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的能力思想及其当代中国意义
——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分析
张艳涛，钟文静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蕴涵的能力思想，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的解放和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青年马克思将人的类能力和需要能力看作本质力量的重要构成部分，批判了异化劳动造成的人的类能力异化和人的尊严丧失，进而考察了资本增殖带来的需要能力异化和人与人的对立。透过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马克思揭示出现代社会财富积累在人的发展问题中的悖论。他提出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实现人对自身能力的全面占有和日益丰富，从而富人不是占有财富的人，而是具有内在丰富性的人。青年马克思的能力思想启示我们：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社会和谐有赖于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能力建设；在大国迈向强国关键期，改革开放应在更高水平上深化和扩展；只有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有效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
关键词： 马克思；能力；改革开放；人的本质；共同富裕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1]改革开放既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伟大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此开辟和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现实道路。伟大事业需要先进的理论引领，伟大事业又催生和检验着先进的理论。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使人们冲破思想牢笼，真正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人们开始反思曾经被压抑的人的尊严、价值和能力。《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改革开放初期人的解放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现阶段，从能力视角出发，重新挖掘马克思对人的本质、人的发展和共产主义的阐述，有利于在更高水平上推进改革开放和人的现代化，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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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主体压抑到主体意识的觉醒：人对自身能力的倚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并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鼓励创新等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此同时，在思想理论界，人们重新思考一度被误判为“资产阶级世界观”“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呼吁人的解放，人的理想、尊严和价值，进而掀起了“人本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思想大讨论。“而人们以前未看到过的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译本的公开出版(1979年)，则为之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2]学者们从《手稿》中挖掘出人的自由自觉的劳动、人的需要、人的主体性、人的尊严、人的类意识甚至人的感觉等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人们全面的能力，推动着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前进。
现代化是中国未竟的事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3]，而人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是人的全面能力的现代化。马克思在《手稿》中，曾使用丰富的词汇来指代人的“能力”(Talent，Energie，Anlagen und Fähigkeit，Vermögen)，并用人的能力来表征和解释人的“本质力量”[4]，即将人的能力的实现看作本质力量的主要构成要素。
马克思在“笔记本Ⅰ”探讨了人的类能力。受费尔巴哈的影响，马克思将人看作“类存在物”。但与费尔巴哈从人的“类意识”理解人的本质不同，马克思从“人的活动”角度指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5]动物生命活动的性质就是它本身的存在，它的能力是天然存在且固定的。而人作为“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6]，在有目的有意识的劳动中展现人类特有的意志力、学习能力和创造力。换句话说，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活动彰显了人类的种属能力，从而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类能力。类能力是人将自然界转化为自身无机的身体的主体资质。同时，类能力的实现还需要人根据对象的性质作用于对象并占有对象。马克思充分认可这样的占有所包含的自然本原性和人的受动性，但是他更关心占有的能动方面。因为人只有实现自己的类能力，并把世界变成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才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7]。
[2]杨学功：《从真理标准讨论到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人的能力是主体本质力量的外化，能力通过主体的对象性活动得以实现和确证，因此能力视角蕴涵着“自我实现”的思想。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和需要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与使命。所谓唯物史观的能力视角意指，以往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把握往往从“一般规律”的视角来切入，忽视或轻视人的能力问题，对能力维度和主体角度关心和关注得不够，因此有必要从人的类能力、集体能力和个人能力的统一中精准理解和把握唯物史观。透过能力视角，有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实现，也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
异化劳动造成人的类能力和人的尊严的丧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象化本质力量的外化和占有之间的循环被打断”[9]，致使外化劳动转变为异化劳动，亦即劳动及其产物与劳动者彼此对立、相互排斥。而恰恰是异化劳动造就了“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这一现代私有财产形式。对丧失私有财产的工人来说，他创造的财富越多，自身越没有价值。马克思把这种状态看作异化劳动的规定之一：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由此导致工人的活动使自己受动，他的体力和智力转过来反对他，亦即异化劳动的规定之二：工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相异化。但是，工人为了维持个人生存不得不从事劳动，这样的劳动不再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而只是谋生活动。他作为“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0]。这是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在谋生劳动中，工人应有的成就感、价值感和幸福感荡然无存，相反，他时刻感到被强制、不自在、不舒畅。他已经无法通过劳动来确证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而只有在运用吃、喝、生殖等动物性机能时，才觉得自己是在自由活动。可以说，丧失了类能力的人同时也失去了尊严和价值，发生了自我异化：他不是原本意义上的“人”，而与动物无异。
