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俄在华发表的第一个文件——关于文本内容与发表背景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第一个论文,在华论文,文本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
1918年2月22日，苏俄政府外交人民委员部向靠近远东国家边境的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发出了一系列关于侨务、外交等工作的指示（简称“二月指示”）。不到三个月，这份苏俄政府文件的改写本就以呼吁书的形式出现在美国人在华创办的英文报刊上。虽然“二月指示”不像苏俄政府“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那样是专门面向中国人的，其改写本“呼吁书”在华发表后也没有像“宣言”那样引起轰动效应，然而，它却是苏俄在中国领土上最早发表的涉及中国的文件，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俄国学者米洛维茨卡娅(R.Mirovitskaya)在“中国最早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回应”一文中写道：“就目前所知，在中国报刊（先是上海，稍后是北京和天津等报刊）上全文刊登的第一份苏维埃俄国的文件，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1919年7月25日发表的‘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当然，这个宣言在1920年3月底才刊登。”（注：Far Eastern A ffairs,no.1,1978,p.148.）许多中外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地这样说，但在各种著作中实际上也是把该“宣言”作为第一份在华发表的苏俄文件来处理。而“二月指示”于1918年春在中国报刊发表这件史实却长期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负责人契切林和加拉罕共同签署的“二月指示”是最早形成的涉及中国的苏俄正式文件，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1918年的“二月指示”包含了苏俄早期对华政策的三大基本要素。（注：Sow-Theng Leong,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6.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76,p.34.）然而，这个包含着苏俄对华早期工作布局和初始方针政策的重要信息、对于研究中苏早期关系有着非同一般价值的“二月指示”，迄今没有引起中国史学界足够的重视。此外，由于以往学界所看到的“二月指示”是苏联政府于1957年以后发表的删节本，而且直到现在，原始的、没有被删节的“二月指示”尚未见公布（注：俄国学者舍维廖夫(K.Shevelyov)教授曾协助笔者寻找“二月指示”原件。据他发来的电子邮件，目前很难得到藏于俄国外交政策档案馆的这份文件。），因此，这里根据1918年在中国发表的“呼吁书”来补充俄文删节本的缺失部分，并对大体上得到复原的“二月指示”重行加以解读和深入研究就十分有必要。同时，本文还试图对“呼吁书”发表的背景和过程进行较全面的考察，并对展示出的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历史现象进行必要的分析和提出尽可能合理的解释。
第一个在华发表的苏俄文件的确定
1989年，笔者在英国公共档案馆(Public Record Office)读到英国外交部档案内的一份“上海情报局会议纪要”，上面记载着：一个布尔什维克密使抵达上海后匿名在1918年5月18日的《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刊登了《来自一名俄国无产者的呼吁》；纪要还十分简略地提到该“呼吁书”抨击了日本和在沪俄侨的反动领袖（注：FO 228/3214,1918年5月30日。）。由于意识到这篇呼吁可能包含更重要的内容，笔者根据档案提供的线索，十多年来在国内外许多图书馆努力寻找刊登此文的那一期《密勒氏评论报》，最后在国内一个中央机关的图书馆找到了。为与有关学者共同分享这份难得的史料，兹将全文迻译如下，并简称之为“英文本”（见下文）。这篇文字尽管是以一个“俄国无产者”、“俄国公民”名义写的“呼吁书”的形式发表的，但从全篇内容和口气来看，特别是文中所谈俄侨选出的领事候选人“要报请莫斯科批准。经由我们确认的领事候选人……”句中的“我们”即等同于“莫斯科”来判断，该文的叙述主体实际上是苏俄政府。
初读此“呼吁书”便有似曾相识之感，因为很多文句和段落与笔者以前看到过的1918年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给边区苏维埃国际处的指示的片断几乎相同。找来1957年以后苏联出版的有关文件集中收入的“二月指示”（注：Докуменｍы внещнеǔ ｎолｕｍｕкｕ СССР．Москва：Госполитиздａт，1957，Том．1，с．109-111．Совеｍско－кｕｍａǔсｕｅ оｍнощенｕя，1917-1957，Сборнｕк докуменｍов．Москва：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9，с．36-38．）仔细对照，发现果然如此。现将苏联政府公布的“二月指示”（简称“俄文本”）（注：以薛衔天、李玉贞等人编辑的《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659-660页上的中译文为基础，据俄文版予以校正、补充。）也列在下面，以利对照。
英文本：
根据去年11月22日的政令（注：指1917年12月5日（俄历11月22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致俄国驻外大使、公使等的通电。），所有至今仍不服从人民委员会权威的外交笔者最初写作时因未看到中文本，故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教授和郭兴仁副研究馆员提供了俄文文件。使团和领事人员现已被解除职务。在有大批俄侨聚集的地方，凡已选出赞同苏维埃政权政纲的执行委员会的，俄侨可以自己提名候选人来取代已被撤职的领事，并将候选人［名单］随同候选人情况资料送交莫斯科苏维埃当局批准。前述规定主要适用于满洲、蒙古和东土耳克斯坦。
在边境地区人数较少的俄侨聚居点，领事可以由距离最近的苏维埃当局提名，候选人同样也要报请莫斯科批准。经由我们确认的领事候选人在取得我们颁发的委任状后，应立即从前领事那里接管领事馆的房产和各项动产等，并着手处理领馆日常事务。上海有人数众多的俄国侨民，他们被一小撮反动的银行家和官员排除在自治事务之外。
关于同邻国人民的关系，我们应当遵循“和平法令”中阐明的各项原则。这个法令即将以各国语言广泛传播。在同中国人的关系上，我们应当谨记，北京现政府不代表中国人民的意愿，该政府正同在精神上与我们相似、并已经建立了联邦共和国的南方作战。在中国北方，一些拥护君主制度的将军们的行动完全不受北京政府控制。
在蒙古，有必要终止同蒙古喇嘛王公（注：原文“Mongolian ecclesiastical bureaucracy”直译应为“蒙古基督教神职官僚”。但在政教合一的蒙古，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是喇嘛教，故斟酌译为“喇嘛王公”。）沆瀣一气的资本家（注：笔者认为，这里的“资本家”很可能主要指俄国的资本家。因为沙俄曾与外蒙签订商约，享有通商的便利和贸易优先权，俄国商行遍布蒙古。到1900年俄蒙贸易额便达1700万卢布。以后，俄国一些工厂主和银行家也积极参与对蒙古的经济掠夺（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16、420页）。）的敲诈勒索。我们强烈建议地方苏维埃组织宣传工作，进行宣传的好场所是在当地被压迫人民中间。为此目的，非常需要吸引蒙古人民与我们苏维埃一致努力并在一些半独立的盟旗，诸如在附属于呼图克图（注：呼图克图是清朝中央政府授予蒙藏喇嘛教大活佛的封号，这一级活佛每代转世须经中央政府承认和加封，民国政府沿用此制。这里的呼图克图应指辛亥革命后外蒙古自治时期的统治者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笔者为弄清“Hutukta”，曾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曾学白请教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阿拉腾·奥其尔（蒙古族），特向他们致谢。）或中国政府的盟部建立苏维埃（注：原文是“these institutions”，从上下文来看，应指地方苏维埃。）。
