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写作与文化生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2)01-0015-02
我们知道，所谓男女之别在社会生存中的意义，绝不仅仅是生理学或生物学范畴的一种划分，而是首先具有文化的和政治的内涵，因为男女之别不只是自然性别的不同，而是同时意味着涉及主从、上下、尊卑、内外等诸种关系定位的差序。这种划分与差序渗透于历史和现实，具体表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正由此而催生。
当然，在中国，妇女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毋庸置疑，中国的妇女运动史是一部两性共同努力砸碎旧制度的锁链、争取人的解放的历史。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妇女权益从政治和法律上得到确认，妇女问题在国家决策和实践范围内受到高度重视。中国妇女作为群体，社会地位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妇女。然而，如果考察法律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很容易发现二者之间所具有的相当大的差距。即使在最具普泛性的日常生存中，妇女问题也显而易见。例如，大众传媒着意突出女性色相来赢得商业利益，传统女性角色意识和符合男性审美标准的女性形象在有形无形之间被反复宣扬和强化。在此不妨借中央电视台1999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推出后迅速流传的一首曲子的歌词“常回家看看”，来看看在中国文化传统背景下家庭生活中的父母形象（括号中的文字为笔者所加）：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善意地提到女人的通病），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含蓄地显示出父亲作为家庭活动指挥者、主持者的形象），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她更关心日常生活），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他才可能提供高见）。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碗（隐约透露出日常家务承担者的身份）。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哪怕帮爸爸捶捶后背揉揉肩（受尊敬、被体贴的主体角色）。……
这支饱含亲情的歌曲打动了各年龄段无数听众的心，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母亲这一女性角色在其中是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她与父亲对应出现，但姿态迥然有异：母亲属生活型，慈祥仁爱，琐碎唠叨，耐心倾听，勤于家务，扮演着传统角色；而父亲则显然处在家庭主持者的地位，他指挥操办全家的好饭，指导儿女的工作和事业，同时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晚辈的悉心服侍等等。无独有偶，2000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又一首同类节日喜庆歌曲《家和万事兴》的词创作中也流露出同样的倾向：“老祖宗留下一句话，家和万事兴万事兴，妻贤夫兴旺，母慈儿孝敬，众人拾柴火焰高，十指抱拳力千斤。……”其间断言：“妻贤夫兴旺，母慈儿孝敬。”可以说，在这每一组构句的前后成分所含有的对应关系的表述中，道出了至今社会上仍具普遍意味的对女性在家庭中作为妻子、母亲角色的意义和职能的认识，女性的贤慧、慈爱在此被突出强调。
对广泛存在的这类现象，人们常是习焉不察麻木不仁。而文学女性在以性别视角观察和体验生活，以现代意识和女性立场烛照素材时，往往会以超出一般人的敏感，从现实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中格外深切地感受到身为女性所受到的来自生活方方面面的压抑。尽管作为现实中的个体，她们同样无力摆脱，但在文学创作中，则可借助笔下的艺术形象有所表露有所宣泄。她们渴望挣脱羁绊实现超越，摆脱女性被压抑甚或被扭曲的生存状态，哪怕实际上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曲折地表达出一点女性的愿望和抗争的姿态。对于她们来说，文学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之获得女性生命力释放和心灵舒展的一种方式。
女性写作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成为文坛的一道亮丽景观的。1995年前后，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推动了中国的女性写作的发展；90年代中后期，女性写作展现了较之先前更为突出的个性化姿态。大略而言，90年代女性写作的基本内容，一是对都市女性生存状况与精神状况的体察和表述。其间，表现女性置身物质化、商品化都市中的人生沉浮，揭示女性生存境况和女性个体身心成长的历程，尤为引人瞩目；在都市生活变幻的背景下演绎女性历史，也是此类创作中的一个亮点。二是对女性躯体、女性欲望的书写以及对女性本体精神走向的关注。90年代一些年轻女作家力图抛开男性尺度，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重新发现和鉴赏女性躯体，大胆表观女人认识自身的渴望和勇气，试图从这一途径入手，寻找女性进入历史的独特性。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学女性极少如此坦诚、率真、少有顾忌的言说。三是对男性传统文化心理的透视和对女性之间相互关系的探索。一些女作家淋漓尽致地揭示男性中心社会的真相，而部分女作家则试图在创作中探询新的性别格局。其间，在女作家有关女同性恋和女性情谊的描写中，同性交往的内涵所包含的更多的是对现存性别秩序进行根本性批评的意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她们是试图在这样一种外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中尽可能保持内在生命的纯净，实现自我感情的升华。与此同时，也有女作家自觉而清晰地意识到这种性别反抗方式的脆弱与虚幻，在作品中对女性乌托邦进行了反拨。总之，与80年代女作家较多关注社会层面问题不同，90年代女作家的确更注重个人生活和个人体验，个体生命意识较强；但如果对女性写作的理解不是过于狭隘的话就可以看到，在这之中，她们的创作并不曾从社会生活中消遁。女作家们有的专注于女性视角，着力于对女性自我的探索；有的不仅取女性视角，而且包含人性化视角，努力探求带有人类性的命题。因此，所谓“私人化写作”其实并不能够与“女性写作”划等号，女性写作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它注定是千姿百态的飞翔。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无论循何路径，社会文化环境都对女性写作构成了根本性的制约，这主要表现在女性诉求与传统文化的冲突：一方面，女性在争取解放的进程中，强烈渴望摆脱“第二性”的地位，实现作为与男性平等的“人”。可现实是，由于启蒙主义的“人”的标准其生成便缺乏女性文化背景，所以作“人”本身实际上难以摆脱男性尺度、男性中心；另一方面，女性要冲破这一格局，在强调差异的基础上作“女人”，那么对“女人”生物性的看重，又极易走向性别本质主义，陷入男性中心文化传统对女性角色的预设。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文化悖论，90年代文学女性的“飞翔”从一开始就充满困惑、面临艰险。这里的危机在于：当女作家为了实现女性自我言说的话语权而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创造属于自己的文学时，部分人所采取的着意强调女性身体经验以反抗性别遮蔽的方式，无形中却从另一角度落入男权文化的性别指认。另一方面，女性写作虽然在亵渎男权、揭穿男权社会面具方面不无收获，但却无力建构出一个真正健康的双性协作模式。正因为如此，尽管90年代女性写作的姿态多种多样，或狂放无忌，或坚定决绝，或嬉笑怒骂，或轻灵自如，然而追求中的女性们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梦醒后的困惑和悲凉。解构、颠覆之后往何处去？这可以说是女性写作所面临的有关自我定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女性写作所取得的成绩无疑仍值得肯定。它不仅为文坛留下了生动鲜活、富于独特韵味的篇章，更重要的是显示了在时代所提供的多种选择的可能面前，女性自我探寻、自我实现的不懈追求和超越现实文化生存的蓬勃创造力。就中国的社会现实来讲，女性主义对揭露和消除封建男权思想的影响具有积极意义，它为古老的中华文明提供了一种犀利、尖刻、颇具冲击力的新思维，这对女性认识自身、解放自身同样富于启发性。我们相信，无论有多少阻遏和艰险，文学女性的创造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