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对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的影响
潘 宇 刘胜枝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
[摘 要] 社交媒体的崛起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对于价值理念还未成熟、民族认同意识尚未健全的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尤为如此。基于认知行为理论，将民族认同划分为民族认知、民族情感、民族行为三个维度进行的研究发现，在少数民族青少年身份认同、民族文化认同、个人行为情感、群体行为情感、语言文字、饮食服饰、社会参与中社交媒体对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产生影响。
[关键词] 社交媒体；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
一、从社交媒体角度研究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的意义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更迭，催生了社交媒体这一新型的媒介传播形态，随着技术门槛的逐渐降低以及网民规模的不断扩大，这一形态已经演变为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行为、价值理念等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关于社交媒体（social media）的概念，学界普遍认为最早来自Antony Mayf i eld 于2007年出版的《什么是社会化媒体》中所下的定义：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具有参与、公开、交流、对话、社区化、连通性等特点。这一概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定义的模糊性、快速的创新性和多种技术的融合性。 [1]目前，社交媒体正以其强大的渗透力席卷整个人类社会，无论是英尼斯所表述的 “时空的偏向”，还是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中所呈现的 “感官的偏向”，或者是波兹曼提出的 “技术垄断”，都指向一个命题：媒介即控制 [2]。媒介具有先天的传播优势，在议程设置、舆论引导、价值维护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论断，在如今大力弘扬与培育民族精神、加强国家认同的今天，努力培育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以促进整体的国家认同显得十分重要。毋庸置疑，积极利用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传承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与弘扬民族文化精神，有利于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感的提升。而社交媒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及发挥何种作用，这也是需要相关的学术界和媒体界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命题。
大部分学生学习轮滑都是因为对轮滑运动的喜爱与好奇，并不是真正的体育爱好者，因此在对体育运动前的准备不够充分，导致在轮滑运动前未进行热身运动以及准备运动，致使学生们在轮滑运动时身体各项机能得不到更好的舒展，从而使身体受到不必要的损坏与伤害。体育运动虽然分为很多种，但都存在一个共性问题，即在运动前应该先进行准备运动，使身体进入状态之后再进行运动，这样会增强身体的反应速度，能够及时在潜意识中反应过来并且通过身体的肌肉记忆很快做出调整，减少因身体跟不上反映的现象发生，防止在运动过程中身体受到损伤。
目前，关于民族认同的结构划分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与视角对民族认同展开研究，但大都强调民族认同结构是多维度的。有关民族认同研究最著名的是美国学者Phinney，她认为民族认同可分为四个维度：民族自我认同、民族认同的实现、民族行为、归属感。[3]之后也有相关学者在研究时分析抽取了三个维度：认知分类、情感自豪、行为承诺。[4]“认知行为理论是一组通过改变思维或信念和行为的方法来改变不良认知和不适应的行为反应，它是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的整合，是对认知和行为理论所存在缺陷的一种补充和发展，但是却不是简单的相加和拼凑。”[5]认知行为理论强调了认知在认知、情绪、行为三者中扮演的中介协调角色，认为不当的行为来自主体个人错误的认知和解释，采取什么样的认知将直接影响个体的情绪及行为。本文结合了中西方对民族认同结构的研究成果，从认知行为理论出发将民族认同的结构划分为民族认知、民族情感及民族行为，并立足于社交媒体新情境来研究社交媒体对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产生的影响。
弗朗西斯（Francis）等学者曾通过分析表现教师教学方法的事件，对教师的教学特点和可辨认的模式特征进行描述[18]．类似地，研究者把职前教师的教学“模式”定义为：在教学设计及其模拟教学活动中重复出现的，共同构成其教学方法认识特点的可辨认的特征．根据弗朗西斯等学者提出的“指令性的或者传授式的教学”与“探究式教学”的事件的分类标准，从探究、指令、总结、联系等方面，对职前教师的教学设计方案及微格视频进行分析，得到4类较为明显的教学“模式”（见图2），每种教学“模式”的人数分布情况见表6．