在同日本的关系上，我们应当切记，日本现政府是近代历史上最反动的政府，有十分确定的劫掠倾向。我们渴望同对苏维埃政府和俄国无产阶级表示同情的美国维持友好关系。必须告知美国人民日本把手伸向我们国家财产的每一次企图，以及日本蓄意挑衅以引起外国干涉的种种事实。
至于中东铁路，我们不得不申明，1896年的条约（注：1896年沙俄和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俄密约》和《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这里的“条约”大概指同中东铁路关系更密切的后者。）仍然被我们所承认。中国保有该路区的最高权力并有责任保护该路，但不得干涉中东铁路内部的秩序和我们的自治。我们打算经中国方面同意后，在路区重要的居住点组成有俄国和中国工人农民代表参加的苏维埃，以使那些地方的自治民主化。中国人民应当把我们视为使中国无产阶级免遭外国人贪欲和中国当局暴行的保护者。
我们正在与东方人民建立全新的关系上奠立第一块基石。他们从日本、欧洲资本家和压迫者的控制、暴力和非正义中得救的惟一出路在于同俄国无产阶级达成紧密的联合，因为惟一能够拯救他们免于被奴役命运的只有俄国无产阶级。
俄国公民，上海，1918年5月8日
俄文本：
近来，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河沿岸许多城市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了边境事务国际处。一些苏维埃选出了边境事务特别委员，呈请外交人民委员部批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委员我们已经任命。某些工兵代表苏维埃要求我们下达指示。
我们衷心欢迎这些处的设立。它们与我们密切联系，在中央机关的领导下，不仅能履行同邻国当局国际交往的职能，而且有助于中央了解国外俄侨的疾苦，甚至能参与培养有经验的领事人员。为此，首先希望边区各工兵代表苏维埃之间，以及工兵代表苏维埃同中央之间立即建立最密切的联系。
根据去年11月22日的政令，现解除所有至今仍不服从人民委员会政权的外交、领事官员的职务（注：原中译文此处有误。）。在有大批俄侨的地方，上述官员为业已建立的拥护苏维埃政权的执行委员会所代替。俄侨可以推举领事候选人，并立即将候选人的鉴定送交彼得格勒批准，这主要是指满洲、蒙古和东土耳克斯坦。边镇侨民不多的地方，俄国相应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可将领事职责委托给自己的候选人，同样也报彼得格勒批准。
业经我们批准的人员，在收到我们的委任状后，立即从前领事那里接管领署房产、档案和卷宗，并着手处理日常事务。同时，领事候选人的推选事项及对其活动的监督由各工兵代表苏维埃按地区分管：符拉迪沃斯托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分管满洲东部（吉林省、奉天省）、函馆和朝鲜的领事馆；哈巴罗夫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分管黑龙江省的领事馆（注：原中译文中遗漏此句。）；赤塔工兵代表苏维埃分管哈拉哈（注：在原中译文中，Халхе被译为“喀尔喀”。根据李玉贞教授向内蒙古师范大学郝志成教授（蒙族）查询的结果，蒙文里KALKA和HALHA没有区别。哈拉哈即指内外蒙古交界处哈拉哈河附近的大片土地。笔者认为，俄国领事馆可能设在那一带的重要城市海拉尔。）的领事馆；伊尔库茨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分管库伦领事馆；鄂木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分管科布多领事馆；塔什干工兵代表苏维埃分管伊宁和东土耳克斯坦领事馆。符拉迪沃斯托克应与天津、芝罘、特别是与上海建立联系，因为在后一座中心城市，人数众多的俄国侨民被一小撮反动的银行家和官员排除在自治事务之外。
同各邻国人民的关系，应当遵循“和平法令”所述诸原则。你们应当用当地语言广为传播这个法令。
在对待中国人方面，应当记住，北京现政府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它正在对业已建立共和国的南方人民对反动的北方的反抗进行镇压。在中国北方，军阀们——拥护君主制度者（注：“拥护君主制度者”在原中译文中遗漏。）——的活动根本不听命于北京……
关于日本，应当记住，其现政府是日本历史上最反动的政府，有非常明确的侵略倾向。我们必须时刻监视日本以挑衅的方式干涉我们内部事务的一切企图。但是，当日本侨民和商人提出合理的权利要求时，去制造任何事端是不明智的。
……（注：关于对日关系的整个段落以及之后的省略号在原中译文中缺失。Тамара Цкитишвили女士把俄文文件中的这部分翻译成英文，并订正了其他段落的若干词句。）
对于中东铁路，应当记住，我们所承认的、中国至今也未提出异议的1896年条约仍然有效。所以中国仍有权对铁路沿线地区行使最高权力，并有责任保护该路，但不得干涉铁路内部规章制度……
你们应当利用一切合适的机会，在报刊、群众集会和传单中强调指出：我们正在与东方人民建立崭新的关系上奠立第一块基石，他们同社会主义的俄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就能免遭日本、欧洲资本家和压迫者的侵略、暴政和无法无天的行为。
外交人民委员部 契切林 加拉罕
相信读者经过对两种文本进行比较，便可以判断出，《密勒氏评论报》上刊登的那个英文“呼吁书”，实际上就是“二月指示”的改写本。这样也可以确定，早在1918年5月，苏俄政府的第一个涉及对华政策的重要指示就在中国的报刊上出现了；而且就目前所掌握的资料，这实际上是在中国报刊上发表的第一个苏俄文件。
文件在华发表的原因与经过
人们可能想知道，这个苏俄政府的文件怎么会这样早便在中国发表，又是通过什么途径和由何人在中国出版的报刊上刊登的？
这首先牵涉到苏维埃新政权早期采取的外交措施和对华方针的初步形成。十月革命刚刚胜利，苏俄政府就颁布“和平法令”宣布外交新政策，并于12月5日通电原驻外使馆人员，要他们答复是否愿意执行新政权的政策、措施，凡不愿者当立即离职，将公务移交给服从苏维埃政权的使馆人员。四天后又发出政令解除不服从新俄的使领人员的职务，其中包括驻华公使库达摄夫公爵。苏俄对华交涉开始得很早，1917年11-1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与中国驻俄公使刘镜人就俄中两国之间建立稳定的联系进行过商谈（注：此据郭兴仁提供的Г．Ⅱ．Пескова文章Становление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ей и Китаем，1917-1924гг（Новａя ｕ новеǔщａя ｕсｍорｕя，1997，Ｎｏ．4，с．106）的内容。）；此后，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沃兹涅辛斯基（注：沃兹涅辛斯基（А．Н．Вознесенский）以前曾任沙俄驻上海副领事，懂汉语。）和副外交人民委员波利瓦诺夫又同中国使馆人员就俄中关系的几个重要问题数次洽谈。在会谈中，沃兹涅辛斯基曾通知中方，自己获苏俄政府任命为驻华代表，请求中方发放行照以于1918年1月29日赴华。中方因在对苏俄外交上同协约国取一致方针，不承认新政权，故拒绝苏俄代表赴华。后来，中国使团撤离彼得格勒，致使中央一级的中俄初步交涉中断。
