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效率，稳定——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逻辑基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点论文,民主论文,逻辑论文,效率论文,稳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时代精神，这一时代精神理应是时代主题的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意味着一段历史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
毫无疑问，改革是最能反映近20年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术语。伟大的实践需要伟大的理论，20年改革实践靠的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指导，而且，这一理论也是当今中国改革建设大业的理论指导。所以，对邓小平改革理论不断深入研究，意义深远。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改革不仅在经济领域展开，而且在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全方位推进。实践证明，某一领域改革的滞后、不到位，都会影响改革的整个进程。这一点，邓小平讲得也很清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非常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总之，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整个改革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对这方面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行梳理和研究，极具价值。
一、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发展的三个时段
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具体步骤上，政治体制改革并非是中国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纵观20年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改革的基本战略是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到政治等其他领域。与前苏联相反，中国把改革的着眼点首先放在经济体制一端，而不是政治体制，但这并不意味中国的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忽视政治。就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整体构架来说，政治体制改革是贯穿始终的一条重要线索，先后可分为三个重要时段。
第一时段：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形成时期（1978—1982年）
从权力结构及其运行状况而言，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是权力过于集中，这一体制不仅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邓小平关注的重点之一。1978年10月，他在中国工会九大上的讲话中提到要“改变上层建筑”。（注：转引自《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第149页。）这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最早论述。接着是1979年10月30日，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他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概念。他说：“我们的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他提出， “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69页。）1980年8月 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邓小平专门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以上论述详尽地阐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基本内容和方向，为后来逐步开展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并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此后，在1982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把精简机构提高到“是一场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396页。）的高度，认为这是“对体制的革命”。这一时期， 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形成时期，他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出发，从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出发，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第二时段：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时期（1986—1987年）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随之突显出来。这一时期，邓小平从正确处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出发，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急迫性、目标模式、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和战略步骤等方面出发，较为集中地表述了他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主要内容，应该说，这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主要发展时期。1986年6月10日， 《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中他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160页。）“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这一时段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极为丰富，也是他的理论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实践的重要时期。有关这方面理论的主要内容，集中体现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
第三时段：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完善时期（1987—1992年）
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如果说前一时期邓小平主要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话，那么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现实的这种强烈要求，使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完善。在这一时期，他特别强调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轻重缓急。他说：“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4页。）“改革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政治体制改革如能在十年内搞成功就很了不起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9页。）“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稳定一定要靠法制和党中央集体的权威来维护，“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2页。）所以，他特别强调“中央要有权威”，“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页。）邓小平在这一时期显然主要是从改革策略的角度来阐述其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
二、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价值取向
政治体制作为制度文明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人为选择的痕迹，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选择实际上是改革者政治智慧和价值取向的体现。古希腊以来，泛指的民主一直是人类的价值追求，人类的制度选择都是围绕民主这一最基本的政治价值展开的。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代议制政府曾被认为是民主的最好实现形式，并取得了世界性的意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从体制建构层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但是，由于经济、社会、人文、传统等政治生态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政治体制还没有充分体现出应有的民主的价值，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与民主完全背离的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制。为此，邓小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中寻求答案，并由此作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的解答。显然，他把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价值选择的最基本方面。但是，他这里讲的民主，并非是抽象意义上的民主，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他说：“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76页。）
这里，邓小平特别强调中国民主政治的特殊性，即民主的人民性和民主的相关性。他特别注重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纪律、民主与中国的相关性。如他一再强调，建设中国的民主政治，绝对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不要追求形式上的民主，尤其是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民主形式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条件出发来确定，不能简单模仿，“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2页。）
其次，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还包括效率与稳定。他说：“最近我在设想，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180页。 ）他说：“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3页。）他指出，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页。）概而言之，邓小平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价值取向上强调的是民主—效率—稳定的有机统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效率，社会主义就没有活力；没有稳定，社会主义就没有前途。
三、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路径选择
一般而言，政治体制改革有两种路径选择，一种是激进的改革，一种是渐进的改革，究竟哪一种模式更适合中国国情，究竟哪一种选择机会成本最小，这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历史难题。如何处理好激进与渐进的关系，既体现出政治家对政治大局的把握，又体现出政治家对政治艺术的运用。邓小平的渐进式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是对这一难题的有力回应。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任何一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都涉及到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对社会资源的重新界定和对社会利益的再调整，这就不可避免地会触及到有些深层次的矛盾，会遇到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所以，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树立大局观。
邓小平一再强调，对理论问题的研究，丝毫也离不开其时代背景和时代特征。他从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出发，对政治的本质进行了深刻概括。他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页。）他还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4页。）所以，他认为“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4页。）尽管改革伊始，邓小平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但他也从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中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改革只有循序渐进地推进。在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他把机构改革确定为到本世纪末20年内完成的任务。他说：“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
中国是世界上伦理传统最深厚的国家，又是一个多民族和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所以由伦理型政治向法理型政治的转化，由不均质社会向均质社会转变，面临着制度变迁、发展失衡、分配不公、先富后富、效率与公正等诸多矛盾的挑战。要在稳定与发展、秩序与改革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只有走渐进式的政治体制改革之路。
四、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与中国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是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基本概念，西方学者对此研究甚多，但在政治发展的概念体系和价值取向上明显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很显然不能以此来图解中国政治。
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这一点无可置疑。正如邓小平所言，“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对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根本性开拓，也是中国政治发展重心的根本性转移，其中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直接动力。从中国的实际来看，政治体制改革要能有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关键在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合理的出发点和合理的目标。为此，邓小平把政治体制改革同中国政治的长期发展方向结合了起来。
中国的政治发展应扎扎实实立足于中国社会之中，不求形式的新颖，只问效能的发挥。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又说：“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1页。）正是基于中国的实际和特点，他主张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能搞西方的两院制。他说：“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页。）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而不能搞西方的多党制，他说：“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
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没有经济的发展，没有市场体系的完善，就没有社会自主力量的壮大，政治发展的现实性基础就会虚弱不堪，其内在价值就难以实现。中国政治发展要超越传统治乱兴衰的窠臼，就必须在民主制度的完善上下功夫，立足于中国国情，着眼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建设，着眼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着眼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实施，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体制改革中开掘资源，获取动力。有步骤、有秩序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中国政治体制能够保持持久生命力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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