二、社交媒体影响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认知
从认知行为理论来说，认知是认知、情绪、行为三者中最基本的一环，也是影响主体情绪与行为的根本因素。民族认知不仅包括基础性的身份认同，即对本民族身份的知悉与认可，包括外延性的民族文化认同，即对民族文化内涵的了解与认同。在社交媒体的影响下，少数民族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会产生变化。
ICU患者是医院感染的高危人群，一旦感染其病死率是未发生感染者的2倍以上，且通常ICU中革兰阴性杆菌的分离率更高，其高耐药率给临床抗感染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困扰[3-4]。本研究ICU检出的肠杆菌科细菌占所有病原菌的30.7%，略低于郑恬等[5]的研究（37.3%）；排名前3位的分别为肺炎克雷伯菌、大肠埃希菌和黏质沙雷菌，与文献[6]报道的前3位细菌 （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阴沟肠杆菌）不同，可能与地区差异有关。但普通病房排名前几位的细菌（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阴沟肠杆菌）与文献[7]报道一致。对本院常见感染菌的监测有助于指导不同科室的临床用药。
每例患者的辐射剂量参数包括容积CT剂量指数(volume CT dose index，CTDIvol)、剂量长度乘积(dose length product，DLP)，在肝脏灌注扫描完成后由机器自动生成。计算有效辐射剂量(effective radiation dose，ED)，ED=DLP×k，其中k为换算系数，上腹部扫描时k=0.015 mSv·mGy-1·cm-1[14]。
民族文化认同不仅包含个人对本民族历史起源、传说故事的了解，也包含深层次的宗教信仰及民族精神内核的认同。在传统社会，人们对于本民族的认知及相关文化的了解多靠祖辈留下的典籍、文献，或者是历代口口相传的故事及传说。但是，一方面，这些典籍、文献不能轻易获得，大部分陈列在博物馆，少有的典籍、文献已经毁坏失传；另一方面，靠口口相传的故事及传说太过于片面、感性，而且在传播过程中真实性、完整性遭到冲击，所以人们的民族文化认同缺乏整体性。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而言更是如此，由于受限于知识储备、文献阅读能力等硬性要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文化认同只停留在非常浅薄的认知层次。社交媒体的出现不断挤压传统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在整个泛娱乐化趋势的影响下，社交媒体平台充斥着大量娱乐化、趣味性、低俗性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也往往受到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关注与追捧。而有关民族类的QQ群也多以“交友征婚”“工作招聘”“同学朋友”群为主，聚焦于民族文化本身的讨论群并不多，谈论本民族文化内容的少之又少。像“民族文化视窗”“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侗家”“藏族”等微信公众号传播平台，因本身受限于传播内容的性质，存在用户关注度低等问题，而传播内容官方化、严肃化、正统化则使得文章阅读量较低，留言互动也寥寥可数，导致内容的传播力度不足。民族文化内容在与娱乐化内容的抗衡中处于不利地位，这使得少数民族青少年原本薄弱的文化认同现状加剧，认知盲区拓宽加深。
（一）身份认同：模糊化与多元化加剧并存
欧文·戈夫曼曾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提出“拟剧理论”，认为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有两个舞台，一个是向他人展示自我的前台，一个是私人准备的后台。少数民族青少年乐于在社交圈展示自我后台的私人生活以获得他人的赞美，但是这种展示并非是真实客观的再现。当个体在别人面前呈现自己时，他总是倾向于迎合并体现那些在社会中得到正式承认的价值，而实际上他的全部行为可能并不具备这种价值[6]。众所周知，一直以来少数民族虽然得到国家政府的认可，但对民族平等的争议仍存在，如就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他们渴望展示自我，表达自我欲求。在网络虚拟匿名的情境下，社交媒体为其自我展示与表达提供了渠道，如少数民族青少年可以自行设计民族特色的个性签名，更换富含民族元素的网络头像，发布民族生活动态。然而，由于社会的偏见、主流的冲击，他们容易萌生自卑、逃避等负面情感，并不愿意在社交圈暴露自己的民族身份，使用的网络头像多为自拍、宠物、明星、风景类，在个性签名与发布动态上也尽量避免提及与民族相关的内容。可以说，从个人角度而言，社交媒体的出现并没有强化他们的民族情感的表达，反倒使得其情感表达更加隐匿、复杂。
社交媒体在民族认知、民族情感层面对少数民族青少年产生了较大影响，那么在民族行为方面，又将出现什么新变化呢？我国学者秦向荣将民族行为承诺定义为为了维护该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与利益而表现出的一些典型行为和行为倾向。[7]贺倩如则在研究中将民族行为划分为风俗节日、饮食习惯、服饰、语言文字四个维度。[8]以下将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综合归纳从语言文字、饮食服饰、社会参与三方面展开探讨。