1918年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二月指示”首先是为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贯彻执行苏维埃政府的“和平法令”和给原驻外人员的通电而发的，其中以相当篇幅谈到了对华基本方针和在中国选举、委派新俄领事诸问题，因此有在华及时发表的迫切性。又由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中国驻彼得格勒使馆交涉中断，苏俄驻华正式外交代表又无法到北京，就亟需另辟联系渠道。因此，苏俄政府通过“二月指示”把负责对华交涉和指导在华俄侨等工作的部分职责及时下放给俄中边境地区的苏维埃国际处，并通过中国的报刊广而告知，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
在苏俄政府任命沃兹涅辛斯基为首任驻华代表后不久，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开始遴选驻中国重要城市的领事。1918年3月，托洛茨基从刚解散的旧俄军队中，将通晓中、日、英等国语言的原沙俄上校军官波波夫（注：波波夫（М．Г．Попов）出身于渔民家庭，早年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俄国皇家东方语言学院。关于他的简历和其数次来华的情况，参见М．Крюков，Улｕｕａ Мольерａ，29——Секреｍнａя Мｕссｕя Полковнｕкａ Половａ（Москова，2000）（感谢刘克甫教授寄赠该书和有关资料，以及给笔者的信函)和拙文《早期来华的苏俄重要使者——波波夫》（《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6期）。）调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随即波波夫被沃兹涅辛斯基从数名候选人里选中担任驻上海总领事。此一任命得到了负责东方外交事务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的同意与支持。波波夫动身赴华之前，沃兹涅辛斯基托人带给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首脑苏汉诺夫（К．Суханов）一封信，内云：自己无法亲来东方，故派遣波波夫和波德沃依斯基（Подвойский）在中国设立情报局以便了解上海和北京发生的情况（注：FO 228/3214,1918年5月16日报告。）。这说明波波夫和波德沃依斯基的赴华不仅要代替无法到中国的沃兹涅辛斯基承担部分外交使命，还担负收集情报的任务。
大约于1918年4月，波波夫从莫斯科乘火车来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按照指示先同该市苏维埃首脑苏汉诺夫取得了联系。不久，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获得具体指令，并拿到了专为他准备的文件和制作的印章等，然后乘船前往上海（注：М．Крюков前引书中说波波夫1918年2月抵符拉迪沃斯托克，3-5月在上海，有误。因为该书前面曾提到波波夫3月底才随外交人民委员部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波波夫究竟何时到上海还不清楚，不过英国情报机关5月份在上海发现了他的踪迹，并在报告中肯定地说是波波夫匿名发表了《来自一名俄国无产者的呼吁》。该“呼吁书”是1918年5月8日以“致《密勒氏评论报》编者”的方式送交该报的，10天后《密勒氏评论报》遂将其刊登在不甚引人注意的“通信栏”。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大略知道，这份苏俄文件是莫斯科派遣的波波夫经由符拉迪沃斯托克带到上海刊登的。虽然它用俄国公民的名义发表，可它绝对不会是波波夫擅自进行修改和决定刊登的。这份“呼吁书”内容到底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根据“二月指示”修改的，还是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修改的，目前还不清楚，但从波波夫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待当地苏维埃给他指令和文件的情形来看，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根据情况变化和为适于在华公开发表而对“二月指示”做了若干更动的可能性较大。
波波夫1918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本身就是落实苏俄以新使领人员取代旧使领人员的一个外交举措，而且他在中国的刊物上发表“呼吁书”这件事表明，他将“二月指示”中关于应当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对东方人民进行宣传的要求付诸实行了。
文件发表的途径还表明，苏俄早期在遣华人员的选择、委派上是不拘一格的，前沙俄军官也有可能担负重要使命，并不一定非是纯粹的布尔什维克；而且苏俄早期在华宣传的渠道也不拘一途，并非先通过进步的、革命的中国报刊，而是利用了美国资产阶级在华创办的报刊。以往那种认为十月革命后到1920年春以前，在中苏关系断绝和中俄交通中断情况下，苏俄没有可能派人到中国来从事联络和宣传的看法（注：尤以向青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4期）等著作中表达的观点最为绝对。其实在这一时期，无论中苏间的交涉（特别是地方一级）还是中俄交通（特别是海路）都没有完全断绝，苏俄遣人来华更是从未间断。），是站不住脚的。
俄英文本的差异及蕴含的意义
苏联政府1957年以后公布的“二月指示”（俄文本）和波波夫1918年5月在华发表的“二月指示”修改本（英文本）有若干不同，把两种文本做一番比较研究便可以确切了解到底有哪些地方内容不一样，以及修改、删除所蕴含的意义和所反映的情势变化。
首先来比较和解释英文本中对于原“二月指示”的几点改动。
俄文本中的“彼得格勒”，在英文本中相应地改为“莫斯科”。这是因为，苏维埃政府由于德国有可能进攻彼得格勒而于1918年3月迁都莫斯科。此更动说明英文本是在迁都之后，并且非常可能是由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根据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赋予的权力，按照情形变化和具体环境对“二月指示”做了修改而形成的。
英文本中被整个删除的是“二月指示”前半部的1、2、4段。这些段落主要涉及西伯利亚地区一些苏维埃国际处的设立、边境事务特别委员的委派，以及它（他）们的职能、任务和分工。指示中所规定的这些地方苏维埃指导在华俄侨事务、履行同中国当局交涉及负责联络的工作范围覆盖了东北、新疆、蒙古和上海、天津、烟台等中国广大地域。这说明该指示对于中国有着莫大的关系。
“二月指示”中有的句子被掐头去尾，如：要求这些地方苏维埃“利用一切合适的机会，在报刊、群众集会和传单中强调指出：我们正在与东方人民建立崭新的关系上奠立第一块基石”的指示在英文本中删去了前半句，从而掩盖了布尔什维克要利用一切机会、各种方式来向东方人民，主要是中国人民进行宣传的意图。原指示中的这段话实际上还揭示出，那些边境地区苏维埃国际处的工作（特别是宣传工作）对象不仅限于邻国的俄侨，也包括居住在邻近国家的人民，特别是中国各族（包括蒙族、回族、满族）人民。
俄文本载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外交委员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直接任命，并有“符拉迪沃斯托克应与天津、芝罘、特别是与上海建立联系”的指示。这显示苏俄政府对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远东大埠在对中国及日本、朝鲜、美国进行联络和侨务工作中特殊地位的重视，也透露了苏俄早期对上海等重要口岸城市的联络主要是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即通过海路进行的。而英文本中仅余存上海俄侨“被一小撮反动的银行家和官员排除在自治事务之外”那后半句，没有显现原指示中的上述重要意图。