马克思从未脱离人与人的关系来讲人的类能力的丧失和自我异化，因为人对自身的关系必须借助对他人的关系才能现实化。在马克思看来，工人被迫的、不自由的劳动活动必然是受他人支配的、为他人服务的，因而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出异己的劳动活动和劳动产品，“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11]。这个“不生产的人”就是资本家。这就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第四个规定：人同人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其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造成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全面的对抗关系，而且也造成了工人与工人之间的竞争关系。质言之，人同人相异化是拜资本所赐。马克思在“笔记本III”的“私有财产和需要”部分对需要能力异化的剖析，向我们显示了这种对立的原因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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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自我增殖导致需要能力异化和人与人的对立。资本的扩张本性促使资本家将人的需要看作谋利的对象，他们编造出“非人的、精致的、非自然的和幻想出来的欲望”[12]，来制造或刺激消费者麻木不仁的需要，进而从消费者需要的满足中获利。消费者为了满足这些虚假需要，既要受制于交换的媒介——货币，又要欺骗和掠夺他人的货币。结果便是需要能力异化：需要的产生不依赖于主体的内在追求，需要能否实现也与主体意识和个人能力无关，只与货币的多少有关。货币成了“人类的外化的能力”，成了人“真正的创造力”和“有效的、真正的本领”。[13]马克思在《穆勒评注》中将这一现象描述为：“我同你的社会关系，我为你的需要所进行的劳动只不过是假象，我们的相互补充，也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14]由此可见，需要能力的异化与人们交往关系的异化是相伴而生的。
马克思特别强调，需要能力异化在工人那里表现为需要的粗鄙化和工具化。马克思从工人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出发，批判国民经济学家用自相矛盾的标准衡量工人的需要。一方面，他们将尽可能贫困的生活状态当作普遍的标准(因为这适用于大多数人)，从而“工人的任何奢侈在他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而一切超出最抽象的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被动的享受或能动的表现——在他看来都是奢侈”[15]。另一方面，在他们眼里工人也是消费者，进而工人的需要也是他们获利的对象。资本家既可以从工人衣食、住房等基本生存需要中获利，甚至“工人的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的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赢利来源。伦敦的地下室住所给房产主带来的收入比宫殿带来的更多”[16]。资本家还从堕落工人的恶习中抽取利息。可以说，无论在劳动中还是劳动空余时间里，工人都是资本家逐利的工具和剥削的对象。
虽然马克思批判异化劳动及其结果——私有财产，但是并没有全面否定它们，而是将之作为实现每个人能力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手稿》中，马克思明确地把人的本质和能力的充分发展和自由的实现作为共产主义的实质和目的，而把异化劳动及其结果私有财产的扬弃作为其必要的手段和前提。”[17]马克思认为，现代私有财产是人占有对象的一种必然方式，只是这种方式是愚蠢而片面的：只有当一个对象对人来说是资本，或者只有它被人拥有和消耗时，才是属人的。由此，只有扬弃私有财产，才能建立“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18]，进而克服人的类能力和需要能力的异化状态，实现人对自身能力的全面占有和丰富。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在发展过程中走向自身否定的现实环节，即私有财产和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经过共产主义运动，扬弃了自我异化的新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19]。对这些“真正的人”来说，财产不再是赤裸裸的有用性，而是一种“内在的丰富”，富人不是占有更多财富的人，而是自身具备丰富能力的人。至此，人的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之间的矛盾得以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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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马克思对人的类能力和需要能力异化的批判，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的健康、尊严、幸福和自由的侵害，从而表明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与个人之间是对立的。正如麦卡锡所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之所以建构起来不是要压盖和异化个体，而是允诺个体去实现其理性、自由和个体潜能”[20]。让每个社会成员获得实现自身潜能的机会，进而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在诉求，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践行的政治承诺。
二、人的发展尺度对资本尺度的超越：唯物史观的能力视角
马克思借助对异化劳动和资本增殖本性的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病症之一是个体能力全面异化导致个人价值失落。在他看来，国民经济学家只注重劳动创造财富的经济事实，而无视劳动者类能力和需要能力的实现，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尊严感和价值感。
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深刻分析，充分借用了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哲学基础。一方面，在《手稿》“序言”的开始，马克思就指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21]虽然马克思在人的生命活动中谈论人的类特性，但当他把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能力看作人的类能力时，并不是指任何一种具体的能力，而是从人的抽象类本质中推演出来的能力范畴。另一方面，马克思在物质生产劳动中发现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人的类本质，力求超越黑格尔“主体-客体”同一的绝对精神。但是，当用人的类本质和现实的、异化了的人相对比，用人的本质力量和类能力同异化了的劳动和能力相对比时，“在他看来，私有财产所以应该遭到扬弃，并不是因为它和历史发展的规律相矛盾，而是因为它和人的本质相矛盾”[22]。这使得马克思在描绘未来社会时同费尔巴哈一样带有空想色彩，从而“真正的人”“真正的个人财产”“真正的生产”都是脱离现实社会关系的理想追求。
