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北京宗教文化的五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北京论文,宗教论文,特征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 928.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4917(2006)03-0029-04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一种社会现象。宗教文化是通过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美术音乐等形式来表现宗教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吴云贵教授对什么是宗教文化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宗教文化大体上也可以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次，寺院、教堂、圣像、圣书、圣地等宗教器物是宗教意识的物化形态，它们必将长久存在下去，从而为未来的宗教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宗教制度是宗教意识的结构化、体制化，只要有人信教就必然还会有宗教组织，发挥其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宗教制度文化及宗教信仰的观念形态体系，是宗教文化的核心，也是区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根本标志。由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并不是绝然排拒的关系，也还有互相渗透、互相吸纳的一面，因而宗教文化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艺术、伦理等诸多领域。”[1] 在人类的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宗教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在全部文化中努力扩张自己的影响，并且积淀在民族内部，成为民族的精华，构成了各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北京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是举世闻名的千年古都，汇聚着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承，形成了多元文化体系。从宗教文化方面来讲，北京宗教文化与中外著名城市相比，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从城市学的角度来看：宗教文化是城市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了解北京宗教文化，就不可能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北京城市文化与历史。
从北京宗教文化的特征来看，主要表现在历史传承性、吸纳包容性、多元共存性、中心引领性、民众民俗性等5个方面。
1 历史传承性
北京是人类的发源地和中国宗教与文化的萌发地之一。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目前已知的中国最早的宗教遗迹，是北京山顶洞人的墓葬。山顶洞人处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正在从原始人群走向母系氏族社会，距今约一万八千年。”[2] 16从山顶洞人时期起，宗教观念就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从古至今，不但原始宗教、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在北京地区繁衍、传播与发展，而且外来的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各个派别亦相继在北京地区传布与发展。
道教自东汉产生后，就开始在北京地区流传。当时北京地区属幽州，是太平道活动的主要区域。北魏统治时期以道教为国教，始建于唐朝的天长观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北京地区第一座道观。金元明清时期，道教在北京地区有着很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道教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北京的白云观，是中国道教协会的驻地。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起源于古印度，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从东晋十六国时起，佛教传入北京地区。北京是五朝帝都、先后经历了34位皇帝。出于政治与信仰的需要，历朝帝王大多推崇佛教，京城敕建的寺庙比比皆是。北京的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学会的驻地。基督教从唐朝至明末清初曾三度传入中国，但都未能在中国取得长足的发展。直到鸦片战争后，基督教传教士与殖民者同船相伴而来，靠着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才得以在中国和北京传播。随着基督教在北京的传播，北京基督教文化逐步融入北京历史文化中。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宋辽时期北京伊斯兰教初步形成。元明清时期，北京伊斯兰教文化体系形成。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的驻地就设在北京。
原始宗教、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北京长期的演进中，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清晰的发展脉络，并且有自己演进历程和规律。因此，历史传承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首要特征。
2 吸纳包容性
