评华岗〈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第一、二卷)》，《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2004年第3期。
(13)向阳：《华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
(14)华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订正本题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15)华岗：《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页。
(16)华岗：《论五四运动与学术研究——为纪念五四运动23周年而作》，原载《群众》第7卷第8期，1942年5月1日，参见《华岗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3-104页。
(17)华岗：《五四运动史》，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96页。
(18)华岗：《论五四运动与学术研究》，原载《群众》第7卷第8期，1942年5月1日，转引自《华岗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19)向阳：《华岗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2页。
(20)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页。
(21)参见王学典：《从追求致用到向往求真——四十年代中后期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之一》，《史学月刊》1999年第1期。
(22)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2页。
(23)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24)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13页。
(25)《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30页。
(26)王学典：《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42页。
(27)高旭东：《华岗与鲁迅研究》，《战士·学者·校长：华岗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
(28)参见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3-46页。
(29)参见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73-120页。
(30)参见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120-150页。
(31)参见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153-193页。
(32)袁良骏：《当代鲁迅研究史》，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页。
(33)参见华岗：《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第195-228页。
(34)参见高旭东：《华岗与鲁迅研究》，《战士·学者·校长：华岗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84页。
(35)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页。
(36)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4页。
(37)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38)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4-77页。
(39)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9页。
(40)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1-132页。
(41)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6页。
(42)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24-225页。
(43)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49页。
(44)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45)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7页。
(46)华岗：《美学论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3-264页。
(47)参见周来祥、马龙潜：《华岗的美学思想》，《文史哲》1989年第4期。
(48)参见叶桂生、刘茂林：《华岗在历史学上的贡献》，《文史哲》1988年第5期。
(49)转引自叶桂生、刘茂林：《华岗在历史学上的贡献》，《文史哲》1988年第5期。
(50)华岗：《社会发展史纲》，武汉：生活书店，1940年，第1-3页。
(51)王学典：《从强调“一般”到侧重特殊——40年代后期中国历史学的动向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
(52)华岗：《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方法》，《学习生活》第2卷第2号，1940年。
(53)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页。
(54)参见赵俪生：《我和华岗校长的接触以及我对他的理解》，《战士·学者·校长：华岗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3页。
(55)《发挥上层建筑的力量，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理论战线》1958年第9期。
(56)参见杨春贵：《中国哲学四十年(1949-1989)》，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86-87页。
(57)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页。
(58)刘仲宇：《马克思主义规律论的重要成果——华岗〈规律论〉初探》，《战士·学者·校长：华岗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
(59)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36页。
(60)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66页。
(61)熊复：《时代的哲学思索——读华岗同志遗著〈规律论〉》，《人民日报》1982年6月4日。
(62)参见邢贲思：《规律论》“序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63)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64)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4页。
(65)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1-222页。
(66)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4页。
(67)华岗：《规律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42页。
(68)熊复：《时代的哲学思索——读华岗同志遗著〈规律论〉》，《人民日报》1982年6月4日。
(69)李守常：《史学要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34-135页。
(70)《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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