上述若干例子可以清楚地揭示，在英文本中被刻意删去的是“二月指示”中属于内部工作的指示和安排，是当时不能对外公开的秘密内容。
此外，俄英文本还有提法上的不同。这里排除转译时所造成的误差，显然的改动是文件结尾部分俄文本中原写到“俄国各族人民”的地方在英文本里更改为“俄国无产阶级”，并有“中国无产阶级”一词出现。这与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1918年8月致孙中山函中多次使用的“俄中无产阶级”相符。说明苏俄一度特别强调寄希望于中国的“无产阶级”。
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有些英文本中有的内容，俄文本里却没有。其实，苏联政府公开发表的“二月指示”均注明了“Печатается снекоторыми сокращениями”（出版时做了若干删节），也就是说，迄今公布的该文件都是删节本。由于对这些删除的讨论需要较长篇幅，故另设一节。
对俄文本删除部分的解读和删除原因的探讨
俄文本中有三处使用了省略号，表示有删节。但在英文本中，与这三个省略号相对应的地方恰有俄文本所缺失的内容。这样我们便可以从英文本中大体知道苏联官方后来到底删除了“二月指示”的哪些内容。两种文本相互补充，可以基本恢复指示的原貌，从而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其全部重要意义。
俄文本中删除的三个部分是关于对蒙工作、与美关系的全部指示和涉及中国的部分指示。由于被删除的部分非常重要，又未见于以往各种正式出版的文献，因此有必要在此分别解读这些内容和分析其中含义，并尝试对删除的原因加以探讨。
1.在蒙古的策划
英文本中关于对蒙古工作方针的内容可以解读为：由于蒙古喇嘛王公同俄国资本家勾结，有理由结束他们对蒙古的统治。取而代之的应当是蒙古人民在俄国地方苏维埃帮助下建立的苏维埃政权。指示特别要求“在一些半独立的盟旗，诸如在附属于呼图克图或中国政府的盟部建立苏维埃”，实际上是要在当时已接受中国政府册封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统治下的外蒙建立苏维埃政权，暗含要外蒙完全独立于中国和改变外蒙地位和政体的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指示中提出的在蒙古游牧民族中宣传和组织苏维埃的要求，同列宁1920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表述的共产党人和准备建立共产党的人应该在落后的、保留资本主义前生产关系的国家或殖民地，无条件地普遍宣传建立农民苏维埃、被剥削者苏维埃、劳动者苏维埃的基本思想（注：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35页。）是一致的，但却比后者的提出大约早两年半。由于1918年初蒙古尚无共产党人，蒙古人民革命党也还未成立，故在蒙古宣传和建立苏维埃的任务被赋予了外部人，即俄国布尔什维克。具体地说，是分别负责库伦和科布多一带工作的伊尔库茨克和鄂木斯克苏维埃，而最适宜于具体从事这项工作的是那些拥护苏维埃的布里亚特蒙古人。
为什么“二月指示”特别提出要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极其落后的外蒙古宣传和建立苏维埃呢？其实这反映了苏俄仍然视沙俄努力攫夺的外蒙为自己的一块属地。沙俄早有使蒙古脱离中国归并俄国版图的野心。1911年，它乘清政府无力北顾之际，派兵支持外蒙“独立”，成立俄国卵翼下的大蒙古国。沙俄通过1913年的《中俄协定草案》迫使中方承认外蒙的自治地位和俄国在该地的优先权益。虽然1915年订立的《中俄蒙协约》确定外蒙的国际地位是在中国宗主权下的自治，外蒙随后取消“独立”，但外蒙仍在很大程度上受俄国支配。十月革命后，外蒙自治官府不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希图借中国的力量抵制来自俄国的侵扰（注：当时的外蒙除了有日本扶植下的谢米诺夫白卫军侵扰外，外蒙自治政府也认为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故曾于1918年5月致函中国政府，请求派兵保护蒙俄边界。(S.G.Luzianin,Russia-Mongolia-China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for Far Eastern Studies,Moscow,2000,p.73,quoted from the Book Reviews in Far Eastern AFFairs,2001,no.4)）。
“二月指示”透露的决心倾覆当时外蒙合法政权和改变外蒙国际地位的意图也被苏俄以后的行动所证实。1919年8月苏俄在致蒙古的宣言中故意把蒙古说成是“独立的国家”。在同年11月中国政府接受外蒙撤销自治，恢复对外蒙完全的主权（注：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429-430页。）后，苏俄更加紧了将外蒙分离出中国的步伐。1920年由俄共帮助在伊尔库茨克组建的蒙古人民党向苏俄请求借红军的力量来恢复蒙古的“自治”和“独立”，次年在苏俄的扶植下又成立了外蒙人民革命政府（注：1921年7月19日，Rosta-Dalta News Agencies北京分社发布了“蒙古革命政府正式宣告成立”的消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1039(2)/173）该政府总理兼外长巴图据说原来是沙俄驻蒙的总领事馆职员。（见E.H.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London:McMillan & Company,1966,vol.3,p.508））。这一切都表明，苏俄借剿灭白匪于1921年出兵蒙古之前早就打算把外蒙变成附属于俄国的卫星国了。
这一系列侵吞外蒙古的计划和行动，同苏俄所自称的中国人民的最好朋友和保护者的申明不相符，暴露了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许多中国人，包括原来主张中苏友好、曾同布尔什维克合作过的人士，纷纷谴责苏联为“红色帝国主义”。就连曾积极说服中国外交总长接受有损中国对外蒙主权的“中苏协定草案”的中共领导人李大钊（注：李大钊1924年率领北京大学代表团与外交总长顾维钧面谈时说：“即使外蒙置予苏俄的支配和统治之下，那里的人民也有可能生活得更好。”（见《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年，第1卷，第340页））也私下对老友说：循苏俄发展之迹，怕它要走上沙皇的旧路。（注：李大钊对北大教授毛以亨和其他人表示的对俄国走向的担忧，见毛以亨著《俄蒙回忆录》，收入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第241页。）苏联当局大概因为试图掩盖“二月指示”中干涉蒙古内政、分裂中国领土的最初策划，所以在公开发表该指示时，全部删除关于蒙古的段落。
2.对美关系的方针