尽管中华民族富有包容的精神，但是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也有一个与本土文化相适应的过程。今天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与文化，并非一下子就融入到中国本土文化之中。如佛教在中国的传布过程中，与儒教和道教的理论冲突始终不断，而且彼此争论和斗争的非常激烈。自晋至唐五代，在中国北方地区就先后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即所谓“三武一宗法难”。其实佛教在中国传布过程中的这几次法难，就是佛教不断地与中国本土文化相适应的、融入的一个过程。无论中国某些封建统治者出于怎样的目的，大规模地去“灭佛”，去阻止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但是在其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中，封建统治者和佛教传播者都不能无视对方存在的价值。从中国历史来看，佛教与文化在这些“灭佛”运动中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在每次“发难”之后都得到更大规模的发展。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当冲突超出理论争辩的范围时，就表现为政治上的限佛、灭佛和兴佛的运动。”[2] 455佛教与中国的儒教、道教“三教冲突的结果是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在碰撞中各自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三教冲突的过程也是三教融合的过程”[2] 461。从佛教在中国所遭遇的这几次法难来看，都没有波及到北京地区，所以北京地区在佛教的法难中，反而成为佛教的“避风港”。佛教在中国遭遇法难之际，也正是北京佛教不断发展的契机。
同样，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也是几经波折。基督教在唐朝和元朝时期的传布，并未能在中国取得长期的发展。基督教在明末清初的第三次传入，虽然在中国建堂宣教事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且步入了中国上层社会，但是一场危机正在酝酿之中。这场危机一方面来自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抵制，另一方面主要是来自基督教内部耶稣会与多明多我会和方济各会对利玛窦传教方式的争论。这场西方教会内部的争执终于引发了罗马教廷和清朝政府的直接对峙——“礼仪之争”，从而导致了清王朝康熙皇帝对基督教态度骤然的变化。直到近代时期，基督教才在中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北京基督教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也有一个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过程，也经过了一个彼此吸纳与融合的过程。
由于伊斯兰教在北京传播的过程中努力地与本土文化相适应，并且只在本民族中传播的自身的特点，故没有发生过像佛教所遇到的“法难”和基督教与中国政府直接对抗的“礼仪之争”这样的危机。由于中华民族富有包容精神，所以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同化力的包容与影响下，逐步实现了外来宗教的本土化，并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与北京传统宗教的碰撞与吸纳中，逐渐融入北京历史文化中，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吸纳包容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特点之一。
3 多元共存性
北京宗教文化的多元共存性的特征，早在元朝时期已经基本确立。“蒙古贵族在宗教信仰上实行承认现状和兼容并包的政策，对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其他信仰都给予宽容，形成元代宗教文化多元并存、同时发展的局面。”[2] 696今天，北京依然是多种宗教共同发展的所在地。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新教在北京都有信众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北京现有宗教活动场所达100多处，拥有宗教信仰者50多万，以2000年北京市人口1356.9万左右计算，宗教信仰者约占4％。从北京现存的宗教活动场所来看，每一个宗教活动场所就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既是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又是宗教教职人员修持、生活、传教的处所。与此同时，不同的宗教文化也随之形成。
北京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大舞台，从北京宗教文化来讲亦是丰富多彩的。北京人有自己传统的信仰，有出自本土的道教，还有由国外传入的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五大不同的宗教长期以来和谐共处、相互宽容沟通，是北京宗教和谐共存与发展的特性。但是在多样性中也有同一性。那就是信教与不信教的民众，信仰不同宗教的信众，在尊重各宗教信仰的同时，共同为构建一个既有特殊性，又有共性；既有多样性，也有同一性的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和而不同”的和谐社会而达成共识。由于北京是多种宗教共同的所在，其文化也凸现出多元性。北京不仅有本土的道教文化、而且也有已经融入北京历史文化中的佛教文化、天主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这些不同宗教的文化，长期以来在北京荣辱与共、共同发展，形成了多元共存性的特点。
4 中心引领性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且也是国际化的大都市。从宗教文化方面来讲，其地位亦相当重要。有鉴于首都北京的特殊地位，北京宗教文化的首要特征就是它强烈的中心引领性。宗教是没有国籍的，但是宗教的神职人员是有国籍的，宗教文化是有区域特征的。从北京来看，中国五大宗教团体除基督新教外都设在北京，各大宗教在北京都建有自己宗教活动的场所，都有自己传承的文化。北京不仅是佛教文化的中心，道教文化的中心，伊斯兰教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天主教文化的中心。北京宗教文化内涵深厚，而且具有皇家气派。北京宗教文化的现状、发展走向，都会对全国各地宗教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北京宗教文化中心引领性这一局面的形成，是有其历史传承性的。