公式（1）中γ0表示截距，γ1表示虚拟变量系数，γ2表示稳健性对“好消息”的反应速度，γ3表示内部控制评价主体的系数，γ4表示稳健性对“坏消息”的反应速度，γ7表示γ4与γ2的差值，DRt表示虚拟变量，Rt表示公司在t会计年度的股票回报率，ε表示随机扰动项。
再次审视“笔记本Ⅰ”，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的根本目的是要揭开资本的秘密——“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23]。同时，在“笔记本Ⅰ”的最后部分，马克思似乎已经觉察异化劳动的理论困境，从而打算解决两个任务：(1)从私有财产与真正人的财产的关系说明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在这里，“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而外化表现为占有，异化表现为真正得到公民权”[24]。根据望月清司和韩立新的理解，马克思的意思是人对对象的占有(亦即将对象转化为“为我之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化。而对于对象来说，这一占有的代价之一就是自身的异化。对象化的完成一方面是人向自身的复归和自我享受，另一方面人又必须把自己的所有物转让给他人(外化)才能获取公民权。通过这一转让，私有财产也就成了社会性财产，进而获得了普遍本质。[25]第一个任务不但呼应了“笔记本Ⅰ”的写作目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将异化劳动推向了商品交换领域，从而为后期政治经济学研究埋下了伏笔。(2)从人类发展进程中研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起源。马克思认为，人对对象的占有是财产的基础，进而财产也是理解人同对象世界的关系的范畴。于是，私有财产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学概念，同时也具有了哲学内涵。“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26]第二个任务表明，马克思与人道主义前辈的主要区别是主张通过现实的经济和社会变革来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做法为科学实践概念的产生和唯物史观的发现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手稿》虽然还是一部不太成熟的著作，但《手稿》的写作时期也是马克思向新世界观转变不可逾越的阶段。《手稿》虽然贯穿了人本主义的哲学逻辑，但也始终隐含着私有制批判的客观逻辑，它是马克思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向科学社会主义者、从人道主义历史观向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人道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过渡的代表性著作。“其实，马克思在1845年以后就弃用了作为理论体系的人道主义哲学，然而，作为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异化思维和自主思维却被延续下来。”[27]从思考方式和价值判断角度来看，马克思透过“人与物”的关系把握到“人与人”的关系，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洞察到资本主义的本质，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社会财富的增长以牺牲个人的平等发展、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为代价。在马克思那里，这一趋向源自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生性矛盾，即资本与劳动的矛盾关系。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是理解现代社会的一把钥匙。恩格斯曾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28]在《手稿》中马克思从经济关系审视资本时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29]马克思对资本的界定表明资本的产生依赖于人的能力，尤其是劳动能力的积累。后来，他在《资本论》中对这一主张进行了更清晰的描述：“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30]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能力的买卖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反过来，资本推动经济发展也为人的劳动能力提升创造了客观资料和条件。但是，资本的增殖本性注定它是一种无视人的需要和发展的支配力量。它借助机器、分工、世界市场等媒介壮大自己的过程，同时也是挤压人的发展空间、妨碍人的能力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这就是所谓的资本扩张在人的能力发展上的悖论，即“资本扩张一方面必须以人的发展空间为前提，同时也在扩张过程中不断吞噬人的发展空间，最后使人和社会失去发展空间而处于危机状态”[31]。这一悖论预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81页。
一般来说，企业管理信息化指的是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手段，从而对企业实施信息化管理。企业在开展信息化管理的过程中，一般会涉及诸多环节，并充分运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构建一个高效、完善的信息网络系统，整合以及集成企业的信息流、物流、工作流以及资金流，不断提升企业管理的水平以及效率，并优化配置企业的各类资源，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实现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企业信息化管理主要覆盖了三个不同的方面。通常，上述企业信息化管理的三个方面之间存在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相互制约却又相互融合。在企业战略管理当中，企业管理信息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有助于企业取得更好的未来发展。
诚然，在社会财富积累过程中，贫富差距、教育公平、区域发展差异等问题日益凸显。面对这些问题，粗陋的共产主义主张完全平等，“它想把不能被所有的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它想用强制的方法把才能等等抛弃”[34]。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无视个人能力差异且试图将私有财产普遍化的做法不可能解决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甚至有嫉妒富人的低级平均主义之嫌。究其根本，粗陋的共产主义仍然将追求外在财富看作人生存和发展的唯一目的。如前所述，马克思认识到财富(货币)是人外化的能力，它对人的能力实现和需要满足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但是，富人不仅仅是拥有财富的人，更主要的是具有丰富能力和全面需要的人。由此，按照马克思的能力思想，只有打破原子式个人发展模式和低级平均主义，并将社会财富积累建立在“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5]前提之上，才能真正实现每个社会成员在物质财富和内在能力上的共同增长。 综上可见，由“劳动-资本”对立所导致的“无产-有产”和“贫困-富裕”对立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对立关系。要破除这种对立，就要进行“结构性”变革，而变革的方向就是实现人的发展尺度对资本尺度的超越，不是资本奴役劳动控制社会，而是劳动驾驭资本造福社会。实践证明，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够防止“市场失灵”和“资本逻辑”的过度主导，从而在充分利用资本力量的同时有效克服资本扩张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