另一处被整个删除的是关于与美国关系的内容。对美方针的基调是要与对俄国表示同情的美国维持友好关系。所谓美国对俄国无产阶级的“同情”，除了指美国进步舆论和左翼组织对俄国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表示同情与支持外（注：这种支持多以集会发言、报刊文章与致苏俄电报表达。为在行动上支援布尔什维克，1918年初起，个别美国左翼组织甚至召募人员组织了“红卫军”，准备赴俄作战。（见T.Draper,The Roots of American Communism.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57,pp.106-109;L.W.Levy,ed.,Revolutionary Radicallism.New York:Da Capo Press 1971,pp.635-636）），还可能指威尔逊总统1918年1月在“世界和平纲领”中提出的废除秘密外交、民族自决等同苏维埃政府“和平法令”相似的原则，以及“协助苏俄自由发展”等内容（注：据目击者说，列宁获悉威尔逊“十四点”后的第一个反应是，“由于总统就俄国所说的充满人性理解的话和对布尔什维克正当目标的赏识而高兴得像个孩子”。（转引自J.G.Stoessinger,Nations in Darkness:China,Russian and America.New York:Random House,1971,p.125））。不久，威尔逊又代表美国人民通过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对面临德国进攻的俄国人民表示“最真挚的同情”，并说“美国人民全身心地同正努力从专制君主统治下获得永远自由、成为自己生活主人的俄国人民站在一起。”（注：A.L.P.Dennis,Foreign Policies of Soviet Russia.London:J.M.Dent & Sons,1924,p.461.这个声明虽是3月才发给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有阻止俄德单独媾和的目的，但仍可反映美国政府那一时期对苏俄的态度。）大概遵照美国政府的指令，美国驻俄大使对苏俄表现出格外友好的姿态。有鉴于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曾说：“美国外交官知道他们不可能战胜俄国革命，因此希望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认为这是战后在同德国特别是英国资本家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最佳手段。”（注：G.E.Sokolsky,Work of David R.Francis's in Russia.Millard's Review,28 June 1918;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1917-1923,vol.3,p.96.）
“二月指示”中对美关系的文字紧接在关于对日关系的内容之后，并且特别提出要向美国通告日本侵俄的举动。这反映出苏俄要与美国维持友好关系是同其反日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本对俄国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觊觎已久，俄国革命发生不久，日本就企图趁乱以武力侵占东西伯利亚。1917年12月，日本政府照会协约国政府，建议由日本出兵到西伯利亚“维护秩序”，保护协约国在那里的利益（注：T.F.Millard,Democracy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New York:The Century Co.,1919,p.285.日本干涉西伯利亚的想法早在1917年夏便形成了。），不久便派军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注：1917年12月30日，一艘日本军舰停泊符拉迪沃斯托克港口（见H.K.Norton,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of Siberia.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23,p.55）；次年1月18日，又有数艘日本军舰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并拒绝离开（见Millard's Review,26 January 1918）。）。因此“二月指示”提醒西伯利亚地方苏维埃切记日本反动政府的侵略和劫掠倾向。1918年4月，列宁在日本军队登陆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第三天就致电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表示对局势的严重关切，并警告不要对日本不可避免的进攻心存幻想（注：《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08页。）。鉴于刚组建的红军力量薄弱，俄国中心地区的内战又使之无法分身，可以遏制日本侵略的一个重要力量就是美国。列宁早在1916年就指出美日之间深刻的矛盾，1918年5月以后又多次强调美日冲突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苏俄在美日之间打进楔子，以美制日的策略正是基于这种观察而制定出来的（注：J.G.Stoessinger在Nations in Darkness:China,Russian and America(pp.114,127)中评论说，列宁对美国的政策直接出自反对美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模式，并且主张对所有外国干涉者以同等猛烈的打击。这显然是没有全面了解列宁的对美政策。）。
不断向美国方面揭露日本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国家的野心，是协约国武装干涉期间布尔什维克情报与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波波夫本人就是一个重要情报人员，他曾从唐绍仪处获得《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副本（注：USDS（美国国务院档案），761.93/142.）。对美国及其干涉军的宣传也有效进行。比如，1918年春夏间，维经斯基和斯列帕克等人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建立的布尔什维克出版印刷所大量印制英文小册子、传单等，散发到在西伯利亚的协约国部队中，特别是他们认为不那么反布尔什维克的美军中（注：Chaim Potok,The Gates of November.Ballantine Books,1996,p.33.）。1919年3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地区组织在鄂姆斯克召开的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情报宣传局，以在日本、中国、美国等组织情报交换并指导在这些国家进行宣传鼓动工作（注：M.A.Persits,Eastern Internationalists in Russia and Some Questions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1918-1920).In R.A.Ulyanovsky(ed.)，The Comintern and the East.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9,p.86.）。此次在西伯利亚策划的情报宣传工作包括美国的做法，可能源于“二月指示”，说明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对中、日、美的工作有着通盘考虑。
事过境迁，20世纪50年代苏联所面对的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战略敌人。苏联当局对“二月指示”中反映的苏俄早期对美拉拢、利用的策略讳莫如深可能是基于多种因素的考量，因此删除关于同美国关系的那一段，就成为掩盖历史真相的方便之途。
3.关于中东路区主权问题
第三处被删除的地方是在申明苏俄仍认为1896年的条约有效，并不许中国“干涉中东铁路内部的秩序和我们的自治”之后的一段：“我们打算经中国方面同意后，在路区重要的居住点组成有俄国和中国工人农民代表参加的苏维埃，以使那些地方的自治民主化。中国人民应当把我们视为使中国无产阶级免遭外国人贪欲和中国当局暴行的保护者。”若要清楚这两段的含义，必须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所了解。