社交媒体的崛起有效解决了传统大众传播单一性、中心化的矛盾，双向互动的传播模式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学习本民族文化知识的热情。官方媒体、自媒体、草根意见领袖等创新话语表达方式，以其亲近性、交互性受到青少年网民的喜爱，但是受商业主义势力及媒介传播语境的影响，社交媒体传播的民族文化内容趋于娱乐化、碎片化、短小化，内容往往流于表面，如民族风景、民族美食等民族特色或者是刻板化的民族新闻报道、民族的花边娱乐新闻等，少有民族文化精神内涵的宣扬与传播，使得少数民族青少年对民族文化缺乏真正的认同。
（二）民族文化认同：认知盲区加深，流于浅层次、碎片化
如新疆某工程，拟选两个厂址位于煤矿工业场地东侧与西侧；电厂煤源采用工业场地西南侧的2号煤矿，总体规划时只知用2号煤矿，忽略了1号煤矿的总体规划，2号矿在工业场地西南、而1号矿在工业场地的东南，厂址分别位于1号矿与2号矿北侧，推荐厂址位于工业场地东侧，坐落在1号矿废渣场地上，而比选厂址的输煤栈桥路经位于 2号矿的废渣场地上，总体规划因未与煤矿的总体规划相协调，厂址被否定，由于厂址被颠覆而需另选厂址，要重新论证厂址选择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延误了工期，给工作造成了损失。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加剧了身份认同的多元化。少数民族青少年的身份具有国籍、地域、民族等多元化特征，相较于现实环境，社交媒体的使用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提高了其对于身份群体的认知划分水平，话语权与重构自我身份的可能性得以提升。如不仅知道自己是哪里人、属于某一民族群体等基本身份认知，还明白自己存在二次元、御宅族、单身狗、小清新等新的认知身份。虽然他们的国籍身份、地域身份、民族身份从一出生就已确定并且是无条件服从的，但是像单身狗、小清新、御宅族等身份却是可以流动并处于不断生成中的。特别是在虚拟的语境中，社交媒体为其赋予身份、选择身份、藏匿身份提供了一个舞台。如今少数民族这一群体往往被他人用有色眼镜来看待，尤其是在匿名性、非理性的社交媒体场域中，大多新闻媒体为了博关注、流量变现而片面报道少数民族事迹。如民间热议一时的苗族蛊术原本乃苗族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抵御外族人的入侵、保全自己而研制的一种相对极端的神秘巫术，但是在新闻事件中大多以“一种祸害民众的妖术”加以传播；如新闻“8岁幼童因腹痛狂吐‘毛毛虫’父母疑其被下了蛊毒”“苗族恐怖传说：苗女对负心郎下的阴邪蛊”，继而引发网民对“苗族人会给游客下蛊吗”“和苗族姑娘交往的禁忌”等话题的讨论。网民的语言暴力、不负责任的言论转发扩散都将对少数民族青少年产生严重影响。为了融入“他族”，消除内心的不安，在社交媒体中他们将不断赋予自身新的身份，回避自身的民族身份，更多地展示流动性身份，如小清新、中学生、单身狗等或者是匿名的假身份以求得他人的认可，造成身份认同趋于多元化对民族身份认同的冲击和影响。
三、社交媒体影响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情感
民族情感更多地体现为少数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归属感，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积极乐观的民族情感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民族认同，进而加强民族群体凝聚力。由于当前现代化浪潮的不断推进，除了像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自治地区，他们的民族情感相对浓厚，一般难以受到影响以外，其余的像散居的、流动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民族情感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如今，在社交媒体影响下，他们的民族情感表达更为复杂，民族情感程度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一）个人行为：民族情感表达复杂化、隐匿性
身份是个人主体与社会环境博弈的产物，是在不断与他人进行社会互动中塑造形成的。作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我们不得不思考“我是谁”及“我属于哪类群体”的问题。可以说，对自我身份的知悉与认可是个人社会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基本任务。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早在1979年结束，在学校教育、家庭环境熏染及民族政策的保护宣传下，少数民族青少年较为容易知悉自身的民族身份，但是，少数民族青少年受限于年龄和人生阅历，他们的身份认同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二）群体行为：寻求群体归属感，强化民族情感