早在元朝统治时期，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元大都就是国际化的大都市。由于元朝政府对各大宗教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所以当时的北京地区是佛教、景教、天主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教等宗教与文化发展的中心。明朝统治时期，虽然“明王朝在政治上是高度专制，但在文化上却能包容，宗教上实行多教并奖的政策”[2] 749。所以在有明一代，北京宗教文化的中心引领地位并没有改变，而且这一局面还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据文献记载：当时北京“全城内外的寺、庵、宫、观、庙、堂、祠共有千余座，……西山风景优美的地方以及环城百里敕建的寺庙、香火墓地比比皆是”[3]。在北京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建庙建堂建寺亦蔚然成风。1644年(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清顺治皇帝入关后，清王朝一统天下。在宗教问题上，清朝政府不但沿袭了明朝的宗教政策，推崇佛教和道教，而且还进一步完备了国家宗教祀典。对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亦承认其合法地位。因此，清代北京宗教文化的中心引领地位并没有改变。从这点来看，北京宗教文化所处的地位与影响，是全国其他任何城市和地区无法比拟的。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全国的首善之区的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且仍然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目中，北京的宗教与文化，就是中国的宗教与文化，北京自然成为展示中国宗教与文化的窗口。北京作为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留下了众多的文物古迹。北京宗教文物遗存在全国宗教中，其种类之全、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湛、保存之完美、文化内涵之丰富，是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北京宗教集中国数千年宗教发展之大成，汇集了大江南北宗教文化的精粹，是中国宗教的缩影。北京宗教文物遗存丰厚，寺庙观堂种类繁多，其遗迹数不胜数。北京拥有的古刹，居全国都市之首。特别是北京地区寺庙观堂不仅数量多、历史久远，而且形式各异。这些寺庙观堂不仅是宗教物化的形式，而且具有传播和承载社会历史文化的功能。从现存的寺庙观堂来看：虽然经历了历史上漫长的岁月和风风雨雨的洗礼，却依然为子孙后代留存下来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典雅辉煌的建筑，神采奕奕的造像和精湛的宗教艺术品，而且还有长达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以上的奇姿异彩的古树。北京寺庙观堂间接地反映着北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状况。因此，北京寺庙观堂为人们考察宗教北京的渊源、发展与兴衰，提供了客观的脉络与历史轨迹。从北京宗教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在北京地区传播过程中，涌现出无数高道和高僧，很多著名的传教士和伊斯兰教学者，同时也曾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这一切都构成了北京地区丰富多彩的寺庙观堂人文景观和博大精深的北京宗教文化。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北京宗教文化对全国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因此，中心引领性是北京宗教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5 民众民俗性
随着各大宗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与发展，其思想与文化日益渗透到民众之中。寺庙观堂，“正是宗教社会由无形向有形的具体转换”[4] 3。由于北京宗教文化与北京传统文化的不断吸纳与融合，一些宗教的节日或纪念日，也逐渐越出了寺庙观堂高高的院墙，并且走进民众的世俗生活，与北京本土的民俗节日相结合，成为民间积久成习的岁时风俗。逛庙会、过圣诞节和开斋节逐渐成为北京市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北京宗教文化这一民众民俗性的特征首先表现在有着悠久历史的佛教与道教的庙会活动。庙会活动起源于宗教祭祀，北京地区“京城寺庙民众性的宗教祭祀活动，大约自元代起，形成定期集会规模，经明代的繁衍发展，到清中叶形成鼎盛局面”。[4] 当然北京庙会这一非物质宗教文化的表现形式，大多以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为载体。庙会文化在现代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不但没有在京城销声匿迹，反而日益焕发出浓郁的民族传统文化的风韵，成为北京地区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俗活动。几乎每年正月初一这天，到雍和宫和白云观逛庙会的人就多达五六万人。由这些广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庙会活动就可以清晰地折射出佛教与道教对北京民俗文化产生的深刻影响。
北京宗教文化这一民众民俗性的特征还表现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主要节日圣诞节和开斋节活动中。圣诞节本来是天主教和基督教的盛大宗教节日，如今已经成为京城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关注和喜闻乐见的节日了。每年的圣诞节来临之际，京城百姓、特别是青年人都要互祝圣诞快乐！到了圣诞节这一天，京城里每一座教堂更是人山人海，洋溢着节日的欢乐。到了伊斯兰教开斋节这一天，不但京城内每一座清真寺都成为欢乐的海洋，而且牛街整条街道都被穿着节日盛装的民众挤得水泄不通，各民族人民与穆斯林一起欢度这一盛大的宗教节日。如今，圣诞节和开斋节已经成为北京一道靓丽的人文景观。
北京地区的寺庙道观正承载着展示中华民族精神与北京宗教文化的重任，由于北京民众参与庙会、圣诞节、开斋节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客观上也加快了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融入北京传统文化中、日益本土化的进程，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北京宗教文化。因此，民众民俗性就成为北京宗教文化的特征之一。
纵观源远流长的北京宗教文化，可见其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艺术。这些绚丽多姿的宗教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及其广博的精神文化与千年古都相辉映，而且具有历史发展的完整的脉络，从其文化特征来看：涉及到政治、经济、教育、建筑、艺术、文化、书法、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具有很大的包容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三大层面中，宗教与其物质层面相互影响，与其制度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叠，与其思想层面不仅相互影响相互重叠，而且还在其中处于深层次和核心地位。”北京宗教文化是北京人，乃至中国人值得骄傲和自豪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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