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非凡的军旅生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旅论文,非凡论文,生涯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邓小平的生平，人们常常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位在许多领域建树甚丰的杰出人物的本色特征是什么？
1978年7月，一群来自美国的著名科学家向邓小平当面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含笑沉思，认真地回答：我不过是一个老兵而已。就我个人来说，我真正的本行是打仗。
邓小平的这句话，是他内心世界的真情流露。他的一生与人民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26年底，邓小平从莫斯科回国；1927年初春，受党的派遣供职于军队，开始了他漫长的军旅生涯；1989年深秋，85岁的邓小平“解甲归田”，辞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62年的风风雨雨，他从军校的教员成为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他把一生都献给了人民军队。
抛妻别雏赴广西
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军事生涯中的第一个创举。一个25岁的青年，成功地领导了这样一个规模盛大的军事行动，这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7月，回国不久即被冯玉祥“礼送出境”的邓希贤来到武汉，担任中央秘书，更名邓小平。年底，中共中央迁往上海，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时年他尚不满24岁。
1928年的上海，腥风血雨，斗争极其残酷。邓小平谈到上海地下斗争时曾说：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时是吊着脑袋在干革命。有一次，我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的住处，就通知搬家。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里面巡捕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里面有个特科的内线。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出事故。那个时候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邓小平这里提到的张锡瑗，就是当时他在上海的新婚妻子。今年96岁、曾和邓小平一起在法国勤工，在莫斯科上学，后又一起在上海工作过的郑超麟这样介绍说：“张锡瑗是河北人，比邓小平小两岁，他们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认识的。张是1927年秋天回国的，10月到武汉，和邓一起在秘书处工作。后来两个人一起到了上海，邓是张的上级。张锡瑗个子不高，人长得漂亮，追求她的人很多，但她看上了邓小平。1928年1月他们结婚了，还在广西中路聚丰园菜馆办了酒席。周恩来、李维汉都去了，一共三十多人。我记得席间菜不够了，邓小平又去要了几个。婚后，他们和周恩来夫妇住一起，一家楼上，一家楼下。后来是革命斗争需要，把他们分开了，那时闹革命太艰苦了。”
闹革命就要搞武装斗争，就要有枪杆子。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毛泽东开创的农村武装割据的道路却给了共产党人新的启迪。
1929年7月，中央决定邓小平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广西去，领导策动新的武装起义。这时，妻子张锡瑗已经有了身孕。
为了打开武装斗争的新局面，邓小平抛妇别雏，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广西的道路。为此，他付出了无法弥补的代价。半年后，当他再回到上海时，等待他的是妻子因难产，母女同遭不幸的噩耗。
张锡瑗死后，葬于上海江湾公墓。1949年，邓小平率军解放上海后，找到了这块墓地。他和卓琳将遗骨取出来，安放于自己寓所的楼下。1969年，张锡瑗烈士的遗骨迁往上海龙华革命公墓。
相遇贵相知
25岁的邓小平能够在广西成功地领导了百色、龙州起义，这与他相遇并相知一位患难与共的杰出军事家李明瑞将军是息息相关的。
李明瑞年长邓小平8岁，是赫赫有名的北伐将领。1929年初，在蒋桂战争中，他中途倒戈，赶走了桂系军阀，和表哥俞作柏一起主政广西。李明瑞思想开明，同情革命，对蒋介石十分不满。他经略广西，积极采纳共产党的主张，扶持农民运动，甚至允许在他的军队里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武装。1929年10月，李明瑞因反蒋心切，未听共产党的忠告，仓促起兵讨蒋。结果惨遭失败，南宁失守。邓小平抓住时机，派人说服李明瑞撤兵左右江地区再图大业。在百色，邓、李相遇，相见恨晚，彻夜长谈，共同制定了举行百色、龙州起义，成立红七军、红八军的计划。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举行，红七军成立，次年2月1日，龙州起义爆发，红八军诞生。一时，左右江区域二十多个县，百万人口，成为全国瞩目的红色根据地之一。