与之相反的是，从群体活动来看，社交媒体为其提供了线上聚集的平台，个人积极加入民族团体并参与群体活动，寻求群体归属感，从而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情感。当前，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在网络文化空间中，一直处于劣势地位，地方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对其报道的频率并不高。我国网民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网络文化环境还不够健康向上，个体在网络活动中易受到周遭言论的影响，无法做出完全独立的判断与思考，尤其像在微博、贴吧、论坛等公共场域中，充斥着大量的同质化意见。舆论意见的一边倒现象会排挤个人相异言论的表达，个人遭到巨大的信息压力后，将会选择求助于群体组织。少数民族青少年可以加入民族论坛、QQ讨论组、微信群聊等社交圈与同民族的人聊天交友，谈论民族活动、民族新闻、民族文化等。可见，社交媒体为少数民族青少年提供了便捷、多样的网络平台，在网络活动中为寻求认同感、归属感积极加入民族团体，参与民族活动，从而强化了他们的民族情感。
四、社交媒体影响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行为
一方面，社交媒体加速了少数民族青少年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身份由国家政策、民族识别工作赋予，这一先赋性身份是十分明确的。但现代化的扩张模糊了这一先赋性身份，尤其是在互联网高速运转、社交媒体崛起的今天，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青少年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认同危机，这首先表现在身份认同的困惑上，他们拥有民族身份但是极少使用，甚至不会使用民族语言，缺乏对民族文化的深入了解，容易产生认知失调的心理弊病。社交媒体集聚了各大媒体及数亿网民，信息源日益增加，少数民族青少年接触主流信息的机会大幅提高，他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更加全面、清晰。但社交媒体营造的环境并非是真实的客观环境，平台上信息冗余、言论复杂，依然存在着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问题，如在微博、微信、论坛等社交圈中把“彝族人”与“丑陋”“中国黑人”、“苗族人”与“蛮子”“矮小”等标签联系起来的论断比比皆是。由于少数民族青少年媒介素养普遍不高，社交媒体中负面的社会评价及标签使他们容易产生自卑、羞愧的心理，认为自己的民族是落后的、愚昧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对于自我身份的确立。久而久之，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现实的身份认同出现认知失调，难以统一，从而加剧了身份认同的模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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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趋于主流化、网络化
首先，受限于社交媒体平台技术性及商业性的制约，少数民族青少年在使用语言文字的过程中强化了汉字的使用行为。社交媒体已经渗透进人们的生活，但是其平台所支持的少数民族文字输入法还十分有限，如今依旧以汉字输入法为主导。一方面是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研制一款少数民族文字输入法需要一定的文字信息处理、机器翻译、平行移植英文和汉字互译等技术的支撑，目前来看，相应技术并不成熟。另一方面是商业性的助推，目前国内外著名的手机品牌提供了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字输入法，比如遨游塔蒙古文输入法、藏文输入法等。但大部分计算机软硬件生产厂商并不提供民族文字使用人数较少或者使用不普及的民族文字输入法。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在社交媒体的使用过程中，他们接触汉字输入法的频率相对更高，加之部分少数民族青少年对现有的民族文字输入法的使用频率不高，使用习惯还没有培养起来，久而久之对本民族文字产生疏离感与不适应性，主流化成为必然。其次，社交媒体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网络语词作为网络青年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它的兴起加速了语言文字网络化的进程。虚拟匿名的网络空间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他们个性张扬、感性冲动，创造了生动活泼的网络语词。比如“为xxx打call”“xxx了解一下”“扎心了，老铁”等，不仅开拓了独特的文化疆域，也增强了自身的文化话语权。如今少数民族青少年同汉族青少年一样，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感日渐增强，他们热衷于网络语词的创造与传播，并积极利用网络语词表达自我、宣泄情感。此外，社交媒体作为无边界的公共领域，个人的交际空间与媒体的传播范围在不断扩大，由于汉语言文字的通用性与实用性，少数民族青少年本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情况也不得不面临被同化和式微的命运。
语言文字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基础，是民族文化永葆独特性与价值性的关键所在。少数民族青少年作为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传承者，他们对于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关系着民族语言文字能否有效传承，民族文化能否长远发展。在主流化浪潮推进及媒介环境快速更迭的当下，他们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受到了外界的强劲挑战，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加剧了语言文字使用的主流化与网络化进程。