按照1896年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合同》规定，中东铁路路区属于中国。而1917年12月4日，列宁致电中东铁路管理局所在地哈尔滨的苏维埃（注：二月革命后，哈尔滨的俄国工人士兵先后组织苏维埃，合并为工兵代表苏维埃。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逐渐在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占多数。）：“以工农政府的名义命令夺取政权”。哈尔滨苏维埃得到苏俄政府的进一步指示后，便开始夺权行动，并在由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的“告中东铁路路区公民书”中宣布：“哈尔滨工兵代表苏维埃即为国家政权的正式代表。所有国家及公共机关均受本苏维埃的管辖。”夺权行动刚开始，中国政府便派遣军队进驻中东铁路及哈尔滨，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并将其押送出境，随即任命中国官员管理中东铁路（注：本节主要参考了Sow-Theng Leong,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1917-1926;A.S.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Columbia University-Press,1954)和李兴耕等著《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中国此举虽然是应旧俄与英、日驻华公使的请求，有维持旧秩序、反对布尔什维克势力的作用，但从总体上讲，是维护中国在路区领土主权的行为，绝非所谓“干涉”。
至于说要经中国方面允许“在路区重要的居住点组成有俄国和中国工人农民代表参加的苏维埃，以使那些地方的自治民主化”，实际上是在以俄国人为主组成的苏维埃中加入一些中国人的变通做法。但由于议行合一的苏维埃是政权性质的组织，这仍然是无视与侵犯中国对中东路区这块领土的主权、治权和改变其政治制度的企图和行为。要中国人把苏俄“视为使中国无产阶级免遭外国人贪欲和中国当局暴行的保护者”，则意在促使中国人民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而转向苏俄。
把该指示中关于中东铁路的部分同1919年苏俄“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相关内容对照起来读是很有意思的。“二月指示”仍然确认1896年中俄间的条约，不肯放弃中东铁路；而“宣言”则宣布废除1896年的密约与合同，申明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后者似乎有了很大进步。但事情的发展证明，那不过是一个诱饵。因为，是时中东铁路已被协约国军队占领，并用以运输武装干涉的部队和军火。而后来布尔什维克一旦恢复了对东西伯利亚的控制，其外交代表就失口否认曾经宣布“中东铁路及利益无偿归还中国”。“宣言”还要满洲等地区的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愿意留在哪一国内，愿意在自己那里建立何种形式的政体”。参照“二月指示”来对此进行诠释，就可以更清楚看出，苏俄政府是在鼓动居住于原俄国势力范围内、特别是中东路区的中国人选择苏维埃制度，并且希望把那部分中国领土并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注：1920年4月俄共领导创建的远东共和国，也曾宣称中东铁路路区为其领土的一部分。）
苏联政府在“二月指示”公开发表时删去上述三个段落大概是为了掩盖其早年对蒙及对华关系中不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谋划和一系列侵权行径，以及掩盖向美示好的策略，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首领的形象，适应当时政治与外交的需要。
“二月指示”在美国人办的报刊发表的原因
发表“二月指示”修改本的《密勒氏评论报》，是美国著名记者密勒(T.F.Millard)在鲍维尔(J.B.Powell)协助下于1917年6月9日在上海创办的一份周刊（注：J.B.Powell在My Five Years in China(New York:MacMillan,1945)中说自己1917年到上海协助创刊Millard's Review(p.10)，而《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说鲍维尔一战后来华（第392页），《密勒氏评论报》1916年创办（第330页），均有误。），后来该刊英文报名更易为China Weekly Review。要弄清《密勒氏评论报》为何会刊登苏俄方面的文件，应当先了解该报的倾向和主办者的态度。
密勒是美国向太平洋和远东地区扩张势力的积极鼓吹者。早在1909年他就指出：“如果采取有力的政策，美国就能在太平洋地区取得领导权。”他很清楚日本是美国扩张的主要障碍，预言美日将来会兵戎相见；并认为，一个强大俄国在东方的存在会使日本在东方建立霸权的梦想不可能实现，而中国的强大会维持远东国际势力的均衡，故美国应当及时“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去支持和指导她走过困难之路。”（注：T.F.Millard,The Far Eastern Question.T.Fisher Unwin,1909,pp.506,228,362．密勒其实还认识到中国也是会同美国发生冲突的亚洲国家，不过鉴于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弱国，估计要过许多年以后才可能成为美国的对手。）1918年2月28日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俄中两国今后的发展会给美国带来极大的金融和商业机会……一旦日本实际占领了东西伯利亚，就会逐渐被接受为国际政治中的既成事实，除了美国，没有任何其他大国在此事上有足够利益可以走向与日本对抗。”（注：Millard,Democracy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pp.291-294.）后来他在任中国政府顾问期间曾力谋中、美、俄结盟以对抗日本的扩张。
鲍维尔负责编辑《密勒氏评论报》时曾在报上揭露日本胁迫中国接受有损中国主权的秘密条款，经常发表同情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评论。由于他对俄的友好态度，后来甚至获准访问苏联并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担任过《密勒氏评论报》副编辑的董显光（注：董显光在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曾做过鲍维尔的学生。1913年归国后经孙中山介绍担任英文《民国周刊》(Chinese Republic)副主编，并受聘主笔英文《英文北京日报》(Peking Daily News)。1915年开始在北京政府交通部工作，期间兼任《密勒氏评论报》副主编。1929年出任《大陆报》总经理兼总编辑。1937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抗战时期主持国际宣传。）常在该报发表抨击日本的文章，曾把自己从中国政府内部得到的关于日本要挟的消息公之于世以引起国际抗议。常为《密勒氏评论报》撰稿的美籍波兰犹太人索克思(G.E.Sokolsky)（注：索克思曾在彼得格勒的《俄国每日新闻》(Russian Daily News)担任编辑。十月革命期间与列宁、托洛茨基等人相识。1918年春到中国后曾先后任职《华北明星报》、《英文沪报》和《商报》。由于波兰长期被俄国侵占，所以许多文件记载索克思为美籍俄国人。）在五四运动时期积极支持学、商等界的反日运动，并与美国驻沪外交机构和在华布尔什维克关系密切。