三、青年马克思能力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
[4]鲁克俭：《唯物史观“历史性”观念的引入——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异化”概念新解》,《哲学动态》2015年第6期。
启示一：中国发展的关键在人，核心在人的能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有助于改变“重物轻人”的发展观念。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防止出现“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和“单向度的人”的效应，“资本”必须服务于“劳动”，“活的生命”决不可以服从“死的财富”。“马克思将自由全面地发展自身能力视为一切人的主要职责、使命和任务，人类的发展主要且根本表现在每个人能力的自由全面发展和正确发挥。”[36]可见，解放生产力关键是解放人，激活人的能力；发展生产力关键是发展人，提升人的能力。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表现在外在的生产工具的改进与革新，更重要的是内在主体能力的发展和发挥以及个人的能力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对社会全面生产的促进。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掌握科学技术的人才是第一生产力的核心。邓小平在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同时也指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37]如果说，在传统农业时代生产力的发展更多依赖人的体力与经验，那么，在科学技术成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才是生产力进步的深层动力。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正是为了保障能力相当的市场主体都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从而激发人们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关系的丰富，最终都要聚焦为每个人能力的提高和丰富需要的满足。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是因为它能为主体能力的自我实现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和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使人类能力的实现既符合客观规律又符合人性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既是现代化的实现过程，也是人的素质现代化和建构现代心灵秩序的过程。
启示二：国家富强和文明要注重能力建设。面对问题一些人往往“无能为力”，常常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要克服“能力恐慌”关键是注重能力建设，提升能力素质。从毛泽东提出的“能力恐慌”、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江泽民提出的“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和能力建设”、胡锦涛提出的“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到习近平提出的“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都表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能力和执政能力问题。反思近代西方的崛起，主要就在于它有能力促进个人的建设性的自我利益，以及解放每个人的能力并利用这些能力去达到集体目的。这启发我们，“国家的富强只有通过解放个人的活力和能力(这里特别是指经济上的)才能达到”[38]。21世纪初的“能力本位理论”，在经济发展上注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政治发展上注重提高执政能力，在文化发展上主张确立“能力本位”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发展上倡导提高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在个人发展上注重能力的培养和开发，其根本目的就是全面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中国要由“大国”迈向“强国”，就必须全面注重能力建设。
启示三：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重视个体间能力以及需要的差异，真正实现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能力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是现实的个人从事一切活动的内在依据，也是人生存和发展的可靠基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由大国迈向强国。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与世界关系实现了历史性变革，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紧密相连。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做出的战略抉择，回应了各方面对中国开放的关切，打消了一些人对“中国开放步伐是否放缓”的疑虑，向世界表明了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过去40年中国发展和“富起来”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强起来”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为此，我们要顺应历史和时代大势，保持战略定力，适应并引领好经济全球化，努力消解其负面影响，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启示四：把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有效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在理论上与实践中，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强资本弱劳动”格局，在劳-资关系上，不仅要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而且还要决定“为谁生产”和“如何分配”。对于国家而言，不仅要注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要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对于改革方向，既要往有利于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从制度上改变劳动者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其实，“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发达的生产力，就是所有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充分发挥；在财富创造上，个人的能力是创造财富的真正的活的源泉；在财富创造中，通过人的能力的发展和提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提升创造财富的速度；在财富分配上，实行每个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39]。改革开放就是要发掘中国人的巨大潜能，开发并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强国”与“富民”的统一。如今，创新型人才成为财富增长的关键，党和国家应鼓励每个人充分正确发挥自身能力，逐步营造自我实现和社会价值相统一的“奋斗精神”和“财富文化”。