（二）饮食服饰：生活习惯趋于现代化、国际化
饮食服饰作为一种物化的、仪式化的非语言符号，它通过视觉化的呈现向我们传递着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气质及历史内涵。如今，大众传媒的发展，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崛起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巨大冲击，由此，少数民族青少年的饮食服饰生活习惯也产生了新的变化。整体来说，社交媒体加速了少数民族青少年的饮食服饰生活习惯的现代化及国际化。
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在民族政策的保护下获得了更多的尊重与认可，但是少数民族真正所掌握的话语权还十分有限。当前，新浪微博上活跃且影响力大的美食博主、穿搭博主大多为KOL（Key Opinion Leader），他们粉丝数量庞大，平均互动数上千，阅读量也高达百万。另外就传播内容来看，内容传播多形态、多样化且以传播主流内容为主。如美食博主“天天美食推荐”“美食工厂”“365道美食DIY”等，他们在微博中大多介绍家常菜、轻食、小吃、西餐等受大众欢迎的主流美食。而“雪梨Cherie”“时尚穿搭汇”等穿搭博主在微博中所推荐的也多为欧美风、日韩风等主流服饰风格。反观民族类的美食服饰内容，不管是网络大V还是草根个人，平台传播的内容数量少且账户的粉丝量、阅读量、互动转发数都非常低，影响力相对较弱。社交媒体与电商的合作大大强化了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主流内容的认知。如微信APP通过嵌入第三方服务，如京东优选、蘑菇街女装、唯品会等，加强了社交媒体与电商的联系，这些平台上无一不宣扬现代化、国际化的商品，如全球的服饰、美食或者是大众喜闻乐见的国内产品，鲜有民族类的小众商品得到大量传播及宣传。总的来说，在社交媒体的流动空间中，现代化、国际化的服饰美食内容占据了大部分空间，少数民族青少年可接触到的民族美食服饰内容的机会大大减少，从而对其的熟悉感与认同感降低。长此以往，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认知观念，饮食服饰的生活习惯也将趋于现代化、国际化，导致民族认同感下降。
（三）社会参与：行为方式趋于西方化、多样化
社会参与不仅包括民族风俗节日，也涵盖了民族成员的社会交往行为。民族风俗节日作为民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一个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及行为习惯。而社会交往作为民族成员重要的日常活动之一，也彰显了其在人际传播或者群体传播中独有的民族性格及价值理念。在社交媒体作用下，其行为方式将发生什么样的改变？以下将从民族风俗节日与社会交往展开论述。
民族节日发展到今天依旧残存着许多文化糟粕，折射出民族文化中的陈规陋习及封建迷信。在注意力经济的驱使下，这些民族节日元素成为媒体重点报道的“卖点”。如旨在酬神还愿的傩戏，其因含有一些传统的鬼神、祭祀的元素被有关社交媒体突出报道。如新闻标题中耸人的“人鬼情未了”“人、鬼、神同台共舞”等。这些神秘性、落后性等元素被加以放大并片面夸张的报道以吸引大众眼球。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而言，他们知道本民族重大节日活动的存在，但并不熟悉其节日活动的由来及深远内涵，且易受社交媒体的影响加深了其对本民族节日的刻板印象，导致他们不愿意参与此类民族节日。此外，相较于少部分单调、封建的民族节日来说，趣味性、娱乐性及现代性特征更强的西方节日或许更能满足青少年的娱乐需求，如万圣节期间美妆相机的自拍照及游乐园夜场狂欢，情人节的秀恩爱等西方节日活动引发社交圈刷屏。可以说，在社交媒体影响下，部分民族节日的封建性与西方节日的现代性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参与节日活动的行为方式也更趋于西方化。
对于社会交往而言，过往少数民族群体以血缘、族缘等为主的社交结构被改变，地缘、族际交往等陌生社交的新模式逐渐形成。相较于上一辈的“数字移民”而言，作为“数字原生代”的他们对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更为熟悉，通过网络进行社会交往的积极性更高，对虚拟匿名的赛博空间有极强的依存感及信任感。一方面，社交媒体为少数民族青少年拓展交际范围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由于当前汉族网民是中国网民的主体，所以少数民族青少年进行族际交往的机会大大提升。少数民族青少年在与他人进行文化碰撞交流的过程中，若保持平等、理性、尊重、包容的态度，经过对彼此民族文化的深入沟通和了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民族偏见及误解，从而加深对双方群体的理性认知。从长远来看，对提升其民族的理性认同感大有裨益。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也可能促使少数民族青少年产生严重的排外心理，加剧他们盲目的民族认同感。当面临族际交往时，由于青少年的思想还未成熟，在匿名等机制的保护下容易产生激烈的分歧，发表不负责任甚至有害的言论，此类语言暴力易伤害民族间的感情，而导致少数民族青少年对他民族一味地否定及绝对的排外，加深了对本民族的盲目认同。总的来说，社交媒体使得少数民族青少年的社会交往行为趋于多样化，他们可自行选择聊天对象，进行自我角色设定，而与他人能否做到理性、平等的沟通也是其民族认同能否保持理性、客观的关键所在。