起义后，中央任命邓小平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兼前敌委员会书记，而由谁出任最高军事长官，中央内部分歧严重。其时，蒋介石正在拉拢李明瑞，派人送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十五军军长的委任状及巨款。李明瑞不为所动，执意献身革命。然而，立三路线统治下的党中央对李明瑞很不放心，三令五申要求广西党组织不要对李明瑞存有幻想，甚至强令“驱逐他离开该地”。邓小平与李明瑞虽相遇不久，但相知甚深。面对巨大压力，他亲赴上海做中央的工作，力排众议，果敢地任命李明瑞担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接着又亲自为李明瑞主持了入党仪式。
李明瑞没有辜负革命的委托。起义后，他和邓小平顶住立三路线的巨大压力，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率领起义部队南征北战，历经11个月，行程数千里，终于把这支被毛泽东誉为特别能打仗的部队带到了江西中央苏区，为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中央苏区，邓小平和李明瑞同时遭到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迫害。不久，李明瑞被打成“改组派”首要分子，惨遭枪杀。李明瑞牺牲，邓小平悲痛欲绝，后来他多次向毛泽东力陈：“李明瑞是错杀的”。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党中央终于为李明瑞公开平反昭雪，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几十年过去了，邓小平对李明瑞一直念念不忘。一提起这位老战友，他总是激动难平。1986年，邓小平重回广西，深情地向人们讲述了他与李明瑞的患难之交，指示一定要照顾好这位革命功臣的家属和后代。
邓小平的壮族“拔哥”
在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所创建的红七军中，有一支以壮族人民为主体的农民革命武装，这就是韦拔群领导的第三纵队。
韦拔群，是广西东兰壮族的一个贫苦农民。早年曾参加护国讨袁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任黔军参谋。1924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后回广西发动农民运动。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韦拔群在右江地区揭竿而起，组织农民自卫队实行武装割据。这一壮举，为邓小平发动百色起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邓小平忆起“拔哥”时曾说：
广西右江地区，是一个比较有群众基础的地区，这里有韦拔群同志那样优秀的、很有威信的农民群众的领袖。东兰、山风地区是韦拔群同志长期工作的地区，是很好的革命根据地，这给红七军的建立与活动以极大的便利。
对于韦拔群，韦的弟媳黄美伦介绍说：“1929年，邓小平到南宁不久，就约见了韦拔群，他和我们一样叫他‘拔哥’，并称他是了不起的农民领袖。百色起义时，邓小平住在右江，常和‘拔哥’在魁星楼开会。邓小平听说‘拔哥’曾兴办过农民讲习班，很高兴，让他再办起来。4月，‘拔哥’就首先办起了党员训练班。第一课就是请邓小平政委讲的。1930年，中央南方局代表邓岗到百色来传达中央命令，要红七军北上攻打柳州、桂林，邓政委和‘拔哥’都不同意。后来，红七军主力被迫北上，为保存根据地，邓政委让‘拔哥’留下来坚持武装斗争。分别时，两人真是依依惜别。后来，‘拔哥’坚持在右江打游击，不幸于1932年10月被叛徒杀害。当时，他只有38岁。”
对于韦拔群这位壮族农民领袖，邓小平一生都充满着深厚的战友情谊。1962年，在韦拔群牺牲30年之后，邓小平为他的“拔哥”写了一篇题词：
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
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
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值得永远纪念的又何止是韦拔群。邓小平领导的百色起义，在大革命的低潮中闹红了西南半边天，为人民军队贡献了上百名高级将领。百色起义英雄们的名字将永载丰碑：
张云逸：红七军军长
俞作豫：红八军军长
雷经天：左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广西特委书记
宛旦平：红八军参谋长
陈豪人：红七军前委委员
李谦：红七军前委委员
陈洪涛：中共右江特委书记
战场上的“梦幻组合”
在人民军队的发展史上，和“朱毛”名字一样不可分的，还有闻名遐迩的“刘邓”。
刘伯承年长邓小平12岁。1920年，当16岁的邓小平西去求学时，刘伯承已是赫赫有名的川中名将了。1927年，刘伯承和周恩来等人领导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刘又去留学苏联，系统地掌握了军事理论，成为当时人民军队中为数不多的杰出军事家。
刘伯承和邓小平既是同乡，又是同一属相。1938年，两人走到一起，一个主军，一个主政，很快就成为一对配合默契的好搭档。
邓小平对刘伯承视为兄长，十分尊敬；刘伯承对邓小平视为贤弟，相濡以沫。抗战时期，他们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共同撑起了太行山的脊梁。