《密勒氏评论报》特别关注日本在中国和西伯利亚的一举一动。翻开1918年各期，《臭名昭著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南方领导人对中日谈判的抗议》（注：此文大概就是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1918年7月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说的中国南方政府发表的抗议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声明，他还说“革命中国的代表已将此项公开声明交给我们和世界民主派”。由于该声明与波波夫发表的“呼吁书”刊于同一期《密勒氏评论报》，故可能是通过波波夫转送苏俄政府的。）、《日本想要成为中国的监护人》、《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干涉》、《美国强烈反对出兵西伯利亚》、《日本在满洲违反“门户开放政策”》、《日本控制中国的最后努力》这类标题的文章比比皆是，足以表明该刊的反日倾向（注：该刊还发表了新韩青年党的《独立请愿书》，支持朝鲜反日独立运动。（参见金俊烨、金昌顺《韩国共产主义运动史》（韩文）第1卷，高丽大学出版部，1967年，第191页））。正是由于该报一贯持有的这种立场，太平洋战争一爆发便被迫停刊，主编鲍维尔也被日军逮捕并受到残酷迫害。
《密勒氏评论报》的立场首先是由美国在远东的利益决定的（注：该报和《大陆报》都曾得到芝加哥制造商和后来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柯兰(C.R.Crane)的资助。）。美国从19世纪末就为实现“太平洋帝国”之梦想，先后夺取夏威夷、菲律宾。但当美国接近中国这个令它垂涎的“最大的世界市场”时，发现中国已被其他列强瓜分，于是便提出“门户开放”政策。20世纪初，美国先是借日本“勇士”的刺刀打击企图控制中国东北的沙俄；日俄战争后，美国以雄厚资本向中国东北和俄国西伯利亚扩张（亦即所谓“金元外交”）的计划，主要遭遇到迅速崛起的、有独占倾向的日本的强大阻力。（注：美国人曾有收购横贯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南满铁路的计划，以及在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设立银行和修筑新铁路的计划，但均以失败告终。（参见查尔斯·威维尔《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张玮英、李丹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年）1917年美国工程师团访俄时曾向临时政府重提收购中东铁路之事。（《中俄关系史料·中东铁路》（一），民国6年至8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0年，第98页））美国因之与日本的矛盾日益加剧，对其侵略野心也极为警惕。1917年12月美国明确表示反对日本派军队到西伯利亚的提议，1918年8月它作出与其他协约国联合出兵西伯利亚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牵制日本军队和与日本争夺对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的控制权（注：参见W.S.Graves,American's Siberian Adventure,1918-1920.New York,1931．克伦斯基政府要求美国修复西伯利亚铁路；协约国干涉期间，英、法、中、意等国曾给美国以托管中东铁路的权力。实际上，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的铁路线主要在日本控制之中。（见Norton,The Far Eastern Republic of Siberia,pp.79-80）美军在俄国的行动有时显得似乎“亲布尔什维克”。（见J.A.White,The Siberian Interventi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pp.228,259,426））。当日本借联合干涉之机派大量兵力进入中国东北北部和西伯利亚东部之后，美国政府于1918年11月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表示反对“任何独占与控制”以及扩张的企图（注：李嘉谷：《中苏关系(1917-192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6年，第27页。）。
其次，在华美刊的反日言论也与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S.Reinsch)的鼓励有关。芮恩施深切了解美国在远东的巨大利益，不满美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同日本妥协而签订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同日本属地毗连的地方有“特殊之利益”的“兰辛—石井协定”。他希望美国能与中俄携手反对日本军阀的野心。对于新俄他有好感，甚至让美国使馆接纳因拥护苏维埃政权而被旧俄驻华使团驱逐的A.A.伊万诺夫。他不赞同中国政府追随欧洲列强采取对苏维埃制度敌视的态度，认为“中国不存在接受好战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除非日本继续它的侵略行动……可以想像，在西伯利亚和北满使用武力会引发中俄人民间深切的相互同情，导致共同的行动以及未来最严重的后果”（注：P.S.Reinsch,Bolshevism in Asia.Asia,April,1920,pp.310-311.）。芮恩施曾高度评价“了不起的中国和最有希望的中国人民”，同情与支持五四爱国运动。因愤于美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伙同其他列强将中国权益让渡日本的愚蠢做法，他决意辞去驻华公使职务。在1919年6月7日给美国总统的辞呈里，芮恩施警告：“这里将出现由东京反动的军国主义政权以肆无忌惮的方法控制的凶险局势，远东将产生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具军事压迫而霸道的巨大军事发动机。我们无法避免这一恶果将首当其冲落到美国人民头上”。他还强调被动员起来的舆论力量在阻遏与减缓日本威胁上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注：辞职信见P.S.Reinsch,An American Diplomat in China.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22,pp.364-366。）
为加强和扩大美国在华舆论力量，芮恩施的确不遗余力。他曾直接鼓励鲍维尔和董显光利用报纸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并表示赞同他们“保护中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公开性”的看法（注：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p.43.）。1919年春夏之间，当美国人拟筹组公司收购并改组京津《益世报》的计划受阻时，芮恩施亲自致函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据理力争，说：“美国商家在北京发刊报纸系照中国已有核准之例案办理”，特别举出“有《京津时报》、《顺天时报》均系日本报纸”之例。（注：“民国八年九月八日内务部收美芮使函”，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号1001-2/938。）其借高调反日的《益世报》与日本在华北报纸相抗衡的意图甚明，也有将备受日本攻击而吃官司的《益世报》置于美国保护下之意。大概因这一系列举措，芮恩施曾被日本报纸指为学生运动的幕后指使人。