如前所述，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少数民族青少年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少数民族青少年对本民族的认同感，他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感趋于淡化。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传承及民族精神的弘扬。但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为民族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更有效的渠道，为少数民族青少年提供了交流民族文化、参与民族活动的平台，也为民族文化传承及民族精神弘扬的高效性及广泛性提供了条件。如民族文化博物馆通过微信公众号传播其民族文化，吸引了更多本民族青少年的关注；少数民族青少年为寻求群体归属感而加入相关民族网络社群，网络社群为少数民族青少年提供了传播本民族文化的平台，激发了他们传承本民族文化的热情。同时，利用社交媒体的传播特性也有助于民族精神在网络文化生态圈的树立及弘扬。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作为一把双刃剑本身并无对错之分，如何对其加以正面利用以促进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感的提升才是根本所在。为了规避社交媒体对少数民族青少年民族认同产生的负面影响，这需要相关政府机构、媒体部门、家庭与校方、少数民族青少年的合力，以增强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交媒体的扶持，积极打通新旧媒体传播的两个舆论场，促进民族文化的广泛传播。其次，媒体应加强职业道德与专业素质水平，平衡商业主义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关系，强化把关，利用社交媒体积极引导民族文化的健康传播。再次，家庭与校方应注重社交媒体使用的引导及民族文化的教育与传承，父母需做好青少年社交媒体使用的监督及引导工作，同时应该积极向他们普及民族文化知识，学校方面可多加开设相关民族课程，举办民族活动，积极利用社交媒体传播校园民族文化。最后，对于少数民族青少年来说，应合理利用社交媒体并积极学习本民族文化，努力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加强对各路信息的辨别、批判能力，不过分沉溺于虚拟的娱乐生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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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 l uence of Social Media on National Identity of Minority Teenagers
Pan Yu Liu Shengzhi
（School of Digital Media and Design Arts,Bei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Abstract: The rise of social media has greatly changed people’s ideas, lifestyles and habits, which is especially true for minority teenagers whose values are not yet mature and national identity consciousness is not yet sound.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behavior, this paper divides national identity into three dimensions:national cognition, national emotion and national behavior,respectively from the identity, national cultural identity, personal behavior emotion, group behavior emotion,language and characters, food and clothing, social participation,we found theinf l uence of social media on national identity of minority teenagers.
Key words: Social Media; Ethnic Minorities; Teenagers; National Identity
[中图分类号] G7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789（2019）03-0051-06
[收稿日期] 2018-04-24
[作者简介] 潘宇，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文化与传播；刘胜枝，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文化与传播。
责任编辑 潘 春
标签：社交媒体论文; 少数民族论文; 青少年论文; 民族认同论文; 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