在太行山的艰苦岁月，邓小平常对参谋人员说，刘司令年大体弱，司令部要特别注意照顾，有事要多找我和参谋长。刘司令是我们的军事家，大事才找他决策。刘伯承则常说，邓政委是我们的好政委，文武双全，我们大家都要尊敬他，都要听邓政委的。对于刘邓的关系，感受殊深的张香山曾经回忆说：“在太行山，所有文件、命令都是刘邓共同署名，邓小平搞政治工作，大事都请刘过目，征求他的意见；刘伯承指挥打仗，大小战役都与邓商量，然后再下决断，两人工作非常协调，感情非常融洽。1940年百团大战时期，刘邓找我去商量战事，我进了窑洞，司令员拉我到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前作指示，邓政委让我稍等，他点了一只蜡烛，手举着随刘的手移动，刘指到哪里，邓就把地名念出来。刘的眼睛不好，邓担心累了他。我革命了几十年，像刘、邓这样深的感情见得不多。真是高山仰止，令人感动。可以说，在刘伯承的军事思想里，有邓小平的创见，在邓小平的建军思想里，有刘伯承的苦心。刘邓之间是不可能加顿号的。”
刘伯承年轻时的那张戎装照，人们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知道照片背后的一段故事。
这张照片是1915年照的，刘伯承十分喜爱，后在战乱中丢失。1950年刘邓大军进军西南，刘帅在重庆的一位友人手中重新找到，甚为珍贵。10月，中央决定刘帅到南京筹办军事学院，刘邓分手，临别时，刘帅把这张照片送给了邓小平，并在背后亲笔写下了一段话：
一九一六年袁世凯称帝，发生了反袁战争。我在反袁战争中于是年阴历二月二十七日在四川丰都城脑顶受伤，右眼残废。此为前一年所照之相，历今三十六个年头始获之。置之座右，以博一粲。
小平同志
刘伯承敬赠
邓小平对他与刘帅之间长达半个世纪的友谊十分珍惜。刘帅逝世时，邓小平率全家参加追悼会，并在含悲撰写的《悼伯承》一文中说：伯承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刘伯承逝世后，部分骨灰葬于太行山麓。他离不开这里的人民。这里的人民更忘不了他，忘不了“刘邓”，以及同他们一起曾在太行山浴血奋斗八年的一二九师的将军们：
徐向前：副师长
李达：参谋长
蔡树藩：政治部主任
宋任穷：政治部副主任
黄镇：政治部副主任
陈锡联：三八五旅旅长
陈赓：三八六旅旅长
陈再道：三八六旅副旅长
李聚奎：三八六旅参谋长
耿飙：三八五旅参谋长
打成一个野战军的格局
1938年，刘邓率部挺进太行山，不过两旅部队、万余人马。经过抗日战争的八年苦战，到1945年8月，刘邓麾下已经集结了五个纵队、四个军区近三十万人。邓小平出任晋冀鲁豫军区政委。
日本投降了，战争并没有结束。为了争取和平，毛泽东毅然赴重庆谈判；为了逼迫蒋介石在和谈协议书上签字，毛泽东指示刘邓在华北战场上坚决打退国民党进犯之敌，增加我党在谈判桌上的份量。
1945年9至10月，刘邓大军在古燕赵之地连续发动了上党、平汉两大战役。
这是两场极其艰苦、极其辉煌的战斗。44年以后，85岁的邓小平谈起这两次战役依然非常兴奋：
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接着对马法五、高树勋一路，又打了个平汉战役。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也就是三万出头，从编制上讲，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陈再道、陈赓等。那时宋任穷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拚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
最高兴的三年和最紧张的时刻
1945年12月，刘邓大军奉命走出太行山，开始迈向广袤的华北大平原。半年以后，国民党以大举围攻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揭开了中国的大规模全面内战的序幕。
与蒋介石的数百万精锐部队逐鹿中原，是刘邓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从1946年8月起，在短短的8个月内，刘邓大军先后发动陇海战役、定陶战役、巨野战役、巨（野）金（乡）鱼（台）战役等几大战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战略，歼敌数万，导致了敌我双方兵力的巨大变化。全面内战逐渐发展为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
从1947年到1949年解放战争的三年，是邓小平军事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三年。他先后担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政委，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在这三年中，他和刘伯承一起率领着千军万马，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中原逐鹿、饮马长江、挥师上海、进军西南。在这场实现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波澜壮阔、规模宏伟的人民战争中，刘邓大军所向披靡，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邓小平后来说：在我的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
在这三年中，也有邓小平认为他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
那是解放战争关键的1947年，国民党倚仗装备精良，兵多一倍的优势，发动重点进攻，占领了延安。紧急关头，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刘邓大军立即走出华北，强渡黄河，实施中央突破，转入外线作战，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敌后，吸引敌人兵力，以改变整个战争的格局。