汤水少的菜肴应当放在上面，汤水多的应放在下面，这样放置的目的是为了拿取方便，不易造成烫伤事故；颜色浅的菜肴应当放在上面，颜色较深的菜肴应当放在下面，这样放置的目的是当上面菜肴的汤汁溢出时，不至于影响下面菜肴的颜色；不易熟的菜肴应当放在上面，易熟的应当放在下面，因为热气向上，上层蒸气的热量要高于下层。
社会心理学已经证实，当决策者行动时，常常会考虑他人的判断和行为，即使知道其他人是一种从众行为，理性的人也会参与其中并采取类似的行为。如果脱离了大多数，会让人产生不安全感，尤其是对自己缺乏自信的时候，这种心理效应会更加显著，即从众心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创造了“中国奇迹”，同时也出现了“成长中的烦恼”，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日益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判断是对人民需要变化的敏锐把握，是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自觉贯彻，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40]。影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全面发展需要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如果说不平衡的发展是一种结构失衡的状态，那么不充分的发展则是一种不足的量的积累状态。在新时代，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应当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突出问题，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当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我们要以改革创新精神为指引，将改革进行到底。正是由于改革开放把中国推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中国才日益步入马克思的“问题域”，中国人由此获得了理解和阐明马克思思想的必要社会条件与历史方位。今天，中国人需要重新解读马克思，中国社会也需要从马克思那里汲取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价值原则。如果说“改革”提供的是人的能力素质现代化的“内部动力”，那么“开放”提供的则是人的能力素质现代化的“外部动力”。通过改革开放进行制度优化，既可以激发社会活力为人的发展提供机会，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从而为人的发展提供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和在更高水平上扩大开放正是为了从根本上破除束缚中国人能力发展和发挥的种种不合时宜的制度、体制和机制障碍，为中国人的能力素质提升创设制度、体制和机制条件。
注释：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5][6][7][8][10][11][12][13][15][16][18][19][21][23][24][26][29][32][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210、189、191、163、165、224、246、226、229、167、192、112、129、168、168、130、236、183页。
马克思在“笔记本III”中论述了人的需要能力。在马克思看来，需要的满足不但受对象的制约，而且受到主体需要能力的限制。因为“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8]。人在社会活动中借助各种感官和感觉(如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满足自身需要，进而实现对对象的占有。由此，人的需要能力的实现也是人的现实化。但是，马克思认为囿于粗陋需要的感觉的意义十分有限，如饥饿的人为了饱腹而忽视进食活动的品质和食物本身的质量、忧心忡忡的人无视美丽的景色、追逐矿物商业价值的商人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人只有在需要的满足中获得全面而深刻的感觉，才能够在对象中肯定自己。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94页。
青年马克思能力思想对当代中国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一部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中国人能力发展和发挥的历史：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和解放人，核心是解决社会活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活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发，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此而论，改革开放既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中国一次“伟大的变革”，它使中国逐渐赶上时代进而引领时代。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这是伟大的历史赶超。概括起来，青年马克思能力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以下启示。
2岁以上且发生高热，可以使用布洛芬。布洛芬退热相对平稳而持久，控制体温的时间可以持续6～8小时；对39℃以上高热的效果较对乙酰氨基酚更强，退高热的效果可以维持4～6小时；副作用相对较少，主要是轻度的胃肠道反应和转氨酶升高，偶可影响到凝血功能，在脱水、血容量低、心输出量低的情况下，偶可发生可逆的肾功能损害；过量服用可能会发生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和癫痫发作等情况。
二级质量控制(大科)以护理质量敏感指标监测为主线。各指标具体监测方法为：甄选一批护士作为质量控制员，每名质量控制员负责监测2项或3项指标；每项指标每季度定期监测1次，不同纬度指标所定监测日期不同，如每季度第1个月监测15项“安全及消毒隔离敏感指标”，第2个月监测9项“护理记录及评估敏感指标”，第3个月监测12项“医嘱执行及服务流程敏感指标”，以后每季度依次循环(3项输血专项敏感指标归输血质量专项检查)。每项指标每次监测时均需在各科室抽取2例病人作为追踪对象，质量控制员按指标定义、数据来源及采集方法、相关说明等调查。各二级指标中，每1项指标中存在1处内容不合格，计为1处质量问题，扣1分。
[9]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74页。
如果要走出一条新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正确处理人的能力发展与社会财富积累的关系，建构一种和谐的资本与劳动关系。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每个人在追求个人财富和利益的同时，必定在客观上为他人利益服务，以实现普遍利益。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是市民社会，在那里，人与人互为手段，“个人只为别人而存在，别人也只为他而存在”[32]。于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事实是：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妨碍他人利益的实现，为他人服务实际上是在与他人竞争。市场作为人与人竞争的主要场域，发挥着配置资源和分配社会财富的关键作用。市场经济一方面为个人能力的发挥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平台，另一方面也遵循优胜劣汰、用进废退的竞争规则，从不同情弱者的眼泪。“这种残酷性使竞争者必须充分发挥其创造能力，否则便无立足之地。所以，市场经济在这个意义是一种能力竞争经济，市场竞争是一种能力竞争。”[33]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财富的初次分配，但我们不应忽视“市场失灵”的严重后果，毕竟市场不是万能的。财富的分配经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后，还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必要的调节。