鉴于俄美两国在远东利益上的一些共同点和美国国内外舆论所表现出来的对日本日益增长的憎恶，苏俄有理由认为美国正在朝向与俄国合作以反对日本的方向演进（注：直到1922年，苏俄的中国问题专家维伦斯基还屡屡提及俄美在远东有共同利益，应当合作以联手反对日本的侵略。（参见Whiting,Soviet Policies in China,1917-1924,pp.112-114)）。于是布尔什维克很重视利用美国人在中国主办和参与编辑的报刊如《密勒氏评论报》以及《大陆报》(The China Press)、《华北明星报》(North China Star)、《英文沪报》(Shanghai Gazette)（注：《大陆报》是辛亥革命后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的伍廷芳出资发行的，1911年8月23日在上海创刊。开始由美国人费莱煦(B.W.Fleisher)主持，密勒被聘为主笔。1917年转售英国犹太人。但仍是“纯美国式的英文报纸。”（见曾虚自主编《中国新闻史》，台北：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年，第167页）《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词典》说《大陆报》是1911年密勒创办并主持，有误。《华北明星报》由美国人法克思(Charles J.Fox)于1918年8月在天津创办。董显光曾任董事并参与编辑。索克思和克罗斯(Upton Close)为外勤记者。（《董显光回忆办英文报经过并简述国内英文报小史》，《传记文学》［台北］第74卷第3期）法克思在他任教的天津北洋大学曾先后聘用学生吴南如和张太雷为该报天津社会新闻访员。（见华羊《瞿秋白与张太雷早年事》，《中共研究》［台北］第10卷第7期，1967年7月）据胡道静著《外国在华报纸》，这份注册于美国驻天津总领事馆和美国内华达州的报纸“对于中国消息很重视，态度也非常之好”。1939年被日本强迫停刊。（引自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588页）《英文沪报》为中华革命党的英文日报，1918年4月创刊，陈友仁主编。该报具有强烈反日和亲美英倾向。在严如平、宗志文主编《民国人物传》第5卷（中华书局，1986年）和H.L.Boorman & R.C.Howard(eds.),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vol.1(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收入的“陈友仁传”都认为《英文沪报》系陈1920年夏旅欧归国后创办，有误。1920年3月底起的一段时间，美籍人士索克思参与该报编辑，并有由他编辑的俄文版面刊出。）等发表消息和刊登苏俄文件。当然，苏俄在美国人办的英文报刊上登载文件和其他文章、消息等，并非仅以美国公民为宣传对象。事实上，由于上述报刊的发行范围很广，阅读者除了在华的美国人和懂英文的其他外国人士，也有许多懂英文和学习英文的中国人。（注：鲍维尔在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pp.11-12)中叙述，密勒与他初创《密勒氏评论报》时就考虑了“中国人是否会读我们的报”的问题。他很快发现潜在的读者不限于美英侨民，其他如法、德、俄等国居沪侨民中懂英文的很多；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教会学校毕业生以及银行、公司、工厂的职员也懂英文，数百中国学生甚至把《密勒氏评论报》当成英文教材。为使更多的中国年轻人成为《密勒氏评论报》读者，他还在中国的大学里组织学习时事的俱乐部和教学课。）此外，又因其内容常被中文报刊转载，故传播的影响所及远超出其发行范围。众多中国人也能够读到转载自上述美刊的一些苏俄的文章和消息（注：仅就笔者所见，《民心周报》、《时报》、《申报》、《民国日报》等经常刊载译自《大陆报》等美刊的关于苏俄的消息和文章。）。
1920年，当布尔什维克基本赢得了在西伯利亚的内战，并且大部分外国干涉军撤出时，列宁总结说：“必须利用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如果我们被迫同恶棍打交道，当资本主义的窃贼们正手举快刀冲着我们来时，我们的任务显然是要转使这些刀互相砍杀。”我们的胜利是因为“我们能够从敌人的营垒赢得同盟者……我们的宣传得到了成功。”（注：J.Degras(ed.),Soviet Documents on Foreign Poli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vol.1,p.221;V.I.Lenin,Collected Works.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5,vol.30,pp.303,382.）
深入了解了当时的国际背景、苏俄的以美制日策略和对美的特别宣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波波夫不是在其他刊物上，而是在美国人办的报刊上发表苏俄文件。其实，这个举动本身也可以视为面向美国人的一次宣传。基于同样的情势，一些清醒的在华美国报人为了达到联俄抑日的目的，愿意在其所办报刊上发表苏俄的文章和消息，并非被动地受利用。
结语
1918年2月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给边境地区苏维埃的指示，是苏俄政府早期指导对远东、太平洋地区若干国家外交、宣传、联络工作及在中、日、朝的俄侨事务的重要文件。1918年5月刊登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这个指示的改写本可以说是苏俄在华发表的第一份文件，同时也是重大的宣传举动。这表明，十月革命后不久，一些在华的中外人士就直接得到了来自俄国苏维埃政权的讯息。
林伯渠1956年曾回忆：“大约在1918年3、4月连续接得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注：引自王来棣《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几个问题》，载《浙江学刊》1981年第3期。）。另根据《张太雷年谱》，张太雷1918年秋在与俄人柏烈伟建立联系之后，开始翻译社会主义文献（注：丁则勤、王树棣编《张太雷文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7页。）。由于与波波夫一起奉派到中国的波德沃依斯基很可能于1918年春向当时成为苏俄在北京临时外交代表的伊万诺夫递送了“二月指示”，故同苏俄人士有关系的李大钊和张太雷1918年得到的这些来自俄国的“文件”或“文献”，有可能包括“二月指示”。当然他们获得苏俄文件的渠道并不限于西文报刊。
通过对“二月指示”英文本与后来苏联政府公布的俄文本进行对照比较，可以了解俄文本中被删除的重要内容，从而基本恢复“二月指示”的全貌。仔细分析两种文本的异同，还有助于深入了解那些修改所反映的情势和策略变化并推测删改的原因。在认真解读被大体复原的“二月指示”的基础上，笔者揭示了该指示本身所蕴含的重要意义和所隐含的意图，特别是控制外蒙古和中东路区的谋划。
对“二月指示”1918年在中国刊登的过程和途径的叙述，清楚地显示苏俄早期在遣华人员选派和在华宣传渠道选择上的高度灵活性。通过西方和外人在华报刊转发苏俄、共产国际的文章、消息等，是那时布尔什维克对华宣传的一种重要方式。以往那种把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和西方人在中国办的报纸都视为反动报纸或外国资产阶级的舆论工具，显然是失之简单的看法。
此外，为了解“二月指示”中关于同美日关系的指示和美刊发表苏俄“呼吁书”这两件事的背景和缘由，本文简略考察了当时远东的国际关系，并勾勒出苏俄联美制日的策略和美国借俄中抑日的意向。而对于当年俄美双方有亲近表示和为共同反日所采取的若干措施的史实，在后来基于意识形态对立而撰写的不少有关著作里多刻意回避而不见其踪影。
总之，对以往中国学者未予充分注意的“二月指示”本身，及其1918年在中国发表的过程和途径进行探讨，可以弄清和阐发一些现象和问题，有助于推进这一阶段的中苏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史、外人在华报刊史的深入研究。
附识：本研究得到不少学者的宝贵帮助，笔者已分别在相关注释里提到并鸣谢。这里还要特别感谢搜寻有关俄文外交文件集各版本并对初稿中的俄文进行仔细校对的郭兴仁先生、最初提供“二月指示”俄文本并多次解答笔者请教的李玉贞女士和对全稿做了认真修改和提出重要意见的张振鹍鹃先生。当然，拙文中若有任何错误，全由本人负责。