自断后路，在敌人的心脏里实施千里突围，这是一步险棋。为了大局，刘邓决意承担这个风险。邓小平说：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大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得担子愈重，对全局就愈有利。
6月，刘邓大军经过精心准备，在长达150公里的地段上“从天而降”，一举突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被司徒雷登称为可抵40万大军的“东方马其顿防线”的黄河天险。继之，刘邓破釜沉舟，背水而战，不失时机地发动了鲁西南战役，一个月歼敌6万，并钳制了敌军7个整师和17个半旅的兵力。
正当刘邓大军决定稍事休整，再闯黄泛区，实施千里跃进的时候，却突然暴雨如注，黄河浊流汹涌，蒋介石决定在开封破堤，水淹刘邓大军。与此同时，在陕北处境艰难的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份三A级急电，催促刘邓火速南下。
军情紧急，雪上加霜，让几十万疲劳之师尽快脱离黄泛区，谈何容易。
四十多年后，邓小平向他的女儿毛毛讲述了当年的情况：
我这一生，这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到自己的心脏在砰砰地跳！
毛主席的电报很简单，就是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只有我和刘伯伯看了这份电报，看完后就立即烧毁了。当时，我们真困难啊。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十天后行动。用十天作千里跃进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十天就行动了。当时，真是二话没说，什么困难也不能顾了！
说这话时，一向性格内向的邓小平，“声音都略带哽塞了”。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8月6日，邓小平发出命令：勇往直前，不要后方，不向后看，千里跃进大别山！刘伯承振臂一呼：狭路相逢勇者胜！
刘邓创造了奇迹。他们巧设神机，佯攻桐柏山，西去平汉铁路，然后突然急跨陇海线，挥师南下。就在国民党南京总部还在研究刘邓去意的时候，十几万神兵已经走出了黄泛区。接着，刘邓一路雄风，连过沙河、汝河、淮河几道天堑，直插安徽大别山区，胜利地拉开了中原逐鹿的帷幕。
三个老乡一台戏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毛泽东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分阶段在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发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根据这一决策，从大别山下来的刘邓大军与陈毅领导的华东部队汇合，联袂实施淮海战役。
5月，中央决定中原和华东两支部队合并组成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于是，在以徐（州）蚌（埠）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汇津浦、陇海两条铁路，衔苏、皖、豫、鲁四省方圆数百里的黄淮古战场上，刘邓陈三位四川同乡率60万雄兵，与刘峙、杜聿明统领的80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展开了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
1948年11月初，淮海战役打响。刘邓陈采用中间突破，分割合围的战术，历半月，全歼黄伯韬兵团，初战大捷。
11月16日，中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规模，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刘邓陈为常委、邓小平为书记。
23日，刘邓陈在安徽宿县小李家村建立指挥部，布兵迎战蒋介石急令从豫南调来的血本主力黄维兵团的12万精锐。我军采用“围三缺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先将黄维围困于双堆集，割断敌军联络，然后集中优势兵力，于12月6日发起总攻，经过十天激战，终于吞下了这块最难啃的骨头。
歼灭黄维兵团后，刘邓陈立即赶往华野指挥部蔡洼村与正在指挥围攻杜聿明的粟裕、谭震林汇合。总前委的五位成员首次聚在一起。
在蔡洼村的一间小土屋前，五个人留下了一张历史性的合影。
淮海战役经过66天的激战，我军大获全胜。60万战胜了80万。斯大林闻之，称赞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迹；毛泽东闻之，感慨地赞扬刘邓陈：一锅没有煮熟的夹生饭，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在蒋介石的宝座上坐一坐
淮海决战的胜利，把蒋家王朝推向了覆灭的边缘。
1949年3月，中央决定，刘伯承、粟裕留守前线，邓小平、陈毅和谭震林赴河北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中央军委将人民解放军整编为四个野战军，邓小平出任第二野战军政委兼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同时，原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统领二、三两个野战军承担渡江任务。