[17]侯才：《马克思的自由观：自主活动——重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8期。
[20]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8页。
[22]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2页。
传统民居元素的应用、重构，是为了利于陶瓷作品理念的塑造。传统民居元素的重构手法多元，可以围绕陶瓷艺术设计的主题、造型等，合理选择打散与再造、分解与转换等重构手法。分解与转换方法，实质分解传统民居元素，将某个元素转换构造呈新的表现形式，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应当更具备是现代人们审美需求，以及现代装饰审美特征，如果这两点条件不能具备，那么元素分散与转换将毫无意义。打散与再造方法，是指分散传统民居元素后，利用新的形式将其拼合，突显元素的再生性。夸张与变形方法，是指将元素局部、整体进行变形，确保陶瓷作品表现力的同时，实现了传统居民元素的创新性应用。
[25]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研究》,《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
[27]张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道主义问题》,《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5期。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30]《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5页。
[31]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16页。
[33]韩庆祥：《能力本位》,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第31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当然，这些成绩也在财报中有所显现。其第二季度财报显示，拓展海外市场和新市场带动营业利润增长129.3%。实际上，2017年以来，像爱茉莉太平洋这般积极拓展海外市场的韩妆品牌不胜枚举。
[36]张瑶、张艳涛：《论马克思的能力观》,《理论与现代化》2018年第2期。
[3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8页。
[38]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9页。
（1）初剪。先反复观看视频，把抖动的、镜头之间的连接部分、不需要的视频镜头全部剔除，凡是可以使用的镜头都尽可能保留，并注明从几分几秒到几分几秒对应哪些解说词。然后按照脚本，把视频、语音编辑好。
[39]张艳涛、张瑶：《能力正义：现代正义观的合理内核》,《宁夏党校学报》2018年第1期。
假设网络中每个节点的测量噪声{vk,i}和输入矢量{uk,i}是相互独立的,则可以得到且有以下给出了加权最大似然估计问题(等价于加权最小二乘估计问题)的解:
[40]张艳涛、钟文静：《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哲学基础》,《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2期。
Young Marx ’s Capacity for Thought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Contemporary China :An Analysis Based o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ZHANG Yan-tao，ZHONG Wen-jing
(School of Marxism,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 The capacity for thought contained in the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has been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resource for human eman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Marx regarded species-property and needs-ability as important components of essential power, and criticized the estrangement of human capacity and the loss of human dignity caused by estranged labor. By expou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Marx revealed the paradox of the accumulation of wealth in modern society in human development. He proposed realizing the full possession and enrichment of people’s own capacity through the communist movement, so that the rich would not be those who possessed wealth, but those who had inherent richness. Young Marx’s capacity for thought enlightens us, affirming that the country’s prosperity,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social harmony depen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resources. In the critical transition of China from a large country to a strong power, reform and opening-up should be deepened and expanded at a higher level. Only by transforming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can we effectively eradicate poverty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 Marx, capacity, reform and opening-up, human essence, common prosperity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6-0001-08
收稿日期： 2019-06-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全球视野下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与中国话语权提升研究”(16BKS09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社会批判理论新进展”(20720181096)
作者简介： 张艳涛，男，黑龙江庆安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钟文静，女，山东潍坊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蔡永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