打过长江去，这是解放全中国决定性的一役。在西柏坡，毛泽东与邓小平数次长谈，商讨渡江计划。他拉着邓小平的手，郑重地说，交给你指挥了。
邓小平不负重托，在安徽肥东的瑶岗村，他亲笔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的百万雄师在江北三百万民工的支援下，分中东西三路，在东起江阴、西至湖口的千里江面上同时发起总攻。万船齐发，万炮齐鸣，蒋介石苦心经营三个半月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被一举突破。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昔日的总统府，青天白日旗倏然落下，八一军旗迎风飘扬。
又一代封建王朝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27日夜，渡江统帅邓小平和陈毅赶到南京，两个四川老乡走进了总统府，走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
在蒋介石的办公桌前，邓小平风趣地说：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多年，今天我们找上门来了。陈毅则豪情奔放，诗兴大发，高声吟起了几日前就已腹就的磅礴诗句：
旌旗南指大江边，
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
万方争颂换人间。
许多年后，女儿毛毛问邓小平：你们进总统府，在蒋介石的宝座上坐了吗？邓小平笑着答：总要坐一坐的嘛！
他的部队解放了他没有去过的西藏
邓小平说过，西藏是中国他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但是，历史不会忘记，是他遵照毛泽东的急电，向他的部下下达了解放西藏的命令。
1949年9月，邓小平携全家第一次来到了北京。
他第一次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他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这一天，他心潮澎湃，提笔留词：永远铭记着：在过去长期艰难的岁月里，人民英雄用自己的鲜血，才换得了今天的胜利。
开国大典仅仅过了20天，他又与刘伯承一起率军向着祖国的大西南挺进了。这次与他俩合作的，是两把菜刀闹革命的威武将军贺龙元帅。
刘邓大军所向披靡，解放了贵阳、重庆、昆明、西康、成都，不过两个月，原定的整个西南作战就全面结束。
邓小平回到了阔别29年的故乡四川，出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
广安近在咫尺，但他却没有顾得上回一趟老家。西南的建设百废待兴，“世界屋脊”尚有待于解放。
解放西藏，原定是彭德怀部队的任务。由于地理条件，远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向邓小平发出急电，决定改由西南军区出兵。邓小平二话没说，承担了这个艰巨的任务。他召来已经脱下军装到地方任职的爱将张国华，命他统领十八军进军西藏。
1950年10月，刘邓发起昌都战役，歼敌五千，叩开了进藏的胜利之门。与此同时，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条方针，感召了西藏的地方政府，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1951年11月，十八军攀越了十余座雪山峻岭，跨越了近百条怒涛激流，穿越了浩瀚的原始森林，涉越了无边的沼泽草地，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进入了西藏的拉萨。西藏和平解放了，中国的大西南全部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西南全境的解放，使邓小平的军事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请“军师”
1973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会议。此时，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仅仅半年多，既不是政治局委员，也不是军委委员，身份与这次会议不搭界，然而，他却是毛泽东指名要来参加会议的。
会议气氛紧张，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军队的混乱现象，提出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策，然后，又建议并亲自指挥在场的元帅将军们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歌罢，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又宣布了一个重要决定。他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局的，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说到这里，毛泽东环扫众人，加重了语气：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接着，他又转向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棉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
毛泽东一言九鼎，邓小平又回到了久违了二十多年的军队。
毛泽东启用邓小平掌管军队，因为他一直认为邓小平是中共党内难得的帅才。60年代，他多次向外国人介绍，说邓小平能打仗，抗美援朝时应该让他去当统帅。1972年，他批示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列举的一条理由，就是战争年代邓小平协助刘伯承打仗是有功的。“文革”中，军队被林彪搞乱了，谁能扭转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不谋而合地想到了邓小平。
毛泽东的这个决定，受到了江青、张春桥的阻挠。一年后，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围绕着军队领导的人事安排问题，“四人帮”活动频繁。为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身患绝症的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飞赴长沙与毛泽东面谈。在任用邓小平主持军委工作的问题上，两位巨人又一次取得了共识。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两个职务，在中共党内，只有周恩来一人在解放战争时期兼任过。
邓小平临危受命，不负重托。1月25日，他刚刚上任20天，就以果敢的勇气发出了“军队要整顿”的呼吁。正是以军队整顿为契机，邓小平在1975年刮起了一场全面整顿的旋风，赢得了党和人民的理解与爱戴。
他创造了一个国家一年裁军一百万的奇迹
1981年，随着华国锋的辞职，中共领导层发生了重大人事变化。77岁的邓小平鼎力推荐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而他，虽然一再推辞，最终还是服从了党的决定，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人民军队的最高统帅。
邓小平上任伊始，集中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要领导人民军队实现现代化。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道路，面临着复杂的情况。首要的问题是处理好军队建设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邓小平认为，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军队建设的基础，军队建设必须服从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在国家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军队的现代化只能走精兵之路，通过体制改革，精简编制，实行“消肿”以节省开支用于现代化装备。
中国军队的旧体制一直沿袭了几十年，精简整编谈何容易。从1981年到1984年，军队的编制和员额经过几次缩涨反复，“消肿”始终不尽人意。其中，最大的障碍是长期形成的“战争不可避免”的陈旧观念。
作为最高统帅，邓小平审时度势，果敢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或延缓。
全新的论断推出了全新的决策。1985年6月4日，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他伸出一个指头，宣布了一个惊世之举：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裁军一百万。
他说：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他意味深长地告诫部队的将军们：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
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军事决策形成了，1985年成为了中国的裁军年。
百万大裁军，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振荡”，是对一个庞大的机制实施脱胎换骨的大手术。这一惊心动魄的举动，牵动着每一个军人及其家庭的实际利益，触一发而动全局，错综复杂，极难操作。因此，一些国外舆论认为，一年完成百万大裁军，是一种梦幻的奇迹。这不过是中国的一种姿态，是一个空洞的口号。
邓小平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统帅。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军队干净、利落、稳妥地完成了这个伤筋动骨的大手术。1985年，人民解放军三总部机关的人员精简了一半；11个大军区裁掉了4个，军级以上单位裁掉了31个，撤销了师、团级单位4054个；原来的76种军官职务被改为由士兵担任，官兵的比例达到了1比3.3。同时，从这年起，3年内将有60万军官退役，转业到地方从事经济建设。
1986年，当“国际和平年”到来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军百万的系统工程。一时，世界舆论为邓小平所倾倒，中国军队赢得了信誉和全世界的尊敬。
百万大裁军，使中国军队从战时体制走上了和平建军的轨道，邓小平领导人民军队踏上了现代化的新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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